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在中国文学史中，诗人陶渊明不但作品数量不多，人生阅历也并不复杂，但其诗文广为流布，其人格备受尊崇，其文学地位无以复加，则是因为他所拥有的丰富的精神内涵。
什么是陶渊明的精神内涵？前人已经概括出许多，如：散淡、旷达、狷介、率真、平易、质朴、宁静、冲默、乐天委分、随缘自适、固穷守节、委运任化……这些固然都可以成立，但假如进一步概括，更贴切的还是“自然”，即中国传统文化精神意义上的“自然”，“自其然也”，是天地万物存在的一种本真、本源状态，与“天”“道”同义，一如金岳霖先生在美国讲学时强调的那种拥有“神性”的自然。
梁启超：“渊明何以能够有如此高尚的品格和文艺？一定有他整个的人生观在背后。他的人生观是什么呢？可以拿两个字来概括他：‘自然’”，“他并不是因为隐逸高尚有什么好处才如此做，只是顺着自己本性的‘自然’”，“‘自然’是他理想的天国，凡有丝毫矫揉造作，都认作自然之敌，绝对排除。他做人很下艰苦功夫，目的不外保全他的‘自然’。他的文艺只是‘自然’的体现，所以‘容华不御’恰好和‘自然之美’同化。”
这一段话中，梁任公竟一连用了七个“自然”，表达他对陶渊明“自然精神”不容置疑的肯定。这里的“自然”，相当于“自在”，接近于自由。因此，梁启超接着又说：“爱自然的结果，当然爱自由”，这导致陶渊明一生都是为了追求精神生活的独立而拒绝外界的利诱与胁迫，从而进入一种自然、自在、自由的精神境界。
胡适在其《白话文学史》中以不容置疑的口气判定：“陶潜是自然主义的哲学的绝好代表者。他一生只行得‘自然’两个字。”
朱自清认定“陶诗里主要思想实在还是道家”，“道法自然”，前人所论陶诗“真淳”，同样是语出老、庄。“真者，所以受于天也，自然不可易也。”
（《庄子·渔夫篇》）
，“淳”，“民无所争竞，宽大淳淳”
（王弼：《老子道德经注》）
，其义皆不外乎“自然”。
郑振铎在他的《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中一再赞美陶渊明是一位“真实的伟大的天才”，一位“天真”“自然”的人，就像出污泥而不染的荷花、展翅于晴空的孤鹤、静挂于夜空的朗月。
胡云翼在其《新著中国文学史》中如此评价陶渊明：“陶潜的思想，虽说很有点儒家的忠义气分，但他受老庄一派哲学的陶冶很深，成为一个自然主义的人生观者，是一个乐天派的文学家。”
朱光潜以法国自然主义哲学家卢梭“所称羡的‘自然状况’”解释陶渊明的《桃花源记》，认为这是一个典型的农业时代的“淳朴乌托邦”。继而，他又以克罗齐的心理美学思想评述陶诗，认为在中国文学史上陶渊明的崇高地位只有屈原、杜甫可以与之相比并，且三人艺术境界之高下各有千秋，“渊明则全是自然本色，天衣无缝，到艺术极境而使人忘其为艺术”
。在“自然本色方面”，陶诗如“秋潭月影，澈底澄莹”，不但杜甫显得“时有斧凿痕迹”，苏东坡更是“小巫见大巫”。
在20世纪前期论及陶渊明的人文学者中，陈寅恪的阐发别具一格，他在仔细地剖析了陶渊明的《形影神》《归去来辞》《五柳先生传》等诗文后指出，陶渊明的核心思想既排斥儒家传统的“名教说”，也不同于当时社会上流行的“自然说”，而是开创了一种新的自然说，“渊明虽异于嵇、阮之旧自然说，但仍不离自然主义”。“新自然主义之要旨在委运任化。夫运化亦自然也，既遂顺自然，与自然混同，则认为己身亦自然之一部，而不须更别求腾化之术，如主旧自然说者之所为也。”陈寅恪认为陶渊明身体力行的这一“新自然说”，“惟求融合精神于运化之中，即与大自然为一体。”其意义在于为千年之后道教吸取禅宗精华以改进其教义，起到了“孤明先发”的作用。
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中国文学史书写中，把陶渊明作为“自然主义诗人”予以高度评价的，可以章培恒、骆玉明主编的三卷本《中国文学史》为代表：“陶渊明的思想，是以老庄哲学为核心，对儒道两家取舍调和而形成的一种特殊‘自然’哲学。他心目中的理想社会，是一种‘自然’的社会。”“‘自然’哲学的这一内涵，在田园诗中以美好的形象表现出来。”“‘静穆’是在‘自然’哲学支配下构造出的美学境界。”“归结起来，陶渊明的社会观和人生观都以‘自然’为核心。”
再往古代追溯，以“自然”品评陶渊明其人其文，更是众口一词。
在朱熹看来众人所推重的“陶诗平淡”，那平淡只不过是外现的一种风雅，而骨子里则是“出于自然”，“后人学他平淡，便相去远矣。”“陶渊明诗所以为高，正是不待安排，胸中自然流出。”他同时指出苏东坡虽然才华横溢，他的那些和陶诗正因为拘泥于“篇篇句句依韵和之”，反而“失其自然之趣”。
宋代另一位诗人陈模对于陶诗气象、渊明人品，同样追溯到“自然”的本源。他说：“渊明人品素高，胸次洒落，信笔而成，不过写胸中之妙尔，未尝以为诗，亦未尝求人称其好，故其好者皆出于自然，此其所以不可及。”
明代王世贞在其《艺苑卮言》中赞赏陶诗“清悠澹永，有自然之味”，乃是有一种天地境界的深沉“大思”，“后人苦一切深沉，取其形似，谓为自然，谬以千里。”
明代诗评家许学夷在《诗源辩体》中论“陶诗真率自然”，一唱三叹，尤为突出，照录如下：
五言自汉魏六朝，皆一源流出，而其体渐降。唯陶靖节不宗古体，不习新语，而真率自然，则自为一源也，然已兆唐体矣。靖节诗真率自然，自为一源，虽若小偏，而文体完纯，实有可取。靖节诗真率自然，倾倒所有，晋、宋以还，初不知尚，虽靖节亦不过写其所欲言，亦非有意胜人耳。靖节诗乃是见理之言，盖出于自然，而非以智力得之。靖节悲欢忧喜，皆于自然，所以为达。
清代乾隆年间的诗坛盟主沈德潜在对陶渊明、谢灵运的诗歌创作比较分析时指出：陶诗的不可及处在真在厚，其奥秘在于“合下自然”；而谢诗的不可及处在新在俊，其苦心的经营，则是“反于自然”的。
乃至晚清朱庭珍《筱园诗话》中对“陶诗自然”的评价，更是崇尚有加，并以此引发一篇高论：“陶诗独绝千古，在自然二字……元气混沌，天然入妙，似非可以人力及者。盖自然者，自然而然，本不期然而适然得之，非有心求其必然也。”
《陶渊明集》中，他本人提及“自然”的地方仅四处，从字面上看不能算多，但于题旨上皆属关键。
一是在他38岁时因生母孟氏下世，辞官居丧柴桑老家，由生母而念及外祖父孟嘉，在其撰写的《孟府君传》中记述了外祖父关于“丝不如竹，竹不如肉”的见解：“渐近自然”。这里的“丝”“竹”已经不是纯粹的自然物，而是经过加工制作的“乐器”；而“肉”，则是指“人声”，即生命体直接的发声，更自然。这同时也表露了陶渊明“自然主义”的审美理想：对于文学艺术创作或鉴赏来说，越是靠近自然就越是高妙。
一是在他41岁时，八月间上任彭泽县令，不足百天便借胞妹程氏病故辞官回归故里，并写下名垂千古的《归去来兮辞》。文中对自己为何辞官返里作了如下解释：
“质性自然，非矫励所得；饥冻虽切，违已交病。尝从人事，皆口腹自役。于是怅然慷慨，深愧平生之志。”
辞官是对违己自役的官场的摒弃，返乡则是回归天性中的自然。
一是在辞官返里的第二年，即42岁时写下的《归园田居》第一首： “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开荒南野际，守拙归园田……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 在这首诗中，他把自己摆脱官场的事务纠葛喻为飞回山林的鸟、游归涧流中的鱼，欢愉之情溢于言表。
还有一次谈到“自然”，是在《形影神序》中：“故极陈形影之苦言，神辩自然以释之。”文中以“神”辨析顺应自然之理，开导世人从生死之惑中解脱出来。此时的“自然”，已成为人生应当遵循的常规。
陶渊明诗文中“自然”的意蕴当然并不拘于此四处。古代汉语中单音节词汇多，双音节词汇少，故陶渊明诗文中除了直接使用“自然”一词外，讲到与“自然”相关的意思时，更习惯于使用“自”“天”。如“天道”“天运”“天命”“天爱”，都含有“自然”的成分；“自乐”“自逸”“自得”“自为”，也都含有“自使其然”的意味。诚如台湾学者李辰冬先生所言：陶渊明的“行为心情，无往无时而不是自然。由于自然的性格，才能产生自然的风格。”
综上所述，围绕着诗人陶渊明的，里里外外都是自然：其人的本性是自然的，作为诗人的天性更是如此；追求自然的生活才是生活的本真意义；诗文的书写对象应是外界的自然和内心的自然；而诗与一切文学艺术的创作都应是人的本性的自然流露，是自然而然的。对于陶渊明而言，自然就是诗人的灵魂，诗人亦成为自然的化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