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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中国文学史教材中总说：“伟大诗人陶渊明”，怎么伟大，伟大到什么程度，用什么尺度来衡量？这里我不想作学术性的论证，只想运用模糊的考量，即以古人在后人心目中的印象、或曰民众的“口碑”，判断其历史地位的高低，那么陶渊明的名声倒是可以与高高在上的秦始皇一较高下。
国人自古以来就把“名垂千古”视为至高无上的荣耀，看作一个人在历史长河中的身份地位。那“青史”，可以铭记在史册中，也可以流播于一代代后人的口碑上。
秦始皇历来被史书评为“千古一帝”，中国政治舞台上高度集权的“专制之始”，汉、唐、宋、元、明、清历朝历代莫不追随其后；而陶渊明则被誉为诗苑的“千古一人”，“诗人中的诗人”，时序更迭，柳、韦、苏、黄、辛、陆皆致力效仿。秦始皇被史家称作帝国的“传玺之始”；陶渊明则被称为诗界的“传灯之祖”。撇开文史学家的评语，即使在民间流传的草根文化中，知道秦始皇的人，大约就会知道陶渊明；知道“焚书坑儒”典故的人，也不会不知道“桃花源”的故事。早年梁启超论及陶渊明时，似乎感到一切赞誉之辞都无以表达，于是便突兀地冒出一句大白话：“这位先生身份太高了！”
这里的“身份”，当然不是职位的大小，即使陶公仍然做他的彭泽县令，也无法与朕即天下的“始皇帝”相比。这里的“身份”显然是指“历史地位”及“人格品位”。
如果进一步考较，两个历史人物对于建树各自显赫历史地位所付出的个人努力以及社会成本，又是如此的悬殊。
秦始皇“奋六世之余烈”，毕一生之心血，耀武扬威，攻城掠地，往往血流漂杵，终于挣得“秦始皇”这一称号。据《史记·六国年表》统计：秦国为统一六国发动的战役共93次，其中有斩首记录的22次中已达181万颗，那可是真正要把人头砍下来才算数的！加上未统计的71次，杀人总数该在400万左右，而当时中国的户籍人口不过4000万，死人在十分之一！所谓“强秦”，实际上已成为一架效率极高的斩首机器，人们参观西安秦始皇陵墓的兵马俑方阵时，切不可忘记这段历史的血腥。秦始皇囊括四海、并吞八荒之后，为使“天下宾服”，在“端平法度”“建置规章”，实施“车同轨”“书同文”的同时，还制定惨烈的刑罚：或磔，或劓，或刖，或宫，或枭首、车裂、剖腹、镬烹，以严酷的专政手段大树特树自己的绝对权威。他抢占了三皇五帝的先机，垄断了“朕”与“玺”的用法。为了生时的显贵与死后的哀荣，他巡游四方，刻石铭功，动辄“发刑徒数十万”大兴土木，兴建穷极天下奢华的行宫与寝宫，几乎砍光了川、湘、鄂的古树珍木。为了这个“始皇帝”，其个人与整个中华民族，都是付出了巨大代价的。
相对于“千古一帝”的秦始皇，“千古一人”的陶渊明其历史地位的获得似乎要“轻易”得多，不过是喝喝酒、读读书、种种庄稼、聊聊天，写些关于南山、菊花的诗，或抚弄一番那张“无弦琴”，平常得几乎不能再平常，自然得不能再自然了。说是诗人，留下的诗文总共不过百十篇。
将秦始皇与陶渊明如此比较，结论显得很有些离奇，就好像是一架天平——人类价值的天平上，一端是一座巍峨的城堡或宫殿，一端则是一缕清风、一片白云，而那天平竟然没有显示出太多的偏斜。
一般人凭直觉当然还是会觉得那位皇帝要更“重”些，这位诗人毕竟要“轻”一些。其实未必。秦始皇的名声自古以来就存有争议，长期以来“毁誉参半”，甚至“毁”多于“誉”。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国家主席毛泽东的推举下曾一度身价倍增，“文革”结束后便又急剧下跌。而陶渊明除了“文革”期间与所有古代圣贤暂时倒霉之外，则始终“誉满天下”。长期以来人们对于社会历史的书写，太过于重视政治、经济、军事之类有形体、有重量的东西，而忽视了人类精神空间的清风和白云。这样的历史观已经积攒下太多的问题。
所谓“清风”“白云”，是什么？
直白地讲，“清风”“白云”就是不久前哥本哈根会议上让一百多位国家首脑百般无奈的“大气”，是天地自然间万物赖以生生不息的基质；往深处讲，“清风”“白云”无疑又象征着人类的精神空间，一个民族独具的灵魂与神韵，属于人类的内在自然。“清风”“白云”看似轻、虚、柔、弱，比起那些由砖瓦木石乃至钢筋水泥构建的楼台殿堂，决不会更不重要。在人类历史的天平上，如果说作威作福的秦始皇代表的是“人事”，那么，清净本真的陶渊明代表的就是“自然”，陶渊明的伟大也是因为他代表了“自然”一方。
若是以“人与自然”的总体尺度评价，陶渊明与秦始皇恰恰代表了不同的世界观、人生观。关于这个话题，当代哲学家金岳霖先生曾经有过精到的论述。
金岳霖先生49岁访美期间，在剑桥大学、芝加哥东方学院用英语写下《道·自然与人》一书。该书试图用西方学术界熟悉的话语介绍中国传统文化精神，在“自然和人”一章，他列举了“素朴人生观”“英雄人生观”“圣人人生观”的说法，并一一加以分析论证。
素朴人生观：
一个具有素朴人生观的人是这样的一个人，他具有孩子气的单纯性，这种单纯性并不是蠢人或笨伯的单纯性。它表现为谦和，虽然具有欲望却不为欲望所控制，有明显的自我意识却没有自我中心论。正因为如此，所以具有单纯性的个人不会因为胜利而得意忘形，也不会因为失败而羞愧万分。
就他本人来说，他完全地意识到自己的责任就是保持他的自我。就他的环境和同胞的方面来说，他对于他们要求甚少，因此他也不可能为他们所牵累。他也不疏远他们。这样的人生观引导他达到经常被称之为心灵的平和的境界。
在金岳霖看来，素朴的人生观仍葆有更多的天真，它是混沌未开的、天人未分的、人与自然合而一体的，更接近于童真、童趣、人类的童年。它同时又是自主的、自足的，对外物少有欲求，因此也少有依赖，故常能做到心境平和、宠辱不惊。
英雄人生观：
具有这种人生观的人可能在内心中燃烧着由人来征服纯粹客观自然的热情，而且为强烈的情感所驱动来达到征服自然的目的。在这里，实在被两分化为纯粹的客观自然和人。人所着迷的是要征服纯粹的客观自然。如果从纯粹的客观自然的角度来看，直到今天胜利是属于人；但是从纯粹人类的角度来看，问题却并没有这样的确定。事情很可能是这样的，胜利者本人结果同样会成为失败者。
英雄人生观的另一种表现形式便是自我中心论……成功所需要的素质是感觉的敏锐，计划的熟练，抓住机遇的能力和执行自己计划的冷酷无情；虽然作为结果的成功可能有时是正确的，但是却不包含任何深刻的人生的意义；然而由于人们在什么是成功方面没有达成统一的看法，所以人们可能会认为无情的、有能力的和成功的人就是英雄。在某种重要的意义上说，他们确实是英雄。许多伟大的政治家、士兵或实业家或者甚至某些宗教家就是具有这样的英雄人生观的人……他们是战争的胜利者，而不是和平的维护者。
这就是说，英雄人生观是一种“内与外”“物与我”高度分化了的人生观，人已将自己游离于自然之外，凌驾于他人之上，将外部世界看作自己的对立面，是务必征服的对象。这样的人胸怀大志、能力高超、富于心计、意志坚强，杀伐果断往往近乎冷酷无情。他们为了事业的成功不畏艰险、不怕牺牲、赴汤蹈火在所不惜。这样的人勇于改造世界、推动历史前进。金岳霖先生指出，英雄人物辈出不穷，说明他们是必不可少的，如果人类的文明没有众多的英雄人物，可能就会停留在静止状态。但英雄人生观只不过是人类本性的一个方面，仅仅有他们，则是不充分的。
圣人人生观：
圣人的人生观在某些方面类似于素朴人生观，所不同的在于它的明显的素朴性是得自于高级的沉思和冥想。具有圣人观的人的行为看起来就像具有素朴人生观的人一样素朴，但是在这种素朴性背后的训练是以超越人类作用的沉思为其基础的，这就使得个人不仅仅能够摆脱自我中心主义，而且也使他能够摆脱人类中心主义。
惟一可行的方式就是认识到自己的命运，以一种比仅仅是社会的和政治的意义更为广泛的和平的心态来对待自己生命中的位置。他所需要的不是上帝的信徒那样的圣洁，因此能够超越人，而是包含有超越人的纯粹自然方面的敏锐智力，使他能够接近人所包含的自然，这样的自然就是天。在他那里，客观自然和主观自然是统一的，这样的统一就是和谐。
金岳霖认为圣人人生观类似于素朴人生观，却又超越了素朴人生观，那是人们以“高级的沉思和冥想”获致的结果。拥有圣人人生观的人不但摆脱了自我中心，也摆脱了人类中心，重新与天地合契，与自然和谐。他们可能拥有权力，却不误用权力；可能拥有财富，却不误用财富，拥有知识但不误用知识；拥有智慧，更不滥用、误用智慧。他们虽然超出了一般人，却又完全融入日常生活里的一般人，看上去与左邻右舍的张大爷、李二叔一样。他们平和地对待自己的命运，追慕的是心灵的宁静、洁净与社会的安定、和谐。他们的生活可能是清贫的，但精神内涵是素朴的、自然的，并不缺乏幸福与诗意。
不难看出，金岳霖先生反复阐释的圣人人生观，也正是陶渊明所持守的人生理念。
纵观人类历史，无论东方西方，可谓英雄无数，而圣人则寥寥无几。英雄成事也败事，圣人则无为无不为。现代社会危机四伏、灾难联翩，多与英雄们的“丰功伟绩”相关。
在对三种类型的人生观进行具体的剖析之后，金岳霖指出：从古希腊神话时代或圣经时代起，“西方世界里英雄人生观一直占据统治地位”，它的基本原则是“个人中心”“人类中心”。英雄人生观使西方社会在政治、经济、军事方面创造出“辉煌的成就”，“范围极其广泛”，“意义十分巨大”。但同时，这种人生观也就表现出极大的“破坏性”。表现在生态方面，“人对自然的主宰”已达到极致，“客体自然”消失殆尽，现代人几乎完全生活在“人造环境”的囚笼中，这种改造自然、推动人类社会飞速发展的力量，有时不能不“令人毛骨悚然”。
世界变化的速度和效率，令人好奇和敬畏。但是考虑到所要达到的目的，人们却总也放不下类乎南辕北辙的担忧。每一个人都处在重压之下，束手无策，被无数的不断增长的欲望折磨着。最后的结果，也许还是最好的结果：即使传统意义上的贫穷苦难渐渐消失，也并不意味着期待之中的幸福就一定到来。
那还是在六十多年前，金岳霖，这位中国现代逻辑学的开山之人，在他的逻辑链条上悉心推演之后，针对时代的弊病最终得出的以下结论：地球上光有“英雄”是不够的，还应当有“圣人”。他说：“社会方面和个人方面的麻烦不在于我们生活所在的星球，而在于我们自己，而且为了防止社会机体被即将要影响整个世界的英雄观所控制，很有必要以圣人观来救治英雄观。”
英雄立足于人间世，圣人常存在天地间，谁个堪称伟大，其实已经并不难分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