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2020年1月23日中国官方媒体宣布为应对新冠肺炎疫情而实施武汉“封城”措施以来，人类社会面临据称是有史以来第一次“真正意义上”全球化的危机。 截至笔者写作的时间点，有统计数据显示，此次疫情导致的全球死亡人数已经超过58万，经济受到严重的冲击。伴随疫情的发生，不同国家国内矛盾频频爆发，比如美国的“黑命贵”（Black Lives Matter）运动；国际关系，比如中美关系以及美国与世界卫生组织的关系，也出现意料不到的剧变。表征社会繁荣的娱乐业陷入前所未有的萧条，人员交流急剧减少，各级学校关闭校园，改为网络授课教学，大量人口失业。此外，因医疗资源被疫情挤占和隔离措施的实施，很多慢性病人接受必需的常规治疗时面临很多额外的麻烦。一些著名学者和媒体人感叹，世界再也无法回到疫情之前。

这场毫无征兆的剧变打乱了所有人的生活。人们原先熟悉的生活秩序被巨大的不确定性无序动荡取代。没有人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人们难免要问，这一切为什么会发生？疫情及其引发或者伴随的社会动荡要到什么时候才会结束？如果疫情结束之后世界再也无法回到从前，那么世界会变成什么样子？

其实，回溯历史，人类何曾真正生活在静如止水的状态之中。经验表明，这个世界上唯一不变的就是“变”。如果仅就“变”而言，新型冠状病毒所带来的变化也不过是一种“变”。显然，人们在承认“变”是唯一的不变的同时，其实还对“变”的来源、影响和程度有一定期待。人们希望“变”由人的善良愿望产生，能为人类生活带来更多的便捷，而且在大众可以接受的程度上发生。

可是，这只是人类的一厢情愿。现实的情况是，“变”除了可以来自人的善良愿望之外，还可能来自“善良”之外的任何人类动机，当然还可能来自人类动机之外的任何实体存在要素 的改变。虽然目前有关新型冠状病毒的来源仍然莫衷一是，但大概率应该是超越任何人类动机的自然界实体存在要素的改变。毕竟，人类看似强大，可以上天入地，无所不能，但在整个地球生物圈中，人类所能控制的变量除了自己设计的机器之外，其实非常有限——常常连自己的意愿都无法控制，甚至连自己的意愿是如何产生的都说不清。

从生物学的视角看，人类本质上是且仍然是地球生物圈中的一个子系统。从目前我们所能够掌握的各种实验证据来看，人类与其他生命子系统之间最根本的差别，除了与其他物种的生殖隔离之外，大概就是人类独特的认知能力。

生殖隔离是地球生物圈中各个物种得以区分的普适边界。换言之，不同物种之间区分的最终指标在于不同居群之间是不是存在生殖隔离。存在生殖隔离的就被认为是两个物种。这在动物分类上是一个被广泛认可的指标。因此，人类与其他生物之间因生殖隔离而产生区分并不是人类特有的。但是，人类的认知能力与其他生物之间的区别就目前所知是其他生物之间所没有的。如果没有这种认知能力，人类可能至今仍然和其祖先在非洲时留下的其他表亲那样，作为那个区域的食物网络 中间层级中的一环而生存至今。

可是，出于迄今未知的原因，很可能是因为新基因的产生 ，人类获得了独特的认知能力。这种能力不仅帮助人类走出非洲，走遍世界，而且帮助人类在所到之处各自独立地从与当地存在的不同物种互动中，形成了与其留在非洲的表亲完全不同的生存模式——从曾经和其他动物一样的采集渔猎模式，转变为农耕游牧模式。

没有人能够说清楚人类为什么会从动物世界历经上亿年演化所形成的采集渔猎模式转入农耕游牧模式。但从目前所观察到的，仍然保留了采猎模式部落的一些习俗，比如以捕捉到强健的头领动物为荣来看，向农耕游牧模式的转型很可能是人类因认知能力发展而提高捕猎效率之后的负效应：认知能力提高改进了居群成员之间的沟通能力和工具使用能力，从而改变了捕猎的模式，即可以通过捕捉强壮的头领动物来造成猎物居群的混乱，从而有更多的收获。

可是，这种捕猎的高效率模式打破了猎物居群的自我更新能力，造成人类最终无猎物可捕，只能陷入“吃草”的困境，即不得不定居且通过辛苦的耕种，或者蓄养动物并随动物逐水草而居来获取生存资源。虽然辛苦的农耕最终为人类生存提供了相比采猎更高效的生存资源获取模式，但最初转型的发生，大概率应该是一种无奈的选择。从采集渔猎到农耕游牧这种生存模式上的“变”，能为我们理解当下面临的“变”带来什么样的启示呢？

在2019年3月为博古睿研究院中国中心第一期“博古睿讲座”所做的题为“人是生物——人类变革的出发点”的演讲中，我提出了一个有关生命系统本质的看法，即“生命系统”的本质不是一种特殊的物质，而是一种特殊的物质存在方式。在这个看法中，“生命”这个概念其实包含了两个内涵。其中一个是“活”，即服从以“结构换能量”形式表现出来的热力学第二定律的“特殊组分在特殊环境因子参与下的特殊相互作用”（简称“三个特殊” ）。

其中，“特殊组分”所指的主要是碳骨架 分子；“特殊环境因子”所指的是地球所具有的温度、气压、与太阳之间的关系、地球化学组成（如水和其他不同形式的分子）等；“特殊相互作用”则主要指以氢键、疏水键等能态比较低的分子间力为纽带的相互作用。这种“活”的过程是一种可以自发形成的过程，即只要由碳骨架组分相遇所形成的由分子间力形成的复合体的能态低于组分独立存在时的能态，那么按照热力学第二定律，独立存在的碳骨架组分就可以自发地形成复合体 。可是，由于复合体是以分子间力为纽带而形成的，外来环境因子的改变有可能打破分子间力，造成复合体解体而组分回归独立存在的状态。

在条件合适的情况下，这两个独立发生的过程可以由复合体为节点被耦联起来，形成一个“结构换能量循环”（其中“结构”指复合体，而“能量”指碳骨架组分独立存在和以复合体形式存在所出现的能态的差值，以及打破分子间力所需要的环境因子扰动相关的能量）。在这个动态的“结构换能量循环（活）”的过程中，复合体不断地自发形成和扰动解体。不同组分之间形成的复合体存在概率会出现差异。最后存在概率大（适度）的复合体所耦联的过程会以更大概率出现，即“适度者生存”。这种“活”的“结构换能量循环”是生命系统的起点。

“生命”概念的另一个内涵是“迭代”，即在上述作为“结构换能量循环”耦联节点的复合体基础上，以共价键自发产生为起点的各种“三个特殊”相关要素复杂化的过程 。由于各种不同复杂程度的“迭代”到了多细胞真核生物性状改变的层面，其实基本上就是达尔文所说的“演化”，为了大家理解方便，我们也可以把追溯到分子层面上物理、化学变化的“迭代”称为“演化”。上述“生命”概念的两个内涵，如果用一个公式的形式来表示，就是：生命 = 活 + 演化/迭代。

从这个视角来看，任何“生命”过程，必须包含“活”这个内涵，而“活”本质上是一种开放的，以环境因子作为不可或缺的构成要素的特殊相互作用。一个生命系统，本质上就是由很多“三个特殊”作为连接而构建起来的、具有层级性的网络。生命系统呈现的不同形式，本质上是因不同的“连接”及其关联方式而形成的不同网络结构的外在表现。

如果上述对生命系统的解读是成立的，那么人类从采集渔猎到农耕游牧的生存模式转型，本质上无非是人类这种生物“三个特殊”运行过程中对周边存在的相关要素整合方式上的改变。具体而言，这种“整合方式”的改变主要是人类生存所需的基本资源的来源与获取形式的改变：人们在采集渔猎时代直接从周边自生自灭的动植物获取可利用部分作为生存资源，转而要通过对动植物的驯养种植，将驯养种植过程中动植物资源的增殖部分（比如农耕中的“一籽落地，万粒归仓”）作为生存资源。人类的食物不再是那作为种子被使用的“一籽”，而是种子生长后增殖的“万粒”。无论“三个特殊”的相关要素所发生的变化源自何处，这些变化的出现常常并不是人类所希望或者能够掌控的。

如果我们上文对人类从采集渔猎到农耕游牧的生存模式转型的解释反映了实际发生的情况，那么无论其转型的发生是由于猎物枯竭这个近因，还是人类认知能力发展这个远因，它们都不是人类所希望或者能够掌控的，更不可能是为实现预先设定的农耕游牧形式这种目标而努力的结果。变化的出现只是打破了原有的生存模式，为新的生存模式出现准备了条件。最终出现的是农耕还是游牧，其实是不同地区的人类，在他们各自存在的空间中因为对不同相关要素的不同利用方式不得不出现的结果——因为如果不是这样，这些人群将无法存活到今天。这正如犹太裔法国生物学家弗朗索瓦·雅各布在1977年一篇题为《演化与修补》（ Evolution and Tinkering ）的文章中所描述的“补锅”那样，无论用什么材料，只要能把锅的漏洞补上就可以了。

如果对人类生存产生重大影响的变化，其诱因与结果都如上面所举的生存模式从采集渔猎到农耕游牧的转型那样，那么我们所能学到的恐怕是，一个生命系统的存在与可持续发展的关键，不在于追溯周边的相关要素出现变化的原因，而在于关注当下存在的各种相关要素中，哪些可以形成适度的维持系统运行的相互作用，从而使得这些“可能”的相互作用变成“现实”。

如同当年猎物消失了（无论它们是缘何消失的），人们无法坐等猎物种群的自然恢复，而只能寻求新的生存资源获取模式。这些有幸存活下来的先辈可能不曾想过，他们不得不“吃草”，居然使得人类最终在很大程度上得以突破食物网络的制约，成为地球生物圈中一个占据主导地位的物种。

从这个角度来看，新型冠状病毒所带来的疫情中，与人类这个生命系统运行相关的要素中哪些改变了，哪些没有改变？首先，在这个生命系统中发生的一个改变，是多出了一种新的病毒。因为它的不期而至，很多人失去了至亲，甚至有人失去了生命。这让大家更多地感受到了恐惧——因为无知与无奈而产生的恐惧。由于恐惧，人类社会这个生命系统的网络结构中原本不可或缺的“连接”——人与人的，尤其是人与其工作场所的，被人为地切断，比如各种不同形式与规模的封城/封校、各种人员接触的锐减。这改变了人类社会这个生命系统的网络结构及其运行方式。

没有人知道未来新冠肺炎疫情的走向如何，因此也没有人知道因新冠肺炎疫情而产生的恐惧能够和应该持续多久。无论此次新型冠状病毒会如SARS那样莫名其妙地消失，还是如流感那样在人类社会中“安营扎寨”，在因恐惧而不得不人为切断联系的社会这个生命系统网络结构中，当不同节点之间的“连接”在可以重新关联时，人们究竟应该如同修复古建筑那样“修旧如旧”，或者说恢复旧日的好时光，还是重新构建新的连接，构建新的网络系统，让社会这个生命系统以新的形式运行，如同人类从采集渔猎转型为农耕游牧那样？无奈，新型冠状病毒带来的不确定性使得人们无法有效地评估这一点。

在人们感叹“再也回不到过去”时，其实可以反问一下：“过去”的就是“好”的吗？如果答案不是肯定的，那么还可以进一步问：“过去”的“不好”是因新型冠状病毒造成的吗？显然，那些看似因新型冠状病毒引发的各种矛盾冲突，实际上早已存在。只不过在病毒所带来的对既存社会运行模式的冲击下，被人为切断的那些“连接”相关的节点产生了新的连接，或者原本就存在、但被曾经的社会角色扮演而掩盖或者压抑的“连接”浮出水面，给这些存在已久的矛盾冲突一个机会爆发而已。

从这个角度看，这些造成矛盾冲突的问题既不是因新型冠状病毒而生，自然也不可能随新型冠状病毒而去。新型冠状病毒之所以对人类社会造成这么大的冲击，根本的原因是人类社会作为一个生命系统，其网络结构及其运行方式已经出现了各种不同的问题，很多“连接”及其关联方式已经无法有效运行。对于生物医学专家以外的社会大众而言，除了关注感染人数与疫苗研发等现实问题，更应该关注一下在疫情期间爆发出来的问题，包括没有爆发但实际存在的问题，究竟是哪些地方的互动关系不合适了，然后看看怎么能在不同的节点之间构建出新的“连接”，从而构建一个更具稳健性的新的网络结构与运行方式。

人们可以列举出一个长长的清单来梳理新冠肺炎疫情之前人类社会存在的各种问题。在这些问题中，哪些是最根本的且可以通过人为努力而加以调整的？对这个问题的回答与我持续近30年对一个现象的好奇与观察有关。

1991年，我刚到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做博士后研究，注意到当地很多人都在讨论“多元化”。这对于当时的我来说，是相当有冲击性的。那时我的第一反应是，如果一个社会中“多元化”成为主导观念，那么当持不同观念的人出现利益冲突时，该怎么解决呢？当时认同“多元化”的朋友说，可以依靠法律。可是，法律所依据的法理不也是观念吗？这场讨论到这里就进行不下去了。在3年后即将离开美国之际，我又听到人们在议论萨缪尔·P.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因为缺乏应有的历史知识，我当时完全没有理解人们为什么要讨论这个问题。

直到1998年到北京大学工作之后，因为在与研究生的互动中对他们“为什么要读研究生”心生好奇，我开始关注人的行为动机问题。后来，在一些朋友的影响下，我开始阅读植物生物学专业之外的书籍。这一切促成了我在2019年那场“博古睿讲座”上介绍的有关“人是生物”的观念。如本文前面提到的，这一观念认为，人类与其他生物最大的不同在于认知能力。这种不同导致人类演化走出了一条与其他生物不同的全新的道路，即“认知决定生存”。如果这种分析反映了人类演化的特征，那么“认知”在人类社会所存在的各种问题及其调整中的重要性究竟表现在哪里？

这要回到人类之外的生命系统，尤其是以动物系统的演化特点作为参照系，才能给出具有客观合理性的解释。就生命系统演化机制而言，到了真核细胞阶段，所有的真核生物不得不以“两个主体”的形式存在。一个主体是单个细胞（比如酵母细胞）或者单个多细胞生物（比如一只猫或者一头大象）。这些个体是整合周边“三个特殊”运行的相关要素、维持自身存在的基本单元，是“行为主体”。另一个主体则是由很多个同类的细胞（如存在于一个发酵面团中的很多酵母细胞）或者一群猫或者一群大象。这些居群中的个体可以共享基因库，通过共享基因库而维持DNA序列多样性，并以此来应对周边相关要素出现的不可预知的变化。

因此，居群而不是个体，才是物种生存的基本单元，是一个物种的“生存主体”。二者之间以有性生殖为纽带而关联起来。由于真核生物存在两个主体性（即行为主体是个体，生存主体是居群），对于作为三大类多细胞真核生物之一的、以取食作为实现“三个特殊”相关要素整合方式的动物而言（另外两类是植物和真菌），不可避免地面对一个困境，即作为行为主体的个体怎样才能有效地相互关联，组成一个可持续生存的居群呢？通过过去人们对动物行为模式的研究结果，我发现，动物居群的自我维持的机制可以被概述为“三组分系统”，即秩序、权力和食物网络制约。

动物居群自我维持机制的三组分系统中的“秩序”，是指个体的行为模式需要遵循一定的规则。居群中的个体作为行为主体，虽然理论上具有无限的自由度，但对于一个特定物种而言，如果每个个体任性而为，没有共同遵循的规则，则居群成员之间便无法有效关联，居群也就无法存在。“权力”是指在一个居群中通常会由头领来管理个体行为，即维持居群的秩序，从而维持居群的完整性。由于头领要承担维持自身生存之外的维持居群秩序的责任，非身强体壮者无法胜任。而身强体壮意味着其携带的基因具有更强的生存能力。因此头领借其身强体壮而占有交配优先权，可以加快优秀基因在居群内的传播，有利于居群的生存。“食物网络制约”则是指一个居群作为食物网络中的一个成员，在演化的过程中，其个体的行为与居群的秩序都是在与居群内其他成员和其他居群的互动中形成的，因此不可避免地会受到食物网络的制约。食物网络的存在，一方面界定作为其节点的特定物种/居群的“秩序”（比如个体的行为模式），另一方面制约居群中当权者的“权力”。这三个要素形成一个良性循环，维持不同动物居群在地球生物圈中的自我维持与演化。

人类则走了另外一条道路。如前面所提到的，认知能力帮助居群成员更好地沟通，改变捕猎方式。结果是，捕猎效率的提高同时造成猎物消失，人类只好走上农耕游牧之路。随着人类认知能力的发展，动物居群自我维持与演化的三组分系统中三个组分之间的关系在人类居群中逐步出现改变。在人类与食物网络中其他生物的关系上，人类从依赖于其他生物的自我更新而获取生存资源，转变为基于认知而有能力干预其他生物的自我更新过程，通过为它们的自我更新增值而获取生存资源。人类甚至可以将对于其他动物来说一文不值的物品转化为可用于改善自身生存条件的资源，比如用土壤来制作器具。在这个过程中，人类逐步突破了食物网络（基于不同物种自我更新而相互依赖）对自身自我维持与演化的制约。这种突破在拓展生存资源范围的同时，使得原本动物世界可以有效维持居群可持续发展的三组分系统变成了双组分系统，只剩下“秩序”与“权力”这两个组分。

除了突破食物网络制约将原有的维持动物居群生存与发展所必需的三组分系统变成双组分系统之外，认知能力的发展还产生了其他效应。比如，认知能力作为一种形式的想象力，不断改变个体行为的方式，从而给居群的既存“秩序”带来了冲击。又比如，认知能力本身的虚拟特点改变了当权者 与居群其他成员之间的关系。在动物世界，维持秩序的当权者塑造的“强者为王”原则有利于作为生存主体的居群共享基因库的优化，并最终有利于居群的生存。人类发展到一定阶段之后，能够拥有权力就不再是身强体壮者的专利。

按照北京大学哲学系安乐哲教授的解释，“圣人”的特点是沟通能力强。繁体中文的“聖”字由“口”“耳”“王”组成，意味着沟通能力强的人可以称王，或者作为称职的王应该具备高效的沟通能力。 可是，沟通能力并没有被“写”到基因组中被遗传。因此，当权者的沟通能力以及以维持秩序的名义所占有的额外生存资源，未必能为居群的生存带来正面效应。而且，与当权者上位相关的争斗也不再像动物世界那样总是与其履行维持秩序的能力正相关。再者，当权者上位之后要动用原本为维持秩序而被赋予的额外生存资源为其个人与家族谋私利，在居群内外其实也没有什么力量能对其加以制约。

所以，尽管认知能力发展对食物网络制约的突破可以带来拓展生存资源范围的正面效应，同时也产生了其他打破动物世界原本可以有效维持居群生存与发展的三组分系统的良性循环的副作用。可是，人类作为多细胞真核生物，其两个主体性并没有因认知能力的发展而改变。维持居群可持续发展的三组分系统被打破之后，在仅由居群所必需的“秩序”和维持秩序所必需的“权力”所构成的双组分系统中，“秩序”该如何界定，“权力”该如何制约，或者说个体与居群之间、居群与其周边其他物种之间的关系该如何处理，就成为人类生存与发展无法回避、不得不解决的一个重大问题。

人类需要一个参照系来界定秩序和制约权力吗？到哪里去寻找这样一个参照系呢？

从我们目前所知道的人类历史看，农耕在13 000年前就出现了，换言之，从那时起，人类社会应该已经开始进入双组分系统。可是，以雅斯贝尔斯所说的“轴心时代”作为标志的真正意义上的或者有体系的“人类文明”在距今2 500年前才出现。为什么在人类进入农耕文明一万多年之后才出现以“轴心时代”为标志的有系统的人类文明？从经验上或者理论上来看，双组分系统的运行只可能出现两种模式，要么如正弦波那样动荡，要么如一条直线那样停滞。从这个角度看，对于为什么从农耕文明开始后一万多年才出现“轴心时代”这个问题，一个可能的解释就是，人们在双组分系统下受够了动荡或者停滞，不得不为自身的生存，即居群生存所必需的“秩序”的界定和维持秩序的“权力”的制约寻求值得信赖的依据。

显然，突破食物网络制约的人类居群的规模已经不允许他们再退回到作为地球生物圈食物网络中层的一个节点的状态，将食物网络制约作为界定秩序和制约权力的第三个组分。他们只能利用自己的认知能力做新的尝试。

从现在能看到的历史记载来看，不同的社会做过不同的尝试。《汉穆拉比法典》显示，古巴比伦尝试过由当权者来制定行为规范。可是当权者总是要死的，后继的当权者如果改变这些规定，谁能阻止他们？他们又根据什么来改变这些规定？中国的甲骨文显示，殷商时代的中国人尝试过以占卜来寻求行为依据。这种尝试也因商纣王的统治被周武王推翻而宣告失败。大概如同把猎物消灭之后只有“吃草”者，即选择了农耕游牧的族群生存下来，在经历了双组分系统的动荡或停滞之后，那些在当下的“秩序”和“权力”这一双组分之外，寻求界定秩序和制约权力的第三种力量（可以称之为“寻找第三极”）的居群生存了下来。于是有了雅斯贝尔斯所谓的“轴心时代”。这看似“璀璨”的人类历史上的奇迹，很可能与农耕游牧的起源一样，不过是一种不得不的偶然。

那么，以“轴心时代”为标志的人类文明找到界定秩序和制约权力的第三种力量了吗？从雅斯贝尔斯的“轴心时代”分析，或者从汤因比的文明类型分析可以看出，不同文明的类型本质上都是根据它们对人们行为规范的是非标准的终极依据的选择来被辨识的。如果将这些不同的类型加以分析比较可以发现，人类历史上出现过的文明其实只有两大类：一类是从祖先那里寻求“行为规范的是非标准的终极依据”，可以称之为“祖先崇拜”或者是“人本”文明；另一类是从上帝那里寻求“行为规范的是非标准的终极依据”，可以称之为“上帝崇拜”或者是“神本”文明。这两种类型的文明都在人类的生存与发展中发挥过积极的作用，否则人类的历史很可能完全不是现在的样子。姑且不论这两大类文明各自是否达到了“寻找第三极”的目的，一个无法回避的现实是：伴随人类认知能力的发展而来的生存空间的扩张，导致原本在不同地域自发形成的文明类型相遇。不同文明类型中的人们在其各自社会内三组分系统重建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的情况下，又面临“人本”与“神本”这两种“行为规范的是非标准的终极依据”完全不同的文明体系之间如何共处的问题。其实这种问题很早就出现了。

康德有关“永久和平”的想法姑且不提，19世纪中期兴起的巴哈依教和20世纪中后期孔汉思等人所提倡的“全球伦理”（global ethics）都试图从现有不同文明所共同推崇的伦理层面为全球化情况下人类的“行为规范”提供“是非标准”。可是，到了“终极依据”层面，其实仍然各不相让。时至今日，在因互联网的普及而导致快速全球化的时代，如果作为同一个生物学物种的人类不为自己寻找普适的、具有客观合理性的“行为规范的是非标准的终极依据”，即为秩序的界定和权力的制约提供具有客观合理性的“第三极”，在新冠肺炎疫情的应对策略及其效果上所暴露出来的矛盾与冲突，包括各自文明系统之内所暴露出来的矛盾与冲突，是无法得以真正解决的。从这个意义上，兴起于20世纪90年代的“多样性”与“文明的冲突”的讨论，恐怕都无助于化解当下的社会矛盾与冲突。

在人类作为一个生物学物种的历史上，各种疫情总会发生，但也总会过去。所有的疫情在发生时总会给当时的社会带来冲击。但有的疫情过去之后，原来的社会就瓦解了，比如16世纪导致阿兹特克帝国灭亡的欧洲瘟疫；有的疫情过去之后，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如14世纪在欧洲诱发文艺复兴的黑死病；还有的疫情过去之后，社会仍然在固有的模式下继续运行。按照人类目前所拥有的技术能力，当下的新冠肺炎疫情迟早会过去。

但上面提到的因为“第三极”的缺失而存在的、在原有“人本”或“神本”框架下所无法解决的矛盾和冲突会因疫情的过去而消失吗？没有可能。那我们应该怎么办？对于关心人类共同命运的人而言，与其为疫情陷入无谓的焦虑，不如认真思考与探讨从哪里去寻找超越“人本”或“神本”框架、可以为全球化的人类社会提供“行为规范的是非标准的终极依据”，或者说是为界定“秩序”、制约“权力”而重构具有良性循环的三组分系统的“第三极”。在我看来，既然人是生物，认知的源头也是人类作为生命系统所出现的特殊属性，那么人类的生存与发展终极而言不得不服从生命系统的基本规律。

我们知道，细胞化生命系统包括真核细胞出现至今已经有10 ⁹ 年（10亿年）的历史，而人类文明才10 ³ 年（千年）级别的历史。地球生物圈在人类出现之前已经运行了二三十亿年，维持生命系统生生不息、使得人类得以出现的基本规律，应该可以为人类寻找“第三极”提供不应忽略的启示。生命系统不是一种特定的物质分子，更不是一种抽象的观念，而是一种特殊的物质存在方式。生命系统这种特殊的物质存在方式依赖于分子间力的相互作用，是在不断分分合合的动态过程中的一种可被人类辨识、相对稳定的中间状态。这种以生命系统的基本规律作为人类“行为规范的是非标准的终极依据”的观念体系可以被称为“生本”。“生本”具体到行为规范和是非标准层面上该如何表述，这超出了本文篇幅所允许的范围。但它为我们界定人类社会的“秩序”、制约维系秩序的“权力”提供了一种全新的思路。或许这将不仅有助于解决当下的矛盾与冲突，还能帮助人类作为地球生物圈一个负责任的成员来创造一种全新的可持续发展的文明。

（感谢美国霍巴特和威廉史密斯学院的周景颢教授为本稿提出的意见和建议。本文有关生命系统特点的更为详细的描述，可参见博古睿中国中心推出的“睿 ⁿ ”在线内容平台的“白话”专栏文章。） MdA2k5qclEfC5tZHJ2ZxBaM95qQso8mfKsYk0gXh1jY+QJ+7JOcyYW9sA7aqBf+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