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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大学毕业35周年聚会上，发表了一篇关于摩登长者的演讲。下台时，一位同学问了我本节标题这个关于生命时钟的问题。他的观察很敏锐。苏菲派诗人和哲学家鲁米在750年前写道：“我是生料。我被煮熟。然后我被烧焦。”但数字生活似乎加速了我们自鲁米时代起一成不变的烹饪时间。1900年，美国人口的预期寿命只有47岁。100年后的2000年，这一数字为77岁。天晓得，到2100年也许就变成107岁了。57岁的我，可能还未跑完我成人期的上半场呢。我可以“煮”很久！你也可以。
鲁米自然明白长者的价值所在。在遇到比他年长一辈的神秘主义者——大不里士的沙姆士（Shams of Tabriz）之前，鲁米是一名伊斯兰教士。在进行了深入的智力和精神交流后，沙姆士帮助鲁米找到了他心底的诗人。没有沙姆士的出现，鲁米怎能成为全美最受欢迎的诗人？毕竟在两人相遇之前，他从未作过一首诗。
当然，历史上，年长导师帮助培养年轻天才的例子，不胜枚举：拉尔夫·沃尔多·爱默生（Ralph Waldo Emerson）指导亨利·戴维·梭罗（Henry David Thoreau），玛雅·安杰洛（Maya Angelou）指导奥普拉·温弗瑞（Oprah Winfrey），沃伦·巴菲特（Warren Buffett）指导比尔·盖茨，史蒂夫·乔布斯指导马克·扎克伯格，等等。在历史上的师生关系中，智慧应该是从高到低向下流动的。然而，今天我们第一次感受到智慧在代与代之间双向传递的力量。这为长者提供了返回最初的“生料”状态的机会，以便他们接受新的学习方式。
虽然每代人都倾向于认为，自己比上一代人更聪明。但实际上，代与代之间是可以互相学习的。不过在当今时代，长者虽然占人口半数以上，却感觉与这个世界越来越脱节；而年轻人占人口不足一半，却感觉越发强大，不过年轻人缺乏正规化的支持和指导模式。婴儿潮一代中的很多人花费了几十年才成长为完全“烤熟”的领导者，而千禧一代却不得不“用微波炉速热”他们的领导才能，因为人类对数字技术的过度依赖，导致权力过快被交付给年轻人。
睿智的长辈们，我们的长者，拥有丰富的经验，可以教导职场新人，却又加速从职场消失。这就好比一颗中子弹，落在我们阳光灿烂的户外办公区，把40岁以上的员工全都清除掉了。也许，我们这个社会太过忙于玩弄我们的新玩具——互联网、苹果手机和Instagram，以至于没有注意到长者的离场。然而，那些50多岁（或更年长）的人，可能在成人期已与他们的孩子分享了自己的智慧，现在也已准备好在老年期的工作中分享这些智慧。但是如果你不工作，就没有人可以分享。所以，尽管硅谷中的一些人正在寻求一种技术使人永生，但更多的人却在担心，如果年过40就变得落伍了，那么谁会想永远活下去呢？
正如美国退休人员协会首席执行官乔·安·詹金斯（Jo Ann Jenkins）在她的著作《被延长的中年》（Disrupt Aging）中写道的那样，“20世纪，我们平均预期寿命的增幅比以往所有年代加起来还要长……历史上，长寿第一次变成了司空见惯的事情。一半以上今天出生的人，都极可能活到100岁”。也就是说，2018年出生在美国的婴儿，极可能至少能活到2118年。医学在延长寿命上的进步，为人类足足增添了一代人。美国前总统比尔·克林顿曾预言，生物学将像20世纪的物理学一样，对21世纪产生深远影响。
所以即使我们能活到100岁，但我们负担得起吗？大概不能。经济学家约翰·肖文（John Shoven）说：“你不能用40年的职业生涯所得，来维系30年的退休生活。”这种计算，既不适用于退休人员，也不适用于政府。自1955年以来，人们的退休时光总计增加了50%。19世纪80年代，奥托·冯·俾斯麦（Otto von Bismarck）第一次正式引入养老金制度，当时领取养老金的起始年龄为70岁（后减至65岁），而当时普鲁士的人口预期寿命仅为45岁。事实上，早在1880年的美国，接近一半的80岁老人，都在从事着某种形式的工作（以农业为主），65～74岁的人中有80%的人仍以某种形式参与就业。1935年，当社会保障制度在全美推行后，仅有一小部分公民达到了规定的65岁退休年龄。
如今在发达国家，90%的人在庆祝65岁生日时，身体依旧非常硬朗，但他们却被划入老年人的行列。重新制定退休制度的建议，虽然不是我这个职级的人能提出来的，但有一件事是显而易见的：六十几岁就期望彻底退休似乎已经是过去式了，或者只是富人的特权，这对我们很多人来说都是奢求。
那么，如何才能使长寿成为一种福气，而非诅咒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