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经济大萧条时期，英国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发起了一场经济思想领域的革命，对以往无可争议的自由贸易、放松金融管制和自由放任经济提出了质疑。他将跨境贸易及资金跨境投机进行区分，并且认为跨境贸易有利，而投机资金是不绑定任何实际生产项目的“无根货币”，其跨境流动会引发风险。此外，愿意接受国际热钱潮的国家很难实施理想的经济政策。例如，若在这样的国家尝试用降低利率的方式刺激经济增长，那么热钱为了追逐更高的回报将转移至他国，导致该国货币贬值，迫使利率抬高。凯恩斯的跨境金融活动危害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成为主流。为了在全球范围内建立一个规范化的固定汇率体系以遏制热钱跨境流动，1944年，所有二战同盟国的代表在美国新罕布什尔州的布雷顿森林举行会议，各成员国承诺本国中央银行保持本国货币与美元之间的固定汇率（即布雷顿森林体系）。该体系使得使美元与黄金挂钩，所有其他成员国的货币与美元挂钩。
尽管政府大规模干预经济并增加了税收，但不论富裕的国家还是贫穷的国家，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到六十年代之间经历的经济增长幅度之大都前所未有。现在我们称这一时期为“资本主义经济的黄金时期”。战后重建在一定程度上拉动了经济发展，但主要原因是布雷顿森林体系让各国政府得以在摆脱热钱潮这一不稳定因素的情况下，采取符合本国利益的行动。
然而由于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基本框架存在缺陷，加之重要主权国成员无意再遵守协定，该体系很快便瓦解。美国贸易逆差严重，越来越多的国家要求将持有的美元兑换成黄金，从而导致体系内美元不断增加，美国的黄金储量持续缩水。1971年，时任美国总统理查德·尼克松（Richard Nixon）宣布停止承担美元兑换黄金的义务以阻止美国黄金储备流失，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到1973年，凯恩斯主义政策瓦解，经济危机席卷大西洋两岸，新自由主义思想成为主流观点。
新自由主义是对被称为“古典自由主义”的自由市场旧观念的修正。古典自由主义主张自由放任，政府不对商人加以干预。而新自由主义则强调政府必须将社会和法律重组成细分市场，并让它们互相竞争。他们的口号是：减税，放松管制，私有化，鼓励竞争。
奥地利经济学家弗里德里希·哈耶克（Friedrich Hayek）是新自由主义的鼻祖，著有《通往奴役之路》（1944年首版）一书。他在书中指出，在判断好坏真假时，竞争和价格体系是仅有的合法仲裁者。市场竞争能带来效率，有益于集体利益。在对抗真正的政策风险即极权主义的过程中，市场提供了所有必要的保护。国家只需维系自由市场即可防止极权主义的发生。
新自由主义把从政治家手中拿走的权力交给经济学家和金融家。包括美国总统罗纳德·里根（Ronald Reagan）和英国首相玛格丽特·撒切尔（Margaret Thatcher）在内的许多政治家都对新自由主义情有独钟。这是因为新自由主义让“市场”解决所有混乱，帮政界人士们躲避艰难的选择，并免除了由此产生的责任。这种思想体系最普遍的结果就是金融化，即把金融技术和竞争注入了几乎所有领域。
1954年，美国经济学家保罗·萨缪尔森（Paul Samuelson）著文称，如果将市场分析应用于学校、道路和医院等公共服务，会出现“搭便车”问题。人们在消耗公共服务的同时却想逃税以避免为这些服务买单。因此最适宜的税收和公共服务标准必须由政府确定，而不能依赖民众对税收和公共服务的偏好。1956年，美国经济学家查尔斯·提布特(Charles Tiebout)提出，尽管市场分析对美国联邦政府不适用，但可以将其应用于地方政府。各地方政府将特定的税种与特定的公共服务捆绑起来，组成不同的方案。人们可以挑选最适合自己的税种和公共服务的组合，并依此在不同辖区间流动。
1969年，普林斯顿大学的经济学家华莱士·奥茨（Wallace Oates）验证了蒂布特的观点。他对新泽西州的53个社区进行调查，研究他们的财产税、地方政府对学校的支出，以及这两者与当地房价的关系。他得出的结论与蒂布的预测如出一辙: 房产税越高的地方房价越低，而对学校的支出更高的地方房价也随之上涨。人们对税收和开支计划的回应的确是“用脚投票”。
如今提布特的观点已然成为美国地方公共经济的试金石。新自由主义者有充足的理由证明，包括法治、企业税率和监管环境在内的任何东西都是有价格的。但这种观点导致的后果出人意料。地方政府互相竞争从而大幅提升效率的现象并没有出现，相反，大型金融和企业利益团体却依靠相互竞争从各州获利。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末期，搬迁行业利用顾问引发地方政府间的竞争，迫使各州改善“营商环境”，即从地方纳税人手中获取最多补贴。顾问的收入高达补贴计划总额的30%，因此他们有充分的动机在不让对手了解自己报价的同时查看竞争对手的出价。
税收激励策略因腐败而声名狼藉。公职人员为一己私利不经审查就批准利润丰厚的交易。大企业约吞占了激励计划总额的90%，而小企业几乎没有得到激励补贴的机会。2017年，亚马逊宣布计划建立第二总部，要求各城市秘密投标，提交详述奖励计划的标书。亚马逊对于选址早有周密考量，总部所在地要能提供大量受过教育的员工和行政主管，并且要尽可能获取政治权力。
亚马逊在深思熟虑后打响了激烈的竞标战，238个城市争相竞标，鼓励计划一个比一个诱人。大部分竞标是秘密进行的，但目前已知的有：新泽西州的纽瓦克提供了70亿美元的激励计划，芝加哥则表示亚马逊可最高获得其员工缴纳所得税的100%。密苏里州的圣路易斯市提供了73亿美元的补贴，马里兰州的蒙哥马利县提供了85亿美元的“大礼包”。2018年11月，亚马逊宣布纽约州的长岛和距白宫仅有七分钟的路程的弗吉尼亚州水晶城竞标成功，将第二总部“一拆为二”。竞价总额合计46亿美元，用于补贴亚马逊。
亚马逊的案例突出了各州为了吸引工商企业开展逐底竞争的过程中至关重要的两点：
本章节向政策制定者提出以下三大问题：
1. 减税等优惠政策能够吸引外地企业到本地投资吗？ 答案为：有时可以。
2. 各州或各国为了吸引工商企业或居民来本地而展开竞争，这种竞争效率对世界整体而言有益吗？或者这不过是各区域间的逐底竞争？ 这种“竞争”就是逐底竞争，而且会加剧不公平现象，整体而言对世界有害。这种竞争是非效率的，它以牺牲更多更贫穷的社区利益为代价，为少数富人谋福利。
3. 且不论这种竞争是否有害，我所在的国家或州参与竞争从当地利益角度考虑有益吗？ 唯一的高招是不参与。下一章，我们将谈论国际经济的两位主要参与者，英国和美国。英国在竞争时用力更猛，出手更快，在此过程中，对国际经济造成巨大破坏，也让自己一贫如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