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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宜公本名凤仪，改名文郁，考进会稽县学生员，后又改名仪炳，应过几次乡试，未中试。他看去似乎很是严正，实际却并不厉害，他没有打过小孩，虽然被母亲用一种叫作呼筱（音笑）的竹枝豁上几下的事情总是有过的。因为他寡言笑，小孩少去亲近，除吃酒时讲故事外，后来记得的事不很多。有一次大概是光绪辛卯（一八九一）年吧，他从杭州乡试回家，我们早起去把他带回来的一木箱玩具打开来看，里边有一件东西很奇怪，用赤金纸做的腰圆厚纸片，顶有红线，两面各写“金千两”字样，事隔多年之后才感到那箱玩具是日本制品，但是别的有些什么东西却全不记得了。此外有几张紫砂小盘，上有鲤鱼跳龙门的花纹，乃是闱中给月饼吃时的碟子，拿来正好作家事游戏，俗语云办人家。又一回记得他在大厅明堂里同两三个本家站着，面有忧色地在谈国事，那大概是甲午秋冬之交，左宝贵战死之后吧。他又说过，现在有四个儿子，将来可以派一个往西洋去，一个往东洋去做学问，这话由鲁老太太传说下来，当然是可靠的，那时读书人只知道重科名，变法的空气还一点没有，他的这种意见总是很难得的了。他说这话大抵也在甲午、乙未这时候吧，因为他的四子生于癸巳六月，而他自己则是丙申九月去世的，距生于咸丰庚申，年三十七岁，乡下以三十六岁为本寿，意思是说一个人起码的寿命，犹如开店的本钱，他的生日在十二月，所以严格的说，整三十六年还差三个月。
关于伯宜公的病，《朝花夕拾》中有专写的一篇，但那是重在医药，对于江湖派的旧医生下了一个总攻击，其意义与力量是不可以小看的。但是病状方面只说到是水肿，不曾细说，现在想来补充几句，只是事隔半世纪以上，所记得的也不很多了。
日去世，这从旧日记上记他的忌日那里查到，但他的病是什么时候起的呢，那就没有地方去查了。《朝花夕拾》中说请姚芝仙看了两年，又请何廉臣看了一百多天，约略估计起来，算是两年四个月吧，那么该是起于甲午年的四五月间。可是据我的记忆，伯宜公有一天在大厅明堂里同了两个本家弟兄谈论中日战争，表示忧虑，那至早也当在甲午八月黄海战败之后，东关金家小姑母八月之丧他也是自己去吊的，所以他的病如在那一年发生，可能是在冬季吧。
最早的病象是吐狂血。因为是吐在北窗外的小天井里，不能估量共有几何，但总之是不很少，那时大家狼狈的情形至今还能记得。根据“医者意也”的学说，中国相传陈墨可以止血，取其墨色可以盖过红色，于是赶紧在墨海里研起墨来，倒在茶杯里，送去给他喝。小孩在尺八纸上写字，屡次添笔，弄得“乌嘴野猫”似的，极是平常，他那时也有这样情形，想起来时还是悲哀的，虽是朦胧地存在眼前。这以后却也不再吐了，接着是医方与单方并进，最初作为肺痈医治，于新奇的药引之外，寻找多年埋在地下化为清水的腌菜卤，屋瓦上经过三年霜雪的萝卜菜，或得到或得不到，结果自然是毫无效验。现在想起来，他的病并无肺结核的现象，那吐血不知是从哪里来的。随后脚背浮肿，渐至小腿，乃又作水肿医治，反正也只是吃“败鼓皮丸”。终于肿到胸腹之间，他常诉说有如被一匹小布束紧着，其难受是可想而知的了。他逝世的时刻是在晚上，那时椿寿只有四岁，已经睡着了，特别叫了起来，所以时间大概在戌亥之间吧。
鲁老太太是鲁迅的母亲；她母家姓鲁，住在会稽的安桥头，住民差不多全是姓鲁的。她的父亲号晴轩，是个举人，曾在户部当主事，因病辞职回家，于光绪甲申年去世。她有两个姊姊，一个哥哥，号怡堂，一个兄弟，号寄湘，都是秀才，大约在民国前后也都故去了。
她生于清咸丰七年即一八五七年，于民国三十二年（一九四三）在北京去世，年八十七岁。她没有正式读过书，却能识字看书，早年只读弹词说部，六十以后移居北京，开始阅报，日备大小报纸两三份，看了之后与家人好谈时事，对于段张冯蒋诸人都有批评。她是闺秀出身，可是有老百姓的坚韧性。清末天足运动兴起，她就放了脚，本家中有不第文童，绰号“金鱼”的顽固党扬言曰：“某人放了大脚，要去嫁给外国鬼子了。”她听到了这话，并不去找“金鱼”评理，却只冷冷说道：“可不是么，那倒真是很难说的呀。”她晚年在北京常把这话告诉家里人听，所以有些人知道，别的事情也有可以讲的，但这一件就很足以代表她的战斗性，不必再多说了。“金鱼”最恨革命党，辛亥光复前夕往大街听谣言说革命党进城了，立即瘫软走不成路，由旁人扶掖送回，传为笑柄。
鲁迅自己说过，小时候有一个时期寄食于亲戚家，被人说作乞食。这便是癸巳秋后至甲午夏天的事情，亲戚家即是鲁老太太的母家，那时外祖父早已去世，只是外婆和两房舅舅而已。外祖父晴轩公，名希曾，是前清举人，在户部做过主事，不久告假回家，不再出去，他于甲申年去世，到那时正是十年了。偶然翻阅范啸风的《癸俄尺牍》稿本，中间夹着一张纸，上写答周介孚并贺其子入泮，下署鲁希曾名，乃是范君笔迹，代拟的一篇四六信稿，看来实在并不高明。可惜上边没有年月，依照别的尺牍看来，可能是光绪五六年（己卯、庚辰）的事。信中有云：“弟自违粉署，遂隐稽山，蜗居不啻三迁，蠖屈已将廿载，所幸男婚女嫁，愿了向平，侄侍孙嬉，情娱垂晚。”又云：“弟有三娇，从此无白衣之客，君唯一爱，居然继黄卷之儿。”这里自述倒还实在，他有两个儿子，长字怡堂，次字寄湘，都是秀才，还有一个小孩们叫作“二舅舅”的，即是所说的侄儿，其名号却是忘记了。孙是怡堂的儿子，名佩绅，二舅舅的儿子名为佩紫，都比鲁迅要大三四岁。晴轩公的三个女儿，长适啸吟乡阮家，次适广宁桥郦家，三适东昌坊口周家，阮士升与郦拜卿都是秀才，这次伯宜公也进了学，所以信里那么地说，显出读书人看重科名的口气，在现今看来觉得很有点可笑了。
鲁家的旧宅是在靠近海边，去镇塘殿不远的安桥头，规模狭小，连旧时那么重视的“文魁”匾额都没有地方挂，因此暂时移居在外边，写这信时是住在王府庄，与范啸风恰好是邻居。那地方口头叫作王浦庄，到底不知道那三个字是怎么写法，范啸风在《皇甫庄陈山庙社供田记》中说：“予乡皇甫庄在会稽县东三十里，或曰宋时为赵王府第，因以成庄，或曰是村权舆姓皇甫者居之，故曰皇甫庄。”在那村里范、沈二姓居多，寄湘的外家姓沈，大抵因为这个关系，所以一时住在那里，鲁迅寄食的时候正是鲁宅在王府庄的最后的一年。
大概因为是王府庄的房屋典期已满，房东赎回去了的缘故吧，在癸巳年的年底鲁宅乃分别移居了，小舅父同了外祖母回到安桥头老家去，二舅父搬到鸡头山，大舅父则移往小皋埠，寄食的小孩们自然也跟了过去。那里也是一个台门，本是胡、秦两家，大舅父的前妻出于秦氏，所以向秦家借了厅堂以西的一部分厢房来住。这胡、秦合住的关系不大清楚，或者是胡家典得东部的一半也未可知，因为秦家后面有花园，不像是借用人家的房屋的。秦家主人本名树铦，字秋伊或秋渔，别号勉，记不清是举人还是进士了，他以诗画著名，虽然刊行的只有四卷《娱园诗存》，四分之三是别人的诗文，为娱园而作，而照着古文的通例，这介绍花园也说得并不周全。那时诗人早已死了，继承的是他的儿子少渔，即大舅父的内弟，小孩们叫他作“友舅舅”，倒很是说得来，大概因此之故鲁迅也就不再影画绣像了，时常跑去找他谈天。秦少渔也是抽鸦片烟的，但是他并不通日在床上，下午也还照常行动，那时便找他画花，他算是传了家法，喜画墨梅，虽然，他的工夫能及得秋渔的几分，那自然不能知道。他又喜欢看小说，买的很多，不是木板大本，大都是石印铅印的，看过都扔在一间小套房里，任凭鲁迅自由取阅，只是乱扔一堆，找寻比较费事，譬如六本八本一部，往往差了一本，要花好些时光才能找全，这于鲁迅有不少的益处，从前在家里所能见到的只是《三国》《西游》《封神》《镜花缘》之类，种种《红楼梦》，种种《侠义》，以及别的东西，都是无从见到的。此外游花园也是一种乐事，虽然那种蛐蛐笼式的构造并不怎么好玩，或者还不及百草园的有意思，但比在王府庄的时候总是活动得多了。被人家当乞食看待，或是前期的事，在这后期中多少要好一点，但是关于这事我全无所知，所以也不能确说。在小皋埠大约住了半年，于甲午年春夏之间，被叫回家去，鲁迅仍进三味书屋去读书，我于乙未年正月才去，从《中庸》上半本念起，所以在娱园的小说的益处一点都未能得到。
立房的人们如上文所述，分散得七零八落，只有子京一人还常住在家，这就是说在蓝门里教书这一段落。最初只是发现些不通的地方，难免误人子弟，后来却渐有不稳的举动，显出他的精神有病来了。这还是在那读书散伙以前的事，每天小孩虽然去上学，可是蓝门里的生活全不注意，至今想起来也觉得奇怪，不知道那时先生的茶饭真是怎么搞的。但是他家里有一个老女人，叫作得意太娘，那却是清楚地记得的。她的地位当然是老妈子，可是始终不曾见她做老妈子的事，蓬头垢面，蓝衣青布裙，似乎通年不换，而且总是那么醉醺醺的，有个儿子是有正业的工人，屡次来找她却终于不肯回去。有一天下午，她喝醉了撞进书房来，坐在床前的一把太史椅上，东倒西歪地坐不住，先生只好跑去扶住她，她忽然说道：“眼面前一道白光！”我想她大概醉得眼睛发花了，可是先生发了慌，急忙问道：“白光，哪里？”他对学生说今天放学了，不久他自己也奔了出去，带回石作土工等人，连夜开凿，快到五更天才散。第二天仍然放学，据说地上掘了一个深坑之后，主人亲自下去检查，摸索到一块石头的方角，很有点像石椁，他一惊慌赶紧要爬上来，却把腰骨闪了，躺了好两天不能教书。这是他的掘藏工作。不知道从哪里来的，相传有两句口号，叫作“离井一牵，离檐一线”，因为只是口耳传授，也不晓得这字写得对不对，总之说宅内藏有财物，能够懂得这八个字的意思，就能找到那埋藏的地点。败落大人家的子弟谁都想发财，但是听了这谜语，无法下手，只好放弃，唯有子京不但有兴趣而且还很有把握，在蓝门以内屡次试掘，有一次似乎看得十分准了，叫工人来把石板凿出圆洞，大概可以与埋着的缸口相当吧，在房屋改造以前那个用砖石填补的痕迹一直留存着。这一回比较的大举，还有白光的预兆，所以更是有名，又有小说《白光》加以描写，所以更值得一说。或云朱文公的子孙买了百草园去，在什么地方掘得了那一笔宝藏，那恐怕也只是谣言吧。
顺便来一讲阿长的死吧。长妈妈只是许多旧式女人中的一个，做了一辈子的老妈子（乡下叫作“做妈妈”），平常也不回家去，直到了临死，或者就死在主人家里。她的故事详细地写在《朝花夕拾》的头两篇里，差不多已经因了《山海经》而可以不朽了，那里的缺点是没有说到她的下落，在末后一节里说：
“我的保姆，长妈妈即阿长，辞了这人世，大概也有了三十年了罢。我终于不知道她的姓名，她的经历；仅知道有一个过继的儿子，她大约是青年守寡的孤孀。”
这篇文章是一九二六年所写的，阿长死于光绪己亥即一八九九年，年代也差不多少，那时我在乡下，在日记上查到一两项，可以拿来补充一下。
戊戌（一八九八）年闰三月十一日，鲁迅离家往南京进学堂去。同年十一月初八日，四弟椿寿以急性肺炎病故，年六岁。这在伯宜公去世后才二年，鲁老太太的感伤是可以想象得来的，她叫木匠把隔壁向南挪动，将朝北的后房改作卧室，前房堆放什物，不再进去，一面却叫画师凭空画了一幅小孩的小像，挂在房里。本家的远房妯娌有谦少奶奶，平常同她很谈得来，便来劝慰，可以时常出去看戏排遣。那时只有社戏，雇船可以去看。在日记上己亥三月十三日项下云：
“晨乘舟至偏门外看会，下午看戏，十四日早回家。”
又四月中云：
“初五日晨，同朱小云兄，子衡、伯㧑叔，利宾兄下舟，往夹塘看戏，平安吉庆班，半夜大雨。
“初六日雨中放舟至大树港看戏，鸿寿堂徽班，长妈妈发病，辰刻身故，原船送去。”
长妈妈夫家姓余，过继的儿子名五九，是做裁缝的，家住东浦大门溇，与大树港相去不远。那船是一只顶大的“四明瓦”，撑去给她办了几天丧事，大概很花了些钱。日记十一月十五日项下云：“五九来，付洋二十元，伊送大鲢鱼一条，鲫鱼七条。”
他是来结算长妈妈的工钱来的，至于一总共付多少，前后日记有断缺，所以说不清楚了。
如《朝花夕拾》上所说，在玉田老人那里他才见到了些好书。“在我们聚族而居的宅子里，只有他书多，而且特别。制艺和试帖诗，自然也是有的；但我却只在他的书斋里，看见过陆玑的《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还有许多名目很生的书籍。我那时最爱看的是《花镜》，上面有许多图。他说给我听，曾经有过一部绘图的《山海经》，画着人面的兽，九头的蛇，三脚的鸟，生着翅膀的人，没有头而以两乳当作眼睛的怪物。”但是他自己有书，乃是始于阿长的送他一部《山海经》。《朝花夕拾》上云：
“这四本书，乃是我最初得到，最为心爱的宝书。
“书的模样，到现在还在眼前。可是从还在眼前的模样来说，却是一部刻印都十分粗拙的本子。纸张很黄，图像也很坏，甚至于几乎全用直线凑合，连动物的眼睛也都是长方形的。但那是我最为心爱的宝书，看起来，确是人面的兽，九头的蛇，一脚的牛，袋子似的“帝江”，没有头而‘以乳为目，以脐为口’，还要‘执干戚而舞’的“刑天”。
“此后我就更其搜集绘图的书，于是有了石印的《尔雅音图》和《毛诗品物图考》，又有了《点石斋丛画》和《诗画舫》。《山海经》也另买了一部石印的……木刻的却已经记不清是什么时候失掉了。”
这里说前后两段关系很是明白，阿长的描写最详细，关于玉田虽只是寥寥几行，也充满着怀念之情，如云：“这老人是个寂寞者，因为无人可谈，就很爱和孩子们往来，有时简直称我们为‘小友’。”这种情事的确是值得记念的，可是小时候的梦境，与灰色的实生活一接触就生破绽，丙申年伯宜公去世后，总是在丁酉年中吧，本宅中的族人会议什么问题，长辈硬叫鲁迅署名，他说先要问过祖父才行，就疾言厉色地加以逼迫。这长辈就是那位老人。那时我在杭州不知道这事，后来看他的日记，很有愤怒的话。戊戌六月老人去世，鲁迅已在南京，到了写文章的时候，这事件前后相隔也已有三十多年了。
外姓人家住在新台门里的也有好几家，今均从略，只挑取在鲁迅小说中有得说及的一二件事来说一下。
其一是阿有。他姓谢，是有名的阿Q的老兄，他以给人家舂米为业，因此认得他的人很多，老太太多称之为有老官，算是一种尊称。乡下常说这个人曰葛老官，潘姨太太初到绍兴，听人家说话里常有这句话，心里很怀疑，为什么老是谈论乌鸦的呢，因为这和老鸹的发音的确相差无几。他的妻已死，只留下一个女儿，很是能干，就替他管理家务，井井有条。他们住在大书房里，不知是在哪一角落，大概总是朝北的这一排屋内吧。他给人家做短工，因为舂米费力，可以多得一点工钱，反正也多不到哪里去，但比起他兄弟来总好得不少了。阿桂本来也是做短工的，可是他不能吃苦，时常改卖旧货，有的受了败落人家的委托，有的就不大靠得住，这样就渐渐地降入下流，变成半工半偷的生活了。有时跑到哥哥那里来借钱，说近来生意不顺手，这便是说偷不到，阿有怒喝道：“你这什么话？我要高声说给人家听了。”阿桂于是张皇地从大书房逃了出去，其实这问答的话大书房的人都已听见，已不是什么秘密了。
小说《在酒楼上》的主人公吕纬甫叙述奉母亲之命，买两朵剪绒花去送给旧日东邻船户长富的女儿顺姑，等到找着了的时候，才知道她已病故了。这长富就是阿有，顺姑的伯父偷鸡贼长庚自然是阿桂了，不过阿有的女儿的病不是肺病，乃是伤寒初愈，不小心吃了石花，以致肠出血而死。小说里说长庚去硬借钱，顺姑不给，长庚就冷笑说：“你不要骄气，你的男人比我还不如呢。”这也是事实，虽然并没有发生什么影响，因为她的未婚夫是个小店伙，本来彼此都是知道的，无论如何总不会得比不上阿桂的。剪绒花一节当然是小说的虚构，顺姑也不是本名。阿桂的事情出现于辛亥前后这两三年中，他们弟兄到民国八年还健在，以后的消息不知道了。
这题目该是“孔乙己时代的东昌坊口”，因为太长一点，所以从略，虽然意思稍欠明了。孔乙己本来通称孟夫子，不知道住在什么地方，但是他时常走过这条街，来到咸亨酒店吃酒，料想他总是住得不远吧。那时东昌坊口是一条冷落的街，可是酒店却有两家，都是坐南朝北，西口一家曰德兴，东口的即咸亨，是鲁迅的远房本家所开设，才有两三年就关门了。这本是东西街，其名称却起因于西端的十字路口，由那里往南是都亭桥，往北是塔子桥，往西是秋官第，往东则仍称东昌坊口，大概以张马桥为界，与覆盆桥相连接。德兴坐落在十字路的东南角，东北角为水果莲生的店铺，西边路北是麻花摊，路南为泰山堂药店，店主申屠泉以看风水起家，绰号“矮癞胡”更为出名。路南德兴酒店之东有高全盛油烛店、申屠泉住宅，再隔几家是小船埠头、傅澄记米店，间壁即是咸亨，再过去是屠姓柴铺和一家锡箔铺，往南拐便是张马桥了。路北与水果铺隔着两三家有卖扎肉腌鸭子的没有店号的铺子、养荣堂药店，小船埠头的对过是梁姓大台门，其东为张永兴棺材店、鲁迅的旧家、朱滋仁家，到了这里就算完了，下去是别一条街了。中间有些住宅不能知道，但是显明的店铺差不多都有了，关于这些有故事可说的想记一点出来，只是事隔半世纪，遗忘的恐怕不少，也记不出多少罢了。
咸亨酒店的老板之一是鲁迅的远房本家，是一个秀才，他的父亲是举人，哥哥则只是童生而已。某一年道考落第后，他发愤用功，一夏天在高楼上大声念八股文，音调铿锵，有似唱戏，发生了效力，次年便进了学。他哥哥仍旧不成，可是他的邻号生考上了，好像是买彩票差了一号，大生其气，终于睡倒地上把一棵小桂花拔了起来。那父亲是老举人，平常很讲道学，日诵《太上感应篇》，看见我们上学堂的人有点近于乱党，曾致忠告云：“从龙成功固好，但危险却亦很多。”这是他对于清末革命的看法。晚年在家教私塾，年过从心所欲，却逾了矩，对佣媪毛手毛脚的，乱写凭票予人，为秀才所见，大骂为老不死，一日为媪所殴，媳妇遥见，连呼“老昏虫该打”。有一回，本家老太太见童生匆匆走去，及过举人房门外，乃见有一长凳直竖门口，便告知主人去之，后问童生，则笑答是他装的弶，盖以孝廉公为雉兔之类，望其触弶一跌而毙也。同时在台门内做短工的有一个人，通称皇甫，还不知道是王富，有一天在东家灶头同他儿子一起吃饭，有一碗腌鱼，儿子用筷指着说道：“你这娘杀吃吃。”父亲答道：“我这娘杀弗吃，你这娘杀吃吧。”娘杀是乡下骂人的恶话，但这里也只当作语助词罢了。这两件都是实事，我觉得很有意思，多少年来一直记着，现在写了出来，恰好作为孔乙己时代之二吧。
三味书屋。绍兴城的一所私塾，鲁迅十二岁时入学。
《花镜》，介绍花木栽培的书。内有鲁迅的批注。
鲁迅抄录的会稽童钰所作《二树山人写梅歌》。
保姆阿长曾经送给鲁迅一部木版《山海经》。
题目是鲁迅的青年时代，但是我还得从他的小时候说起，因为在他生活中间要细分段落，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为的避免这个困难，我便决定了从头来说。我在这里所讲的都是事实，是我所亲自闻见，至今还有点记忆的，这才记录，若是别人所说，即便是母亲的话，也要她直接对我说过，才敢相信。只是事隔多年，至少有五十年的光阴夹在这中间，难免有些记不周全的地方，这是要请读者原谅的。
鲁迅原名周樟寿，是他的祖父介孚公给他所取的。他生于前清光绪辛巳八月初三日，即公元一八八一年九月二十五日。那时介孚公在北京当“京官”，在接到家信的那一日，适值有什么客人来访，便拿那人的姓来作名字，大概取个吉利的兆头，因为那些来客反正是什么官员，即使是穷翰林也罢，总是有功名的。不知道那天的客人是“张”什么，总之鲁迅的小名定为阿张，随后再找同音异义的字取作“书名”，乃是樟寿二字，号曰“豫山”，取义于豫章。后来鲁迅上书房去，同学们取笑他，叫他作“雨伞”，他听了不喜欢，请祖父改定，介孚公乃将山字去掉，改为“豫才”，有人加上木旁写作“豫材”，其实是不对的。到了戊戌（一八九八）年，鲁迅是十八岁的时候，要往南京去进学堂，这时改名为周树人。在那时候中国还是用八股考试，凡有志上进的人必须熟读四书五经，练习八股文和试帖诗，辛苦应试，侥幸取得秀才举人的头衔，作为往上爬的基础。新式的学校还一个都没有，只有几个水陆师的学堂，养成海陆军的将校的，分设在天津、武昌、南京、福州等处，都是官费供给，学生不但不用花钱，而且还有津贴可领。鲁迅心想出外求学，家里却出不起钱，结果自然只好进公费的水陆师学堂，又考虑路程的远近，结果决定了往南京去。其实这里还有别一个，而且可以算是主要的原因，乃是因为在南京的水师学堂里有一个本家叔祖，在那里当“管轮堂”监督，换句话说便是“轮机科舍监”。鲁迅到了南京，便去投奔他，暂住在他的后房，可是这位监督很有点儿顽固，他虽然以举人资格担任了这个差使，但总觉得子弟进学堂“当兵”不大好，至少不宜拿出家谱上的本名来，因此就给他改了名字，因为典故是出于“百年树人”的话，所以豫才的号仍旧可以使用，不曾再改。后来水师学堂退学，改入陆师学堂附设的矿路学堂，也仍是用的这个名字和号。
在南京学堂的时期，鲁迅才开始使用别号。他刻有一块石章，文云“戎马书生”，自己署名有过一个“戛剑生”，要算早，因为在我的庚子（一九〇〇）年旧日记中，抄存有戛剑生《莳花杂志》等数则，又有那年除夕在家里所作的《祭书神文》上边也说“会稽戛剑生”，可以为证。此外从“树人”这字面上，又变出“自树”这个别号，同时大概取索居独处的意思，自称“索士”或“索子”，这都是在他往日本留学之后，因为这在我癸卯、甲辰（一九〇三至一九〇四）年的日记上出现，可见以前是未曾用的。一九〇七年以后，《河南》杂志请他写文章，那时他的署名是用“迅行”或“令飞”，这与他的本名别无联系，大概只是取前进的意思吧。中间十个年头过去了，到了“五四”以后，他又开始给《新青年》写文章，那时主编的陈独秀、胡适之等人定有一个清规，便是不赞成匿名，用别号也算是不负责任，必须使用真姓名。鲁迅虽然是不愿意，但也不想破坏这个规矩，他便在“迅行”上面减去“行”字，加上了“鲁”字作姓，就算是敷衍过去了。这里他用的是母亲的姓，因为他怕姓周使人家可以猜测，所以改说姓鲁，并无什么别的意思。他那时本有“俟堂”这个别号，也拿出来应用，不过倒转过来，又将堂字写作唐，成为“唐俟”，多使用于新诗和杂感，小说则专用“鲁迅”，以后便定了下来，差不多成为本名了。他写《阿Q正传》时特别署过“巴人”的名字，但以后就不再使用。这里所说差不多至一九二〇年为止。这以后，他所用的笔名很多，现在不再叙述了。
鲁迅小时候的事情，实在我知道得并不多，因为我要比他小三岁，在我刚七八岁有点知识懂人事的时候，他已经过了十岁了。个人的知识记忆各有不同，像我自己差不多十岁以前的事全都不记得了，现在可以记录下来的只是一二零碎的片段而已。因为生下来是长子，在家庭里很是珍重，依照旧时风俗，为的保证他长大，有种种的仪式要举行。除了通行的“满月”和“得周”的各样的祭祀以外，还要向神佛去“记名”。所谓记名即是说把小孩的名字记在神或佛的账上，表示他已经出了家了，不再是人家的娇儿，免得鬼神妒忌，要想抢夺了去。鲁迅首先是向大桶盘（地名，本来是一个大湖）的女神记名，这女神不知道是什么神道，仿佛记得是九天玄女，却也不能确定。记了名的义务是每年有一次，在一定的期间内要去祭祀“还愿”，备了小三牲去礼拜。其次又拜一个和尚为师，即是表示出家做了沙弥，家里对于师父的报酬是什么，我不知道，徒弟则是从师父领得一个法名，鲁迅所得到的乃是“长根”二字。师父自己的法号却似乎已经失传，因为我们只听别人背后叫他“阿隆”，当面大概是隆师父吧，真名字不知道是什么隆或是隆什么了。他住的地方距离鲁迅的家不远，是东昌坊口迤北塔子桥头的长庆寺，那法名里的“长”字或者即是由寺名而来，也未可知。我又记得那大桶盘庙的记名也是有法名的，却是不记得了，而且似乎那法名的办法是每年轮番用神名的一字，再配上别一个字去便成，但是如果她是九天玄女，那么“女”字如何安排，因此觉得这个记忆未必是确实的了。
小孩的装饰大抵今昔南北还没有什么大的不同，例如老虎头鞋和帽，至今也还可以看到。但是有些东西却已经没人知道了，百家衣即是其一。这是一件斜领的衣服，用各色绸片拼合而成，大概是在模仿袈裟的做法吧，一件从好些人家拼凑出来的东西似乎有一种什么神力，这在民俗上也是常有的事情。此外还有一件物事，在绍兴叫作“牛绳”，原义自然是牵牛的绳索，作为小孩的装饰乃是用红丝线所编成，有小指那么粗，长约二尺之谱，两头打结，套在脖子上，平常未必用，若是要出门去的时候，那是必须戴上的。牛绳本身只是一根索子便已够了，但是它还有好些附属品，都是有辟邪能力的法物，顺便挂在一起了。这些物件里边，我所知道的有小铜镜，叫作“鬼见怕”的一种贝壳，还有一寸多长的小本“黄历”，用红线结了网装着。据说鲁迅用过的一根牛绳至今还保存着，这也是可能的事，至于有人说这或是隆师父的赠品，则似未可信，因为我们不曾拜过和尚为师的人，在小时候同样地挂过牛绳，可见这原是家庭里所自备的了。
鲁迅的“开蒙”的先生是谁，有点记不清了，可能是叔祖辈的玉田或是花塍吧。虽然我记得大约七八岁的时候同了鲁迅在花塍那里读过书，但是初次上学所谓开蒙的先生照例非秀才不可，那么在仪式上或者是玉田担任，后来乃改从花塍读书的吧。这之后还跟子京读过，也是叔祖辈的一人，这人有点儿神经病，又是文理不通，本来不能当先生，只因同住在一个院子里，相距不到十步路，所以便去请教他。这期间不知道有多久，只是他教了出来许多笑话，终于只好中止了。这事相隔很久，因为可笑，所以至今清楚地记得。第一次是给鲁迅“对课”，出三字课题云“父攘羊”，大约鲁迅对的不合适，先生为代对云“叔偷桃”。这里羊桃二字都是平声，已经不合对课的规格，而且还把东方朔依照俗音写成“东方叔”，又是一个别字。鲁迅拿回来给父亲看，伯宜公大为发笑，但也就搁下了。第二次给讲书，乃是《孟子》里引《公刘》的诗句，到“乃裹糇粮”，他把第三字读作“猴”字，第二字读为“咕”，说道：公刘那时那么地穷困，他连胡狲袋里的果子也“咕”地挤出来拿了去了！伯宜公听了也仍然微笑，但从第二天起便不再叫小孩到那边去上学了。这个故事有点近于笑话，而且似乎编造得有点牵强，其实如果我不是在场亲自听见，也有这种感觉，可见实人实事有些也很奇特，有时会得比编造的更奇特的。
上边所说的事记不清是在哪一年，但鲁迅已经在读《孟子》，那是很明了确实的。可能这是在光绪壬辰（一八九二）年，这之后他便进了三味书屋跟寿镜吾先生读书去了。总之次年癸巳（一八九三）他已在那里上学，那是不成问题的，但曾祖母于壬辰除夕去世，新年匆忙办理丧事，不大可能打发他去入学，所以推定往三味书屋去在上一年里，是比较可以相信的。
上文说到了光绪癸巳年，这一年很重要，因为在鲁迅的生活中是一个重大关键，我也已是满八岁多了，知道的事情也比较多些了。所记述的因此也可以确实些。在这一年里应该记得是鲁迅初次认识了“闰土”。他姓章，本名运水，因为八字上五行缺水，所以小名叫作“阿水”，学名加上一个运字，大概是取“运气”的意思，绍兴俗语“闰”“运”同音，所以小说上改写作“闰”，水也换作五行中的“土”了。运水的父亲名章福庆，一向在家中帮忙工作，他的本行是竹匠，家在杜浦村，那里是海边，一片都是沙地，种些瓜豆棉花之类，农忙时在乡间种地，家里遇过年或必要时他来做帮工。那年曾祖母去世，在新年办丧事，适值轮到祭祀“当年”，更是忙乱。周家共分三大房，又各分为三小房，底下又分为三支，祖先祭祀置有祭田，各房轮流承办，小祭祀每九年轮到一回，大祭祀便要二十七年了。那一年轮到的不记得是哪一个祭祀，总之新年十八天要悬挂祖像，摆列祭器，让本家的人前来瞻拜。这回办理丧事，中堂恰被占用了，只好变通一下，借用了本家的在大门西边的大书房来挂像，因为那些祭器如古铜大“五事”——香炉烛台和两个花瓶共五件，称为五事——和装果品和年糕粽子的锡盘，都相当值钱，容易被白日撞门贼所偷走，须要有人看守才行，这个工作便托章福庆把他的儿子运水叫来，交付给他。鲁迅的家当然是旧式封建家庭，但旧习惯上不知怎的对于使用的工人称呼上相当客气。章福庆因为福字犯讳，简略为章庆，伯宜公直呼他阿庆，祖母和母亲则叫老庆，小孩们统统称他庆叔。对于别家的用人也是一样，因为我还记得有过一个老工人，我们称为王富叔的。运水来了，大家不客气的都叫他阿水，因为他年纪小，他大概比鲁迅大两三岁，可能有十五六岁吧。鲁迅叫他阿水，他叫鲁迅“大阿官”，这两人当时就成了好朋友。那时鲁迅已在三味书屋上学，当然有了好些同窗朋友，但是不论是士人或商家出身，他们都是城里人，彼此只有泛泛的交情罢了。运水来自乡下海边，有他独特的新奇的环境，素朴的性格，鲁迅初次遇到，给与了他很深的印象，后来在文章上时常说到，正是很当然的了。鲁迅往安桥头外婆家去的时候，可能去过镇塘殿吃茶，到楝树下看三眼闸，或者也看过八月十八的大潮，但是海边“沙地”上的伟大的平常的景色却没有机会看到过，这只有在运水的话里才能听见一部分。张飞鸟与蓝背在空中飞，岸上有“鬼见怕”和“观音掌”等珍奇的贝壳，地上有铁叉也戳不着的猹——或是獾猪，这些与前后所见的《尔雅图》和《山海经图》岂不是也很有一种联系么。到了庚子新年，已在七年之后，运水来拜岁留住，鲁迅还同他上“大街”去玩了两天，留在我的旧日记上，可见到那时候还是同朋友似的相处的了。
那年还有一件事，对于鲁迅有很大的影响的，便是家中出了变故，使得小孩们不得不暂时往外婆家去避难。在要说这事件之先，我们须得先来一讲介孚公的事情。介孚公谱名致福，后来改名福清，在同治辛未（一八七一）年是他三十七岁的时候，中了会试第一百九十九名进士，殿试三甲钦点翰林院庶吉士，在馆学习三年，至甲戌（一八七四）年散馆，奉旨以知县用，分发四川，选得荣昌县，因亲老告近，改选江西金溪县。介孚公的脾气生来不大好，喜欢骂人，什么人都看不起，我听他晚年怒骂，自呆皇帝（清光绪帝）、昏太后（西太后）起，直骂到子侄辈。在他壮年时代大概也是如此，而且翰林外放知县，俗称“老虎班”，最是吃硬，不但立即补缺，而且官场上也相当有面子。有这两种原因，他不但很是风厉，而且也有点任意了。碰巧那上司江西巡抚又偏偏不是科甲出身，更为他所蔑视，终于顶起牛来。但官职太小究竟抵敌不过，结果被巡抚奏参，奉旨革职改教，即是革掉了知县，改充教官，那时府学县学的教授训导，仿佛是中学校的教员。他心里不服，凭了他的科甲出身，入京考取了内阁中书，一直做了十多年的京官，得不到什么升迁。曾祖母戴老太太去世了，介孚公乃告假回家来。那时电报已通，由天津乘轮船，可以直达上海，所以在“五七”以前他同了潘姨太太和儿子伯升回到了家里。他这半年在家里发脾气，闹得鸡犬不宁，这倒还在其次，到了秋天他出外去，却闯下了滔天大祸，虽是出于意外，可是也与他的脾气有关的。
那年正值浙江举行乡试，正副主考都已发表，已经出京前来，正主考殷如璋可能是同年吧，同介孚公是相识的。亲友中有人出主意，招集几个有钱的秀才，凑成一万两银子，写了钱庄的期票，请介孚公去送给主考，买通关节，取中举人，对于经手人当然另有酬报。介孚公便到苏州等候主考到来，见过一面，随即差遣“跟班”将信送去。那时恰巧副主考正在正主考船上谈天，主考知趣，得信不立即拆看，那跟班乃是乡下人，等得急了，便在外边叫喊，说银信为什么不给回条。这事情便戳穿了，交给苏州府去查办，知府王仁堪想要含糊了事，说犯人素有神经病，照例可以免罪。可是介孚公本人却不答应，公堂上振振有词，说他并不是神经病，历陈某科某人，都通关节中了举人，这并不算什么事，他不过是照样地来一下罢了。
事情弄得不可开交，只好依法办理，由浙江省主办，呈报刑部，请旨处分。这所谓科场案在清朝是非常严重的，往往交通关节的人都处了死刑，有时杀戮几十人之多。清朝末叶这种情形略有改变，官场多取敷衍政策，不愿深求，因此介孚公一案也得比较从轻，定为“斩监候”的罪名，一直押在杭州府狱内，前后经过了八个年头，至辛丑（一九〇一）年由刑部尚书薛允升上奏，依照庚子年乱中出狱的犯人事定后前来投案，悉予免罪的例，也把他放免了。
祖父介孚公的事我们轻描淡写的几句话说过去了，可是它给与家庭的灾祸实在不小，介孚公一人虽然幸得保全，家却也是破了。因为这是一个“钦案”，哄动了一时，衙门方面的骚扰由于知县俞凤冈的持重，不算利害，但是人情势利，亲戚本家的嘴脸都显现出来了。大人们怕小孩子在这纷乱的环境不合适，乃打发往外婆家去避难，这本来是在安桥头村，外公晴轩公中举人后移住皇甫庄，租住范氏房屋，这时便往皇甫庄去了。鲁迅被寄在大舅父怡堂处，我在小舅父寄湘那边，因为年纪尚小，便交给一个老女仆照料同睡，大家叫她作唐港妈妈，大概是她的乡村名字。大舅父处有表兄姊各一人，小舅父处只表姊妹四人，不能作伴，所以每天差不多都在大舅父的后楼上玩耍。我因为年纪不够，不曾感觉着什么，鲁迅则不免很受到些激刺，据他后来说，曾在那里被人称作“讨饭”，即是说乞丐。但是他没有说明，大家也不曾追问这件不愉快的事情，查明这说话的究竟是谁。这个激刺的影响很不轻，后来又加上本家的轻蔑与欺侮，造成他的反抗的感情，与日后离家出外求学的事情也是很有关联的。
不过在大舅父那里过的几个月的光阴，也不全是不愉快或是空虚无用的。他在那里固然初次感到人情的冷酷，对于少年心灵是一个重大的打击，但是在文化修养上并不是没有好处，因为这也正在那时候他才与祖国的伟大文化遗产的一大部分——版画和小说，真正发生了接触。明显的表现便是影写《荡寇志》的全部绣像。
鲁迅在家里的时候，当然也见过些绣像的书。阿长给他买的木版《山海经》，虽然年代不详，大概要算是最早了吧。那是小本木刻，因为一页一图，所以也还清楚，那些古怪的图像，形如布袋的“帝江”，没有脑袋而以乳为目，以脐为口的“刑天”，这比龙头、人身、马蹄的“强良”还要新奇，引起儿童多少奔放丰富的想象来呀。伯宜公旧有的两本《尔雅音图》，是广百宋斋的石印小本，一页里有四个图，原版本有一尺来大，所以不成问题，缩小后便不很清楚了。此外还存有四本《百美新咏》，全是差不多一样的女人，看了觉得单调。很特别是一部弹词《白蛇传》，上边也有绣像，不过没有多少张，因为出场的脚色本来不多。弹词那时没有读，但白蛇的故事是人人知道的，大家都同情“白娘娘”，看不起许仙，而尤其讨厌法海。《白蛇传》的绣像看去所以无甚兴趣，只是一股怨恨的感情聚集在法海身上，看到他的图像便用指甲掐他的眼睛，结果这一页的一部分就特别破烂了。归根结蒂地说来，绣像书虽是有过几册，可是没有什么值得爱玩的。大舅父那里的这部《荡寇志》因为是道光年代的木刻原版，书本较大，画像比较生动，像赞也用篆、隶、真、草各体分书，显得相当精工。鲁迅小时候也随意自画人物，在院子里矮墙上画有尖嘴鸡爪的雷公，荆川纸小册子上也画过“射死八斤”的漫画，这时却真正感到了绘画的兴味，开始来细心影写这些绣像。恰巧邻近杂货店里有一种竹纸可以买到，俗名“明公（蜈蚣）纸”，每张一文制钱，现在想起来，大概是毛边纸的一种，一大张六开吧。鲁迅买了这明公纸来，一张张地描写，像赞的字也都照样写下来，除了一些楷书的曾由表兄延孙帮写过几张，此外全数是由他一个人包办的。这个模写本不记得花了多少时光，总数约有一百页吧，一天画一页恐怕是不大够的。我们可以说，鲁迅在皇甫庄的这个时期，他的精神都用在这件工作上，后来订成一册，带回家去，一二年后因为有同学见了喜欢，鲁迅便出让给他了。延孙那里又有一部石印的《毛诗品物图考》，小本两册，原书系日本冈元凤所作，引用诗经里的句子，将草木虫鱼分别地绘图列说，中国同时有徐鼎的《品物图说》，却不及这书的画得精美。这也给了鲁迅一个刺激，引起买书的兴趣来。现在这种石印本是买不到了，但日本天明甲辰（一七八四）的原印本却还可以看到。
鲁迅在皇甫庄大概住了有五六个月吧，到了年底因了典屋满期或是什么别的关系，外婆家非得搬家不可了。两家舅父决定分住两地，大舅父搬到小皋埠，小舅父回到安桥头老家去，外祖母则每年轮番地到他们家里去同住。因为小舅父家都是女孩，有点不大方便，所以鲁迅和我都一并同了大舅父搬去了。小皋埠那里的房东似是胡、秦两姓，秦家的主人秦少渔是大舅父前妻的兄弟，是诗人兼画家的秦树铦的儿子，也能画梅花，只是吃了鸦片，不务生计，从世俗的眼光看来乃是败落子弟，但是很有风趣，和鲁迅很说得来，因为小名“友”便叫他作“友舅舅”，时常找他去谈天。他性喜看小说，凡是那时所有的说部书，他几乎全备，虽然大抵是铅石印，不曾见过什么木刻大本。鲁迅到了小皋埠之后，不再做影写绣像这种工作了，他除了找友舅舅闲谈之外，便是借小说来看。我因为年纪还小，不够参加谈天，识字不多，也不能看书，所以详细情形都说不上来了。总之他在那里读了许多小说，这于增加知识之外，也打下了后日讲“中国小说史”的基础，那是无可疑的吧。
不知道是什么时候，大抵是在春天上坟时节吧，大人们看得没有什么风波了，便叫小孩们回到家里去。在皇甫庄和小皋埠所受的影响立即向着两方面发展，一是开始买新书，二是继续影写图画。
鲁迅回家后所买第一部新书，大概是也应当是那两册石印的《毛诗品物图考》。明白记得那书价是银洋两角，因为买的不是一次，掉换也有好几次。不知为什么那么地看重此书，买来后必要仔细检查，如果发见哪里有什么墨污，或是哪一页订得歪斜了，便要立即赶去掉换。有时候在没有查出缺点之前，变动了一点，有如改换封面之类，那就不能退换了，只是折价卖给某一同学，再贴了钱去另买新书。因为去的回数多了，对于书坊伙计那么丁宁妥帖地用破毛边纸包书的手法也看熟了，便学得了他们的方法，以后在包书和订书的技术方面都有一点特长，为一般读书人所不及。后来所买的同类书籍中记得有《百将图》，只可惜与《百美新咏》同样地显得单调，《二十四孝图》则因为向来讨厌它，没有收集，直到后来要研究它，这才买到了什么《百孝图》等。上边忘记说，家里原有藏书中间有一部任渭长画的《於越先贤像传》和《剑侠传图》，在小时候也觉得它画得别致，很是爱好。这之后转入各种石印画谱，但是这里要说的先是一册木刻的，名叫《海仙画谱》，又称《十八描法》，著者姓小田，乃是日本人，所以这书是日本刻印的。内容只是十八图，用了各种衣褶的描法如柳叶描、枣核描等，画出状如罗汉的若干模型来。当时为什么要买这册画谱，这理由完全记不得了，但是记得这一件附带的事情，便是此书的价钱是一百五十文，由我们两人和小兄弟松寿各出五十文钱，算作三人合买的。在那时节拿出两角钱去买过《名物图考》，为什么这一百五十文要三个人来合出呢？大概是由于小兄弟动议，愿意加入合作的吧。可是后来不知是因为书没有意思，还是不能随意取阅的缘故呢，他感觉不满意，去对父亲“告诉”了。伯宜公躺在小榻上正抽鸦片烟，便叫拿书来看，鲁迅当初颇有点儿惶恐，因为以前买书都是瞒着大人们的。伯宜公对于小孩却是很有理解，他拿去翻阅了一遍，并不说什么话，仍旧还了我们了。鲁迅刚读过《诗经》，《小雅·巷伯》一篇大概给他很深的印象，因此他有一个时候便给小兄弟起了一个绰号，便是“谗人”。但是小兄弟既然还未读书，也不明白它的意义，不久也就忘了。那本画谱鲁迅主张单给了小兄弟，合股的一百文算是扔掉了，另外去买了一本来收着，同一《海仙画谱》所以有两本的原因就是为此。
关于这小兄弟还有一件事，可写在这里。鲁迅在一九二五年写有一篇小文，题曰《风筝》，后来收在《野草》里边。他说自己嫌恶放风筝，看见他的小兄弟在糊蝴蝶风筝，便发了怒，将风筝的翅骨折断，风轮踏扁了。事隔多年之后，心里老觉得抱歉似的，心想对他说明，可是后来谈及的时候，小兄弟却是什么也不记得了。这所说的小兄弟也正是松寿，不过《野草》里所说的是“诗与真实”和合在一起，糊风筝是真实，折断风筝翅骨等乃是诗的成分了。松寿小时候爱放风筝，也善于自糊风筝，但那是戊戌（一八九八）以后的事，鲁迅于那年春天往南京，已经不在家里了。而且鲁迅对于兄弟与游戏，都是很有理解，没有那种发怒的事，文章上只是想象的假设，是表现一种意思的方便而已。松寿生于光绪戊子（一八八八），在己亥庚子那时候刚是十二三岁。
我们把新书与画谱分开了来说，其实这两者还只是一件事。新书里也包含着画谱，有些新印本买得到的，就买了来收藏，有些旧本找不到，便只好借了来看，光看看觉得不够，结果动手来影画下来。买到的画谱，据我所记得的，有《芥子园画传》四集，《天下名山图咏》《古今名人画谱》《海上名人画稿》《点石斋丛画》，《诗画舫》《晚笑堂画传》木版本尚有流传，所以也买到原本，别的都是石印新书了。有几种旧的买不到，从别人处借了来看，觉得可喜，则用荆川纸蒙在书上，把它影写下来。这回所写的比以前《荡寇志》要进一步，不是小说的绣像，而是纯粹的绘画了。这里边最记得清楚的是马镜江的两卷《诗中画》，他描写诗词中的景物，是山水画而带点小人物，描起来要难得多了。但是鲁迅却耐心地全部写完，照样订成两册，那时看过的印象觉得与原本所差无几，只是墨描与印刷的不同罢了。第二种书，这不是说次序，只是就记忆来说，乃是王冶梅的一册画谱。王冶梅所画的有梅花、石头等好些种，这一册是写意人物，画得很有点别致。这里又分上下二部，上部题名《三十六赏心乐事》，图样至今还觉得很熟悉，只是列举不出了，记得有一幅画堂上一人督率小童在开酒坛，柴门外站着两个客人，题曰“开瓮忽逢陶谢”，又一幅题曰“好鸟枝头自赏”。在多少年之后我见到一部日本刻本，这《赏心乐事》尚有续与三续，鲁迅所写的大概是初版本，所以只有三十六事，作为上卷，都是直幅，下卷则是横幅，性质很杂，没有什么系统。所画都是人物，而简略得很，可以说是一种漫画，上卷则无讽刺意味，下卷中有一幅画作乞丐手牵一狗，狗口衔一瓢向人乞钱，题词首一句云“丐亦世之达人乎”，惜下文都忘记了。第三种所画又是很有点特殊的，这既非绣像，也不是什么画谱，乃是一卷王磐的《野菜谱》，原来附刻在徐光启的《农政全书》的末尾的。《野菜谱》原是讲“荒政”的书，即是说遇到荒年，食粮不够，有些野菜可以采取充饥，这一类书刻本难得见，只有《野菜谱》因为附刻关系，所以流传较广。这书还有一样特色，它的品种虽是收得比较少些，但是编得很有意思，在每一幅植物图上都题有一首赞，似歌似谣，虽或有点牵强，大都能自圆其说。鲁迅影写这一卷书，我想喜欢这题词大概是一部分原因，不过原本并非借自他人，乃是家中所有，皮纸大本，是《农政全书》的末一册，全书没有了，只剩此一册残本，存在大书橱的乱书堆中。依理来说，自家的书可以不必再抄了，但是鲁迅却也影写了一遍，这是什么缘故呢？据我的推测，这未必有什么大的理由，实在只是对于《野菜谱》特别地喜欢，所以要描写出来，比附载在书末的更便于赏玩罢了。
鲁迅小时候喜爱绘画，这与后来的艺术活动很有关系的，但是他的兴趣并不限于图画，又扩充到文字上边去，因此我们又要说一说他买书的事了。这回他所要买的不再是小孩们看了玩的图册，而是现今所称祖国文学遗产的一部分了。上文我们说到合买《海仙画谱》，大概是甲午（一八九四）年的事情，那么这里所说自然在其后，当是甲午、乙未这两年了。小说一类在小皋埠“友舅舅”那里看了不少，此时并不热心追求，所注意的却是别一部类，这比起小说来虽然也算是“正经”书，但是在一心搞“举业”——即是应科举用的八股文的人看来，乃是所谓“杂学”，如《儒林外史》里的高翰林所说，是顶要不得的东西。但是在鲁迅方面来说，却是大有益处，因为这造成他后来整理文化遗产的基础与辑录《会稽郡故书杂集》《古小说钩沉》，写《中国小说史略》等，都是有关系的。他的买书时期大约可以分作两段，这两年是第一段，正是父亲生病的时期，第二段则是父亲死后，伯宜公没于丙申（一八九六）年九月，所以计算起来该是丙申、丁酉的两年，到了戊戌三月鲁迅便已往南京去了。
不记得是什么时候，总之是父亲病中这一段里吧，鲁迅从本家那里，可能是叔祖玉田，也可能是玉田的儿子伯㧑，借来了一部书，发生了很大的影响。这是一部木版小本的《唐代丛书》，在丛书中是最不可靠的一种，据后来鲁迅给人的书简中说：“所收的东西大半是乱改和删节的，拿来玩玩固无不可，如信以为真，则上当不浅也。”但引据固然不能凭信，在当时借看实在原是“拿来玩玩”的意思，所以无甚妨碍。倒是引起读书的兴味来，这一个用处还是一样的。那里边所收的书，看过大抵忘了，但是有一两种特别感觉兴趣，就不免想要抄它下来，正与影写画谱是同一用意。我那时年幼没有什么知识，只抄了一卷侯宁极的《药谱》，都是药的别名，原见于陶谷的《清异录》中。鲁迅则选抄了陆羽的《茶经》，计有三卷，又陆龟蒙的《五木经》和《耒耜经》各一篇，这便大有意义，也就是后来大抄《说郛》的原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