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尼尔独自走进牧师宅邸时,外面的天已经漆黑,主楼没有了灯光。时间并不太晚,但牧师的妻子舍不得用热气和电灯,维多利亚时代风格的正方形梯井像道向上攀升的冷飕飕的柱状阴影。丹尼尔知道自己到了哪里,在衣架和黑色橡木衣柜的障碍间放轻脚步行走着,极力避开土耳其长条地毯磨损的边边角角可能导致的各种意外,向牧师的书房走去。
这里处处带着富丽堂皇的影子。一张非常沉重的皮面写字桌,一对玻璃银盖墨水瓶,一把黑色皮质高背椅,四壁的玻璃书柜中放满了精装书。阿富汗地毯好几块地方都磨坏了,人们经常踩的地方的黑色和金色光点已磨损殆尽,变成一张不再反光的麻袋布。房间干净得让人激动,但却透露着一股无处不在的水仙花的味道,以及微微浓郁的小苍兰的香气。一个浅浅的黑色瓷碟中,釉面上隐隐约约闪着银光,暗淡地漂着一组剪下来的精美别致的花苞组合:几朵猩红色和紫色的银莲花、绿尖头的雪花莲,以及细若薄纸的水仙和淡金色的小苍兰,彩色影子映照在水面上。
这些是威尔斯小姐每天摆上去的,她是牧师忠诚的房客,斯蒂芬妮的资深同事。丹尼尔搅动着她的贡品,伸手去开台灯。他记得母亲说过,晚上在房间里摆花会有危险。他父亲奄奄一息之际,母亲连夜把所有的花瓶都转移到碗碟存放间,收拾起来放进坑坑洼洼的血红色陶瓷洗涤槽里。它们会释放出某种有毒气体,她说,医院护士曾告诉过她的。丹尼尔不去想这些往事了。他拿来牧师书房的梯子,开始在书架上搜索。
封面被装裱成黑色和金色的莎士比亚全集放在书架顶端。玻璃门上了锁。丹尼尔查看了下别的门。没有钥匙。他沉重地走下梯子,开始在微弱的光圈中搜索桌面,然后打开一只银盒,银盒里面散发着烟草味儿,一个木制保险箱中装满了纸夹和节约标签。他开始像个夜晚的窃贼般劫掠起桌子的抽屉,翻转着小小的硬币储蓄罐、松紧带、老旧的手编圣枝主日十字架。在一个抽屉套嵌的抽屉中,他启用装在上端小格子里的秘密弹簧,发现了自己要找的东西:一串套在镀银钥匙环上的钥匙,这些钥匙可以打开家里的各种隐秘之所,从保险箱到缝纫机。他再次登上那把小梯子,喘着粗重的气,推开柜门,在暗淡的光影中辨认了半天那些镀金的字母,然后伸手取下《李尔王》。书页的凹槽中积满了深厚的灰尘,丹尼尔从中拍出一股细微的尘云,看着它消散、落地,弄脏了一只手绢,在上面留下黑乎乎的污迹。他关上箱子、抽屉、书桌,轻轻走出书房,继续上楼去。
他的房间在二楼。宽敞巨大,又深似洞穴,有着高高的传统天花板,上面鼓出被灰尘熏黑的玫瑰花垂饰和被慢慢渗透的湿气染成葱皮色的白色石膏苹果。两扇高高的窗户还挂着埃勒比夫妇战时灯火管制期间用的窗帘,黑色和金色相间的棉纤编织品,画着巨大的金色链环凸起图案。这个房间住着埃勒比先生所有的助理牧师,是卧室兼起居室的那种房间。每个角落放着一张小小的硬沙发椅,有个用帘布围起来的小凹室,里面有个洗脸盆和宝宝铃牌炉子,丹尼尔可以在上面自己做雀巢咖啡,烧自己的晚饭(早餐和午饭他可以跟埃勒比夫妇一起吃)。那地方的家具布置既太多又匮乏,既拥挤又荒凉,像个家具贮藏室。这还真是个家具贮藏室,埃勒比太太自然地把这间卧室和会客室混用的房间贬为放家具的地方——目前没有用但又好得还不想扔掉的家具。丹尼尔被两个衣橱、三个带抽屉的柜子、一个垫脚软凳、一个洗手脸盆架、两张咖啡桌、三把扶手椅、一张写字桌、一张圆顶办公桌、三个普通灯具、一张带玻璃门的书柜、一张软躺椅、三个小古董架包围着。还有一大堆层层叠叠用钢铁管和仿真皮做的椅子。这些家具有的是橡木,有的是胡桃木,有的是桃花心红木,还有些是白木。装饰材料都是深深的血红色或者模糊的暗褐色。墙上挂着杜雷尔的《祈祷的手》、凡·高的《向日葵》,还有一幅巨大的照片,上面有两个脂粉气十足的祭坛童子和一只插着百合的铜花瓶,沐浴在一道长长的光线中。地板上铺着斑驳的烟色油布,上面像岛屿般分布着大小不等的地毯块:一块猩红色詹姆士一世时代风格的布片,一块带夹子的小地毯,上面有一艘白色轮船在深蓝色的海浪上行驶,还有一块绚丽的威尔顿机织绒头地毯,上面是散开的雏菊和歪歪斜斜的玉米穗子的印象派图案。
丹尼尔往煤气表里塞进一先令,打起火,这是只有些年头的光线牌煤气炉,点着火后发出让人不舒服的咆哮和吞吞吐吐的爆裂声;两个散热器已经损坏。他挤进自己的小窗帘后面,冲洗着,匆匆忙忙,洗到齐腰,愁眉紧锁。他叠好黑衣服,穿上睡衣,身上还留着没有形状、像污迹般的汗珠,然后上床睡觉。
床头灯的灯罩用鲜红的塑料编织带做成,灯泡也节约地昏昏暗暗。氛围既阴森又红火。丹尼尔斜出身子,让灯光照在书页上,开始艰难地读起《李尔王》来。
他读得很慢很仔细,专心致志。他不喜欢自己的房间,但又没打算改变或者舒缓下它的阴暗。那必然浪费精力,他现在越来越善于掌控能量的调遣,不管是自己的还是别人的能量,而且有种本能的微妙的洞察。如果他没有好眼力和能力去忽略肉体的不适,他应该会改变灯盏或者它的位置。因此他不假思索就认定,这事不需要他给予任何关注。
他算不上是特别好的读者。他反应慢,而且向来就慢。他小时候苍白又肥胖,感觉自己的脂肪在上面压着自己。就在15岁改宗前,他从书上看到,脂肪其实是燃料,燃烧后会化作能量。这让他很感动;这改变了他内在的那个丹尼尔和外在的丹尼尔之间的关系,而且这还真的好像几乎是第一次让这二者可能具有内在的亲密关系。现在他经常从幽默的意义上使用燃料这个概念,在布道的讲坛上调侃自己。如果你想要展示肥胖,在某种程度上,变得肥胖就成为必要。同时向孩子和成人展示肥胖,是个风度问题。你可以举手投足都假定自己脾气和蔼可亲。这位比利·巴特
的化身,经常扮演傻瓜,偶尔出于被迫,如今已经成为职业危害。
父亲活着的时候,丹尼尔就知道肥胖背后潜藏着力量。他父亲是个火车司机。丹尼尔在谢菲尔德长大,生活在几排被烟熏得黑乎乎的房子里,这些房子都带着封闭的小院和板岩屋顶的厕所。火车司机受人尊重,地位迥然高于街上其他工人。奥顿家的窗帘更加崭新,门槛更白,铜锁比别人家的更亮。特德·奥顿身材魁梧高大,喜欢吵吵闹闹。他穿过大门走进去时,身上会带着火车的哗啦声、热气和冲刺劲儿。他经常胡乱扔东西,错放装饰物,吃东西时声音响亮,惹得唠唠叨叨、大惊小怪的老婆很不高兴。他喜欢开些残忍的玩笑——会突然从滚烫的茶杯中取出灼热的茶匙,然后烫一下丹尼尔的手,会从自己那份葡萄干布丁里粗鄙地找出半克朗和弗罗林之类的硬币,然后表演一番冗长又折磨人的牙齿被磕碎的哑剧,最后把那枚硬币送给丹尼尔。在家,他经常怒目而视,高声喊叫,吩咐丹尼尔赶紧行动,赶快,亲自动起来。丹尼尔会故意不自然地大模大样地起身活动来对抗他那飘忽不定的愤怒。他觉得自己害怕父亲,他低垂着目光,肥胖的脸庞严肃凝重,看不出任何表情活动。可是,暗地里,那种旋涡般激荡的暴力和没完没了的各种要求,却让他很兴奋。
出了家门,特德那种笨拙的生命力会变成某种更平和的力量,像离站的火车,最初憋着劲喷气行驶是为了换取长途奔跑里如饥似渴的平顺畅快。他喜欢带着丹尼尔在车库周围转悠,爬到车厢上,坐进驾驶室。他经常检查丹尼尔的作业,会忽然提问他一连串的单词拼写或者一道长长的心算问题。他答应送丹尼尔一本集邮册,并且带丹尼尔去海边旅行,前提是他考过了二级考试。
丹尼尔还真过了,虽然成绩不那么优异。他仍然保存着那本集邮册,去海边旅行却永远没法兑现了。就在一星期后,在一个斜坡上,特德被一辆改道的运输粗矿石的敞篷货车撞倒。然后他在医院又躺了一星期,身体受到严重损坏,不久便死了。丹尼尔没有被带去见他。起先,别人告诉他,等爸爸意识恢复后就可以去看他,后来就彻底完了。奇怪的是他还在生爸爸的气,以为他在用这种含混和躲躲闪闪的方式,貌似答应下某件他办不到的事,父亲以前可从不这样做,他现在才明白了。丹尼尔没有被带去参加葬礼,而是留下来跟街上另一个小男孩“玩”。母亲也没对他讲出什么事了。
后来,丹尼尔经常跟人说,自己记不得父亲去世的时间。他故意只说一半真话。他那张大脸不露声色,他按照自己对“正常”的理解,行事中规中矩,生存了下来。有那么些日子,他一动不动地坐在椅子里酣睡,某种机缘将他带回到第一个电话打来的那个时刻,自己似乎长久地深陷在那个时刻中,仿佛他被反复带回到那个时间点。他感觉自己在被要求知道——以某种无法想象的方式——当时真正发生了什么,同时,又感觉其实自己无法知道,于是就永远这样悬而未决,注定想要再试一次。他从来没有讲起过这件事。
他还保存着那本集邮册,小小的四方形册空空荡荡,纸质透明,没有被打开的粘着透明胶水纸的信封。他既没有扔掉也没有再看过。
丹尼尔满以为自己和母亲肯定会被拉得更近,从感情意义上,他把自己当成这个家的小男人,当成一个孤儿,既提供安慰又需要安慰。事实上,母亲很快就开始变得令人讨厌,而且很不优雅,经常长时间靠着后门抱怨自己的退休金不够用,这里刮蹭点皮,那里骨头疼都要讲半天。每每提起丹尼尔,都把他当成负担。奥顿太太是个小个子女人,以前瘦削又脆弱,现在身上塞满了多余的脂肪,肩膀上、肋骨上、屁股上、脸颊上,处处都是脂肪。在脂肪的围裹中,她的鼻子和下颏,以及纤细的手指和小眼睛,大致还能让人想起早年相对娇小的身材。以前她生活中最强烈的乐趣就是调情,最愉快的时光就是风情摇曳的日子,婚前她在那些挑逗、浪荡和充满活力的日子中一天天成熟起来。特德征服了她。她滋生出很多安抚人心的东西,像小面包、小桌布、椅子罩、镀银的汤勺、铜铃,等等,特德说话的时候,她会拿着这些东西玩弄,不是调整就是擦拭,目光小心地躲开他望着别处。在她寡居期间,很多这样的物件都消失了。虽然窗帘仍然一尘不染,但丹尼尔在不知不觉中开始觉得自己的家暗淡又肮脏。奥顿太太把调情的乐趣换成了说长道短的乐趣,像她过去跟别的女孩一起咯咯地笑话求婚者和对手的狼狈,现在她又没完没了地忙着编织一张对邻居们的所作所为的推测、批评、造谣之网。她把鞋子换成拖鞋,拿罐头盒里的食品喂给丹尼尔吃。
丹尼尔太孤单寂寞了,孤单得他都不敢去想这事。在学校,他变得沉默寡言,很不起眼。他努力完成家庭作业,对自己做的东西从来没有透彻的理解,也不去深究几何或者语法后面基本的理性结构。因为他只是为了通过考试,没有人问他是否知道自己这是在做什么。他不想知道。如果他表现好些,个别老师会想着鼓励他。如果他表现差,可能会引起某些试图矫正的关注。事实上,他依然如故。他的表现已经足够好,继续那么过着,不曾被人说三道四。
十五岁的时候,被囚禁在层叠、滚圆的肉体轮胎中的丹尼尔跟一群杂七杂八的学生代表被派去参加谢菲尔德市民周活动,那是个风雨无阻的演讲和表演活动,话题内容从岩层到牛奶瓶的蒸汽消毒,从世界末日书记载的伊尔·瓦尔塞奥夫殿堂到钢铁熔化,从公司的流程形式到来自“纽约神秘圈”的剥皮工剧团的韵律节目,应有尽有。
不知道出于什么原因,演讲人当中有个来自当地圣公会社团“圣·迈克尔和全天使”组织的神父。这个社团很高尚,严守贫穷、纯洁、顺从的誓言。它们曾和工人牧师做过实验,派人去工厂工作,还跟被释放的犯人群体同住旅馆生活。这位神父在为那些“有志者”举办的演讲活动开场仪式上发表演讲。
不久前,一个阴沉的下午,在宽敞又深邃、支柱林立、暗淡阴郁的谢菲尔德市政厅礼堂,他对一大群有气无力、懒散迟钝、无缘无故焦躁易怒的听众发表演讲。他利索地站起来,好像从地下世界出现,然后稳稳地站住,在黑色衣服下摆组成的柱体中显得骨瘦如柴,讲台两侧蹲伏着外观看上去死气沉沉的青铜色法西斯主义者的狮身人面像。
当时他讲的东西成为丹尼尔唯一的集体激情体验,而且现在依然是。
神父是个演说家,想交流某个迫在眉睫的生物学危机,根本不用显而易见的小技巧或者手势。他一动不动站了片刻,探测着观众游移不定的倦怠,然后,开始用不动声色、犀利的演说,摧毁礼堂里层层缠绕的懒散和冷漠的阴沉。开始,他只是告诉大家自己在做什么,他在这个世上的工作,他不动声色地为他们制造出卑鄙、狭隘、痛苦、精神混乱和恐惧的体验。他端庄稳重,并不令人痛苦,他犀利,并不借助恳求。他从不盯着某个人的眼睛,不强加要有所反应的义务,但又用某种控制得游刃有余的权威掌握着注意力。他好像独自一人,用显然属于自己的声音在自言自语,从不迁就观众想象中的年轻、幼稚或者愚蠢。而且,他具有某种很特别的多重气度。他演讲的时候,好像寄居在别人的身体中。他用不动声色的声音演说时,身体从这个瞬间到那个瞬间,随着沉思内容的变化不断地轻轻移动。一只嘴唇瘫痪般耷拉着,因为害怕和恐惧,僵硬得像石头,刹那间双手疼起来,盯着一个无形无状的世界的眼睛里犹豫不决地透出失神的空虚,而沙哑的声音始终不曾支支吾吾。
他说似乎很奇怪,很多东西如此清楚,而且大家都承认,却很少获得响应。还说,虽然基督说过人们应该如何生活,但连考虑这样生活的人都很少。他讲得黯然神伤,好像脸被剥光了,他说重要的是人们应该学会使用自己的生命。他说,很少有人知道自己真正能干什么。大多数人害怕知道,害怕环境会逼迫他们去知道。最好——神父张开手,挥舞着紧绷的手指——最好,有目标地走出去,为了某个美好的理由,去面对它。对一个人来说,知道自己只有一次生命,只能做这么多事情,不可能再多,这太残酷了。但是这样的觉悟,就像别的所有觉悟那样,具有真正的力量。知道一个人的局限,然后去行动,然后再行动,这就是力量,而且会生发出更多的力量。一个人必须使用自己的生命,必须思考如何使用它。那双高举起来、张开的手,好像正在吸取,并且用指尖接受着一场充满能量的聆听中过电般的沉默。他上下翻转着手,那是一种祭司用的动作,告诉大家,这个房间也许有两三个人,他们不会满足于什么都做,会把自己全部的力量转到一个方向上,为上帝工作,跟上帝在一起。他不想要半克朗的硬币,他想要的是生命。基督说,他们可能会让生命过得更加丰富。不要追求幸福,要追求生命。
尽管他现在口若悬河,但并不是他说的内容把大家围裹在纯粹理性和常识的令人心醉神迷的魔法中。他当然生气勃勃,不仅仅是丹尼尔,所有人都兴奋起来,伸手去接他树枝般的手指指尖上献出的觉知。他越过大家的头顶望着昏暗中青铜链上悬挂的苍白的灯泡,这时大家就像一个整体,全都追随着他明亮的眼睛,同时又被他明亮的眼睛掌握着——如果他走下来,他们就会向他伸出紧绷的手,去握他的手。
抓住,他告诉大家,抓住现有的东西,真实的东西,抓住做好一件事情的机会。只有一条道路,只有一个真理,只有一次生命。其余都是一场梦。
他引述道:
“丧失全部信念最佳,最糟糕的则是
满怀强烈的激情。”
他说:“我们可以改变这点。我们中的任何人都可以改变这点。”
丹尼尔对短语警句没有欣赏力。后来,很多他都回想不起了,回想起的好像又失去了它们的魅力、冲击力,甚至显得陈腐或者华而不实。可是当此人用一个表示威胁、激励或者拥抱的最后的动作结束演讲后,他却永远记住了那极富表现力的胳膊和环绕的能量——他记住了礼堂沸腾的激情,记住了不可言说的一切是有可能言说的那种感觉,记住了被释放的力量。男孩们三三两两地站着,在焦躁地辩论。到处洋溢着某种欢乐的氛围,好像大家都被感动了,好像这种陌生感可以分享而且令人难忘。丹尼尔也站在那里,兴奋地说着什么,已经从自己因肥胖和沉默寡言而导致的孤独中解放出来。第二天他去看自己本地的牧师以及校长,想看看加入教会需要些什么条件。当他发现需要在学校多待一年拿到中等拉丁文证书时,居然还很开心——阻力和困难让他的力量感更加锋利。他有了目标,他的眼睛因为有了这个目标而闪闪发光。
神学院让他学到更多他在那个暗淡的下午就已经明白的道理。他一直固执地信仰着当初为自己定下的要求。而随着自己接受的训练不断深入,他心目中对这点的定义更清楚了。他开始明白,最需要的是做个现实的人,完全依赖现实解决方法的人。他经常把这个词用在自己身上,也许有自己独特的意义。当他逐渐明白,自己既不是那种善于沉思反省的人,也非学者型的人时,明白自己既对本人也对别的任何人的动机不感兴趣时,既对早期的异教思想也对礼拜的形式不感兴趣时,他在心里对自己说,总有人要完全忠于现实。务实就要直接处理痛苦、贫穷、灾难,绝对直接面对。要回到人性被考验的现场,那些从人体、理解力、社会关系中被邪恶逼迫出来的人性部分。想要从事这行,他需要很多资格。其余的完全是需要处理的累赘。
他有足够务实的聪明手段对那些权威机构的人掩饰自己对祈祷会或者集体的自我省察缺乏兴趣。他相信,但又不屑说,自己的,以及同学的灵魂的状态,相对他们要从事的工作,应该适当地少关注些。他既天真无邪又具有颠覆性,可是看上去胖胖的,值得敬重,同时被那些在他之上的人贬为积极肯干却又迟钝。等到里思布莱斯福德的助理牧师职位出现时,对任何一个处于学徒期的务实男子来说,它都跟别的任何职位一样不错。他寻找的不是一项事业,而是一份工作,因此没有人注意到他是个狂热的幻想家。如果埃勒比先生开始就认识到这点,而丹尼尔本人现在都还没有意识到,他就会继续试图弄明白他的工作是什么,如何才能做得最好。
丹尼尔经常花上好几个孤单的夜晚草拟工作计划,在彩色文件夹上,用规规矩矩的黑色的手绘表格,把要做的工作、要在教区会见的人的信息串起来。他相信记录,以防遗漏或者忘记重要事项。他主张做个帮扶工作网——让孤单寂寞的人去拜访离不开家的人们,让居丧的人拜访病重患者。奇妙的是,大家都很感动。根据他自己充分的假设,这对他们来说是能够办到的,而且让他们感到被需要,这样做切实可行。他只要够聪明,知道应该求谁去办什么事就可以了。他犯过一两次错误。奥克肖特太太曾经提出照顾海多克太太患自闭症的儿子,然后又惊恐地从家里跑出去,向埃勒比先生控诉精神敲诈。丹尼尔被要求道歉。他道歉了。现在,他忽然想到,斯蒂芬妮·波特显示出与马尔科姆·海多克打交道所需要的诸多品质。在对待那只猫的死亡问题上,她表现出令人钦佩的镇定、务实、冷静和理智。如果她不是基督徒,也肯定是个良善之人。他完全可以问问,而且应该问问。
他躺在坚硬的小床上不断地翻身,小声读着《李尔王》,好像读这本书是件多么重要的事。他不知道为什么会有这种感觉。他这样做是受某种愤怒情绪以及想跟波特家人,特别是斯蒂芬妮来往的隐秘欲望所驱使。他这样读的时候,不知道自己究竟为什么而读,于是就为了看个故事,看看埃德加和考狄利亚会发生什么,他以为这两个人是男主角和女主角,很佩服,却不敬畏。莎士比亚非常聪明,塑造出这样伟大而真实的老人,如此疯狂,如此深受伤害,如此必然要被打破和摔碎。他看不到这部戏剧中黑色和激烈的反神学色彩——比尔·波特这个自由主义者下意识就能看得出来——并非因为他认为这部戏剧是关于救赎的,而是因为他知道,这个世界就是这样,在这点上他从不质疑。《李尔王》很真实。他记下很多段落,可以在布道上用。年龄不见得有多重要。这些都是毫无洞见的小把戏。让你回到我的姐妹身边。这个读起来更加清晰明了,要比他记得的从学校莎士比亚证书考试里学到的更加清晰、有力。他想自己能有这种清晰的睿智就好了。他说起话来有种神职人员的吞吞吐吐,他并不喜欢这点,心里知道这是个错误,但不知道如何对付。
读到结尾时,他感觉自己学到了某种有关痛苦的东西。他身体紧张僵硬,感觉既兴奋又害怕——跟这次阅读有关,更多却跟斯蒂芬妮·波特有关。他想起那只猫死后,她如何处理得干净利落,沾满鲜血的双手那么小心又那么老练,记得她如何把那些小猫擦洗干净后裹起来,让那个哭泣的孩子轻轻贴着自己的身子,安慰她。那个星期,一个感情极其脆弱的老太太跟他说起自己女儿的新生儿:“哦,我想捏他,我就想捏捏他。”他从自己的身上体会到那种想捏捏斯蒂芬妮的欲望。斯蒂芬妮的父亲在跟他发表长篇大论的时候,他却异常清晰地想象着,他也许可以靠过去,握住斯蒂芬妮圆圆的慵懒的脚踝,然后使劲捏住,捏啊捏,直到骨头都错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