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佛传

佛传是专门一类经典。释迦牟尼作为佛教的创始者，本是现实人物。生前是执着的修道者、成功的求道者和热情的布道者。他作为教团领袖，是教主，是信徒膜拜的对象；而作为历史上的真实人物，无疑又是不世出的伟人。他的人格、胸怀和意志，他的思想、学识和技艺，无论哪一方面都是十分杰出的。这样的人物，对于信徒必然是崇拜、颂扬的对象，也是传记文学的好素材。佛传文学塑造出伟大佛陀的生动形象，在世界文学史上堪称最杰出的典型之一。这些作品无论是作为宗教典籍，还是作为传记文学作品，都是具有重大思想意义和艺术价值的杰作。汉译佛传乃是佛典在中土流传最广的一部分，它们对于中国文学，特别是叙事文学的影响是十分巨大的。

佛陀寂灭之后，大迦叶带领众弟子结集佛陀的教诲，形成最初的佛典，包括有追忆他的行事、教化的情节，已有传记的成分 。例如描述佛陀成道后到鹿野苑对五弟子“初转法轮”的故事，即是《杂阿含经》里的一系列“转法轮经”的内容；又如描写佛陀逝世前后情形，他对弟子谆谆教诲，弟子们悲痛欲绝，等等，则有《长阿含经》里的《游行经》。到部派佛教时期，随着佛陀观和佛陀崇拜的新发展，形成了描写佛陀一生行事的完整的佛传。由于各部派关于佛陀的传说不尽相同，不同部派的佛传内容也有差异 。大众部的佛传称为《大事》（Mahāvastu Avadāna），法藏部的名为《本行经》 ，等等。许多部佛传先后传译为汉语。除了翻译经典（例如四《阿含》里包括很多单本异译）和律藏（除了汉传四部律之外，重要的还有义净所译有部律《毗奈耶杂事》和《破僧事》等）里的片段记述外，按所出年代现存完整的佛传译本有：东汉竺大力译《修行本起经》（约197年；异译吴支谦《太子瑞应本起经》、刘宋求那跋陀罗《过去现在因果经》），东汉昙果、康孟祥译《中本起经》（207）、西晋竺法护译《普曜经》（308；异译唐地婆诃罗《方广大庄严经》），东晋迦留陀伽译《十二游经》（393），北凉昙无谶译、马鸣作《佛所行赞》（412—421 ；异译刘宋宝云《佛所行经》），隋阇那崛多译《佛本行集经》（587—591），宋法贤译《佛说众许摩诃帝经》（973—1001）等。此外还有些已翻译的佚失不存。这其中《修行本起经》只写到佛陀出家，《中本起经》则从初转法轮开始记述佛陀传道，二者应是相衔接的；《佛所行赞》是纪元后2世纪印度著名佛教文学家马鸣菩萨所造，本身即是典型的佛教文学创作；《佛本行集经》是一部六十卷的庞大经典，是由不同佛传汇集而成的，或以为是巴利文《大事》的译本。

不同佛传所述内容范围不尽相同。有的从佛陀前生写起，有的从释迦族祖先写起，有的从佛陀降生写起，等等；大部分佛传结束于佛陀成道后的一段时期。一般说来，部派时期的佛传更富于现实性，基本把佛陀表现为现实的人的形象。越是到后来结集的佛传中越多神秘、玄想的成分。中国所出佛典大体与其结集成的时间层次相一致。所以前后不同时期译出的佛传，不但有繁简的差异，往往也反映了佛陀观的变化。例如在《佛所行赞》里，青年佛陀曾耽于结婚之乐，表现的是真实的婚姻状况；但在《过去现在因果经》和《普曜经》里，太子结婚已不同于世俗婚配，而是为了说法随顺世习现欢娱相，这就是所谓“方便”说或“幻影”说。又如佛陀入灭，在《佛所行赞》里虽然已有法身常驻观念的萌芽，但却表现为真实的寂灭，并不如后来《大涅槃经》那样说成是佛陀为了教化施行方便。不过，尽管佛传内容范围不同，但表现重点均在其成道以前。这是因为不管其中有多少夸饰和神化成分，着力描述的基本是佛陀作为求道者、修道者、成道者的奋斗历程，即“作者思想上是站在上座部说一切有部的立场，不是把释尊看作具有本体佛意义的应化佛，而是具有觉悟的人的肉体的生身佛，只是在寂灭后才作为法身存在。换言之，是把释尊当作完善的人来描绘，而不是绝对的神，或毋宁说是接近神的神人” 来表现的。因此，所有佛传描写佛陀成道前的部分篇幅最大，情节最为复杂、内容也最有趣味，主要也是通过这一部分塑造出一位目标明确、意志坚定、通过艰苦磨炼得到成功的“伟人”形象，颂扬一位从尘世苦海解脱出来的“觉悟者”所走过的艰苦人生历程。较强的现实性乃是佛传作为文学创作的卓越之处。

中国古代有以《左》、《国》、《史》、《汉》为代表的卓越的史传文学传统。但中土史家重“直笔”，主“实录”，努力做到“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 。从文学角度看，它们的优点在具有强烈的真实感和现实精神，但发挥想象和夸饰的空间却大大受到限制。而佛传是印度文化的产物，又是宗教圣典，既体现了印度民族善于玄想的性格，其主人公又是宗教教主，必然要加以神化和美化。所以佛传的描写，就悬想的放肆无羁、描摹的生动细腻而言，是中国史传作品不能望其项背的。而如《佛所行赞》那样上万行的长诗，如《佛本行集经》那样几十万字韵散间行的传记，仅就篇幅而言也是中国的单篇传记难以比拟的。当然佛传作为宗教文献，记叙方面也有缺陷。特别由于创作主旨在宣扬主人公的道德和教化，夸饰往往荒诞，记叙常忽略次序，时间观念淡漠。造成这类情况，和古印度人缺乏历史观念也有关系。

佛传中的修饰大体可分为两种情形。一种基本是宗教性的，如兜率天下降、右肋出生以及修道中恶魔扰乱、成道后梵天劝请等等。这类“捏造”的情节夹杂在佛陀生平的各个阶段，它们体现了神化人物的意图，往往又具有宗教隐喻意义。如佛陀求道时恶魔扰乱，表现的实际是修道中思想搏斗的激烈而艰巨的过程。另一种情形则出于加强艺术效果的需要。如对于太子逸乐生活情景的渲染、宫女丑陋形态的刻画、太子出家后合宫忧悲的描绘，直到佛陀寂灭前后师弟子们哀情的记叙，等等，都叙写得生动细腻而又极富人情味。这样，佛传作为宗教文学杰作，又善于把宗教性的和艺术性的两种描写方法和修饰技法巧妙地结合起来，形成独特的风格和特色。

汉译佛传中最为杰出的当数马鸣所造、昙无谶所出《佛所行赞》（另有宝云异译）。马鸣是迦腻色迦王时代著名的佛教思想家和文学家。他属于有部，这是十分富于文学传统的部派。他的著作包括戏剧、小说多种。《佛所行赞》全文二十八品，凡九千三百余句，四万六千多字，比古乐府中最长的叙事诗《孔雀东南飞》要长五十倍，内容从佛陀出生叙述到寂灭后八分舍利，即完整描写了主人公的一生。唐代义净写他到印度时看到这部作品流行的情形说：“又尊者马鸣亦造歌词及《庄严论》，并作《佛本行诗》，大本若译有十余卷，意述如来始自王宫，终乎双树，一代教法，并辑为诗。五天南海，无不讽诵。” 马鸣使用的是印度古典文学大宫廷诗体裁，这种体裁要求表现战争和爱情，又要有治国、做人的道理。就后一方面，马鸣讲的是佛教出世之道；而前一方面则与佛陀的在俗生活、他修道期间与恶魔的斗争相应。马鸣又充分吸取了古印度神话传说和婆罗门教圣书《吠陀》、《奥义书》、古代大史诗《摩诃婆罗多》、《摩罗衍那》等传统典籍的典故和技巧，并借鉴了各部派经、律中有关佛陀的传说和各种佛传的内容和写法，从而创造出佛传艺术的一个新高峰。再一部值得特别注意的佛传是隋出《佛本行集经》。由于这是一部各部派佛传的总结性作品，篇幅最长，以内容最为细致、翔实取胜。

中土史传长于叙事，主要通过行动、语言的矛盾冲突来刻画人物。而以《佛所行赞》和《佛本行集经》为代表的佛传却长于场面的描摹，环境的铺陈，特别是出于表达主题的需要，更重视人物心理描绘，用相当大的篇幅刻画人的感情、情绪、感受等心理动态。如《佛所行赞》讲到太子出走、仆人车匿带着白马回宫，合宫悲痛万分，先是描写车匿回归一路的心情，当来到王宫时：

宫中杂鸟兽，内厩诸群马，闻白马悲鸣，长鸣而应之，谓呼太子还，不见而绝声。后宫诸婇女，闻马鸟兽鸣，乱发面萎黄，形瘦唇口干，弊衣不浣濯，垢秽不浴身；悉舍庄严具，毁悴不鲜明，举体无光耀，犹如细小星，衣裳坏褴褛，状如被贼形。见车匿白马，涕泣绝望归，感结而号咷，犹如新丧亲，狂乱而搔扰，如牛失其道。

接着描绘姨母瞿昙弥“闻太子不还，竦身自投地，四体悉伤坏，犹如狂风吹，金色芭蕉树……”；她回忆起太子形容的美好和在宫中的优裕生活，“念子心悲痛，闷绝而躄地”；接着描写诸夫人，特别是耶输陀罗的悲伤，把整个场面渲染得活灵活现。《佛本行集经》描写宫女们发现太子已经出走的情形说：

尔时太子宫内所有婇女睡寤，忽然唱言：“不见太子！不见太子！”耶输陀罗既睹卧床，独自一身，不见太子，而大唱叫，作如是言：“呜呼呜呼！我等今被圣子诳逗。”即大叫唤，以身投地，把撮尘土，以散头上；又举两手，自拔发毛，拗折打破身诸缨络，以扑于地；以手指爪攫裂四肢、身体皮肉，所着衣服，皆悉掣毁。举声大哭，出于种种酸楚痛言；又以余诸种种苦恼，逼切萦缠自身肢体。

像这样的细腻铺张的描写是中国文人的作品中不能见到的。又如《佛所行赞》描绘太子出游，街头巷尾观赏太子风姿：

街巷散众华，宝缦蔽路旁，垣树列道侧，宝器以庄严，缯盖诸幢幡，缤纷随风扬。观者挟长路，侧身目连光，瞪瞩而不瞬，如并青莲花。臣民悉扈从，如星随宿王，异口同声叹，称庆世稀有。贵贱及贫富，长幼及中年，悉皆恭敬礼，唯愿令吉祥。郭邑及田里，闻太子当出，尊卑不待辞，寤寐不相告，六畜不遑收，钱财不及敛，门户不容闭，奔驰走路旁。楼阁堤塘树，窗牖衢巷间，侧身竞容目，瞪瞩观无厌……

这段描写与中国古诗《陌上桑》“行者见罗敷，下担捋髭须……”所用烘托手法类似，但就叙写的夸饰、细腻而言，后者远不及前者的铺张扬厉。当然佛传与一般佛典一样，叙写中多有烦琐罗列和严重程式化的倾向。这也是印度文学的特色。但总的看来，佛传在艺术上确实给中土文学输入了新鲜成分。

佛传在行文体制上也很有特色。还是以《佛所行赞》为例，其《离欲品》和《破魔品》连用“或”字排比句式，前者描绘宫女诱惑太子的种种媚态，后者描绘魔和魔女对太子的攻击、恐吓，都使用排比来极尽夸张形容之能事。后者描写魔的形象：

或一身多头，或面各一目，或复众多眼，或大腹身长，或羸瘦无腹，或长脚大膝，或大脚肥踵，或长牙利爪，或无头目面，或两足多身……

如此连用三十余“或”字叠句，刻画魔军的千汇万状，饶宗颐指出后来韩愈《南山》诗“用‘或’字竟至五十一次之多，比马鸣原作，变本加厉” 。当然就诗的技巧说，这类偈颂文字远不如中土文人诗歌那样雅驯畅达。但就创新意义看，佛传的这类表现方法确是新颖、独特的。

佛陀有他的家族、亲友，成道后有他的弟子、信徒，还有反对者以至敌人。这各种各样的人物除了出现在佛传里，又形成一些专门的经典。它们依教义本是附属于佛传的，实际则成为佛教传记文学的一部分。如西晋竺法护所出《佛五百弟子自说本起经》，是描写迦叶等大弟子皈依佛法的经过的。佛陀的十大弟子又被广泛表现在各种经典里，构成丰富多彩的人物画廊。其中不乏有趣的、富于人情味的故事。例如《杂宝藏经》里写到佛陀的弟弟难陀，因为贪恋美妻，不愿出家，佛陀为了教化他，把他带到天界，对比之下，让他发现人世丑陋，从而开悟了。还有一部《摩登迦经》，写阿难的感情纠缠。阿难年轻貌美，被摩登迦女所爱恋和迷惑，也是在佛陀帮助下得到解脱。这个故事，被编入《首楞严经》序分，成为这部经典破除分别计度、攀援外境的教法的缘起。有些描写佛陀信仰者、追随者的故事也相当生动，如舍卫国有大臣须达，即“给孤独长者”，其传说见于有部律《破僧事》，佛传《佛所行赞》、《摩诃帝经》等典籍，后来《贤愚经》的《须达起精舍品》则描写得更为完整和生动，其中对于舍利弗与六师外道斗法的场面作了多姿多彩的艺术描绘。陈寅恪联系《增一阿含经》卷二九和《大智度论》卷四五所记佛弟子舍利弗与目连较力事，指出“今世通行之西游记小说，载唐三藏车迟国斗法事，固与舍利弗降服六师事同。又所述三藏弟子孙行者猪八戒等，各矜智能诸事，与舍利弗目犍连较力事，或亦不无类似之处” 。佛陀周围的众多人物，无论是弟子、信仰者，还是反对者、敌人，来自不同的阶层，有着不同的生活经历。在有关他们的故事里，塑造出各不相同的人物性格，表现了广泛、生动的生活内容。

佛传作为宗教圣典乃是宣扬佛教教义的重要资料，同时也是古印度历史和宗教史的重要文献。而作为佛教文学的典范作品，其文学价值是不言而喻的。就其对中国文学的影响而言，佛传乃是佛典中最为文人所熟悉的部分之一。《牟子理惑论》里已记述一些佛传情节，学者用来证明汉末佛传流行的情形。关于梵呗的起源，有传说谓“亦兆自陈思，始著《太子颂》及《睒颂》等” ；《太子颂》显然是叙述佛传的；《睒颂》则是名为睒的人的本生故事。关于曹植在渔山制作梵呗一事当出于传说，但这段记述表明早期梵呗的内容显然有讲佛传的。梁武帝命虞阐、刘溉、周舍等编辑《佛记》三十卷，沈约为序，其立意即鉴于佛陀“妙应事多，亦加总辑”，因此“博寻经藏，搜采注说，条别流分，各以类附”而加以整理 。这都说明文人间流传多种佛传的情形。同是出自梁武帝之命、宝唱编辑的佛教故事总集《经律异相》里也收录有许多佛传故事片段。至于佛传的记述启发了文人创作的构思，化为写作的语言、典故，在历代作品里更是比比皆是。 ebXIiHYLb5u9+Z/GK8dtu0vF/Dxfdax8RDd7op43xJu78qU+Jla3Gwm8rDaOL89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