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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書》，東漢班固（32—92）撰，又稱《前漢書》，爲中國第一部紀傳體斷代史，與《史記》《後漢書》《三國志》並稱“前四史”。《漢書》記述上起漢高祖元年（前206），下至王莽地皇四年（23），共230年史事。有紀十二篇、表八篇、志十篇、傳七十篇，共一百篇，後人分爲一百二十卷，共八十萬字。
《漢書》行文古樸典雅，深旨奧義難讀難懂，以致當時大儒馬融也要伏閣從班昭受讀。《後漢書·班昭傳》：“時《漢書》始出，多未能通者。同郡馬融伏於閣下從昭受讀。”
唐顔師古（581—645）爲《漢書》作注，其《漢書注》多存前人舊注，並具列所引者二十三家名氏，顔注所引保存了大量音切，是研究漢語語音史極爲寶貴的資料。如所引服虔、應劭的近二十條反切，就是見於東漢末的漢語最早見反切，極爲珍貴。
顔師古承其祖父顔之推“精於小學，尤善音韻”的家學傳統，著述中留下了豐富的音義説解材料，尤以《漢書注》爲多，所引諸家多爲音義。他自己又多注反切，《敘例》云“字或難識，兼有借音，義指所由，不可暫闕。若更求諸别卷，終恐廢於披覽。今則各於其下，隨即翻音”。既引前人音義，又自注音讀。這些音注，或“辯音明義”，或“以義正音”，留下了以注音方式釋義辨義的豐富材料。系統而細緻地考辨這些音義材料，既能深入理解師古注釋内容的精義，又能進一步把握他的音韻學、訓詁學思想，尤其是“音義互明”的學術思想與實施方法。
音義即注音釋義，有廣狹二義：廣義的音義是注的一種，周大璞謂：“辨音的書叫做音，釋義的書叫做義，合起來叫做音義。音義本以辨音釋義爲本。”
即帶有音注的注釋書爲音義書，是史注效仿經注的結果。周洪才説：“東漢後期又用注經的辦法來注《漢書》，改稱‘音義’，並且出現了‘服虔、應劭而下，解釋音訓不異注經’（齊召南《官本跋尾》）的興盛局面。”
故初期的音義，尤其是《漢書》《史記》的音義，往往又稱“注”。
狹義的音義是一種注釋體例，周祖謨云：“音義書專指解釋字的讀音和意義的書。古人爲通讀某一部書而摘舉其中的單詞而注出其讀音和字義，這是中國古書特有的一種體例……這種書在傳統‘小學’著作中獨成一類，與字書、韻書、訓詁書體例不同，所以一般稱爲‘音義書’，或稱‘音書’。”
因此，狹義音義（書）的條目都是注音以辨義的，唐陸德明《經典釋文》最爲典型，注音近八萬條而不注音只釋義的條目才二千餘條。我們的討論，以廣義的《漢書》音義爲文本對象，但重點關注的是狹義的音義條目，以便進行語言本體研究。
音義是古代典籍的一種注釋體式，起於漢魏之際，盛於六朝，唐陸德明《經典釋文》集其大成。音義體以釋音爲主，少數只發其義，大多數音義兼釋，故多稱音義或音。考歷代書目及舊注，音義體當自注《漢書》始，且六朝音義書以《漢書》音義爲最多。
受初期《漢書》音義的影響，爲史書作音義者甚多。
唐顔師古《漢書注》，共爲《漢書》約3540個字頭注音切13620次左右，集《漢書》音注之大成，開音義書之先河。
此後歷代研究《漢書》者都必然涉及顔注，有肯定而繼承者，有補正其訛誤與缺失者。成就較大的，如宋代有劉敞、劉攽、劉奉世、王應麟、吳仁傑等，清代有顧炎武、閻若璩、王鳴盛、錢大昕、錢大昭、段玉裁、王念孫、梁玉繩、周守昌、沈欽韓、陳澧、張文虎、俞樾、朱一新、李慈銘等。僅王念孫《讀書雜志》就有“《漢書》雜志”十六卷，辨正《漢書》及顔注280餘條。而王先謙《漢書補注》，則是集此前諸家研究成果之大成者。這些，對研究《漢書》及顔注都有重要的參考價值。
到了現代，研究《漢書》及顔注的成果豐厚，然而，對顔師古《漢書注》作專門的音義系統研究者，還未及見。
1．研究意義 此前《漢書注》研究雖多，但對顔氏隨文施注的音切“音義互聯”的基本性質認識不足，對顔注音義材料的基礎研究嚴重不足，多數研究者只簡單地按術語的外在標記來歸類，對大量相同術語掩蓋下的非同質内容不作仔細的辨析和分解，籠統地作單相的歸類系聯，出發點不同，歸類的材料各不相同，得出的結論更是五花八門，差别極大。如衆多研究所謂顔師古音系者，竟没有任何兩家得出的結果相同，有的距離遠得令人咋舌。更嚴重的是，研究顔注文字者不管音義，研究顔注訓詁者不管音讀，研究顔注音韻者又不管其訓釋，其結果當然人言人殊。少數結合比較好的，成果比較可信，但又多是局部的個案性的。
因此，要建立專門的電腦音切語料庫，對顔師古《漢書注》音義作一番窮盡性的音切資料系統研究，用音義互聯的方法辨析同質、異質材料，以扎實細緻的材料基礎研究爲前提，以分析得出的同質材料的數據類聚爲依據，才能研究、探討其深含的各類語言信息和語言規律，爲漢語發展史研究、爲《漢書》及其注釋的各項研究打好堅實的基礎。
音義本是傳統小學中文字、音韻、訓詁、音義四科中的一科，《隋書·經籍志》就曾分經學中的小學書爲此四類。歷代的音義書很多，史書音義以《漢書音義》爲代表，儒典音義以《經典釋文》爲代表，佛典音義以《一切經音義》爲代表，集部音義以《文選音義》爲代表。對音義書作專門研究的不多，前輩學者有王力、邵榮芬、黄淬伯、周法高等人的研究，論著甚少。上世紀末以來，音義研究的論著逐漸多起來，尤其是碩博士論文爲多，對五大佛典音義的研究尤多。《漢書》音義的研究，只有討論音系或語音個案的單篇論文，還只是粗放型的舉例式的零散研究，深入程度不夠，系統觀照更不夠。
21世紀的語言學研究，趨於精細化、科學化和系統化。音義書音切是有定的真實文本音讀材料，很適合於數據化處理，用定量來定性，進而總結規律並探索理論，是時代的必然發展趨勢。音韻研究走出簡單的音系系聯，重視傳統語料音、義的緊密聯繫，分析音義材料所含泛時段、泛地域的複雜内涵，剥離非語音成分，爲漢語語音史研究提供可靠的材料和方法，是語言學方法論的新趨勢，也是本書研究的意義和價值之所在。
2．研究的主要内容與方法 《漢書》音義是音義書的源頭，其音義材料包括：楊守敬《漢書二十三家注鈔》所輯録《漢書注》等書中東漢以來服虔、應劭、荀悦、伏儼、劉德、鄭氏、李奇、鄧展、文穎、張揖、蘇林、張晏、如淳、孟康、韋昭、晉灼、臣瓚、蔡謨、郭璞、蕭該等人所注《漢書》音義1008條音切。又顔師古《漢書注》共爲約3540個字頭注13620次左右的音切。本書對這些音切進行窮盡性的數據化的綜合性系統研究，具體研究内容與方法爲：
以中華書局點校本二十四史之《漢書》爲底本，甄定材料範圍。對該本中的音切作全面清理、校勘，對誤訛音注用字（直音、讀、反切）出注校正。對所引注音人資料作分析考辨，以證所標音主的可信度。隋蕭該《漢書》音注，用清臧庸輯佚《漢書音義》三卷，嘉慶二年（1797）刻本。運用文獻學研究與語言本體研究相結合的方法，考訂所用各類材料，以保證其真實性與準確性。
用人文計算的方法，建立《漢書注》音切及蕭該音切的分題數據庫，全方位、窮盡性、多角度展示各種數據的分布，計算並討論數據分布概率所包含的語言内容和規律。經窮盡分類，辨析音義關係，分家分題討論音切類目及其術語的定義、内涵、作用和性質，爲使用者多方面提供詳實可靠的音切數據信息。傳世史書音義的音注材料是層纍地聚合起來的，具有相當複雜的泛時性内容，需要很好的音韻學、訓詁學、文獻學的功力來做材料的細緻分析，因音辨義與以義正音的方法必須進一步結合使用，只有全面釐清不同層次音切材料的不同性質和作用，才能用於更深入的語言本體研究和漢語史研究。
就我們爲顔氏《漢書注》所注音義建立的音切數據庫來看，《漢書》顔注用於析字注音的方式衆多，须仔細分類辨析。從音切術語角度分，有反切、讀、直音、異文四大類。異文，包括：（字）與某同、字（本、當、或、亦）作某、古（今、俗、某書、亦）作某（某字）、以爲某字等，實際上是同音（音近）通用，有標注音讀的作用，故視同音注。“字頭”是指不計重複出現的被注字，因同一個字頭可能兼注“反切、讀、音、異文”，故各音切術語所注字頭總數統計比總音切字頭要多。我們分類統計，按術語窮盡分析各類音切數據，概率顯示語言的特性，數據比例體現規律，規律反映語言材料類别的性質。
音切數據分類考析上，用音義互聯的方法，分析所注音切的施注内容。從注讀音、示韻讀、析字義、通異文、明假借、辨音變構詞等方面，分類討論不同類型音注的不同作用，區分真值注音音切與假性注音音切，區分同質音切與異質音切，既有類型的通析，也有價值高的語音個案分析。
音切性質的考辨上，用標記辨識和比較互證的方法，區分音切的不同來源與層次。音義書是隨文施注的，來源多而雜，其音切層纍地疊置在文本音注平面上，有共時、歷時、泛時的不同，有古今、雅俗的不同，有書面與口語的不同，有師傳與作音人特點的不同等。須仔細辨别，不能把異質的音切簡單地放到同質的共時平面來系聯，那不但無用而且有害。通過系統的精心剥離，爲《漢書注》音切使用者和漢語語音史研究者提供使用的便利。
通過甄别分類，再用以義正音與音切系聯的方法，確定同質的共時音切。再用反切系聯法和比較法建構特定的語音系統，也就是顔師古反切音系，力圖反映唐初的漢語音韻面貌，以之與《切韻》音系作比較，看其承前啟後的異同因素，從而確定它們在漢語語音發展史中的地位和價值，爲語音史研究提供新視角新成果。研究認爲：顔師古的注音存古而求正，屬於通用語讀書音系性質，與《切韻》音系大體相似。
由於音義條目引用的特殊需要，有些標點符號的運用與通行書刊規範略有差異，在此説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