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音義”是古代典籍的一種注釋體式，起於漢魏之際，盛於六朝，唐陸德明《經典釋文》集其大成。音義體以釋音爲主，少數只發其義，大多數音義兼釋，故多稱“音義”或“音”。考歷代書目及舊注，音義體當自注《漢書》始，且六朝音義書以《漢書》音義爲最多。

顔師古《漢書注》集《漢書》音注之大成，開音義書之先河。本書的研究，從文獻學與語言本體研究兩方面，提升《漢書》及其注釋的解讀與研究水平。本書研究成果，分爲文獻資料梳理和音義研究兩部分。

文獻整理成果形成《〈漢書〉音義全編》。《漢書注》音義注釋資料散在隨文施注之中，要仔細搜集與整理。經大量認真的梳理工作，得約3540個字頭下注音切13620條左右。這樣的音義條目彙編，既便利讀《漢書》者正音辨義，又可爲漢語音韻研究提供集中而可靠的音切材料。

音義研究成果形成《〈漢書〉音義叢考類析》。全書分六章，用文獻學與語言文字學相結合的方式，對以《漢書注》所注音切爲主的“《漢書》音義”展開不同角度的研究。

第一章全面考察《漢書注》所引二十三家音義，由東漢末服虔至北魏崔浩，跨時約250年。所注應爲當時通用讀書音，但各家師承不一，方音不同，所用注音方式及所注音讀也多有不同，有時音、古音、方俗音、譯音等差别，具有泛時性和層累性特點，使用時要區分同質與異質因素，剥離假性注音音切，分辨同義異音與别義音變，避免誤讀誤解。該時期多用直音的“音”，少用古老的“讀”，反切已經基本通用。這些多類型的音注爲漢語語音史研究保存了大量音切材料，很有價值。這些音注，爲音義書的形成開啟了先路。

第二章考辨隋初蕭該《漢書音義》的音切，蕭該書今存音注，其中一半以上是反切。《漢書注》雖未明引蕭該《漢書音義》，但兩者關係緊密是無可置疑的，蕭該《漢書音義》徵引前人音注，占其音注總量的70%，其中與《漢書注》所引相同者甚多。蕭該所注音切主要在辨析同義異音和音變構詞方面，且多引自前人，音變内容相對較古，顯示其音切的傳承性、多維性和泛時性特點。由對蕭該音切的系統分析可推知，蕭該參審的《切韻》音系應具有綜合性讀書音性質。

第三章對《漢書注》音切資料分布、術語進行綜合分析，揭示其中文獻學、語言學的規律與問題。通過考析，明晰體例，確定術語作用，爲《漢書注》的閲讀應用提供正確路徑，更爲後文數據量大的音注術語所統音切内容的分類研究掃清障礙。此外，對“合韻”作細緻分析，進而論述顔師古具有“古音”觀念和“雅正”注音思想。

第四章對標明“讀”的音注作系統的形音義綜合考辨，發現這些“讀”音義交融、層次複雜、性質各别。如果把這些非同質音讀當作單純注音來籠統地系聯音系，會導致錯誤的結果。顔師古雖有“以古爲雅正”的思想傾向，但也看到語言文字由漢到唐發生了很大的變化，“今字、今音、俗讀”遍行，他注《漢書》是爲了讓“今人”讀懂，當然要花很大的力氣來溝通古今之讀，就大量用“古字”和“通用字”來溝通古今音讀，從而“依音正義”。

第五章明晰《漢書注》“音”的來源，可知顔師古所注音切並非都是唐代共時平面的語音材料，而是傳承性、泛時性和累積性注音材料的聚合，其來源、術語、形式、内容都具多樣性，其作用也是多方面的。

第六章用反切系聯法、類比法來系聯出顔注的音韻系統。

本書研究成果的主要結論：

1）“《漢書》音義”是音義書的鼻祖，所存音義早於唐陸德明的《經典釋文》和玄應等《一切經音義》，因而在構架、體式、條例、術語、音切等方面，成爲音義書的範式，後世衆多音義書都是其流變與發展。

2）《漢書注》存23家《漢書》音義的音切，保存了漢魏六朝衆多的注音，資料寶貴。尤其是東漢服虔、應劭的二十多條反切，是今存最早的反切，更爲珍貴。

3）《漢書》音義録存音切數量大，時間跨度大，地域範圍廣，其音切具有傳承性、層累性、泛時性，要作多層次的剥離，方可用於語音本體研究。

4）顔師古注音存古而求正，辨别前人音讀，批評方音俗讀，重視古讀與正音，高揚正音、正讀主張。顔注反切屬於通用語讀書音系性質，與正統的《切韻》音系大體近似。

本書花大力氣系統清理《漢書注》音切術語和體例，建立音切數據庫，對巨量音切開展多角度多層面的定量定性研究。“因音辨義”與“以義正音”相結合，揭示各類音切所含的語音特點、發展規律，具有很好的應用價值。音注術語、體例的系統清理，音注的具體分析，可爲閲讀和使用《漢書》及其注釋提供很大的便利。本書得出的研究成果，在文獻、注疏、校勘、文字、詞彙、訓詁等方面都有其價值和作用，尤其是在漢語歷史語音學和以“因聲求義”爲主導的實用音韻學研究上具有一定的價值和作用。所用的研究方法，也會具有系統性的方法論上的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