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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所做的工作主要是：框定範圍，建立數據庫，作窮盡性的資料清理、考索、分析與分類展示。全面清理顔師古注所引二十三家《漢書》音義的資料，對照楊守敬《漢書二十三家注鈔》所輯，再參照武漢大學古籍研究所師生多年對《漢書》音義的輯佚與校補，最大限度地得到今存各家《漢書》音義全面而可靠的資料。考索各注家的時代、生平、著述，分析各家注文的施注側重點，觀察其傳承關係及創新之處。然後，重點清理、分析各家的音注特點並全部分類展示其音注資料，清理材料，疏辨源流，彰顯特色，揭示規律，闡明價值與貢獻，尤其注重音義關係的闡發，爲《漢書》及其注疏的閲讀和準確理解提供方便，更爲漢語語音史和漢語音義學研究提供材料基礎和方法論上的啟示。
本文所考資料可形成如下統計表：
表中，二十三家共存《漢書》注項8322項，其中有標誌的音注1008項，占12%强；1008項音注中有反切172個，占音注總量的17%。結合前文的逐家分析，可從中歸納出《漢書》音義的一些基本特點：
1）隨文釋義的多，注音辨義的少，只占12%。開了音義書的先路，各類注音形式和内容都已具備。至唐陸德明《經典釋文》爲7371個字頭注70803次音切，只有2003條未注音切的義訓注項，遂形成音義書以隨文注音釋義爲主的範式。
2）就注音術語而言，80%以上用“音”，少部分用語境限定性或徵引性的“某音某某（之某）”和“某音如字”，個别注家注例用“讀（音）若（如/曰）、音近”，再是17%的反切（主要用“音某某反”，極個别爲後來引用者改爲“切（翻）”）。可見服虔、應劭以下音注家走出了以許慎和鄭玄爲代表的譬況（讀若）性音注時期，進入以直音爲主反切爲輔的音注時期。《漢書》古奧難僻的名物詞多，注直音較直觀而便讀，且或顯示注音字與被注字在形音義上的多重關係。須要引證來源、辨析多音多義或形象化的，才注少數的“某音某某之某”和“某如字”。極少的“讀若”是個别人承用前人的結果，其在準確性上的不足似已被時代所認識，故基本上被淘汰。反切則是新生的充滿活力的注音法，漸被廣泛運用。這些音注術語和類屬已在該時期形成並成熟，後來的音義書承而用之並有所發展。
3）反切占音注總量的17%，一則説明東漢末以來反切逐漸被廣泛使用，二則顯示該時期反切還没有在隨文施注的應用中成爲第一位的注音手段。部分注家未留下反切，留存反切多的主要是小學（語言）意識與功底較好，因而更注重語言文字内容的注家：東漢末服虔、應劭今存反切21條，雖不多，但十分珍貴，是今見反切最早的用例。之後有劉德3例、鄭氏1例、李奇2例、文穎2例，佐證服虔、應劭多用反切在其時不是孤立現象。曹魏的蘇林今存反切12例、如淳14例、孟康12例，都是其時知名小學家，注重音義關係的相互發明。至孫吳韋昭，142條音注中竟存71個反切，占半數，作爲小學大家的韋昭多用反切。時代越後用反切越多，自不待言，是否還意味着南方學者用反切比北方多？有待深究。時至東晉，小學大家郭璞43條音注中有24條反切，超過一半，當在情理之中。此資料展示了反切日漸廣用的發展軌跡。
1）綜觀《漢書》音注的内容，80%左右是難僻字的注音，以山川地名、姓氏人名、封國制度、萬物衆象等名物詞爲最多，還有部分譯音外來詞的注音。所以，衆家音注以純注難僻字讀音的直音爲多，部分反切和“某某之某”也只是純注讀音而已，其中或有各家師傳、地域方言讀音的不同，但都屬於同義異讀。更有一定數量的别義異讀的音注，即標示音變構詞的異音，有的形成了古今字的區别，大多數還只是處在變音（變聲、變韻、變調）别義的較早階段，它們的出現和被辨别，爲此後大量的漢語單字音變構詞的讀破及其研究提供了材料和經驗，頗有價值。
2）就《漢書》音注的作用而言，有用注音形式辨别版本異文的，有展示異體字、古今字、通假字、同源通用字和聯綿詞同音異字的，其中部分爲假性注音音切。有爲俗語詞注音釋義以及辨别地名方音變讀的，有以聲訓方式詳究名物詞源的，有比較各家不同的外來詞譯音的，保留了珍貴的音讀資料。晉代的晉灼用音注記録了合音（協韻）現象，當是顔師古“合韻”説的前奏。《漢書》音注中的音變構詞用例雖遠没有後來唐宋的《經典釋文》《群經音辨》多，但變聲、變韻、變調及綜合音變的類型都有了，而且清濁聲母變换構詞的比例較大，去聲變調構詞也逐漸增多，説明中古這兩大漢語單字音變構詞的主導形式已經初具規模。變音所别之義，有音變表示實詞的詞義派生的，有表示實詞詞性區别的，也有表示虚詞語法意義不同的，類型發育得較爲完備。
3）《漢書》音義的二十三注家，從東漢服虔到北魏崔浩，跨時約250年左右，加上各家學問師承不一，各人方音亦不同，故所注音讀往往兩家或數家各自不同，以致顔師古常常並引多家不同讀音而審慎地抉擇或論其是非。各家在注音方式上有不同，如早期的服虔承用前人而用語境限定式的“某音某某之某”而達其總音注數的25%强，中期的蘇林、如淳、孟康多用直音“某音某”，後期的韋昭、郭璞多用反切。各家注音對象的側重點不同，師古所徵引，除了要對比辨析同一字衆家不同注音外，餘者多不重複而擇善而從，如服虔、應劭同時而今存音注多不相重，蘇林側重普通詞語的别義異讀和通假字的辨音析義而多家大量施注的《地理志》他只注了4條音，孟康多注地理名物詞讀音並注重辨析常用字形音義之間的多重關係，作爲唯一的南方注家的韋昭則側重探索語源以及方言俗字的注音辨義，張揖、郭璞都只爲司馬相如賦作音注，等等。各有側重，各有特色。
4）漢魏六朝人去漢不遠，他們爲《漢書》注音所用的語音系統當然應該是時音。但《漢書》文辭古奧典雅，博學的馬融尚且要伏閣從班昭受讀，自然承用了部分古音古讀，則《漢書》音注的“時音”非純口語俗音而應是讀書音，故今存音切有古音、方俗音、譯音，主體是當時的讀書音。又由於二十三注家時代不同，故不少被注字下存有不同時期讀書音歷時演變痕跡。所以，《漢書》音義所存的大量音切，以漢末讀書音爲主體，雜有傳承古音、地域方音和歷時音變等要素，具有一定的泛時性和層纍性特點，這就是它的語音性質。
5）基於上述特點，不能把集中於顔師古《漢書注》中的衆家音切當作一個共時的語音平面來系聯和建構單一的音系，也不能簡單地把其中某一家的存音勾稽出來建構其音系。一則顔師古徵引有取捨而非各家全部，幾條甚或幾百條音構不成一個完整的音系。再則《漢書》音義都是隨文摘字注音的，所注音切有多種多樣不同性質和用途，其中有不少假性注音根本就不能用作研究音系的材料。三則音義書中的衆多異音是不同質的，至少可分爲“同義異讀”和“别義異讀”。“别義異讀”多是分音派生新詞新義的音變構詞，不能看成同音“互注”；“同義異讀”中還有古今、方俗、師承等語音差異，也不能當成同質音讀來處理。但有人誤把這些當成同質音讀來系聯音系，得出“清聲母跟濁聲母常有相混”“不同聲調混切”等錯誤結論。今存《漢書》音義的音切是漢語語音史研究很寶貴的珍稀資料，在利用時要特别注意：要嚴格區分同質音切材料與異質音切材料，區别同義異讀與别義異讀，區分本讀與變讀，包括古今音變、别義音變（音變構詞）、方言音變、譯語音變等；要區别真值注音與假性注音，把辨版本、正字形、明通假等假性注音剥離出音系系聯的材料範疇之外。隨文施注的音義書的注音多是爲了釋義辨義的，一定要注意音義結合，既要能“因音辨義”，還要能“以義正音”，經過嚴密剥離、清理、辨正後的同質音切材料才能用於語音本體研究，否則就必然會魚龍混雜、張冠李戴，得出的結論非但荒謬而且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