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书店会议记录」是上海韬奋纪念馆馆藏独有的珍稀史料,历经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炮火,以及国民党的扣押、查抄、封店等迫害,随生活书店同人颠沛流离,能保存下来着实不易。这批档案信息量大、自成体系,且保存相对完整,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和研究价值。为了让更多的人了解邹韬奋、徐伯昕、胡愈之、张仲实等领导的生活书店的发展历程,为民族解放、进步文化事业做出的杰出贡献,我馆自2018年启动馆藏文献影印出版计划,未加任何修饰、遮蔽,保留史料原本的面目,已相继推出有关生活书店会议记录的「韬奋纪念馆馆藏文献」丛书三册。
《生活书店会议记录1933—1937》的起止时间为自生活书店在沪创立后第一次社员大会召开起,至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生活书店总店迁至汉口止。社员大会、理事会、人事委员会、临时委员会等会议记录记载了生活书店初创时期民主管理体制的形成和完善,社务情况及人事变动等事项。《生活书店会议记录1938—1939》的起止时间为自1938年1月3日生活书店总店迁至汉口,至1939年4月28日临时委员会结束,记录了替代理事会、人事委员会、监察委员会三个机构职权的临时委员会,在战争动荡的特殊时期处理社务、业务和人事等情况。《生活书店会议记录1939—1940》的起止时间为自1939年2月24日至1940年5月8日,以第五届渝地社员大会记录为起始,包括第五届理事会、常务理事会、人事委员会、监察委员会、理事会人事会监察委员会联席会议等会议记录。记载了历时近一年、几经修改终于经社员大会通过的、由胡愈之起草的生活书店「大宪章」——生活出版合作社新的社章,选举产生了新一届领导机构,确立了「组织系统大纲」,制定了「促进大众文化、供应抗战需要、发展服务精神」的工作目标。与此同时,会议记录也记载了不断遭受日机轰炸、国民党审查封店带来的摧残和损失,生活书店采取向银行借贷、发行债券、扩充邮购户、增设杂志分销处、流动供应站等应对措施。
生活书店是合作社组织,照章每年开一次社员大会,选举新的领导机构。在不断遭受禁书、封店、捕人的打击下,及时召开大会尤为必要。1940年3月20日,生活出版合作社在重庆举行社员大会,选举第六届领导机构。社员大会结束后,为使海内外读者和关心生活书店的朋友们了解生活书店被诬陷的真相,邹韬奋于3月30日在《全民抗战》周刊上发表了《为生活书店辟谣敬告海内外读者及朋友们书》一文。5月及6月,理事会和人事委员会分别开会,选举邹韬奋、徐伯昕、沈志远、胡愈之、李济安五人为常务理事,邹韬奋为理事会和人事委员会主席,徐伯昕为总经理。面对政治压迫日益严重,随时都可能发生突然事变,为加强领导机构迅速处理事务的能力,理事会、人事委员会、监察委员会联席会议于1940年8月5日决议:责成理、人、监原组织推选代表,组织理、人、监联席会议常务委员会,在联席会议闭会期间执行本店之最高职权。推选邹韬奋、徐伯昕、柳湜、张锡荣、胡耐秋、邵公文、廖庶谦组成常务委员会主持一切工作,之后又加推胡绳和诸祖荣参加常务委员会。
抗战以来出现的生活书店出版高峰,1940年跌入低谷。不仅原稿审查关越来越难过,即使通过了照样被秘密查禁。根据解放后从国民党中央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的档案中获得的材料,1937—1940年生活书店被国民党中央或地方的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明查暗禁的书籍,有目录可稽的达203种,占这个时期生活书店出版物总数的40%。「在抗战后先后广布于各地之五十五个分支店,迄至(民国)廿九年六月,仅剩六个分店。以六与五十五之比,其惨遭摧残之情形,深堪痛心!」(《生活书店横被摧残经过》1941年3月)「皖南事变」后,国民党中央下达了查封生活书店和其他进步书店的密令。「未及半月,被查封与迫令停业者,竟达四个分店。」书刊财产被没收,贵阳分店经理周积涵及全部职工被逮捕。在国民党法西斯专政下,最终只剩重庆分店一家。韬奋和总管理处已难于继续留在重庆,总管理处撤离重庆,迁移香港。生活书店领导中心迁香港后,内地业务除重大事项须向香港总处请示外,余均由留在重庆、桂林、上海三地的同人在共产党的领导下独立经营,全权处理。在华北、苏北两抗日根据地的分店,早在组建时即明确,全部委托当地中共党委领导管理。
1944年12月17日晚,渝桂区联席会议第一次会议在民生路三楼韬奋室召开,到会的渝桂二区管理处代表有沈钧儒、程浩飞、冯舒之、诸度凝、薛迪畅、张友渔、仲秋元、陈正为、孙在廉、方学武,张锡荣作为总经理代表兼上海区代表出席。这次会议是总管理处撤离重庆后,第一次在重庆召开的重要干部会议。1945年1月6日召开第二次会议。这两次会议针对总经理徐伯昕提出的「鉴于本店连年遭受打击,财产损失殆尽,债台高筑,韬奋先生遗嘱创办的四大事业,尚未找到经济来源,而原有的合作社组织,难以吸收大量外资,因此提出可否解散合作社,另创新组织以吸收外资一案」讨论决议:「韬奋先生遗嘱创办四大事业,同人等应继承遗志,努力以求实现,但第一步骤,非吸收大量外资、扩大组织,不能完成。」决议将合作社组织予以解散,并推举社员七人,组织「社务结束委员会」,推选沈钧儒、张锡荣、邵公文、诸度凝、仲秋元为新公司筹备委员。与此同时,还决议成立内地区管理处,「凡大后方之一切业务及新旧机构,以内地区管理处为管理之最高机关」。
1945年1月成立内地区管理委员会及内地区管理处,统一管理内地业务。经投票选举,沈钧儒、诸度凝、薛迪畅、张锡荣、方学武五人为内地区管委会委员,仲秋元为后补委员,沈钧儒为主席,诸祖荣为管理处主任,方学武为总务。内地区管委会举行了六次会议,对内地区书店的工作、桂区工作的善后、人员的分散安置、合作机构(如国讯书店、三户图书社、建华厂、大华印刷厂等)的业务处理,一一做出了安排。在内地区管理处、社务结束会、新机构起草会联席会议上,沈钧儒提议对第二次渝桂联席会议中决议生活出版合作社改组为「新生企业公司」案复议,会议决议:「前议结束生活出版合作社案,否决。」决议本店原组织予以整理及改组,采合作社制,名称改为「生活文化合作社」,以重庆为中心,另在上海筹组新生企业公司。在第六次会议上,还通过了《内地区管理处委员会章则草案》。抗战胜利后,生活书店上海分店复业,渝沪通信联络恢复,总经理徐伯昕已可直接领导管理内地工作,内地区管理处于1945年10月结束。
本册收入了生活书店第六届理事会会议记录,第六届人事委员会会议记录,第六届理事会、人事会、监察委员会联席会会议记录,第六届理、人、监联席会议常务委员会记录和渝桂区联席会议记录,社务结束会议记录,新机构委员会会议记录,内地区管理处、社务结束会、新机构起草会联席会议记录,以及内地区管理处会议记录,时间跨度自1940年5月29日至1945年3月24日。为了挽救生活书店,邹韬奋、徐伯昕、沈钧儒等领导人,向国民政府行政院、监察院、国民党中央党部、中央宣传部写呈文请求纠正;向地方政府发出公函请求启封、放人,但均遭到无耻推诿。此册附录选取了馆藏中的这些呈文和信函,包括1940年3月30日韬奋在《全民抗战》周刊上发表的《为生活书店辟谣敬告海内外读者及朋友们书》,1941年3月徐伯昕主持起草的《生活书店横被摧残经过》的长文,这些均为生活书店横遭诬陷和摧残最真实的记录。另外,附录还收入了1940年度工作计划大纲、总管理处通告八通等。
需要说明的是,原属分册装订偶有颠倒,现按行文逻辑调整。此外,第49面和第185面以「如下」二字结尾,却无后续内容,现保持原貌。
全书彩色精印,排版时从色泽、尺寸上尽可能还原原貌。书前选取了与此时段相关的生活书店分支店及联营书店照片,生活书店、华北书店等同人的合影,以及韬奋的题词,韬奋致国民参政会辞职信、致沈钧儒等抗日民主党派领袖的信,茅盾为韬奋逝世周年所作纪念文章等作为插页。
感谢巴金故居常务副馆长周立民先生为本书撰写后记,感谢中华书局上海公司的贾雪飞、吴艳红为本书的编辑、出版、宣传做出的努力。至此,有关生活书店会议记录的馆藏文献已全部影印出版,希望本套丛书的出版,能为推动出版史、文化史、韬奋及生活书店的研究做出绵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