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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典的重要和意义，在今天不必多言了；其实，传统的学问之道便是以典籍为基础、为核心的。
经典的一个表征就是语言乃至观念的延展性和生命力。据说《圣经》和莎士比亚是西方人引用最多的。说到《庄子》，这部书归属于古代哲人庄子名下，在精神层面上为古往今来无数人所熟悉并倾心向慕，“道家”在很大程度上以庄子为代表形象——老子的思想固然影响很大，但作为情、智兼具的形象似乎还是无法与庄子相比并的——作为中国最重要的精神传统之一，而与儒、释两家鼎立。如果以上面所谓的引述来考察，至少可以举出一点，《庄子》中的成语非常之多。略略列举，就有诸如：
鹏程万里、扶摇直上、越俎代庖、大相径庭、不近人情 （《逍遥游》）
沉鱼落雁、朝三暮四 （《齐物论》）
庖丁解牛、踌躇满志、游刃有余、薪尽火传 （《养生主》）
螳臂当车 （《人间世》）
相濡以沫、莫逆之交 （《大宗师》）
虚与委蛇 （《应帝王》）
断鹤续凫 （《骈拇》）
识其一不识其二、大惑不解 （《天地》）
得心应手 （《天道》）
不主故常、东施效颦 （《天运》）
吐故纳新 （《刻意》）
望洋兴叹、贻笑大方、井底之蛙、管窥锥指、邯郸学步 （《秋水》）
呆若木鸡、鬼斧神工 （《达生》）
君子之交、似是而非、螳螂捕蝉黄雀在后 （《山木》）
亦步亦趋 （《田子方》）
白驹过隙、每下愈况 （《知北游》）
空谷足音、运斤成风 （《徐无鬼》）
鲁莽灭裂 （《则阳》）
得意忘言、得鱼忘筌 （《外物》）
捉襟见肘 （《让王》）
摇唇鼓舌 （《盗跖》）
分庭抗礼 （《渔父》）
能者多劳、探骊得珠 （《列御寇》）
学富五车、栉风沐雨 （《天下》） 另外，今见《韩非子》中的著名寓言“自相矛盾”，《谷梁传疏》“哀公二年”引作《庄子》佚文。以上举例或许挂一漏万，总之单就此题便大可做一篇“《庄子》成语考”。仅此而言，《庄子》就堪称古代重要的经典。
读经典的一个好处就是可以把握关键，以一当十。古书汗牛充栋，好像一辈子都读不完，其实最关键的书还是有限的，读了一些最重要的典籍，其余的也就势如破竹，略无疑难了。当初陈寅恪遇到前辈夏曾佑，夏说：你好啊，懂外文，可以读许多书，我把中国书都读完了，没事干啦！初听一定感到很奇怪，仔细想想很简单：中国重要的典籍就那些，读了它们，纲举目张，便得其要领了。以往讲究读书都是如此的，比如读史书一定先读“前四史”，不是说读了“前四史”就可以了解唐、宋、金、元、明的历史，而是说基本的条理、原则都在那儿了，再读起来不费劲了。读书得读关键经典这个道理，够境界的学者都知道。钱锺书“文革”后访问美国的时候参观一家大学图书馆，别人介绍他看了许多珍本、善本书，特别说及有些是举世独有的，他哈哈大笑；人家问他为什么笑，他答：原来天底下有这么多我不必读的书呵。确实，不少世上独一无二的书未必是值得读的。由此来看《庄子》，它作为子书，有些特别之处，虽然不似杂家以兼综为主，但也包容甚广，涉及道、儒、名
、法等家，
读之对诸家皆能从正面或反面增强了解，或可收事半功倍之效。
这里仅以儒家为例，历来就有学者认为《庄子》的主旨是表彰儒家而非反儒的。比如唐代的古文大家韩愈，他不仅是一代文豪，更以复兴儒道为己任，虽然他在《原道》等文章中力斥老子之学，其《送王埙秀才序》于庄子则以为出自儒学一脉：
吾常以为孔子之道大而能博，门弟子不能遍观而尽识也，故学焉而皆得其性之所近；其后离散分处诸侯之国，又各以所能授弟子，原远而末益分。盖子夏之学，其后有田子方，子方之后，流而为庄周，故周之书，喜称子方之为人。
宋代肯定庄子与儒家的联系者渐多，苏轼《庄子祠堂记》质疑《庄子》中《让王》诸篇的主要理由就是“以为庄子盖助孔子者”，林希逸《庄子鬳斋口义》也说《庄子》的“大纲领大宗旨未尝与圣人异也”。
明代杨慎以为庄子“未尝非尧舜”“未尝罪汤武”“未尝毁孔子” （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卷二十七引） ，袁宏道《广庄》称：“庄去孔圣未远，七篇之中，半引孔语，语语破生死之的，倘谓蒙庄不实，则《中庸》亦伪书矣。”
清代著《庄子雪》的陆树芝从另一角度论及庄子与儒家不相违背：“恐先圣之道寖以微灭，又重悲夫惑于异说者之迷而不知所返也，于是乎抗怀高寄，而作《南华》。《南华》者，以异说扫异说，而功在六经者也。”
（《读庄子杂说》）
姚鼐提出“子夏之徒述夫子语，子夏者，以君子必达于礼乐之原，礼乐原于中之不容己而志气塞乎天地”，“庄子之书言‘明于本数’及‘知礼意’者，固即所谓‘达礼乐之原’，而‘配神明、醇天地’‘与造化为人’亦‘志气塞乎天地’之旨”。
（《庄子章义序》
）
章学诚也曾断言“荀、庄皆出子夏门人”
（《文史通义·经解上》）
。
近代章太炎不同意庄子出子夏一脉的说法，以为“庄生传颜氏之儒”
（《菿汉昌言》卷一）
，于其承儒家之学而来则并无异词；其后郭沫若在《十批判书》的《庄子的批判》一文中承章说而发挥之；此外钟泰《庄子发微》亦力辩“庄子之学，盖实渊源自孔子，而尤于孔子之门颜子之学为独契”
（《庄子发微序》）
。这些意见或许未必能成定论，但《庄子》与儒家之关系确乎不是贬斥、排诋那么简单，
由《庄子》可以从一个特定的角度理解儒学是无疑的。
除了诸子各家，《庄子》对于了解道家的多层内涵也有助益。先秦时代其实并无“家”的概念，当时皆以“子”称论，如《庄子》的《天下》篇、《荀子》的《非十二子》及《解蔽》等都是如此。各家的说法是到汉时才逐渐流行，经整齐诸子之言，乃出现所谓儒、道、墨、名、法、阴阳等各家。
“道家”一名，最初其实是指黄老之学，这在《史记》的《魏其武安侯列传》中看得最清楚，其中记载：“太后好黄老之言，而魏其、武安、赵绾、王臧等务隆推儒术，贬道家言，是以窦太后滋不说 （悦） 魏其等。”显然，“黄老之言”与“道家言”是一回事。也就是说，所谓“道家”最初主要指黄老之学，在后代的观念中才逐渐发生指意偏移，谓所谓老庄之学。黄老之学承自稷下齐学，融汇了老子之“道”与刑名法术之学。《庄子》对于作为黄老之学的道家，亦有表现。《天道》篇中有一大段话，其中含如下文句：
夫帝王之德，以天地为宗，以道德为主，以无为为常。无为也，则用天下而有余；有为也，则为天下用而不足。故古之人贵夫无为也。上无为也，下亦无为也，是下与上同德，下与上同德则不臣；下有为也，上亦有为也，是上与下同道，上与下同道则不主。上必无为而用天下，下必有为为天下用，此不易之道也。
古之明大道者，先明天而道德次之，道德已明而仁义次之，仁义已明而分守次之，分守已明而形名次之，形名已明而因任次之，因任已明而原省次之，原省已明而是非次之，是非已明而赏罚次之。
对这些表述，王夫之《庄子解》称“与庄子之旨迥不相侔者，盖秦汉间学黄老之术以干人主者之所作也”，判定其属于黄老之学的谱系，是很敏锐的。前面一节，指出所谓“无为”其实是在上为君者的专利，而在下为臣者则须努力有为，不可混同。
稷下之学主要的著述代表《管子》有《君臣》篇，说过：“上之人明其道，下之人守其职，上下之分不同任，而复合为一体。”慎到亦游稷下，
《慎子》的《民杂》篇有曰：“君臣之道，臣事事而君无事，君逸乐而臣任劳，臣尽智力以善其事，而君无与焉，仰成而已。”《韩非子》的《扬权》篇里也明确指出了“君不同于群臣”的原则，
《主道》并且进而说明了何谓“无为”：“明君无为于上，群臣竦惧乎下。明君之道：使智者尽其虑，而君因以断事，故君不穷于智；贤者敕其材，君因而任之，故君不穷于能。有功则君有其贤，有过则臣任其罪，故君不穷于名。是故不贤而为贤者师，不智而为智者正；臣有其劳，君有其成功。此之谓贤主之经也。”这其实已经涉及了上引《天道》的后一节，它标举“天”“道德”为归依，而“形名”“因任”“是非”“赏罚”等指的乃是在上者操纵臣下，实施治理的程序，即明其职守，循名责实，而后定其是非、赏罚之类。《韩非子》的《扬权》篇也有与此类似的话：“君臣不同道，下以名祷，君操其名，臣效其形，形名参同，上下和调也。”所谓“形名”具有现实的意义，以职守名分为准律责臣下，以求名实之合，换句明白些的话说，就是要求臣下尽其名分而“有为”罢了。其后，《淮南子·要略》也有可以补充揭明此一观念的文字：“《主术》者，君人之事也。所以因作任督责，使群臣各尽其能也，明摄权操柄，以制群下，提名责实，考之参伍，所以使人主秉数持要，不妄喜怒也。”由此可见，《天道》的这些话语背后，蕴含着从先秦到汉初一个重要的学术传统，而从《庄子》则可略窥其消息。
在开始读《庄》之前，我们还得就庄子其人及其书做些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