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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时珍（1518—1593），字东璧，号濒湖。湖广蕲州（今湖北蕲春）人。他出生在世医家庭，其父李言闻，字子郁，不仅医术高明，而且以孝道名闻乡里。李时珍十四岁时顺利考中秀才（补诸生），但此后三次乡试未中。虽然李时珍最终放弃了科举仕途，转而继承家学走上诊病从医之路，但他丝毫没有放松对儒家经典的学习和钻研，最终成为一代儒医。有学者推测《本草纲目》书名的确定，便是受了宋代大儒朱熹《通鉴纲目》的启发。清代周中孚《郑堂读书记》曾将《本草纲目》与《通鉴纲目》对比讨论，认为二书虽非同类，但曰纲曰目，均有提纲挈领之实、纲举目张之便则一脉相承。因为医术高超，李时珍曾被聘为楚王府奉祠正，兼掌良医所事。大约在嘉靖年间，李时珍被举荐到北京太医院供职，一年后离职返回蕲州。此后李时珍专注于行医实践和医学著述，目前存世的医学著作有《奇经八脉考》《濒湖脉学》《本草纲目》等。
李时珍在后世被誉为“药圣”，其最重要的学术著作是《本草纲目》。下面从时代背景、成书经过、学术意义和版本简介等几方面，对《本草纲目》一书略作介绍。
李时珍生活在明朝正德、嘉靖、隆庆、万历年间，属于明朝的中后期。把握宏观的时代、文化背景是进一步了解李时珍其人、其书的前提。陈宝良在《明代社会转型与文化变迁》一书中指出：“明代社会、文化是一个复杂的变体……正德时期大致可以作为明代社会、文化变迁的分水岭。随着社会的变异，新经济因素的渐趋产生，社会、思想乃至文化开始由明初的保守、沉闷，逐渐趋向革新、活跃。换言之，明代社会与文化在正德前后呈现出两种迥然不同的特色。”李时珍恰好生活在这样一个新旧转折的历史时期，因此，《本草纲目》一书既保留了对传统学术的极致追求，又体现了变革与创新的时代面貌。
《本草纲目》是一部卷帙宏大的本草学巨著，王世贞在《本草纲目序》中总结道：“博而不繁，详而有要，综核究竟，直窥渊海。兹岂禁以医书觏哉？实性理之精微，格物之通典，帝王之秘箓，臣民之重宝也。”这种评价是公允客观的。立言撰述、务求综博，大概也是有明一代学者的不懈追求。举例而言，为《本草纲目》作序的王世贞是明代的文学家、史学家，与李攀龙、谢榛等人合称“嘉靖七子”，即后七子。李攀龙故去后，王世贞独领文坛二十年，著有《弇州山人四部稿》《弇山堂别集》《嘉靖以来首辅传》《艺苑卮言》《觚不觚录》等，著作之宏富在有明一朝也是非常引人注目的。《本草纲目》中时常见引的《丹铅录》的作者杨慎也是一位博学之士。《明史·杨慎传》记载：“明世记诵之博、著作之富，推慎为第一，诗文外，杂著至一百余种，并行于世。”李时珍和同时代的豪俊学者共同引领着学术风尚，为中华传统文化的保存和延续贡献着自己的力量。
这是一个令人敬佩的时代，这是一群执着勤奋的学人。他们是时代的产物，同时也塑造着时代的形象。
关于《本草纲目》的撰述经历有两种说法：其一是《本草纲目》卷一“历代诸家本草”之末所言：“《本草纲目》明楚府奉祠、敕封文林郎、蓬溪知县、蕲州李时珍东璧撰。搜罗百氏，访采四方。始于嘉靖壬子，终于万历戊寅，稿凡三易。分为五十二卷，列为一十六部，部各分类，类凡六十。标名为纲，列事为目。增药三百七十四种，方八千一百六十。”嘉靖壬子（1552）李时珍三十五岁，万历戊寅（1578）李时珍六十一岁，李时珍用了二十七年，其稿方定。其二是李时珍次子李建元《进〈本草纲目〉疏》中所言：“行年三十，力肆校雠，历岁七旬，功始成就。”前后所用工夫几近四十年。
应当说万历戊寅（1578）《本草纲目》书稿初成是可信的，两年之后李时珍拜访王世贞于弇山园，目的是“愿乞一言，以托不朽”。《弇州续稿》卷十记载：“蕲州李先生见访之夕，即仙师上升时也。寻出所校定《本草》求叙。”仙师指昙阳子，以万历八年（1580）九月九日羽化。王世贞《本草纲目序》中所记“岁历三十稔，书考八百余家，稿凡三易”云云，正是记录李时珍万历八年（1580）首次拜访王世贞时的言谈对话。
至若李建元所云“历岁七旬，功始成就”，提示李时珍在年逾花甲全书脱稿之后，仍用了将近十年的时间对《本草纲目》一书不断删削调整。
万历戊寅之后《本草纲目》增删内容的考证难度较大，但并非没有任何线索可供查考。李时珍晚年曾撰一通上呈万历皇帝的《遗表》，其基本内容保存在李建元的《进〈本草纲目〉疏》中了。其文有曰：“如磨刀水、潦水、桑柴火、艾火、锁阳、山柰、土茯苓、番木鳖、金柑、樟脑、蝎虎、狗蝇、（虫）白蜡、水蛇、狗宝、秋虫之类，并今方所用，而古本则无；三七、地罗、九仙子、蜘蛛香、猪腰子、勾金皮之类，皆方物土苴，而稗官不载。今增新药，凡三百七十四种。”以上罗列二十二种稗官不载、古本所无的新增药物，核之今本《本草纲目》，其中十八种皆属于李时珍新增三百七十四种药味之列，唯此间罗列偶有用其别名（如金柑、蝎虎）、简称（如地罗）者。仅锁阳（出朱震亨《本草衍义补遗》）、虫白蜡（出汪机《本草会编》）二种，非首载于《纲目》，而秋虫（系《纲目》中“促织”的别名）、勾金皮二种之名，今本《本草纲目》中暂未得见。如果我们承认金陵本《本草纲目》是此书的最终定本，那么万历戊寅之后，李时珍至少亲笔删去了“勾金皮”一药，这是对《本草纲目》的微观调整。
在宏观结构上，《本草纲目》也有所调整，目前可以证明的是《本草纲目》的最终定本删去了“辨疑”一项，而早期的手稿中“辨疑”是与“释名”“集解”“正误”等并列存在的重要项目。王世贞《本草纲目序》、李建元《进〈本草纲目〉疏》皆保留“次以‘集解’‘辨疑’‘正误’，详其土（出）产形状也”十五字。而金陵本《本草纲目》“凡例”亦曰：“次以‘集解’，解其出产、形状、采取也；次以‘辨疑’‘正误’，辨其可疑，正其谬误也。”虽然相关表述分合有异，但皆有“辨疑”一项则同。而今本《本草纲目》正文中却未曾见“辨疑”条目，当是后期定稿时有所删削。由此观之，李时珍年逾古稀，未正式将誊正稿交给刻印社之前都在不停地对《本草纲目》一书进行加工、删正。
李时珍不仅用其一生的精力撰述《本草纲目》，还动员全家参与这项工作。据王娅、王默《李时珍史传的补遗与考疑》考证：李时珍娶妻吴氏，育有四子：建中、建元、建方、建木。六孙：树宗、树声、树勋、树本、树初、树良。李家子孙为人贤德，深受当地群众敬重，李时珍、李建中、李建木和李树初被乡人奉为蕲州“四贤”。天启四年（1624），一说天启七年八九月（1627年10月）蕲州人为“四贤”建立了一座坊表，上书“六朝文献，两镇干城”八字。我们知道，《本草纲目》一书收载了李言闻《人参传》《痘疹证治》《蕲艾传》中的部分内容。从《本草纲目》“辑书姓氏”和“药图”下的说明可知，李时珍的子孙之中，除李树初、李树良二孙疑当时年岁尚幼之外，都参与了《本草纲目》的撰修。换言之，李时珍其实是动员了全家之力在编撰此书。
《本草纲目》成书于十六世纪末，是我国传统本草学中最为伟大的一部学术著作，具有承前启后的重要意义，四百多年来一直影响着后世的中医药从业者。
对于《本草纲目》一书的学术意义，相关学者的着眼点和落脚点各有不同，表述千差万别。2003年1月钱超尘、温长路在《李时珍研究集成·前言》中曾经概括为：“对《本草纲目》的研究发现，它存在有与人类直接需要相通的如下属性：第一，它是自然的，植物、动物、矿物，天体、地貌、人文，都是它反映的主题；其次，它是医学的，预防、治疗、康复，脏腑、经络、脉学，都是它研究的对象；第三，它是药物的，药味、药性、药理，制法、用法、宜忌，都是它论述的中心；第四，它是方剂的，单方、验方、经方，汤剂、散剂、丸剂，都是它搜罗的宝藏；第五，它是临床的，内科、外科、妇科，表证、里证、重证，都是它治疗的范围，甚至还可以说出第六、第七等更多的内容来。一句话，它确实具有‘中国古代的百科全书’（达尔文语）的性质。李时珍在大脑认识理论、奇经八脉理论、三焦命门理论和对一些疾病的治疗理论中进行了开创性的研究，在植物分类学、分析化学、实验药理学和实验医学等领域内进行了前瞻性的创造。他的贡献远远超越了一般认识上的本草范畴，对中国科技史和医学发展史的改写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传统本草学著作，从《神农本草经》《名医别录》以降，乃至唐、宋诸家本草，均延续上、中、下三品分类法，层层累加，叠相附益，陈陈相因，未能有所突破。《本草纲目》所开创的基于自然属性特征而非效用特征的药物分类方法，兼顾名物训诂、药学描述和临床附方的撰述方式，用从微至巨、从贱至贵（从低级到高级、从无机到有机）的自然次序和全新的体例格局打破了传统本草的写作范式，容纳了新的实践和认知。
融汇古今、堪称金谷之园的《本草纲目》成为联系古今的重要桥梁。此处仅举一例加以说明。2008年7月，一批流散境外的战国竹简入藏清华大学。清华简是继郭店简、上博简之后又一批珍贵的战国文献。《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拾）》已于2020年11月20日发布，《病方》部分凡三简，三方，三十三字。这是目前为止，我们可以看到的最早的中医方药简实物。其中第二方是：“
，㵭（煮）之以酉（酒），酓（飲）之，以
（瘥）慹。”我与袁开惠在《读〈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拾）·病方〉札记》中经过考证认为，清华医简中的“
”即《本草纲目》卷二十一的“垣衣”。《本草纲目·垣衣·集解》记载：“〔《别录》曰〕垣衣生古垣墙阴或屋上。三月三日采，阴干。〔恭曰〕此即古墙北阴青苔衣也。其生石上者名昔邪，一名乌韭；生屋上者名屋游。形并相似，为疗略同。江南少墙，故陶弘景云：方不复用，俗中少见也。〔时珍曰〕此乃砖墙城垣上苔衣也。生屋瓦上者，即为屋游。”我们的相关考证就是借助了《本草纲目》的桥梁、阶梯作用。如果离开《本草纲目》的综合记述、甄别分析，做出相关考证的难度将大大增加。
《本草纲目》刊行后，先后被译成拉丁文、朝鲜文、日文、英文、俄文、德文、法文等十几种文字，在全世界范围内广为流传，成为国际科学界的重要文献。达尔文在其《物种起源》和《动物和植物在家养下的变异》中多次提到，他从“中国古代的百科全书”（其中就包括《本草纲目》）中找到了他的人工选择学说赖以建立的依据。英国当代科学史家李约瑟称赞李时珍为“药物学界中之王子”，认为李时珍是与近代物理学家伽利略、生理学家维萨里同样伟大的科学家。
《本草纲目》自问世以来，辗转翻刻，版本众多。前辈学者对此有系统研究。我们主要参考刘衡如、刘山永的相关考证，对此略做说明。
明万历十八年庚寅春上元日（1590年2月19日），王世贞为《本草纲目》作序，此书始获刊刻之机，大约刊成于万历二十一年（1593），史称金陵本《本草纲目》。胡承龙刻印此书时，为了节省版木，部分内容采用了双面刻印法。钱远铭主编《李时珍史实考》对金陵本的规格做了如下说明：“金陵本为《本草纲目》原刻本。全书52卷，20册。附图上下2卷，共1册，每半页4至6幅图。其板框高200毫米，宽138毫米。序言每半页7行，每行14字；总目及正文，每半页12行，每行24字，白口四周单边。”
明万历三十一年（1603），夏良心、张鼎思序刊了江西本《本草纲目》，该本由官员出资刻印，制作精良。该本首次刊载了李时珍次子李建元万历二十四年（1596）《进〈本草纲目〉疏》，其文略称：“臣故父李时珍，原任楚府奉祠，奉敕进封文林郎、四川蓬溪知县。生平笃学，刻意纂修。曾著《本草》一部，甫及刻成，忽值数尽，撰有《遗表》，令臣代献。”《明神宗显皇帝实录》卷三百四载万历二十四年十一月十二日甲辰（1596年12月30日），“湖广蕲州生员李建元奏进《本草纲目》五十八套，章下礼部，书留览”。
明万历三十四年（1606），由杨道会、董其昌序刊湖北本。它与石渠阁（梅墅烟萝阁）本、张朝璘本，都是以江西本为底本翻刻的，改动不大，但逊于江西本。刘山永《〈本草纲目〉版本源流概况——兼论首刻金陵版本特点》一文指出：“现许多图书馆所藏石渠阁本无扉页、牌记，常被人们误为江西原本。”令人遗憾的是，《金陵本〈本草纲目〉新校正》一书亦误石渠阁本为江西原本。
明崇祯十三年（1640），钱蔚起刻于浙江杭州六有堂之本，又称“武林钱衙本”。此书在江西本的基础上，经过仔细校勘，精心刻印而成。改正了原本不少的错误，但也产生了一些新的错误。第一次全面改绘了《本草纲目》的附图，但也致使部分药图失真。
清顺治十二年（1655），太和堂版“吴氏重刻《本草纲目》”，是用钱蔚起本的原版，经过吴毓昌校勘，改正了二百余处错误而成。《四库全书》本以太和堂本作底本。此后，张云中以太和堂本为蓝本，与张朝璘本合参，新改错字不少。
清光绪十一年（1885），安徽合肥张绍棠味古斋校刻本，刻印精良，流传益广。该版参考钱蔚起、太和堂、张云中、张朝璘诸本，订正了很多旧有错误，但也不可避免地产生了不少新的错误。另外，味古斋校刻本还抽换了几百幅药图，由此也造成诸多混乱。
此次点校所用的《本草纲目》底本，是最为珍贵的金陵初刊本。此次标点重排，虽然不出校勘记，却依然有体例创新、字词刊正的地方。正因如此，就有必要对本书是如何在尊重底本的基础上实现一定程度上的补亡灭误略做说明。
本书汲取了《本草纲目》研究的专门学者，如刘衡如、刘山永、尚志钧、钱超尘、吴佐忻、郑金生、张志斌等人的相关研究成果。通过几代学者的不懈努力，人们对《本草纲目》一书中重要的脱简、错简、文字错讹等均有所了解。因此本书在以金陵本《本草纲目》作为底本的基础上，参考了前哲的相关工作，尤其是刘衡如、刘山永的相关考证。刘本对于《本草纲目》的药物有少量的补写删移，如：补写荏、七仙草、没离梨、诸鱼有毒等药味，删除吉利草下百两金、札耳草下耳环草等药味，移动火药、姑活等药味的位置等等。这些调整均有扎实的文献学基础，本书予以继承。但刘本偶有调整一药之内“附录”位置之情形，则暂不从之。
本书从尊重古籍文献底本原貌的角度出发，对主要保留在刘衡如本中的个别国名、地名、朝代、少数民族名称的改动予以回改。
由于《本草纲目》旁征博引，其中很多书籍我们今天已经很难窥其原貌，因此，目前出版的《本草纲目》排印本多未给其中引据的书籍加书名号，这势必影响现代读者对《本草纲目》的深入理解。我们尝试在排印本中为全书引据的书籍加书名号，并采取了宽严相济的处理方式。比如《仙经》《本草》等等，虽然仓促之间难以具体指明是哪一部道家或本草家的著作，但因其必出某书，因此多数情况下加书名号以做提示，这是相对宽的地方；然而所谓张仲景方、华佗方、阴宪副方、鲍氏方等似是指示处方作者的出处称谓，暂不视作书名，不加书名号，这是相对严的地方。
此外，《本草纲目》原书“释名”项下诸名，有个别地方缺失出处指示，此次整理酌加核验补充，为与底本文字有所区别用白鱼尾（〖〗）予以提示。药物别名，出处甚繁，笔者采择其来源出处，约略以本草、医方、字书、诗文这样的轻重缓急之序加以抉择。个别地方从出处早晚或影响深浅角度加以调整，尽量核校原始文献。某些药名，原始文献无法检得，则依李时珍正文提示做出相应标识。或者径标“〖《纲目》〗”。
《本草纲目》虽然经过几代学人不断耕耘，但其中仍然存在少数药名、地名、书名等的讹误之处，如果确有根据，本次校勘就直接改正，如果证据不甚充分，则暂时不予调整。举例而言，《本草纲目》卷十六“鳢肠”药下附方中出现“月蚕沙”一药，其引用文献《寿亲养老新书》原书亦作“月蚕沙”。除了《纲目》本身有“端午午时，取晚蚕蛾”及“五月五日，取晚蚕蛾”的记载之外，《卫生家宝方》《世医得效方》《普济方》中也不止一次出现五月蚕沙、五月蚕蜕纸等药名。因此，遂将“月蚕沙”径改为“五月蚕沙”。《本草纲目》卷二十三“稷”下记载“高粱根（名爪龙）”，虽然晋南、皖北民间俗语均称高粱根为“五爪龙”，但尚缺乏足够的文献证据加以印证，所以此处暂不改动《纲目》原文。《本草纲目》卷十八“龙手藤〔藏器曰〕出始安荔浦石上向阳者”，原书脱“始”字，据地名补；《本草纲目》卷二十一“倚待草〔藏器曰〕生桂州始安山谷”，原书“始”字误作“如”，据地名改；《本草纲目》卷四十四“海䖳”中两见《异苑》书名，经与《北户录》核对当是《兼名苑》之讹，予以更正。其他细节改动之处，也尽量做到核对原本，慎之再慎。
《本草纲目》原书一千余幅图片均附于正文前，颇不便于读者阅读比对。此次出版我们把《本草纲目》药图与相关正文对应排版，以利于读者借助图片了解药物的主要特征。
我们熟知《本草纲目》每药之下，有“释名”“集解”“正误”“修治”“气味”“主治”“发明”“附方”乃至“附录”等项目。金陵本《本草纲目》原版中，上述项目多数另行排版了，相对清晰醒目，但也有为了节约版面混同排版的情形。本次出版，相关项目一律另行排版。为药味宏观整体服务的项目用黑鱼尾（【】）标示，为药味局部子目服务的项目用六角括号（〔〕）标示。
关于《本草纲目》新、旧附方数的统计，不论是“凡例”还是“历代诸家本草”中的数字均无法完全吻合，甚至后世校勘《纲目》的诸家统计也互有差别。究其原因，一是对特定处方的新、旧归属有争议，二是对加减法是否另算一方有争议。为了避开这些纯粹的文献统计难题，而将读者的注意力引导在“附方”本身的临床价值上来，本书的新、旧附方数谨依金陵原版不做调整，但将原书“附方”中的大字都另行排版，以利于读者阅读和检索。
《本草纲目》卷帙浩繁，一些用字与我们今天的规范不尽相同。因此在繁简转换过程中，在严格遵循现代用字规范的同时，为尽量体现金陵本的原貌，在不产生歧义的前提下，也适当保留了一些通假字、借音字和异体字，一些药物名称的几种传统写法并存。
全书附录《附方名称笔画索引》和《药物名称笔画索引》，以利于读者检索。在此也郑重提示：辨证施治是中医认识疾病和治疗疾病的基本原则，读者千万不可以症状类似而盲目照搬使用《本草纲目》中的附方和药物，使用前一定要咨询专业医师。
总之，我们致力于为广大读者提供一个文字准确、阅读方便的《本草纲目》读本。虽已竭尽全力，但工作中仍然难免存在失误，敬请读者方家不吝赐教，以便我们不断修订完善。
在本书的编辑出版过程中，中华书局的编辑老师们付出了巨大的心血，她们以高度的责任心和卓越的专业素质保证此书以较高的质量呈现在读者面前。对于她们的默默付出表示衷心的感谢！
此书的出版是2012年2月北京中医药大学钱超尘教授相与推荐联络、中华书局宋凤娣编审不懈努力护持的共同结果，在此对他们的信任和支持表示衷心的感谢！
赵尚华 赵怀舟
2021年8月23日处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