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卫生”观念及其构成

19世纪在华的西式医院多数由教会开设。在历史的记忆中，西医院就是免费治疗中国病人的医学传教场所，如此形象往往使后来的研究者忽略其存在的另一功能，即这些医院还要为寓华外侨提供医疗服务。19世纪60年代生活在上海的外国人已逾千人，从1860年的669人上升到1865年的2 297人。 这群生活在上海的外国侨民是上海租界西医院的主要客源。当时沪上除了仁济医院和1864年创建的公济医院（Shanghai General Hospital, 1877年中文名定为“公济医院”），另有几处小型的医疗机构，如海员医院（Seaman's Hospital，又译为病房）、上海诊所（Shanghai Dispensary，后更名为罗生药房）、太全诊所（Hall & Murray）、大英药房和老德记药房（Liewellyn J. & Co. Coate T.），吴淞口停有一艘医船（Hospital Ship）；沪上还有几位私人医生和牙医，如长脚医生、摩医生（G. Mottly）和铁医生（Dr. Iron）等为侨民提供医药服务。在沪西侨与本地居民一样会经历突然爆发的各种传染病，感染流行病，遭遇死神的威胁。

夏天是流行病和传染病频发的季节，上海夏季流行的疾病以天花、痢疾、热病、白喉和霍乱为主。 ^[13] 尽管来华的西方人都注射过牛痘疫苗，但一旦上海天花流行时，还是会出现外国人因感染而死的病例记录。 ^[14]

据记载，1863年6月至8月间，痧疫（霍乱）流行，国人染疫死者甚多，外侨也有不少死亡，江海关总税务司德都德（H. T. Davies，？—1863）即染此疫症致死。 每个人都希望自己健康长寿，这是人类的基本常识。 ^[15] 然而，19世纪60、70年代前，在上海冒险的外国侨民生活得并不健康，成年人和婴儿的年死亡率都很高。若不包括来往港口船只上的水手和流动人口，租界外国人死亡率一度高达30%左右。 ^[16] 1870年，人口普查数据显示，上海有1 982名外国人居住在租界，港口来往水手有1 101人，该年死亡率是19.46%。租界内外国居民的死因有肝炎、伤寒、腹泻、痢疾、天花、斑疹伤寒、脑膜炎、间歇热、弛张热和震颠性谵妄、婴儿霍乱、胃癌、心脏病、肝病、自杀等。 相比流行性疾病，外国侨民还会因长时间旅行和水土不服，罹患消化不良、慢性腹泻等疾病，因消化道疾病而死亡的人数一直居高不下。此外，外侨还患有脑肿瘤、肝脓肿、肺结核、梅毒、产褥、白喉、肠炎、腹膜炎、败血病、贫血等疾病。

促使韩雅各著述《上海卫生》的首要原因，应该就是租界内外国侨民的高死亡率。他曾说：“我不禁想起去年（1862）在上海死亡的欧洲人多达1 600人，若他们得到良好的照顾，并有良好的预防措施，是可以保持健康的。”他甚至认为，若措施得当的话，其中1 000人是可以存活下来的。 韩雅各相信一般人都具备保护健康的意识和原则，或多或少还会有些抵御疾病的知识 ^[17] ，只是缺乏有效的方法和手段。《上海卫生》就是一本指导外国侨民在上海健康生活的卫生手册。

那么，韩雅各是如何理解和解释“卫生”的？

首先，作者引入英国流行病学家威廉·法尔（William Farr, 1807—1883）关于“卫生”的定义，解释卫生与健康和疾病的关系。

与疾病科学相比，健康科学拥有更为精确的、更显而易见的真理；与治疗相比，预防的优势无需证明。 ^[18]

法尔是英国统计总署（GSO, General Statistic Office）的职员，负责英国人口生命统计。在任期间（19世纪30至40年代）他制定了疾病统计的术语和分类法，并以统计学方法分析疾病与死亡的原因，被认为是医学统计学的创始人。通过对人口死亡统计和致病原因的分析，他相信污浊难闻的空气是导致疾病的重要原因。为此，他提出以卫生手段对付疾病、保护健康的观点。 ^[19] 在欧洲，他是最早提出这一观点的代表人物。

法尔的继任者，是英国公共卫生的主要代表查德威克（Edwin Chadwick, 1800—1890）。通过对工业发达城市的研究，查德威克指出工业污染和城市急速发展导致社会环境恶劣，前者如污浊空气中的尘埃、腐臭的气味、水源、不合理的排污系统等；后者指工厂的剥削导致社会上穷人数量的增多，从而降低了社会维护健康的自然环境，表现在食物、衣着和住房等方面的能力不足。查德威克提出国家要投资卫生、维护健康的公共卫生观点。 以卫生手段维护健康的思想体现了19世纪西方医学界的健康观和卫生态度，它是在英国工业化和都市化发展的背景下产生的。

因此，无论是在时间节点还是观点征引方面，韩雅各对“卫生”的阐释，基本体现了欧洲同时代的卫生思想。

其次，韩雅各采纳了法国生理学家和机械唯物论者卡巴尼斯（Pierre-Jean G. Cabanis, 1757—1808）的“卫生道德”学说：

卫生学教给人们保健之道，它构成了道德科学与医学科学的一个重要分支。伦理学其实只是生命的科学，如果不了解它所应用的主体可能经历的变化，不知道这些变化是如何发生的，这门科学怎么可能是完整的呢？总体而论，研究本质（nature）就是研究事实，而不是研究原因。我们研究健康与疾病的状态，追溯某一特定疾病的进化与发展时，无从知晓生命本质或致病原因。观察、体验与思考就足够了，我们不再需要别的东西。 ^[20]

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卡巴尼斯在巴黎新建立的国家科学与艺术研究院（National Institute of Sciences and Arts）发表系列演讲，阐释他关于身体与灵魂关系的观点。1802年，他的《人的身体与道德之关系》（ Rapports du physique et du moral de l ' homme ）一书出版。 ^[21] 卡巴尼斯在书中表现出了矛盾思想，他一方面执着于器官主义的立场探讨身体与大脑间的关系，另一方面又试图从道德的角度解释思想、感情与生理学的关系。卡巴尼斯热衷于研究年龄、性、“体液”、疾病、养生和气候的影响，在他看来这都是“道德疾病”。卡巴尼斯被认为是一位介乎经典与现代之间的具过渡意义的科学家和哲学家。 ^[22]

虽然韩雅各就读于欧洲近代医学的摇篮——爱丁堡医学院，但他个人对注重“道德与科学”的观点情有独钟，读书期间他就认识到“医学就是治疗整个人，包括身体、道德和智力”。 ^[23] 当上医生之后，韩雅各更是坚定地相信“人的医学知识应该是无限的，不仅仅限于他自己的职业，而是在所有的科学领域，物理的和形而上学的，以及所有的哲学领域，机械的、自然的、精神的和道德的” ^[24] 。这一思想始终贯穿在《上海卫生》的写作中。 ^[25]

若由章节和标题考察，《上海卫生》所关心的问题似乎与中国传统养生学有着异曲同工之妙；而由《上海卫生》所规定的“卫生”性质考察，在学理上与庄子之“卫生之经”却大相径庭，真所谓拿西方的洋酒装入中国的盛酒瓷器。

罗芙芸（Ruth Rogaski）在研究近代天津城市卫生时指出：

帝国晚期中国的这一“保卫生命”的概况，与近代欧洲早期卫生传统的整体观之间，有许多相似之处。在这两种文化中，自古以来，健康就是个人的责任……在欧洲有关健康和长寿的著述，强调的都是“自然的养生方”：空气、饮食、睡眠、运动、排泄和性。

她以为“hygiene”这个词，如果用于前现代的欧洲，可能非常近似于中国人传统的“卫生”。

在此，先不讨论《上海卫生》是否代表了前现代欧洲的医学思想，让我们将目光转向同时代的欧洲的医学界。1864年，英文世界出版了英国医生、军事卫生学家帕克斯（Edmund Alexander Parkes, 1819—1876）的《实用卫生手册》。 ^[26] 帕克斯的卫生思想与理论可以直接追溯到古希腊希波克拉底。书中讨论的“卫生”就是指传统的水、空气、通风、饮食、土壤、房屋建筑、排水系统、服装、气候等方面。该手册自出版到1891年共计再版8次，并被译为多种文字，其影响力延至19世纪末，成为军队卫生的标准手册。 ^[27] 显然，即便在细菌学理论开始主导医学科学研究方向、公共卫生措施逐渐成为国家战略的19世纪末期，欧洲社会关于卫生健康的主流思想还未完全与传统的卫生观念脱钩。

差不多同时，“hygiene”的最新中文译文问世。1866年，德国传教士罗存德（Wilhelm Lobscheid, 1822—1893）编著的《英华字典》出版，“hygiene art”被译为“保身之理”。 ^[28] 翻译应该包括两个层面：一是释名，一是释义。罗存德采取释义的方式，以“保身之理”解释“hygiene”的知识，即是关于健康、养生或保身的道理。然而，“保身之理”的释文在当今中国学者看来没有体现西文“卫生”的近代定义，在学理上更偏向传统中国的卫生观念。有学者以为译者的做法是为了便于中国人接受，所以在语言上采取迎合中国士大夫习惯的方式。 殊不知，罗存德恰恰译出了那个时代西文的“卫生”观念的正确含义。

“卫生”是关于维护健康身体的知识。这可以通过同时期出版的中文译著再次得以证实。1874年，傅兰雅译《儒门医学》介绍西方的养生之术和保身之法，曰“卫生济人之用者”：

此书论保身之法，必略论人生紧要各事，一曰光、二曰热、三曰空气、四曰水、五曰饮食。保身之法，与此五者相关，此五者缺一不可，难分缓急。

1878年，上海江南制造局出版了傅兰雅（John Fryer, 1839—1928）的译书《化学卫生论》，傅兰雅称之为“养生之道”。 全书讨论的是呼吸之气、饮食之水、所种之土、所食之粮、所食之肉……消化之理、体质循环之理，以及法尔所谓的身体和工厂“恶臭”，“恶臭”之化学原理以及除灭“恶臭”的方法等。

《化学卫生论》的原作者是英国化学家真司腾（James F. W. Johnston, 1796—1855），原著 The Chemistry of Common Life 于1850年在英国出版。作者运用化学原理分析土地与农作物的生长关系、饮食之道、空气质量、工作环境和身体的化学成分，讲解健康“卫生”之理。《化学卫生论》在欧洲和北美产生过很大影响，真司腾曾应邀去美国介绍他的学说。

《化学卫生论》论证了19世纪上半叶的欧洲西方知识体系中的“卫生”依然是关于“养生”的哲学，所谓“健康”的卫生生活是与空气、水、饮食、服装、运动和精神相关，只不过对于水、环境甚至食物的检测必须运用实验科学手段。

及至1884年，首届“国际卫生健康展览会”在伦敦召开，依然借助“住宅卫生”、“饮食卫生”、“市民生活相关的卫生”和“普通卫生学”等主题阐释“健康卫生”理念。 ^[29] 通过书籍、卫生洁具、建筑材料等实物，居住模型和清洁的街景得以仿真布置，“国际卫生健康展览会”形象地展示了那个时代所倡导的健康生活方式。

如此看来，西医韩雅各为租界居民讲解的《上海卫生》，与罗存德所言的“保身之理”（hygiene art）如出一辙，及时地反映了欧洲健康卫生的最新思想。 fPkFP0J3EpXcpp9+qhwkgXZGzvCvBLCaKJweuJUjcYoVbXZd19iSynHu69IOeBl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