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韩雅各：一位苏格兰医生在上海

《上海卫生》的作者是上海仁济医院的英国医生、伦敦传教会（The 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亦称伦敦会）医学传教士韩雅各（James Henderson, 1829—1865）。他的人生经历、教育背景以及来华后的从医经验或许有助于我们理解19世纪的“卫生”究竟为何物。

1829年，韩雅各出生在苏格兰北部小镇赖尼（Rhynie）。他3岁丧父，15岁丧母，18岁姐姐也因突发急病去世。韩雅各没有进过学堂，外公是他的启蒙老师，母亲教会了他阅读《圣经》，使他明白了要“敬畏上帝”的道理。16岁时，韩雅各遇到对他人生产生重要影响的人物——一位穿着考究、绅士装扮的乡村医生，这位医生收他当了学徒，教会他写作和算术。 ^[2] 18岁时，韩雅各认识了通晓德文、拉丁语、法语并擅长数学的基督徒格兰特·朵夫（Grant Duff），成为他的徒弟。格兰特·朵夫的博学激发起韩雅各对知识的向往。20岁时，从未上过学，不懂拉丁文、希腊语和数学，甚至英语语法也不通的韩雅各兴起想进大学深造的念头。在诸多朋（教）友的帮助下，韩雅各开始学习基础知识，随后转到爱丁堡，跟着教友继续学习，为进入大学做知识准备。1855年11月，韩雅各进入爱丁堡大学医学院学习外科学。1855年至1858年间，他分别在苏格兰爱丁堡大学学习医学，在英国皇家外科学院学习外科。求学期间，韩雅各勤奋自律，他说：“我从未浪费一天时间，我每天穿梭在医院、图书馆和解剖室之间。” 最后两年，他经常读书至凌晨两三点钟，每天只吃两顿简餐，并畅饮绿茶与咖啡以提神醒脑。1858年，他以题为《论精神错乱》的论文获得英国皇家外科学院的证书。 ^[3]

19世纪初期的苏格兰医学教育居世界领先地位，培养了诸多对医学进步有影响的医学家。当时的美国学生纷纷赴爱丁堡大学留学学医，回国后，在美国按爱丁堡模式创办医学院。 1858年，韩雅各回家乡任实习医生。1859年，他在圣安德鲁斯大学（University of St. Andrews）通过医生资格考试。 ^[4] 在来中国前，韩雅各已接受了严格而完整的近代医学教育，并获得了从业医生必需的资格。

值得一提的是，韩雅各在大学期间认识了一位中国同学——黄宽。 黄宽是近代第一位赴欧洲学医的华人。1850年，黄宽在美国完成高中学习，在教会人士的资助下，来到英国进入爱丁堡大学学医。1855年，韩雅各入校，两人同学一年。韩雅各对黄宽的学习能力和成就评价甚高：

1855年8月，他取得了爱丁堡大学的医学学位（M.D.）。在学校奖学金的激烈竞争中，他从数百名同学中脱颖而出，荣获两项一等奖学金，那些同学的条件远远优越于他。我曾经见过他的行医过程，也见识过他是如何做外科手术的。我可以肯定地说，在目前的中国，还没有一位华人医者的专业知识水平能超过黄宽。 ^[5]

受母亲的影响，以及成长过程中感恩教会牧师一路的指导和资助，韩雅各对基督教慈善事业充满了敬畏。求学期间，他会利用休息的时间，去医院治疗病人或去城市济贫院照顾穷人。 1856年12月18日，韩雅各参加了爱丁堡医学传教会（The Edinburgh Medical Missionary Society）的一次会议。他由此受到鼓舞，立志当一名医学传教士。1857年他正式申请加入爱丁堡医学传教会，被教会安排去中国行医传教。出国前，韩雅各先在伦敦会接受培训。伦敦会的一位董事在阅读了他的申请试卷后说：

我几乎无法想象，他之前从未进过学堂，甚至是一个性格懦弱的人。20年前，他还是一个在赖尼小镇放羊的毛头小伙。13年前，他还不会写自己的名字。然而，他凭借自己的实力进入了爱丁堡大学，在有两百名医科学生的班级中获奖，取得了外科医生学院的文凭。他赢得了最具基督教品格和职业声望的人的尊敬，并和他们建立了友谊。 ^[6]

其实，大学学业即将完成之际，韩雅各便收到了工作邀请，达勒姆（Durham）的一位乡村医生邀约他担任乡医。但是，决心出国的韩雅各拒绝了这份收入颇丰且体面的工作。 ^[7]

1859年10月22日，韩雅各乘坐“阿尔玛英雄号”（Heroes of Alma）启程赴华，同行的是伦敦会的另外6对夫妇。在船上，他结识了他未来的妻子艾米莉。1860年3月23日，韩雅各抵达上海，负责该会在上海的仁济医院（The Chinese Hospital）的工作。 仁济医院在创始人雒颉（William Lockhart, 1811—1896）的管理和主持下，在上海已有相当的知名度。 1860年后，仁济医院工作由韩雅各主持，这期间他得到了中国医生黄春甫的帮助。医院由最初每天接待50余名病人，上升到200至300人。据1861年的报告，韩雅各1月诊治门诊病人达1 910例，7月高达4 468例，他的日接待量在250至320人。 ^[8]

1861年4月15日，上海道台派人抬着轿子将韩雅各请去官府给一位罹患胸部疾病的官太太治病。因是官太太，经仔细检查后，韩雅各表示需要对这位病人进行手术治疗，并许诺会用麻醉药，不会让病人痛苦，结果遭到病人丈夫的拒绝。最后，韩雅各只能采取保守疗法，他说：“依这样的方法，效果当然不会很好，也不会令人满意。” ^[9]

1862年，医院门诊就诊人数共计38 069人，人数最多的是8月，多达4 701人，1月较少，亦有1 716人。 就诊病人所患疾病有肺结核、支气管炎、慢性咳嗽、麻痹、神经系统疾病、风湿病、肝炎、小肠炎等。 ^[10] 除了日常病人，韩雅各还有两类特殊病人：一是枪伤病人，这类病人数量不少，以英军为主，也有华人病者；二是鸦片瘾患者，常常有服鸦片自杀者被送到医院抢救，至1864年，医院收治此类病者逾500人。 ^[11]

1864年，韩雅各因治愈中国病人顾日智的口眼欹斜（即中风），而获得病人赠送的“功高卢扁”的锦旗。 ^[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