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论

高　晞

“卫生”和卫生史研究俨然是目前中国近代史研究的热门话题，由传统的医疗卫生史领域拓展到概论史、社会学史、政治史和建筑史等多重方向。21世纪以来的卫生史研究带有鲜明的政治化标志和观念先行的倾向，以近代科学思想为医学和卫生学的核心知识，近代科学技术发生、发展的历史被减弱甚至被模糊处理。

即便如此，无论是从西方卫生学传入的角度考察“卫生之现代性”问题，还是对中国本土卫生观念和习俗重新解读以探求传统之于近代化的意义，国内外学者无一例外地认可这样的事实：具有近代意义的“卫生”概念和知识是由西方传教士带入中国的，“卫生”新名词是日本人长与专斋对英文“hygiene”的翻译，之后传到国内，取代中国传统意义的“卫生”意涵，近代意义的“卫生”与庄子所云“卫生之经”有所不同。近代“卫生史”研究时间上限也就以中文“卫生”新词的出现为基准，时间在19世纪70年代。

问题是，至迟在19世纪40年代，“hygiene”一词就已出现在西方传教士在中国创办的英文报纸上，以探讨中国的卫生问题。 ^[1] 这期间有30余年的空白，难道那时的中国就没有近世卫生概念和健康的卫生生活吗？

目前国内近代“卫生”史的研究有三大特点：一是考察传统“卫生”与近代科学“卫生”概念之间的过渡与转换，梳理知识界“卫生”阅读史和民间“卫生”概念的接受过程；二是以近代卫生概念和方法探究晚清存在的传统卫生习俗，比如中国人对付瘟疫的方法和慈善救助的研究；三是将“公共卫生”与“卫生”混为一谈，名为探讨“卫生”的文章，却将视点聚焦在公共卫生管理体系的创立和城市环境卫生建设等领域。上海租界的公共卫生管理体制和各种卫生设施一向被认为对中国城市近代化的发展有着“示范意义”，于是便顺理成章地成为卫生史和城市史研究学者重点解析的对象。

19世纪初，西方“卫生学”知识随西方传教士和医生来华，通过报刊媒体和译书等方式逐步为中国士大夫和中医所了解。借助租界的卫生行政管理制度和城市卫生设施建设，“公共卫生学”的示范效应不断深入人心。但19世纪末渴望借“卫生”达到“强国保种”、提升国家文明程度目的的中国人，对于“公共卫生”与“卫生学”之间的学科差异，“卫生”知识的科学内涵的历史变迁，很难有理性的认识和清晰的辨别。

在当时的特殊历史环境下，知识界不重视西方卫生知识的本源和卫生学内涵的变化，尚且可以理解。然而，以当代“卫生学”的定义分析晚清民初的“卫生”现象，却是再一次忽视“卫生学”的知识进步和变迁的历史过程。

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由传教士翻译为中文的“卫生”一词最早出现在1881年，即傅兰雅翻译的《化学卫生论》。这部通过分析空气、饮水、土壤和粮食的化学构成，论述“卫生”的专著，被当代学者断定为“不能算是部严格意义上的近代卫生学著作”，理由是此“卫生”似乎更接近中国传统的“自然养生法” ，是庄子时代的理念，不代表先进的西方思想。事实真是如此吗？

1863年，一部英文名为 Shanghai Hygiene 的著作在上海面市，美华书馆出版。该书中文可直译为《上海卫生——中国保健之注意事项》。这部卫生专著分食物、饮料、运动、衣服、沐浴、排汗、热带苔藓病（痱子）、肝脏、睡眠、热情和总论十一个章节。显然，这些章节标题演绎出的西文“卫生”内涵与中文保卫生命的“卫生”常识有着某些相似性。

然而，该书因选用“hygiene”为标题而被研究者普遍认为是近代中国最早与西方近代卫生相关的著作。可能是英文资料或缺的缘故，国内外学者在探讨中国近代卫生史时，并不重视此书，因而至今未见有相关的研究成果呈现。这样的结果确实暴露出一个有趣的问题，假若此书被译成中文，中国学者是否也会认为这不是严格意义上的近世卫生著作呢？哪怕该书的作者是一位西式医生，而其读者对象是西方人，即19世纪生活在上海的西方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