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艺术与事物

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最后一个来到这个没落的世界，却享有一种特权：他的环境所具有的小资产者和艺术之家的双重优势使他得以进入广阔的文化领域。公寓中的家四壁皆书。他读了个遍。去祖母家晚餐，当他感到无聊时，就抓起一本拉比什 的书躲到角落里，一边读一边不禁笑出声来。他10岁时得到一本《堂吉诃德》的缩写本。真是一见钟情！父母为了跟客人开玩笑，请他们随便读出书中任何一句话，小克洛德就能接着背下去。这本小说他已经可以倒背如流了。

回首往事，他也对自己的这股热情感到惊奇。“堂吉诃德的行为，我觉得大体上是一种挥之不去的欲望，打算从现时的背后找回过去。倘若有一天，有个怪人想知道我是怎样一个人，这就是我会交给他的一把钥匙。” ^[1] 无人能够确知究竟是什么东西引发了孩子的欣喜。可是，列维-斯特劳斯的这番话非常珍贵，值得我们记住。可能小克洛德同父母一样对于往昔的怀念和生活的艰辛怀有同感，从而把家族以往的光荣与骑士小说的高贵相比拟，把与现时世界斗争的父亲和芒斯那不幸的绅士等同起来。

他学会了眼观和明察。“当我还是孩子的时候，我总是焦急地等待成绩和作文的分数，如果令父亲满意的话，奖赏之一就是去罗浮宫溜一趟。” ^[2] 童年的印象永远难忘。他能识别作品的好坏。绘画对于他不是一部在课堂上学到的历史，而是利用工具和技巧做得好或不好的东西，而且在视觉上表现力有高下之分。

他喜欢音乐，许多年里，他每个星期都要去听高劳尼 或者巴德鲁 的“大众音乐会”。父亲不喜欢普契尼，但特别钟爱瓦格纳，不断向他灌输对大师的崇拜。“我记得（……）很小的时候就被带去歌剧院，坐在五等包厢里，其实那根本不存在，因为什么也看不见——所幸的是还能听见！五等包厢现在已经没有了。就这样，我把瓦格纳的所有曲目都听了。”这些经验永远铭刻在他心中。“瓦格纳对我的智力成长和对神秘事物的兴趣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尽管我在童年过去很久以后才意识到这一点（……）可以说我对瓦格纳的曲目反复咀嚼了几十年。” ^[3]

文化不可消费，而需要实践。小克洛德学了素描和摆弄画笔。“可以肯定地说，我对绘画的渴望远远超出了写作。但是父亲是肖像画家，我意识到这个职业挣不到面包（……）我画了很多自画像。” ^[4] 父亲的工作也附带地把他带进了另一种实践：同许多画家一样，雷蒙·列维-斯特劳斯为了画好体貌特征，习惯于给模特照相。他自己冲洗照片。儿子也熟悉了这些操作——但他并没有发展出兴趣：照相术后来不过是他工作的手段或一种娱乐而已。

他与绘画保持着距离，对于音乐反而全身心投入。歌剧院的一位中提琴手教给他拉小提琴。光是演绎作品不能满足他的热情，他梦想当作曲家。老师的妻子是钢琴家。他谱写了几部三重奏，夫妇俩十分友善地在他的伴奏下演奏了这些三重奏。“请上帝宽恕我吧。我觉得那个时期我已经着手谱写一部歌剧。不过只写了序幕就完事了。” ^[5] 他进一步说明：“剧本已经写好，布景也画好了。” ^[6] 一位完美的艺术家，正像瓦格纳一样。假如不是这样的话，他也许可以成为乐队指挥。那是最美好的职业，也是他终生遗憾从未实践过的职业。其实，他生来就不是做这一行的。他后来认为音乐像数学一样，要求具有“适宜的基因组织” ^[7] 。这些憧憬并不是想当然的，对音乐的热爱深深地扎根在他心中。发现自己不具备相应的音乐天赋一直是他的一段痛苦的回忆：“素养和天性之间的矛盾对于我始终是一种痛苦的感受。” ^[8]

克洛德参与父母的手工活动。他甚至尝试过为自己建造精致的机械器具。“用一个旧式电话听筒，他做了一个电唱头。” ^[9] 他获得了一些对物体和材料的宝贵知识、一套技能和技术，这些成了他的第二天性，正如他对造型艺术的知识一样。这个好处可不小：他熟悉了物体的世界。他能够区分、识别、命名。材料和形式、元素和方法，他都能立刻察觉。他具备常人所说的可靠的鉴赏力。一件艺术品或珍奇物的性质和价值都瞒不过他的眼睛。另外一个好处是他明白审美的愉悦感不仅属于主观感受：任何一种感受都和物体相联系，而物品是制造出来的。这就给他打了预防针，使他不会上先锋派的自我中心主义的当。

他像所有的孩子一样，或许因为自觉与之不同而比别的孩子更甚，幻想着遥远的国度和探险活动。长假照例在诺曼底或布列塔尼的海滩上度过。浪花、海平面、出发远航的船只，这些都让他幻想大海和奇观，他在儒勒·凡尔纳或保罗·蒂瓦等人的小说里隐约看见过。

这种爱好与对于特殊形式的幸福的追求刚好匹配。“从童年起，我就迷恋异国珍奇。” ^[10] 他得到的头一件稀罕物品是父亲送给他的。一幅日本浮士绘。“记得我把它放进一个盒子里，作为盒底的装饰，后来，每当我得到奖赏，（……）我就去波蒂桑街的一个名为‘宝塔’的商店，买来日本式或其他风格的微型家具，为的是在我的盒子里盖起一座日本房子。” ^[11] 他经常光顾旧货店，手头一有点钱，立刻就把它变成收藏品。父母和亲戚们无论何时都知道应当送给他什么礼物。他说，从6岁到10岁之间，“对于在学校取得的好成绩，我除了一个日本浮士绘或一个非洲小物件以外，不期望其他奖赏。” ^[12] 他还搜寻旧乐器，然后试着演奏——多少有些成功。他的敏感性完全出于这种爱好。喜欢四处打探，探察店铺的后间或销售厅，这个习惯从来没有改变。

刚满能够独自出行的年龄，他就出发去探索巴黎地区。“童年时代一结束，我就悠然自得地投身于都市远行。” ^[13] 他在公交汽车上找到的位置能够看到街道及其折射到玻璃窗上的影像，街道于是时而显得非常狭窄，时而宽阔如林阴大道。“被我如此搞出来的神奇的城市景观，只能丰富和改变另一个完全真实的城市。” ^[14] 他永远迷恋城市，着迷于它们的“隐秘的布局” ^[15] 所带来的那种人性与非理性的混合体。

与同学们一道，他放任自己的远足的梦想。“童年和少年时代，我不知多少次‘远征’法国乡村，乃至巴黎郊区！” ^[16] 想从这些年轻人的冒险中看出未来职业的迹象或者前兆，那是徒劳的。数以百万计的孩子同样组织过类似的远足，但并没有成为探险家或民族学家。顶多可以说，这是一个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然而这的确是气质的一种表现。少年克洛德不是一个不迈出家门的孩子。他走出家门，睁大眼睛，与别的孩子结伴。既然他是远足的组织者，应当相信他找得到队友，或者，谁知道呢，找得到愿意追随他实现梦想的效命者——包括当梦想结束于意想不到的池塘里：“我们从巴黎出发去冒险，打算能走多远就走多远，直到远郊。其实远郊是个什么概念，我们并不知道。（……）快满14岁时，我发现了巴黎高迈伊的采石场，我掉进一个石灰浆池，直到脖颈都被打上了石灰。” ^[17]

学校圆满地完成了使人融入社会的功能。1918年，克洛德从凡尔赛返回，进入冉松德萨耶中学六年级，在那儿直到中学毕业会考。智力训练，少年时代，学习社会生活，这一切都是在同一地，与同样的老师和同学一起完成的。那时的中学生受到许多条条框框的束缚。“跟许多其他人一样接受中学教育，每进入高一年级和毕业都要大张旗鼓，纪律稍有松懈就会受到严厉惩罚，作文都是在焦虑不安中写出来的，成绩由校长在学监的陪同下郑重宣布，这会使学生感到紧张或者欢欣鼓舞。我不清楚，对此我们这些孩子当中的大多数是否怀有愤恨情绪或是厌恶感。” ^[18]

学习成绩优秀的克洛德不需费力就能成功。他专修拉丁语，最古典的一门。他拥有扎实的文化资本，可供他自如地挖掘和发展。“从童年起，我就对各种知识怀有强烈的求知欲。一种几乎是见异思迁的好奇心，这使得我的整个童年以至后来（……）都对某些艺术形式和科学门类充满真正的热情。” ^[19] 一位老师让学生们以自己最喜爱的绘画作品为题做作文，他回忆起在罗浮宫漫步，选择了画家曼特涅 的作品《巴纳斯山》。他不怕描绘一个集合着战神、维尔耐斯、阿波罗和缪斯女神的场面。那些都是他熟悉的人物。他常说自己记忆力差，可是这在他读书期间似乎没有构成障碍。无论怎么说，他的著述表明，在令人印象深刻的众多领域里，他都储存着大量的记忆和参考信息。对于这批知识的积累，中学的严格训练肯定起了极大作用。

就父亲对他的学业的态度而言，严肃刻板的学校生活既是一种纠偏，也是一种惩戒。父亲并不威严。“我父亲不是一个严厉的人，他性情十分温厚。” ^[20] 不过有些事情他不能容忍。“他有一些原则最好还是别违背。我得到过刻骨铭心的教训。十二三岁时，我大概上四年级。有一次写作文，我慌里慌张地抄袭了别人的文章，而且被拿获（……）家里因为我的成绩而笼罩着一种悲剧式的气氛，让我喘不过气来。学校把我撵出校门两天！父亲得知后深为震怒，把我严惩一顿。有些错误他绝不迁就。” ^[21] 在这个在生活经验中吃过亏的男人看来，关注儿子的学习成绩是确保儿子尽量具备社会技能的一个办法。“（……）我必须样样优秀。父亲（……）激励我尝试一切领域，使得刚刚步入少年的我觉得任何知识领域都可以涉猎。” ^[22] 谨守道德规范，相信教育的力量：克洛德的父亲是第三共和时代的人——就这个提法的最正面的意义而言。归根结底，他的态度是以自相矛盾的方式告诉儿子，生活不是游戏，知识不能不劳而获，工作必须一丝不苟，必须自重，并且尊重他人，无权作弊。

母亲有一次提到他小时候的一件事。三岁左右的一天，他在婴儿车里望见了面包铺和肉铺的招牌，便嚷嚷说“铺”字应当表示同一个东西，因为那两个招牌里都有这个字 。“小小年纪，我已经开始寻找常量了！” ^[23] 他不无自嘲地推断自己是天生的结构主义者。总之，他是个结构化的人。无论在家里还是学校，童年以后的教育趋向于把他变成一个具有坚强的精神和性格的小伙子，掌握可靠的劳动技能，头脑充实，感受鲜明而开放。

[1] Claude Lévi-Strauss, Didier, Eribon, De près et de loin, op.cit., p.134.

[2] Le Magazine littéraire , n° 223, octobre 1985, p.18.

[3] Claude Lévi-Strauss, Didier Eribon, De près et de loin, op.cit., p.243.

[4] Le Magazine littéraire , n°311, juin 1993, p.26.

[5] Claude Lévi-Strauss, Didier Eribon, De près et de loin, op.cit., p.245-246.

[6] Le Magazine littéraire , n°311, juin 1993, p.45.

[7] Idem.

[8] “Ce que je suis, par Claude Lévi-Strauss”，Ⅱ, Le Nouvel Observateur , 5 juillet 1980, p.18.

[9] Claude Lévi-Strauss , textes de et sur Claude Lévi-Strauss réunis par Raymond Bellour et Catherine Clément, Paris, Gallimard, 1979, p.17.

[10] Claude Lévi-Strauss, Didier, Eribon, De près et de loin, op.cit., p.27.

[11] Le Magazine littéraire , n° 223, octobre 1985, p.27.

[12] Claude Lévi-Strauss , textes de et sur Claude Lévi-Strauss, op.cit., p.16.

[13] “ L'Express va plus loin avec Claude Lévi-Strauss”, L'Express , 15-21 mars 1971.

[14] Idem .

[15] Idem .

[16] Claude Lévi-Strauss, Didier Eribon, De près et de loin, op.cit., p.28.

[17] Le Quotidien de Paris , 6 mai 1984, p.16.

[18] Claude Lévi-Strauss, Le Regard éloigné , Plon, Paris, 1983, p.366.

[19] Christian Chabanis, Dieu existe-t-il? Non répondent… , Paris, Fayard, 1973, pp.73-74.

[20] “L'inné et l'acquis.Claude Lévi-Strauss répond aux questions de Victor Malka”, L'Arche , août 1983.

[21] Le Magazine littéraire , n° 223, octobre 1985, p.18.

[22] Idem , p.26.

[23] Claude Lévi-Strauss, Didier Eribon, De près et de loin, op.cit., p.152. 7mKE/GDBHXTKA27l7Kebv8iHbp2bVVYPazJGUSlMc1tOhXSjH9jZeu2KDa6mb3F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