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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4年，雷蒙不得不离开家，应征入伍，从此无法照顾家庭。由于身体差，他被分配到凡尔赛军队医院当护士。由于担心德国人攻入巴黎，艾玛带着孩子们走了。他们先到诺曼底，尔后到达布列塔尼地区，“我们还去过布列斯特（……）我和几个比我年长的表姐站在阳台上，她们教给我大嚼通心面，然后往过路人的头上吐去（……）” [1] 危险解除以后，艾玛回到巴黎地区，回到了父亲被任命为大教士的凡尔赛。他住的是与犹太教堂相邻的公房。她和儿子、姐妹及她们的孩子都在那儿住了下来。然而，预料之中的宗教信仰的改变却没有发生。
艾玛·列维还是姑娘时就生活在宗教氛围里。“我的外祖父是个缺乏个性的宗教人士，严守教规。一连三四年，我参加了所有宗教节日的活动。” [2] 他的妻子、克洛德的外祖母却很有独立意识。女儿们甚至怀疑母亲是否真正的教徒。她们自己也生活得无拘无束：“五个姐妹和她们的丈夫都不信教。” [3] 住在凡尔赛的时候，列维-斯特劳斯回忆道：“母亲为我们准备火腿三明治，我们立刻跑到公园里，躲在雕像后面狼吞虎咽，担心外祖父发现后会发火。” [4] 教堂和家之间是一条长长的阴冷的通道，把神圣之域与世俗之地截然分离开来。这种分离，加上只用于做圣事的阴暗的教堂，使小克洛德觉得宗教不但与日常生活无关，而且令人生厌地枯燥无味。这种分离的另一个好处，是从日常生活里除去了一切宗教内容。“除了外祖父餐前必做的默祷之外，没有任何东西告诉孩子们自己生活在对于某种崇高范畴的感怀之中。” [5]
父亲家的情形同样不那么一清二白。“我祖母仍去教堂做礼拜。这个家族里沉睡着一点点疯狂的东西，时而表现为喜剧，时而表现为悲剧。父亲的一个兄弟成日沉溺于阐释圣经，敏感脆弱得竟至自杀。那时我三岁。远在我出生之前，父亲的另一个兄弟在与父母发生口角之后，竟然跑去当了教士，借以报复父母。曾有一段时间，家庭成员里还出了个修道院的列维院长（……）” [6] 疯狂的行为没有继续下去，教士叔叔后来还了俗，最后成为煤气公司的职员。
奇怪的命运。除了他们的不稳定感和个人痛苦以外，特别明显地反映出家庭的历史和社会地位的深刻危机。在先因德雷福斯事件、后因分裂的斗争而四分五裂的法国，如何做个犹太人，如何确立自己的身份？两个叔叔的故事或许是一次无意识的验证：在采取雷蒙所显示的方向——即对宗教的无所谓态度——之前，列维-斯特劳斯的家庭正在探索保持自豪感的途径：一个人热衷于肯定宗教信仰，另一个激烈地摈弃它。在一个高压时期内，较之那种多少使人感到羞辱的病症，“疯狂的因子”或许是宗教虔诚与民族归属之间的冲突的一条出路。
在列维-斯特劳斯看来，这个问题不再是个难题：“我来自父母双方的两个犹太家庭，两家都在阿尔萨斯定居达250年，或许更久（……）也就是说，我知道我的根可能上溯到几千年前极富文化内容和事件的历史，虽然这一点对我很重要，但是我觉得自己是一个完全、彻底的法国人。” [7] 孩子在宁静的气氛中长大。一边是当大教士的外祖父、定期礼拜的祖母，一边是持怀疑观点的外祖母和不信教的双亲。他既学习了宗教仪式，也学会了与宗教保持距离。在世俗化的社会里，无动于衷地从旁观察宗教仪式，这是解决宗教身份与宗教丧失意义之间的矛盾的最便捷的方式。在家里，父母虽然不过宗教节日，但并没有忘记。他们常常讲给孩子们听。“父母在凡尔赛让我接受了洗礼。为了让我顺从，事先只告诉我一条理由：别叫外祖父难过。” [8] 这是一次并无实际内容的皈依，走过了整整一个世纪的列维-斯特劳斯既没有否定什么，也没有肯定什么。“我清楚自己是犹太人，这个古老的血统正像人们常说的那样，令我欣然。” [9]
如果说，身为犹太人于他没有丝毫宗教方面的含义，这个事实却令他生出一种特别的感觉。“父母越是不信仰宗教，就越是崇拜和信仰文化。我认为这是许多犹太家庭的特点。犹太民族被视为爱书的民族，的确如此，我是在书堆中长大的。从童年起，我就被鼓励读书，增长才智，对一切好奇（……）这才是真正神圣的东西。” [10]
曾经有过一段时间，归属问题无疑使他感到不自在，或许也是他感到苦恼的原因。家居凡尔赛时期，他去市立学校读书，1918年秋季以后改为去欧石中学。在学校里，多数犹太家庭的孩子必须面对痛苦的现实，同学们恶狠狠地让他们知道，一些在他们看来十分正常的东西，在别人眼里却是奇怪的。他们与人不同。小克洛德经历了这一切。“我刚一进学校，就被当成一个可恶的犹太人对待。中学以后，情况依然如故。”他的反应直截了当：“用拳头。幸好这种事情不常发生，也不太严重。” [11] 如果说他受到了触动，那么伤痛似乎在宗教方面并没有持久的后果，顶多促使他对一切宗教信仰避而远之。不过，他并不排除也许正是这种伤痛促使他怀有成为民族学家的抱负：“一个年轻人如果突然发现不被社群所接受，而自己本以为是其成员，这会导致他跟社会现实拉开一定的距离，迫使他对这个社会进行观察，不仅从自己有所感受的社会内部，同时也从抛弃他的社会之外。” [12] 与同代人相比，他很可能觉得与众不同，虽然并没有被抛弃，也不是明确无误的社会边缘人物，但依然有点靠边站的感觉。
[1] Idem , p.9-10.
[2] Idem , p.252.
[3] Le Magazine littéraire , n° 223, octobre 1985, p.18.
[4] Claude Lévi-Strauss, Didier Eribon, De près et de loin, op.cit., p.13.
[5] “Un anarchiste de droite. L'Express va plus loin avec Claude Lévi-Strauss”, L'Express , 24 octobre, 1986, p.71.
[6] Le Magazine littéraire , n° 223, octobre 1985, p.19.
[7] Claude Lévi-Strauss, Tristes Tropiques , Paris, Plon, 1955, p.260.
[8] Claude Lévi-Strauss, Didier Eribon, De près et de loin, op.cit., p.13.
[9] “Ce que je suis, par Claude Lévi-Strauss”, entretien avec Jean-Paul Enthoven et André Burguière, Ⅱ, Le Nouvel Observateur , 5 juillet 1980, p.18.
[10] Claude Lévi-Strauss, Didier Eribon, De près et de loin, op.cit., p.14.
[11] Idem, p.217.
[12] “L'inné et l'acquis.Claude Lévi-Strauss répond aux questions de Victor Malka”, L'Arche, ao?t 19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