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四、归国

环境变了，生活也变了。1939年3月底，列维-斯特劳斯回到巴黎。离开法国时，学校是以临时“离校”的名义处理的。他现在要求重返学校。秋季开学，他被任命到亨利四世中学教书。开学之前，他将收藏品送到了人类博物馆。这次远征搜集的物品不如他从卡杜维欧和博罗罗人那里搜集到的那么引人入胜，主要是些弓箭和羽毛饰品。鉴定工作繁复琐碎，每一件物品都得建立一张统计卡，件件都得仔细研究。

他的计划很简单。既然已经尝试过远行出海，现在他很想成为研究人员。从事职业生涯对他来说不再是个令人生厌的前景了。他有一门职业，从事一项研究，知道自己应往何处去。唯一的问题是如何从大学里获得发展的手段。而解决这个问题的唯一办法是利用他的远征成果：举办展览，获得博士学位。按照常理，现在他应当能够按照自己的心愿生活了。自身的生命历史于是开始了。也许，这种经历多年之后完成的自我把握与另一个改变多少有关，“也就是在这个时期，我的第一个妻子蒂娜和我分手了” ^[1] 。

然而，他仍有一种飘忽不定之感。虽然已经取得了多年经验，并且获得了长辈的认可，他在某些方面仍然显得太年轻，好像要和比自己更强大的东西进行较量。“那时我又感到没有写书的能力。” ^[2] 他的探险经历使他可以胜任大学里要求的一切活动：写文章：硕士论文和博士论文。但写书可是另一回事。这种谨慎不大可能是出于缺乏自信心，列维-斯特劳斯因尼赞而感到胆怯的时代已经一去不返了。

写书意味着文学创作。科学探险的报告不足以构成文学作品。列维-斯特劳斯不会混淆文学体裁。兴趣使得他既热爱严谨的科学，也热爱美文华章。从巴西返国后，直到战争爆发前的那几个月当中，他开始写一部小说。情节是现成的：“我在报纸上看到一则社会新闻，一件诈骗案。有个男子带着一台留声机去了南美的岛屿，他把用当地语言录制的一张唱片放给人听，上面有把他说成新的‘上帝’的长篇大论。他求每个当地居民给他三个椰子作为交换，因此发了大财（……）一个很有康拉德风格的故事。” ^[3] 写小说要求遵循一套全然不同于他习惯了的规矩。“我很快就发现自己缺乏具体的想象力，对于分析人物和烘托气氛所必不可少的细节，我也缺乏耐心。最后剩下的只有《忧郁的热带》这个题目和对落日的描写（这本书便以此开头）。” ^[4]

我们已经知道，夕阳西下的描写是列维-斯特劳斯第一次走近巴西时，在旅途中的现场写作，而非1939年的那次。显然，在巴西逗留期间，列维-斯特劳斯经常考虑可能从旅行中产生的文学创作。这种兴趣的另一条见证，是在南比夸拉人那里尝试创作一个剧本。一个人能够身兼科学家和文学家吗？15年后他做出了肯定的回答。此时此刻，他的那些随笔触了礁。他说因为缺少想象力和耐心。或许还应该补充一句：对虚构缺乏兴趣。他对真实世界的兴趣如此浓厚，以至于无心虚构别的世界。

已是1939年夏天了。4年来，列维-斯特劳斯满足于尾随时事，不落伍即可。在巴西时，他痛恨法西斯的“一体化”及其迫害的肆虐，坚决反对在意大利人当中已经几乎明目张胆的法西斯主义。但是，他竟然没有察觉到国际政治气候的变化。有人问：“你感到战争迫近了吗？”他答道：“没有，甚至没有意识到希特勒和法西斯主义的威胁。同大多数人一样，我完全成了瞎子。没有前例的事情我看不出来。我能认出，但不会想象。” ^[5] 按照梅特罗的说法，他对纳粹的反犹太运动的解释，是德国小资产阶级嫉妒在通货膨胀时期发了财的犹太人。在他看来，德国对于犹太人的迫害好比一次自然灾害：“我这个比喻的意思是，假如在离您不远的地方发生了火山爆发，您就会心里说：但愿别跑到我这儿来；万一真的靠近了，就得离开此地。不过，印象里我并没有作出伦理道德方面、政治方面或理性的评估。” ^[6]

[1] Claude Lévi-Strauss, Didier Eribon, De près et de loin, op.cit .,p.39.

[2] Idem , p.38.

[3] Le Magazine littéraire , n°223, octobre 1985, p.23.

[4] “Ce que je suis, par Claude Lévi-Strauss”, I, Le Nouvel Observateur , 28 juin 1980, p.15.

[5] Le Magazine littéraire , n°223, octobre 1985, p.20.

[6] Claude Lévi-Strauss, “Comment j'ai vu grandir le danger”, Le Figaro , 22-23 juillet 1989. SwUe0BXAHQ1J/lLmEHfSQxOQLkq5zGoYv1BzRbMgqmPoOFxCO12Pmq117siC0w/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