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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动船的出现标志着回到了文明世界。列维-斯特劳斯、卡斯特罗·法利阿和维拉尔在乌鲁巴会合了。在某种意义上，乌鲁巴是康拉德所说的社会进步的一个前哨站，位于马沙杜河畔。精疲力竭的他们用了三个星期恢复体力，静等涨水后本季第一艘船的到来。他们先在一座隔出几个房间的吊脚窝棚里安顿下来。这已经算是一种奢侈。不过还得吃饭，带来的食品已经耗尽。幸好还有可以用来交换的物品。列维-斯特劳斯是掌管银钱的。“经过讨价还价，当地妓女用两只鸡蛋换走我一条项链。” [1]
列维-斯特劳斯利用空闲时间去观察小村庄的居民。这里的社会生活围绕着寻找橡胶者组织起来。他们受到极为残酷的剥削，生活悲惨。在那个繁荣的时代，橡胶行情依然看好。可是这繁荣却体现在舞场里，既令人侧目又十分悲怆：男人炫耀自己的白帆布裤子，女人穿着紧箍身体的舞裙忸怩作态。如果说同图皮卡瓦伊布人在一起的时候，列维-斯特劳斯似乎生活在16世纪，那么现在就是回到了18世纪。
12月里，列维-斯特劳斯一行三人登上一艘机动船。这艘船在马代拉河上懒洋洋地行驶了数日。沿河两岸是忙碌的生活。生活在社会边缘和孤立无助的人们靠黑市交易、妄想和巫术谋生。不时可以看到黎巴嫩商人。在遗弃在草棚里的一份报纸上，列维-斯特劳斯得知慕尼黑条约已经签订。“这对我没有多大影响。我远在他乡，无从观察。我（……）对印第安人远比对世界局势更关心。” [2]
应该结束远征，返回居亚巴了。最便捷的道路是经过玻利维亚。一艘蒸汽船逆流而上，直至边境。列维-斯特劳斯与维拉尔从那儿乘飞机去科伦巴，而德·卡斯特罗·法利阿早已直接返回里约热内卢。归途中，在塞拉地区的圣塔·克鲁茨转机时延误了时间。两人被困在一个村庄好几天。列维-斯特劳斯便前去对安第斯文化作短暂探访。当地的巡警队看到两个陌生人在街上溜达，就把他们抓了起来。理由很简单：面生。他们在旧日的总督府里被关了一阵子。
烦琐的检查使他们返回巴西变得复杂起来。列维-斯特劳斯对此十分厌恶。几周后，他解释道：“边境地区有军人驻守，这些人蛮不讲理，监视令人感到厌烦。” [3] 一辆卡车从居亚巴把他们带到远征出发地乌提阿利蒂。二人与团队、余下的车队以及南比夸拉人会合了。南比夸拉人正在赶搭雨季所需的草屋。他们结了账，各奔前程。一路上搜集的民族学收藏品都装上了卡车，准备开往居亚巴。1939年1月初，列维-斯特劳斯到达圣保罗。他带着他的猴子住进了一家豪华旅馆“广场大酒店”。他是在8个多月前离开这座城市的。8个月中有6个月是在牛车上和独木舟中度过的。
对于他个人来说，这场绕到镜子背面进行的长时间漫游是一次强烈的体验。列维-斯特劳斯一路上的精神状态见证了这场体验所引起内心活动。他不无沮丧地发现，无论在欧洲中部还是在荒原的腹地，人们都呼吸着同一种空气，脚踏着同样的土地。所谓异国情调不过是游记造成的印象，或者是摄影的取景效果而已；所谓探险活动也不过是令人恼火的期待和考验毅力的努力。“在民族学家的职业里，探险没有它的位置，它只是这一职业的从属物。” [4]
这些怀疑至少是走向成熟的一种迹象。革命和改变世界都无法简单地继续被当作，或者被要求成为，一种进步。他说，热爱德彪西的音乐使他更好地理解了肖邦的音乐，而他原以为与肖邦无缘亲近。他对于世界起源的挥之不去的念头属于同样一种关注：既然没有任何目的是由历史决定的——显然，他在这方面对马克思主义目的论毫无所知——只有从起源入手，才有可能找到正确地理解社会的钥匙，并因而正确理解一个更好的未来。
从专业方面来看，列维-斯特劳斯掌握了这一门职业。他可以自视为一个毫不含糊的民族学家。后来，他把自己对于南比夸拉人和图皮卡瓦伊布人所做的工作看得微不足道。“我的笔记不完整。我吃惊地发现笔记做得那么糟糕。” [5] 可是他却从中找到了用于科学研究的严肃而深刻的素材。
列维-斯特劳斯的田野调查方法常常遭人非难。有人说他从未在一个部落里超过几个星期，也不会说南比夸拉语。而民族学研究，及其科学严谨性，要求必须在一个群体里生活几个月，还得会说他们的民族语。总而言之，也许他错了，没有从事高密度的调查，没有花时间和运用手段去真正理解他的“主人”。这种指责有欠公允。列维-斯特劳斯做的事的局限性，他有充分的意识，而且从不想掩饰。后来他说，他是用“当时凑手的手段”行事的。 [6] 问题其实在于知道他在寻找什么，选用的手段是否适当。正像他提到雷利时所说，他无疑梦想能够为印第安人设身处地。在任何情况下，科学的做法都不排斥感同身受；相反的，它必须与一些步骤相适应。列维-斯特劳斯的确没有查清这个社会的五脏六腑，但他描写和解释了印第安社会。他完成了一场调查，积累了相关知识，记录了新的事实。没有任何东西能够证明他的手段是不适宜的。假如他有更多时间可供支配，假如可以待上一季度之久，假如有一本南比夸拉语的语法书，他的收获一定会大得多。但是，当时的情形并非如此。然而这一点丝毫不会削弱已完成的工作的正当性。此外，远征考察还有教学作用。民族学家必须拥有田野调查的经验，正如精神分析学家必须经受一次精神分析，否则便不合格。除了在印第安人那里取得真正的科学成果以外，列维-斯特劳斯还从中获得了理解和评估别人的成果的方法。
远征考察队内部也有令人伤脑筋的问题。三位科学家不团结。他们与卡斯特罗·法利阿的关系很糟——列维-斯特劳斯在《忧郁的热带》里只有一处提及这个名词。维拉尔返回时很气愤。重重困难，与印第安人接触的随机性和有时令人失望，疾病，疲劳，这些都影响到队伍的团结。梅特罗后来说，维拉尔“把南比夸拉人调查视为彻底失败” [7] 。但是，不管怎么说，由于看到了箭毒的制作技术，维拉尔获得了好几篇科学论文的写作材料，而且在一部参照书里也用过。 [8]
该离开巴西了。照让·莫古埃所说，巴西政府告知过法国外交部，从前一年夏天开始，“合同不再延续” [9] 。他说错了。大多数教授依然留在原地，尽管他们的声望已是今非昔比。问题不在这里。列维-斯特劳斯受到人身攻击。保罗·杜阿尔特在法国和全欧都有许多联系，亦曾积极参加各批遣使团的活动，他在《回忆录》里说，虽然列维-斯特劳斯离开巴西的时候，对于在大学里和远征中完成的工作是满意的，却被一些促使他离开巴西的事件所深深伤害。
与所有来到圣保罗的人不同，列维-斯特劳斯没有被选进乔治·仲马的小组。可是，在我写信给要求配合之下，保罗·里维向这个大教授举荐了列维-斯特劳斯。我那样做是担心派到圣保罗的成员是清一色的新教徒。或许因为如此，他们不露声色地组织了一场反对他的运动。列维-斯特劳斯对此一无所知，但结果却是提前离开了巴西，他的学生和我们大家都希望他等合同期满再走。
文化局其他教授的情况则相反。有的已经在巴西多年，最糟糕的是朱利诺（朱利奥·德·梅斯基塔）也参与了反对年轻的列维-斯特劳斯的运动。（……）而且朱利诺没做任何努力把列维-斯特劳斯留下来，这件事，列维-斯特劳斯永远难忘。现在，他默默地优雅地离去，但是他永远不会忘记巴西，尽管有计谋、手腕、闲言碎语，巴西令他难以忘怀，他带着珍贵的笔记离开了，那是他日后在社会学领域做出令人瞩目的成果的基石。 [10]
列维-斯特劳斯没有在别的国家工作的打算，他要在自己的国家工作。“我想带着搜集到的物品返回法国，重新开始大学生活，准备写博士论文。” [11] 2月11日，在桑托斯，列维-斯特劳斯和阿尔弗雷德·梅特罗有个约会，当时梅特罗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教书，去阿根廷的途中在巴西短暂停留。这是两人后来一系列会晤的头一次。梅特罗留下了一个不冷不热的印象：“列维-斯特劳斯进来了。可以说是从埃及绘画上走下来的一个犹太人，连鼻子和胡子都是按照闪族人的样子塑就的，我觉得列维-斯特劳斯待人冷淡，拘谨刻板，十足的法国大学中人。” [12] 这个民族学的新手，经过4年的巴西生活，已经完全不再抱有任何幻想。“列维-斯特劳斯厌恶巴西，瓦尔卡斯是个没有原则的独裁者，只想把他的权力延续下去。他的专制根本就是警察专政。列维-斯特劳斯看不到南美的希望。他接近于认为那场败绩是个宇宙不祥的预兆。他决定离开巴西，在那儿似乎不可能做任何工作。” [13]
几周后，列维-斯特劳斯抵达里约热内卢，他与国家博物馆的同事们一起，解决了最后的问题，特别是收藏品如何分配的极微妙的问题。这引起了一些摩擦。在圣保罗和里约热内卢，他与美国同事却建立了友好的关系。在里约热内卢，他利用最后的时间见到了露丝·朗德
和图皮印第安人的专家查理·瓦格莱
。列维-斯特劳斯后来屡次强调，他在巴西的那几年正逢北美民族学在完成北美大陆的调查之后，开始把目光转向南美。“我正好赶上机会。”
[14]
列维-斯特劳斯建立起一些联系，他的名字开始在专家学者中流传；虽然远征的结果尚未发表，他的远征却并没有遭到忽略。此外，罗伯特·洛维也读了他的博罗罗人的报道，而且让他知道了自己的赞赏之意。
多亏有行政部门的好意安排，他出发时的情形应验了向梅特罗诉说的悲观情绪。登船的那一刻，列维-斯特劳斯被扣住，在一间船舱里被一个海军军官看押了几个小时，怀疑他要把属于巴西的收藏品混在船舱里带往法国。这艘赴法客货两用船先后在维多利亚和巴亚停留。列维-斯特劳斯下了船，到上城区闲逛。当他给想照相的孩子拍照的当口，“有一只手放在了我的肩膀上：两个检察员（……）告诉我，我刚才的举动显示对巴西怀有敌意” [15] 。这是数日之内，列维-斯特劳斯第二次被捕。临近开航才被释放。
[1] Tristes Tropiques, op.cit. , p.283.
[2] Claude Lévi-Strauss, “Comment j'ai vu grandir le danger”, Le Figaro , 22-23 juillet 1989.
[3] Alfred Métraux, Itinéraires 1（1935—1953）. Carnets de notes et journaux de voyage , compilation, introduction et notes par André-Marcel d'Ans, Paris, Payot, 1978, p.42.
[4] Tristes Tropiques, op.cit., p.13.
[5] “Entretien de Dominique-Antoine Grisoni avec Claude Lévi-Strauss sur Jean de Léry” Jean de Léry, Histoire d'un voyage en terrr de Brésil, op.cit .,p.8.
[6] Claude Lévi-Strauss, “La vie familiale et sociale des Indiens Nambikwara”, op.cit. , p.37.
[7] Alfred Métraux, Itinéraires 1（1935—1953），op.cit. , p.42.
[8] Jehan Vellard, Histoire du curare.Les poisons de chasse en Amérique du Sud , Paris, Gallimard, 1965, p.216. Vellard sera professeur aux universités de Tucuman, La Paz et Lima, directeur du Musée national de Bolivie, fondateur de l'Institut français d'études andines de Lima, fondateur et directeur de l'Institut de biologie de hauteur de La Paz.
[9] Jean Maugüé, op.cit .,p.126.
[10] Paulo Duarte, Memorias , vol.Ⅵ，Oficio de Trevas, São Paulo, Huticec, 1977, p.172（traduction Agad-Traductions, Genève）.
[11] Claude Lévi-Strauss, Didier Eribon, De près et de loin, op.cit. , p.37.
[12] Alfred Métraux, Itinéraires 1（1935—1953），op.cit. , p.42.
[13] Idem , pp.42-43.
[14] Claude Lévi-Strauss, Didier Eribon, De près et de loin, op.cit. , p.39.
[15] Tristes Tropiques, op.cit. , p.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