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另一个世界

在居亚巴市以北的200公里行程中，还可以不时遇见一个小村庄，一个小镇，它们是昔日的淘金者或寻找宝石者所建，如今只剩下寥寥几个孤独无助的人。他们随后接近了这个令人伤感的世界，列维-斯特劳斯在博罗罗人那里已经有所领略。黄沙覆盖的砂岩高原海拔500～800米，蜿蜒绵延，比法国的国土还要大。“干燥的热带丛林，树木矮小而稀疏，随处挡住视野。单调的景色没有变化，比在森林里还难以把握方向。时而（……）出现的高耸的红土白蚁窝才使这令人伤感而冷峻的地区有所变化，有点色调。” ^[1] 人类活动留下的唯一痕迹是那条曲折的电杆的路线以及沿线践踏出来的小道“卡比达”，线道有时难以辨认，几乎与热带丛林混同。每80或100公里处便有一个电报站：几间草棚里住着懵懵懂懂的站长和三五个巴海西印第安人。从洪东将军那个时代起，他们就与文明世界经常有所接触，因此享有参加线路维护的优惠权利。

6月底，远征队抵达有12个草棚的乌提阿利蒂电报站，位于帕帕加奥河边。从这里开始，物品得用骡子驮运，随牛车的节奏前行。他们已经进入了南比夸拉人的地界。一路上流传着关于他们的各种恐怖故事，大多与屠杀传教士有关，还有其他名目繁多的伏击和暗杀，细节令人怵然。但是，这并没有影响建立友好的邻居关系。电报站长时常接待一些南比夸拉人到访，他们操着南比夸拉-葡萄牙混合语同邻居闲聊，互相开玩笑。

南比夸拉人逢旱季便放弃村庄，成帮搭伙去荒原上流浪，找东西吃。其中一帮人正巧几天前刚刚到达，民族志学家们在距离他们的营地几米开外安顿了下来。调查可以开始了——物质文明，社会组织。可是首先须彼此沟通。列维-斯特劳斯和伙伴们逐渐学会了最基本的语言表达。他们发现语言是随群体和区域而变化的。他们逐渐掌握了语法和一套词汇。弄清这个23人的群体中每人的名字才能搞清他们的亲属关系，然而这并非易事，因为南比夸拉人禁止使用名字，得另想办法。除此之外，他们都很配合。对这些学者以及他们带着的笔记本和照相机，他们都显得若无其事。

南比夸拉人表现出某种与文明相反的东西。他们就地裸身而卧，没有独木舟，只有少数人懂得制作陶器。列维-斯特劳斯选中这些人并非出于偶然。的确，他们的一切都是颠倒过来的。在人类的所有文明中，难以找到比南比夸拉世界更奇特的社会标本。

远征队员获得6个家庭的接纳，分别安顿在他们旁边，而且同这些家庭一起北移，一直到另一个电报站朱吕埃纳。他们在那儿遇到了三个耶稣会神父。他们已经完成了立足的任务。25年前，军人来过以后，传教士和民族学家是一同登陆的。在列维-斯特劳斯看来，民族学家和传教士的区别十分清晰，传教士要摧毁的正是民族学家希望挽救的。他在《忧郁的热带》中谈到了他的新邻居耶稣会传教士，描绘出他们的可憎形象：一群疯子，旧制度的大彻大悟者，他们眼里遍地都是魔鬼，随时准备用文明教化野蛮人。遗憾的是，民族学家仅短暂逗留，而传教士却在此扎根。此后11年，列维-斯特劳斯的一个同事在此地又遇到了耶稣会教士和印第安人。传教士靠着基督教的热情，逼着印第安人不时穿上衣服。而且印第安人一个个病怏怏的，人口锐减，脸上流露出仇恨和彻底的绝望。

生活在印第安人身边，参加他们的劳动，分享他们的快乐，列维-斯特劳斯很快成了他们的熟人和朋友。做笔录或搜集物品并不妨碍欢笑和动情。一个小姑娘愿意把自己的玩伴出让给他，一只脑袋毛茸茸的母猴，名唤路珊达。从此以后，列维-斯特劳斯的巴西之旅多了个同伴，路珊达总是吊在列维-斯特劳斯的靴子上。这群人甚至打算送给列维-斯特劳斯一个更奇妙的礼物：两个遭后母遗弃的小女孩，一个两岁，一个六岁。“这帮人忧虑她们的命运（……）多次暗示我们，希望我们能抚养最小的那个孩子。最后他们终于释然，高兴地把孩子托付给了我们。” ^[2] 那个孩子“可爱极了”，学者们想收养她，但印第安人保护局的担心和答复迫使他们最终放弃了这个打算。

在《忧郁的热带》里，列维-斯特劳斯强调了人与人之间的温情——父母与孩子之间，夫妇之间，所有的人对于性爱的肯定态度以及随后做出的有趣的评论。一天晚上，他在当地写下的笔记见证了他的这一强烈印象：

头一回在热带丛林里与印第安人一起露营，面对这种赤裸裸的人性表露，来访者感到陷入了一种不安的情绪，并且生出一股怜悯之情。这些人似乎是瘫倒在被某种无法抗拒的巨变变得极不舒服的土地上，赤身裸体，哆哆嗦嗦地靠近跳跃着的篝火。（……）可是，这悲惨的景象里却混杂着绵绵絮语和欢笑声。夫妇俩相拥而卧，似乎在缅怀一个失落的整体；纵然有陌生人从旁走过，爱抚也不会停止。猜想得出，他们心中一定充满无边的柔情蜜意，无忧无虑地享受着一种天真而诱人的动物性的满足感，这一切散发着一种人类温情的最感人最真挚的表达。 ^[3]

这似乎是对人类命运的一种隐喻。南比夸拉人提供了一幅表现人的第一需要的图画，一切皆源于此：不是社会契约，而是分享动物的热量，彼此得到肌肤之亲的满足感。更确切地说，我们不是处在人类的黎明，而是位于她永恒不变的核心。通过南比夸拉人，列维-斯特劳斯得以度量，浮面的东西一旦被拿掉，一个人群会剩下什么。

然而，他们跟随的这伙人脾气并非永远温和。五年前，杀掉六个传教士的正是他们当中的成员，现在他们却津津乐道地向列维-斯特劳斯讲述故事的经过。南比夸拉人情绪极不稳定。转眼之间，他们可以从极为友善变为公开仇视。列维-斯特劳斯和同伴们不止一次被吓得心惊肉跳。尤其是一次拙劣的尝试可能会使情况大为恶化。列维-斯特劳斯想了解南比夸拉人人口的估计数字，因为自洪东的远征以来，他们的人口急剧下降，但一直没有准确的数字。为此他请求他认识的那位部落首领带他到村里去，再把别的部落首领也请来。首领的态度有点勉强，但最后还是同意了。“这次旅行非常危险，今天想起来，我还觉得那是个很荒唐的插曲。” ^[4] 民族学家们手扶着左轮手枪，始终觉得可能遭到袭击。步行好几天到达目的地之后，他们才得知，那位首领多少有点强迫他的伙伴们前来会晤，其中有几个从来没见过白人，显得很紧张。“大家一夜未眠，都不露声色地互相窥视着。” ^[5] 如果已经许诺的礼物不是他们所期待的，如果首领没有足够的权威让其他部落接受交换，任何事情都可能发生。民族学家匆匆完成了工作，分发了礼物，尽快打道回府了。

几个星期后，远征队被化脓性眼炎所困扰。好几个人都感染上了。蒂娜·列维-斯特劳斯的情况尤为严重，继续上路已属不可能。必须安排她从乌提阿利蒂返回圣保罗。列维-斯特劳斯未遭感染，后来一直也没有。显然他很幸运，身强体健。

留下维拉尔照料病人，列维-斯特劳斯与另外两个男人前往下一个电报站，新冈波斯。他再次有了强烈的感受，路经两个部落时，听说他有礼物，那些人来了，但是并不满意他献上的礼物。他忙着照相，做记录，却感到孤独无助，在这上不着天，下不着地的地方，为那些人的态度而苦恼。在他们眼里，他什么也不是。他感到沮丧。这一切都值得吗？一天早晨，印第安人不见了。他们没打招呼就出去打猎了，他不知道这些人几时返回。一连数日，他无所事事，只好自己找事打发时间，心烦意乱。他心想，这场贸然出行究竟是不是一种逃避呢？民族学家是不是由于难以融入自己的社会，而找了个借口以逃避问题呢？“怪也不怪，我的探险生活并没有给我开辟一番新的天地，仅使我返回了昔日的那个世界，而我曾经以之自诩的那个世界瞬乎间不觉消失了。” ^[6] 印第安人倒是回来了，问题仍然悬而未决。

队伍与他再次会合时，少了几个人、几头牛。他们继续沿着电报线路前行。过了新冈波斯，接着是维勒纳，高原的最高点，位置大约在半途上。有两股印第安人在此露营，萨巴奈斯人和卡比奇人。洪东远征时期，萨巴奈斯人有千余人，现在只剩下19个人。卡比奇人的语言，列维-斯特劳斯和同伴们从未弄懂，连萨巴奈斯人也只能勉强听懂。以往这两股印第安人部相遇时关系不好，甚至发生冲突，可是他们实行了一种颇为独特的做法，尽管难以沟通，他们却努力寻求合并融会，为的是最后变成一个部落。几周后，他们脱离了电报线路，列维-斯特劳斯永远无从知道合并最终是否成功。人口逐渐减少，这一令人扼腕的过程使南比夸拉人龟缩为往日的一个影子，可是这种合并却是他所眼见的唯一一次试图扭转局面的尝试。

泰斯·布利蒂斯，巴拉奥·德·莫尔卡索，电报站一个接着一个，工作继续进行。沿线前行的日子千篇一律。“探险生活陷入烦恼（……）每天重复着同样的动作：支营帐，安吊床，挂蚊帐，安放行李和鞍具以防白蚁的袭击，照管牲口，第二天重复一遍，只是顺序颠倒而已。要么是，一股印第安人现身，于是老调重弹：清点人数，身体各部名称，亲属关系称谓，谱系，统计表。我成了大逃亡办公室的官僚。” ^[7] 一个欧洲人如果被剥夺了参照系，那他还能剩下什么呢？还有音乐。日复一日，周复一周，列维-斯特劳斯的脑际萦绕着肖邦第10号作品第3练习曲的某个乐句，某个旋律，数个音符。遭到几代菜鸟钢琴家扼杀的忧伤旋律缓缓从记忆深处浮现，附着在他的心灵里，不愿让位于任何更高贵的东西，最终却成为他的一种担忧：“难道这就是旅行？发掘我记忆当中的荒漠，而不去考察我周围的人？” ^[8]

列维-斯特劳斯花了一整天被迫自娱自乐，因为酷暑难当，印第安人都躲起来了。那是一个突然冒出来的念头：他的处境为他提供了一个古代的悲剧素材。他拿起笔，连写六天，编成了一出名为《奥古斯都成仙记》的话剧。写完两幕，第三、第四幕也拟出了大纲，灵感却一下子干涸了。多少年后翻捡出那些手稿，列维-斯特劳斯并不认为中途弃笔是戏剧界的一大损失。他说，那实质上是一部剧作素材，其中只有孤独感和不正常的命运能够说得通。奥古斯都是个皇帝，一个社会的人，以及他的朋友西拿，冒险家、自然人和原始人，二人走了迥然相反的道路。西拿丢掉了一切幻想，他明白哪儿的野草都是一样的，别的社会与他自己的社会没有什么不同。既然游历一大圈又回到了起点，那又何必远离亲人呢？“旅行是愚弄人的”。 ^[9] 奥古斯都想当神仙，但是他发觉这样会失去人性。两种虚荣心，两种失败。奥古斯都和西拿究竟下场如何？我们不得而知，悲剧之谜仍然未解。列维-斯特劳斯当年30岁，还不具备对付不安和疑虑的手段。“在巴西中部的贫瘠的荒原上，不知有多少次，我觉得自己在糟蹋生命！” ^[10]

进入9月。牛群垮了：筋疲力尽，事故，疾病。过了荒原，来到干燥的森林地带，然后到达高原的边缘。旅行者的脚下，一片向下延伸的草地，迎来了新的风光和新的生活。亚马孙河流域的森林一望无际。他们离开了南比夸拉人的天地。列维-斯特劳斯想起蒙田。1560年前后，蒙田在法国北部城市鲁昂遇到一个巴西印第安人，是一位首领。那个人说，首领的特权在于须走在战士的前列。列维-斯特劳斯询问给他提供信息的南比夸拉人，得到的回答竟然一模一样。他从这一巧合中看到了一个证据，能够说明政治概念的稳定性。但他尤其感到一次令人激动的震撼，即通过印第安人的媒介，他能够忽然间走近蒙田，而且与他对话。列维-斯特劳斯越洋跨海，翻山越岭，终于和一位故去400年的朋友重逢了。

他还想起卢梭。南比夸拉人的社会很可能最接近自然状态，一如18世纪所梦想的样子。卢梭以为这种状态从未存在过，也永远不会有。“我比他走运，在一个濒临灭绝的社会里找到了这种状态。” ^[11] 但列维-斯特劳斯遇到了一个谜。为什么在这个社会里，成为首领的是某些男子，而不是别人呢？是什么造成了个人之间的差异？社会学的解释、精神分析的说法都不能让他满意。有某种东西在抗拒这些解说，并且标示出一条迫使人文科学裹足不前的界限。“我曾经努力寻找一个被省约为最简单表达的社会。南比夸拉人正是这样的社会，我从中看到的只有人。” ^[12]

[1] Jehan Vellard, Histoire du curare.Les poisons de chasse en Amérique du Sud, Paris, Gallimard, 1965, p.92.

[2] Claude Lévi-Strauss, “La vie familiale et sociale des Indiens Nambikwara”, Journal de la Société des Américanistes , nouvelle série, t.ⅩⅩⅩⅦ，Paris, 1948, p.43.

[3] Tristes Tropiques, op.cit. , pp.335-336.

[4] Idem , p.338.

[5] Idem , p.339.

[6] Idem , p.435.

[7] Idem , pp.369-370.

[8] Idem , p.436.

[9] Idem , p.439.

[10] Claude Lévi-Strauss, Didier Eribon, De près et de loin, op.cit. , p.67.

[11] Tristes Tropiques, op.cit. , p.365.

[12] Idem , p.365. /biBYdiiR9YB2anxuHY5WZ2iQGKE1o/vZb83BKb+qP8eEso6ZYUhM+I3eY9Brkn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