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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遣使团的合同延续到第三年度，莫古埃表示说，这全凭法国的声望，而非当局的关照。遣使团作了部分调整。布罗代尔得到高等研究院的任命，离开了巴西。新来的勒纳·古尔丹
是法学学衔教师，蒙彼里埃大学教授，他接替了弗朗索瓦·贝胡。列维-斯特劳斯听说这差不多将是最后一年了，于是打算下一年全部用来进行民族学研究。
利用冬季温暖的气候，列维-斯特劳斯安排了两次出游。“1937年6月底或7月初，勒纳·古尔丹建议我和莫古埃，从圣保罗径直向北走，直到他的汽车走不动为止。” [1] 目标：穿越巴西腹地的戈伊阿州。可能的话，接触当地的印第安群落。道路不明，穿经的地区曾经富足过，至少一度产业兴旺，现在都已遭遗弃。列维-斯特劳斯迷上了那些往日繁忙的人类活动的痕迹，那些19世纪的小路——当年数百头骡子的商队曾经假道于此，而今这些路上只有几辆小卡车和几个像他和同伴们这样的执拗者。在这片荒漠孤寂的土地上，什么事都可能发生。行路者人人带着手枪。
列维-斯特劳斯在巴西
他们用两天时间到达了戈伊阿州的州界。巴哈纳伊巴河老远就向人们宣告它的存在。湍流和瀑布轰鸣着奔腾而下，淹没了森林的噪音。他们穿越了科亚纳的废墟之地。政府原来决定在这儿建立联邦政府，后来改变了主意，遗弃了这块土地。这一疯狂举动只留下矗立在一片宽阔台地上的几座楼房，形状如同碉堡。列维-斯特劳斯认为其中一家旅馆堪称“文明的堡垒” [2] ——仅取这个词的军事含义。他们终于在州府格亚兹的一家旅馆安顿下来。饭店豪华舒适得不可思议，它掩映在“绿茵之中，处于棕榈树冠的婆娑身影之下” [3] 。城市十分迷人。它有一部历史，一些装饰繁复华丽的建筑物令人想起这座宝石之都曾经有过的繁华。富裕的行商坐贾举家迁居此地，带着家具什物。从贵族家宅敞开的窗户，可以听见“小姑娘在钢琴的伴奏下唱着舒伯特和舒曼的小夜曲” [4] 。列维-斯特劳斯用他的莱卡照相机摄下了澄澈的日光，芒果树影，以及懒洋洋的中部地区的气氛。
又上路了。汽车一直坚持开到路途终端：阿哈拉瓜江的堤岸。这条大江一直延伸到贝莱姆。在列维-斯特劳斯看来，这是个神奇之地。跟居亚巴市相同，它位于南部都市化地区与亚马孙盆地的交界处。眼前是一望无际的土地，出门只能走水路。除了印第安人，这里基本上没有其他聚落。
靠近江边有一个只有几户卡拉雅印第安人的村子。旅行家们在当地待了一天。“列维-斯特劳斯马上动手工作，”莫古埃回忆道，“他与土著人一起席地而坐，比划着竭力想让他们明白他的意思，提问题，做笔记。我惊喜地看到他们居然猜得出一些手势的意思，而古尔丹和我只能看出大致形象。” [5] 调查是不可能深入的。列维-斯特劳斯对母亲们用黏土给女儿做的泥娃娃惊叹不已。在返回的路上，勒纳·古尔丹的福特汽车抛锚了。应急修车，旅行暂停。“我在车里看见列维-斯特劳斯坐在古尔丹旁边，神情严肃，可是掩饰不了我们大家都有的那种快乐心情，因为我们马上就要回到舒适的城里了，要做的头一件事就是洗澡。” [6]
9月初，他再次上路。地理学家艾玛纽埃尔·德·马尔东是阿尔卑斯山地貌和冰蚀方面的专家，他打算借路过圣保罗之机攀登巴西最高峰伊塔蒂亚，此峰在塞拉德芒蒂盖拉山脉当中，位于圣保罗市东北300公里处。他让几位教授和学生跟他同行。旅行“先是乘汽车，不久道路就变得难走了（……）然后换为骑马，最后只好步行” [7] 。脚踏海拔2 800米的一块最高的岩石，马尔东让列维-斯特劳斯赞叹不已。“他作了一个即兴报告，在我这个学文学的人看来，那是一篇精彩的说明文。我领会到，自然风景经过大师的分析，就会成为引人入胜的阅读，跟一篇拉辛戏剧的评论一样有助于教化精神。” [8] 痴迷地质学的列维-斯特劳斯回忆起往日的远足。这一课在各方面都让他获益匪浅，有助于他理解见到过的风景的意义，同时也肯定和丰富了他终生关注的东西。世界如同一篇文章，人的全部任务就是要学会阅读它，正确地理解它。
在圣保罗的日子里，列维-斯特劳斯利用第三年的教学活动充实自己关于巴西的民族学知识，并在此为未来实施他的伟大计划巩固基础。两年的逗留期间，他结识了许多人，其中有历史学家塞尔齐奥·米利耶，《市政档案期刊》的编辑部秘书，筹备远征可以取得他的鼎力支持。他已经跻身于巴西的科研机构。他抵达巴西不久就成为圣保罗市社会学学会的注册会员。民族志与民俗学协会创立伊始，他就成为了会员。妻子则参加刚成立的圣保罗市文化局的活动。文化局刊行一套科学丛书，资助了几个对印第安人和黑人群落做出的调查，这个部门的基金则维持了一个正在大发展的工具：民族志档案署。列维-斯特劳斯的妻子还是一个委员会的成员，这个委员会负责给年轻研究人员发放资助金。
当然，列维-斯特劳斯与一些专业或非专业的出版机构都有联系，包括《哲学》杂志、《科学和文学》、《民族志与民俗学协会简报》、《市政档案期刊》以及《圣保罗州》的每周增刊。他为其中每一种都撰写过一两篇文章。
列维-斯特劳斯利用最近的这次旅行的成果，在《民族志与民俗学协会简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专门描述卡拉雅印第安人的泥塑娃娃。他也给学院的杂志提供了关于“文化社会学与教学”的思考。阿根廷考古学家邓肯·瓦格纳和埃米利奥·瓦格纳发表了关于查科-桑蒂阿格文明的专著以后，《圣保罗州》于1937年6月发表了他的有关评论。这两个人写了长文，答复他的看法。列维-斯特劳斯在《市政档案期刊》上登出了二人的来信，并写了答复，以及受到责难的文章。这场争论是有关考古学的。争论的焦点在于在什么条件下和范围内，可以凭借风格上的相似性推断两种文化的亲属关系。为了解释不同文明之间的共同特征，瓦格纳兄弟曾经提出了存在一个“原初的”文明的假说。列维-斯特劳斯认为这种假设纯属任意臆测。新旧两个大陆之间的平行现象完全建立在基本形式的比较之上，这些形式的反复出现仅仅属于概率的计算而已。“应当只限于搜集事实，直到我们拥有的大量事实足以形成一个有条理的网络。在此之前，不可对事实强行作出假设。” [9]
民族学和考古学是姐妹学科。列维-斯特劳斯与之长期斗争不息的一种错误认识，是以为看到了“原始人”，也就看见了我们自己的历史，因为他们是我们的往昔的一面镜子。事实上，在巴西逗留期间，列维-斯特劳斯就被邀请去一些机构工作，同一些兼顾民族学和考古学的人有过接触。他曾前往潘塔纳州，确定一处考古遗址。他在国家博物馆的同事也曾请他去里约热内卢，参观一个刚刚发掘出的印第安人遗址。那次短暂的旅行令他十分愉悦。海湾深处，浓云密布，大雨滂沱，他有一种与世界割断了联系的感觉。城市消失了，时间隐退了。“我心想，我可能是雷利时代以后来到此地的第一个人，踏上可能留有他的足迹的土地。” [10] 他让自己沉浸在绵绵的思古之幽情中。“我对起源问题总是怀有特殊的兴趣” [11] ，这是他的解释。
他可以成为考古学家。可是，他不是也无意成为考古学家，这反而使他面对往昔的遗址时获得了一种自由，能够暂时把科学精神放在一边，听凭情绪的左右。他写道，对别人而言，寻找起源是一种弄清当今问题的方式，“对我却是一个逃离现实的机会” [12] 。只要是踏上处女地的第一人，就能够有这种幸福感，或者说听到这种感觉的遥远回声。“阅读雷利作品能够让我逃离我身处的时代，能够让我与一种我将称为‘超现实’的东西发生接触——不是超现实主义者所说的超现实，而是比我所亲身见证的现实还要现实的一种现实。” [13]
我们又回到这个土地测量员的梦幻世界之中了。把世界加以彻底清点，也就是说，查清楚每个部分的前后接续的情形。我们又看到了这种渴望所导致的那种精神状态，忧愁——只因他不可能满足。
不仅如此，时间是一座监狱。它迫使我们只看到眼前之物。可是从整体把握它们就意味着要保持一定距离。“民族志学家试图从相当超脱和远离的角度去认识和评价人类，以便从属于某个社会或某种文明的偶然性当中对人类作出抽象。” [14] 民族学家站在与天狼星或上帝相似的角度。但列维-斯特劳斯确信，学者的目光虽然超越时间的荣辱兴衰，可他仍然是人。他的浪漫主义是完整无缺的。理解人类，就得首先进入个别人的内心世界。雷利懂得“设身处地地为印第安人着想” [15] 。对他，这将是一个梦。
[1] Claude Lévi-Strauss, Saudades do Brasil, op.cit. , p.56.
[2] Tristes Tropiques, op.cit. , pp.140-141.
[3] Idem .p.139.
[4] Jean Maugüé, op.cit. , p.120.
[5] Idem , p.121.
[6] Idem .
[7] Claude Lévi-Strauss, Saudades do Brasil, op.cit. , p.44.
[8] Idem , p.46.
[9] Claude Lévi-Strauss, “A proposito da civilização chaco-santiaguense”, Revista do Arquivo Municipal , Ⅳ e année, vol.ⅩLⅡ，décembre 1937, p.38.
[10] “Entretien de Dominique-Antoine Grisoni avec Claude Lévi-Strauss sur Jean de Léry” Jean de Léry, Histoire d'un voyage en terre de Brésil , op.cit .,p.13.
[11] Idem , p.6.
[12] Idem , p.12.
[13] Idem , p.13.
[14] Tristes Tropiques, op.cit. , p.59.
[15] “Entretien de Dominique-Antoine Grisoni avec Claude Lévi-Strauss sur Jean de Léry” Jean de Léry, Histoire d'un voyage en terre de Brésil, op.ci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