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学者与政治

1936年2月底，列维-斯特劳斯一行三人因复课返回圣保罗。列维-斯特劳斯随即着手把从博罗罗人那儿带回的资料进行科学处理。他写了一篇文章，满满的35页。文章被美洲文化协会采用，年底前在巴黎刊出了。列维-斯特劳斯描述了村落的结构和财产的生成之间的关系，列举了各个氏族，以及由此而来的特权、义务与亲属关系，分析了酋长的职能，然后把注意力转向某些物品、技术和劳动分工被赋予的社会意义。他在一个注释里阐述了对于图腾崇拜的思考。

《忧郁的热带》用了两章讲述博罗罗人社会。其中第一章大多取自1936年发表的这篇文章。第二章则讲述他和同伴们如何一到达就参加了一个刚去世不久的人的部分葬礼过程。博罗罗人在这方面的情况，文章有意不提：“我们把与精神生活和宗教生活有关的一切情况都撇开不谈。” ^[1] 如果要从整体上把握一个社会，几个星期的时间显然太短。在很大程度上，导致这一缺失的原因在于必须对搜集到的现象做出严格的筛选。不过，人们也难免会想到，这或许也与列维-斯特劳斯的无所谓态度有关，因为他力主宗教信仰的表现属于次要问题。当他避谈这方面的问题时，他使用的词语颇有深意：精神领域被归结为一种权力和一些实践。死者与生者之间的关系，这个微妙的问题直到《忧郁的热带》才有所论述，但在彼时并不在他的视野之内。

列维-斯特劳斯还观察到，博罗罗人通常身体健壮。他还附带给出了数据：其中一人的尺寸，照他的评语是“头部长宽指数为84.65” ^[2] 。人是可以测量的。对正在学习民族学的列维-斯特劳斯而言，体质人类学仍然属于民族志研究的范围。作为一种残留下来的做法，这么说并不错。此类标注在列维-斯特劳斯后来的文章中不再出现。不过，按照列维-斯特劳斯和他妻子的看法，体质人类学和文化人类学是一个整体。同年，蒂娜在圣保罗州文化局的一套丛书里发表了一本小册子，题目便为《体质人类学和文化人类学》。他本人则在发表关于立体主义一文的同时发表了一篇文章，详谈设立体质与文化人类学研究所的计划。

在这项计划里，列维-斯特劳斯热烈地捍卫设立一个研究所的原则，即多个学科交叉，从分别进行的教学活动中受益，同时科系相互受益。有了这样一个研究所，圣保罗大学就可能拥有一个堪与美英大学媲美的工具。人类学研究所的首要任务应该是科学研究。研究课题应当极为广泛。

仅就巴西而言，土著人、非洲人和欧洲人同存共处。这就为体质人类学提供了一个巨大的调查场所。此前，博厄斯在研究“北美移民后代的体质变化” ^[3] 时已经指明了道路；他还指出，所谓的人种类型随着生活方式而发生演变。他的方法论甚至为一部协调的移民政策奠定了基石。巴西有大量的混血现象，因而能够提供独一无二的机会来研究遗传机制。体质人类学还应该关注美洲大陆聚居的起源问题。在这个问题上，体质类型的分析将对语言学和民族志研究有所补充。最后，生物学的最新进展将使对巴西印第安人的体质演变的宝贵研究成为可能。

在文化人类学方面，设想中的研究所将有大量的事情要做。汇总已经采集到的讯息，培养研究人员，系统地实地考察——无论城乡还是巴西国内，在专业刊物上发表研究结果。一句话，与形而上学的传统相反，文化人类学首先应当确立作为一门民族志的地位。为达到这个目的，首先得建立明确严格的步骤。甚至应该把“使用说明书”和“问卷调查表”发至所有的人——旅行者、军人、行政人员、传教士——所有可能与被调查的人群发生接触的人。汇集起来的资料一旦就绪，应该编入一份“美洲人类学卷宗” ^[4] 。那将是圣保罗大学的一项荣耀，证明它参与了全球性文化与人口的普查。

这篇文章几乎就是一份宣言。列维-斯特劳斯要搞全球性的人类学。它包括所有人，所有地点和所有时代。既有文化意义上的人，也有生物学意义上的人：他一边把未来的研究提前，并与源于19世纪的传统决裂，一边把永远不变的信任赋予了自然科学，他扭转了关于“种族”和“类型”的言论的方向。不是种族造就人，而是文化造就人。大约40年以后，在《种族与文化》这篇文章中，我们还能看到这种直觉，只是表达的形式更加精巧，也更富于现代气息。

首次远征回来，列维-斯特劳斯按捺不住把旅行见闻讲述出来的欲望。一年当中，他在圣保罗发表了两篇文章，《开化与未开化人》以及《世界上最辽阔的地平线》。文章表达了终于遇到梦寐以求的原始人的欣悦之情，这些人把野蛮和文明等字眼的意思完全颠倒了过来。他回忆起第一次隐隐约约望见“新世界”的海岸时的难以名状的激动心情，笼罩在无边无际的浓雾中的里约热内卢海湾让他迷醉，花园和居亚巴的芳香使他看到了一幅失落的天堂的景象，置身于令人怅惘的高台地区之上，不由得滋生了一种正在闯入另一个世界的感受。

开学后的气氛有些不对劲儿。政治气候变了。人们强烈地感受到了瓦尔卡斯 的铁腕政治。莫古埃一返校就注意到这一点：“德·梅斯基塔显然在政治上失势了，我们在续签合同上遇到了许多困难。” ^[5] 大家最终都续签了合同，包括列维-斯特劳斯。欣喜若狂的心情却不复存在。“我们不再是明星和大师”。 ^[6] 他们又变成了普通教授。

1936年春天，另一起政治事件迫使法国遣使团把教学活动放到了第二位。他们虽然不属于某一个政党，但大都是倾向进步的人士。人民阵线的建立和随之而来的胜利使他们感到兴奋，也产生了一些疑问。他们对未来充满希望，尤其是列维-斯特劳斯。“记得在圣保罗，我热血沸腾地地聆听短波报道的选举结果，人民阵线政府成立，乔治·莫奈被任命为部长。我立刻断定他会召唤我回国，我也定会加入这一事件，我随时准备登上第一艘出发的海轮。可是，什么动静也没有。” ^[7] 昔日的老板、今日的农业部长，他有其他更重要的事要做，无暇眷顾不在身边的人。人走茶凉。28岁的列维-斯特劳斯得到了一次教训。回顾这件事，他认为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时刻，这倒不是因为他从此对政治失去了兴趣，而是他因为决绝地确定了自己的职业。“不难设想，假如乔治·莫纳把我召回他身边，我的命运就会改变，我很可能从此从政。” ^[8] 他在这件事上的激动心情表明，他并没有把对于政治可能改变世界进程所怀的希望完全放弃。出身于全法工人国际的部长保持沉默，他的幻想破灭了。

于是返回民族学。关于博罗罗人的文章在美洲文化协会发表，这意味着他的志趣和科学素质得到了编辑部成员——列维-布留尔、里维和苏斯戴尔——事实上的承认，从此，列维-斯特劳斯的名字为同行所知。他年底第一次返回法国，此时他已经可以认为，从此以后，自己即使不是被视为民族学家，至少也是一位能干和得到承认的民族志学者。因为他知道如何从事田野调查，也会撰写调查报告。由于他的第一次远征，他得以进入门槛极高的法国美洲文化学者的俱乐部。此外，他的文章还受到马塞尔·莫斯的赞许。他认为列维-斯特劳斯和他的妻子，还有雅克·苏斯戴尔，都是“法国的美洲文化研究的希望” ^[9] 。

他带着非比寻常的全套装备返回了法国。这对他很重要，除了表明他严谨的科学的作风以外，还表明他有大收藏家的慧眼和趣味，而且也满足了博物馆和大学的需要。

列维-斯特劳斯决定同妻子举办一个展览，把他们带回来的最美妙最引人入胜的物品展示给人们。这个想法得到人类博物馆的支持。《展品导言和目录》在他的精心策划下出版，阐述了他在博罗罗印第安人和卡杜维欧印第安人当中所做的民族志调查。战后与他结为朋友的乔治-亨利·里维埃 找到了一个展出场所：位于圣奥诺雷雷街和博埃蒂街的交会处的维尔登施坦画廊。展览于1937年1月21日开始，1937年2月3日结束。列维-斯特劳斯后来说，展览受到“行家们的赞赏” ^[10] 。这是婉辞，全因展览的时间和地点。其实，列维-斯特劳斯最大的希望是得到专业人士的承认。他现在如愿以偿了。

列维-斯特劳斯头角崭露。似乎出于最终远离政坛的需要，他又去了一趟全法工人国际。那是一个乱窝，当年热血青年出入之所已经成了一个权力中心，数百人在里边忙忙碌碌。“钻营和谋职的企图显而易见。坦率地说，这个地方大大加深了我的失望情绪。” ^[11] 不过，他还保留着会员证。而且与在那儿找到的旧日朋友保持着来往。

再次出发以前，列维-斯特劳斯所处的局面显然变得明朗了。他从他的远征中获得了最大效益。整个运作的效果随即显现。“我必须证明我是个民族学家，因为我没有受过任何训练。全靠这场展览（……）我才获得了人类博物馆和科研署的信任。” ^[12] 他决定再进行一次大规模的远征，时间定在1938年。在此之前，先回巴西。

[1] Claude Lévi-Strauss, “Contribution à l'étude de l'organisation sociale des Indiens Bororo” op.cit .,p.285, note.

[2] Idem , p.270.

[3] Claude Lévi-Strauss, “Em prol de um instituto de antropologia fisica e cultural”, Revista di Arquivo municipal de São Paulo , vol.ⅩⅧ，1935, p.251.

[4] Idem , p.255.

[5] Jean Maugüé, op.cit .,p.111.

[6] Idem.

[7] Le Magazine littéraire , n°223, octobre 1985, p.20.

[8] Idem.

[9] Marcel Mauss, lettre à un correspondant anonyme, 11décembre 1936, citeé par Marcel Fournier, Marcel Mauss , op.cit., p.648.

[10] Claude Lévi-Strauss, Didier Eribon, De près et de loin, op.cit .,p.35.

[11] Le Magazine littéraire, n°223, octobre 1985, p.20.

[12] Claude Lévi-Strauss, Didier Eribon, De près et de loin, op.cit. , p.35. Bw7GqDbV8iaiMwZSsHO/wnUGXXGVT0bqSP05fQ/6LmW0QM01mJFHgWhOrfnWkLh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