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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事们于1935年11月返回法国，列维-斯特劳斯与蒂娜留在了巴西。4个月的假期正好可以用于一次远足。这次目标是巴拉圭边境的卡杜维欧印第安人以及中央高地的博罗罗印第安人。这是第一次田野考察，除了自己出资之外，还得到了圣保罗市文化事务部的资助。此外，里约热内卢国家博物馆还请他去参观一个考古遗址。这个遗址几年前就引起了注意并登记在册，后来却无人问津。
同行三人。列维-斯特劳斯本人、妻子、法国来的一个朋友。火车坐了三天三夜，行程1 500公里，他们终于到达巴拉圭河边，来到一个荒凉凄惨得难以想象的地方。巧也不巧，这个地方名为“希望之港”。一路上，列维-斯特劳斯看到了马托·格罗索州“朦胧凄凉的”自然景观，以后成为让他感到“既熟悉、又难受、又不可或缺的” [1] 景色。随后，他们到达一个奇怪的水乡：潘塔纳尔，世界上最大的沼泽地。此时正逢雨季，酷暑难当，唯一可以饮用的水是沼泽地的泥浆水。他们在要求他们巡视的考古遗址待了几天。
然后，他们安营扎寨。他们在往南100公里处的丛林中选择了一块被遗弃的农业开垦地（farenza）。这块地方属于一个名字唤作唐·弗利克斯的法国开垦者。此人为他们提供了几周的必需品：食物、马匹和向导，还有牛和驮载物品的牛车。看到这三位优雅人士要深入到野蛮人当中去，他不无惊讶。
卡杜维欧人集中生活在“巴拉圭河左岸的低地” [2] 。生活在把他们与外界隔绝开来的潘塔纳尔沼泽地里。按照每一站走50公里的速度，远征队需骑马走完可怕的三天才能抵达他们的地界，找到他们的村落。他们住进了一间草棚，开始了真正意义上的考察。三个旅行家在那儿待了几个星期，用葡萄牙语勉强地与他们沟通。在《忧郁的热带》里，列维-斯特劳斯对卡杜维欧人的社会形态做出了全面的分析。1935年12月，工作减少，只需采集资料，列出清单，摄影拍照。
列维-斯特劳斯，一个刚刚起步的民族学家，用唯美主义者的眼光看着这个世界。这个只剩下一个往日的影子的社会，好几位旅行家都对它的光彩夺目的贵族生活做出过描述——第一位在16世纪，最后一位在1907年。它今天仍然有许多神奇之处：装饰图案美妙无比的盛水瓷器和陶罐，从礼仪到赌博的多用途小塑像。尤为奇特的是，这个社会里的女子面部都画着神奇的图案，其变化之丰富，线条之平稳和技艺之高超令他们叹为观止。他带回了几百份统计表，也带回了一些物品。费利克斯惊讶地看到他的牛儿驮着“绘有或刻有图案的陶罐，带彩色蜗旋线的狍子皮，昔日神灵的木雕像” [3] 。这些东西后来大部分成为巴黎人类博物馆南美展厅的家底。
列维-斯特劳斯为第一次远征写了一篇科学报告。他写下的笔记和统计表，后来在几篇文章里得到利用，当然还包括《忧郁的热带》。当时，他在卡杜维欧人那里的逗留可能只是一次测验。他的笔记也可能极像某种草稿，可为他掌握民族志的研究方法奠定基础，并为他踏入第一个真正的科研工地——博罗罗人——做了准备。
回到“希望之港”，从那儿穿越巴拉圭河，旅行家们又去了玻利维亚边境上的科伦巴，再向正北，前往马托·格罗索州的州府居亚巴。乘坐老式蒸汽机船，行程800公里，历时8天，先后穿越了潘塔纳尔沼泽地和长满野草的美洲荒原。居亚巴市沉睡在淘金热时期被疯狂拓殖的乡间，三个旅行家一本正经地现身总督府——为办理手续，随后是主教府——为了解情况。此后便着手为访问博罗罗人做准备。这次的运输工具是卡车。要在无形迹可循亦无路标的荒原高处走好几天，这荒原直到靠近北部亚马孙河盆地时才趋向低缓。总之，行程上千公里。道路荒芜，遇到桥梁、栈道、浅滩，还得装车卸车。有时还得把粗木棍扔到烂泥里，以防卡车打滑下陷。真是噩梦一般。这次民族志调查还有一个小插曲：他们在淘宝者的临时营地过了一晚加一整夜。那些寻找宝石的家伙半是探险家，半是逃犯。列维-斯特劳斯观察着这伙人的组织结构、生意上的规矩、卫生状况、宗教信仰，等等。他记下了一首歌的歌词。歌中分明唱出了他的猜想：这儿啊，上不着天，下不着地，地狱般的鬼地方。
终于抵达圣·洛伦索河的河堤了。这是巴拉圭河的一条支流。本来应该有个村庄，可是一个人也不见。黄热病使人们纷纷逃离了此地。列维-斯特劳斯和朋友找到一位独木舟艄公，他知道博罗罗人在哪儿，并答应带他们去。随后是在白蚁和蟒蛇出没的世界里的可怕的旅行，8天当中只有短暂的停歇。
终于出现了令人迷醉的景象。河堤，笑迎他们的人群，一个村庄。这是怎样的一个村庄啊！与坎冈人不同，也不像卡杜维欧人，不再是巴西农民的破烂房屋，而是一个朝气蓬勃的真正村庄。这才是每一个民族学家的梦想。神话变成了现实。《忧郁的热带》中有一章的标题就取自这里，列维-斯特劳斯借此重现了往日的激动心情，“快乐的原始人”。
他来到了克雅拉村，一组三个博罗罗村庄当中最大的一个。行政当局和撒勒爵教的传教士（他们做出了弥足珍贵的民族志研究，同时也进行了“一项有计划地摧毁当地文化的事业” [4] ）对这些村庄的蹂躏还不算太厉害。这里生活着一百四十多口人。神父们的一个旧日的学生，“关于博罗罗人的最优秀的社会学教授” [5] 给他们当翻译。在一间十分宽敞的棚屋里，来访者与一位巫师及其妻子，以及一位神情忧伤的寡妇同住。
韦尔梅洛（Vermelho）河畔克雅拉博罗罗人村的局部。男人的住房突出在图加雷偶族茅舍前方。这里看到的实际上是查帕达山的支脉。
他们投入了工作。“我们整天走门串户，普查人口，弄清婚姻状况，用小棍在空地上画出理想的区域分割线，以标明特权、传统、等级、权利和义务的复杂网络。” [6] 这场调查厘清了全部物质财产，把它们与社会生活的组织方式的关系全面建立起来。一方面是“宗族”，氏族、家庭、亲属的关系网络；另一方面是建筑物和物什，以及与之相联系的形式和配置。有一个情况立刻引起了列维-斯特劳斯的注意：“村庄的形态结构直接反映出社会组织” [7] 。在他发现的这一方天地里，一切皆有意义。哪怕是打磨或装饰一个最普通的物件，照样须遵循一整套社会的表象方式和定制。这是一个完整的世界。
民族学家的到场，即使其象征意义或由此而来的社会优越感被化为零，或者基本归零，也会把民族学家本人直接卷入社会和经济的机器之中。给卡杜维欧女人拍照的时候，列维-斯特劳斯被要求付钱。在博罗罗人那儿也是如此，他们的到来是一个有大利可图的生意机会。艄公们获得了烟草，列维-斯特劳斯却继续为充实人类博物馆的藏品而努力。八天的谈判下来，他用一杆枪换回了一顶巨型羽饰帽子。不过，交易也给他带来了烦恼。购买一支长别针招来强烈的反应，这种脖颈上戴的东西是在母女之间传承的，常常是她们仅剩的财富。“这种买卖一旦被发现，会惹火全村的妇女，朝我们破口大骂。” [8]
这些快乐的原始人也会生气，跟其他人一样。上述小插曲是有益的。发现博罗罗人一直使列维-斯特劳斯十分兴奋。在列维-斯特劳斯看来，这些人提供了一幅“基本完好无损” [9] 的物质文明的景象。虽然被所有的外来因素——包括民族学家——所削弱和搅乱，本质却依然值得赞叹地保持未变。博罗罗人没有被摧毁。他们继续顽强地生活着。他们的存在表明一种文化在面对和针对一切时的生存能力。不仅如此，对于民族学家来说，还有当自己遇上可以想象到的最不像自己的人的时候，当自己置身于这些人中间的时候，那种涌现于心底的情感。就这一方面来说，博罗罗妇女们的愤怒反倒有点令人宽慰，因为这向他证明，那位让他寻遍天涯海角的异己，归根到底，乃是他的同类。
[1] Idem , p.183.
[2] Idem , p.191.
[3] Idem .
[4] Idem , p.246.
[5] Idem .
[6] Idem , pp.250-251.
[7] Claude Lévi-Strauss, “Contribution à l'étude de l'organisation sociale des Indiens Bororo”, Journal de la Société des Américanistes , t.28, 1936, pp.269-304.
[8] Idem , p.277.
[9] Claude Lévi-Strauss, introduction à César Albisetti et Angelo Jayme Venturelli, Enciclopédia Bororo , vol.Ⅲ，Campo Grande, Mato Grosso（Brésil），197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