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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教学

森西纳托-布拉卡街395号,列维-斯特劳斯和妻子在此赁屋住下。房子坐落在市区高地上一个破旧的街区。这种别墅叫“平房”(terrena),是一种直接起于地平面的意大利风格的别墅。“我家的栅栏门一侧长着一株粗壮的茉莉树,进去是一个围墙环绕的花园,一直延伸到屋后。花园里有两三棵棕榈树,一棵阳桃树,一棵李子和欧楂的杂交树。我还补种了一棵香蕉树。我让我的鹦鹉们在这里换换空气。” [1] 花园加小鸟,对一个爱好大自然的巴黎人来说,没有比这更理想的了。香蕉树两三年后变成了可以采摘的香蕉林。

从2月到10月为一个教学年度。遣使团抵达圣保罗没几天,学校就开学了。对列维-斯特劳斯来说,教学又一次成为快乐的源泉。他既因为代表正统文化而被人敬重,又由于与当局有关而不被人信任。人们对这位教授既躲避又讨好。“我们每个人都从身边形成的小圈子衡量自己的影响。” [2] 大学生有几十个,多为富家子弟,也有出身贫寒的。大多数人关心的是能否多拿一张文凭,盼望在社会上出人头地。人人都表现出一种“对知识的强烈渴望” [3] 。他们无所不读,无所不晓。但是他们的科学知识是第二手的。他们读的是科普书籍,知晓的是教科书。老师的作用并不完全是传授知识,而是告诉他们事物是怎样建立起来的。列维-斯特劳斯努力把严谨性教给他们。任务很艰巨:“无论什么领域,只有最新的理论他们才觉得值得吸取。(……)在他们眼里,思想和学说本身没有什么意义,只是一堆声名在外的工具,而且要最时兴的才行。” [4] 他不得不面对一批热衷于最新体系的年轻人,他们对传统的模式缺乏兴趣。

列维-斯特劳斯教授社会学,当时社会学依然从属于民族学。这使他处于众目睽睽之下。“我来此地,一是为继续法国文化的影响,二是为了传播从孔德到涂尔干的思想传统。我来了,可在当时,却被一部得之于盎格鲁-撒克逊民族的民族学所征服。我的处境很困难。” [5] 其实到达圣保罗的第二天,问题就已经出现了,而且不完全是教学方面的。

仲马派来的首批教授当中已经有一位社会学家,阿尔布斯-巴斯蒂德。列维-斯特劳斯的到来立刻引起矛盾。“我作为,不妨说,一个辅助的社会学家来到时,此君便要求我服从他的领导。” [6] 按照莫古埃的看法,阿尔布斯-巴斯蒂德做得其实比这还要过分。他以年长为由,也许还因为自己是仲马的表兄弟而自视甚高。第二批遣使团成员刚到,他就表示自己负责这里的工作,借口是“仲马本来就打算要他当遣使团的团长” [7] 。冲突不可避免。列维-斯特劳斯后来说,阿尔布斯-巴斯蒂德“竭力想把我打发走,声称他才是孔德专家,我的教学与之相悖” [8] 。力量进行了重组。一边有大学的领导层,包括声名卓著的院长阿尔梅达·普拉托和胡里·奥德·梅斯基塔。既然是社会学,就得教涂尔干,绝不能脱离这个传统。另一边有两个法国同事,地理学家皮埃尔·蒙贝格和费尔南·布罗代尔。幸亏有后者的举足轻重的地位,列维-斯特劳斯在这次斗争中胜出。阿尔布斯-巴斯蒂德控制小组的企图似乎最终不了了之。

这场争端反映出遣使团内部的可憎的精神状态。这些来到巴西的成员全都怀着尽量争取好处的意图。此乃他们唯一的共同点。物质上他们确实大有斩获。“这样我们才买得起美国汽车,”布罗代尔说,“我不喜欢开车,于是自我享受一下,专门雇了一个意大利司机。” [9] 列维-斯特劳斯经受不住诱惑,也买了一辆差不多全新的福特汽车。后来他说,车子似乎“象征着在社会上获得成功” [10]

再有,每个人都拼命地捍卫自己的地位,用努力工作来证明自己才是最优秀的,而且避免与同事谈论自己的研究。围绕他们身边的学生圈子始终被视为关键。“我们嫉妒地窥伺别人的成就,看他们听众的多寡,社交情形(……)我们离开阶梯教室时的姿态活像演出结束后步出音乐会的大师。” [11] 这场游戏的赢家永远是听众:因为既然要竭力盖过同事,那么每个人都注定会把自己的家底抖出来。至于梅斯基塔,他的处境双倍的微妙,既得听取申诉,又得做出仲裁。“他的耐心简直没有边际。他显然把我们这些人当作自家财产。我们那些没完没了的抱怨和争执让他私底下感到很受用,因为都可以证明他那君临天下般的最高权力。” [12]

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性情相投者自然会凑在一起。列维-斯特劳斯与皮埃尔·蒙贝格的关系甚佳。莫古埃得到了布罗代尔的友谊。我们已看到,布罗代尔在列维-斯特劳斯与巴斯蒂德的争端中,起到了有利于列维-斯特劳斯的决定性作用。但是两人情趣并不十分相投。列维-斯特劳斯的解释是“他对我们总采取一种居高临下的态度” [13] 。莫古埃尽管与布罗代尔友好相处,也承认后者“控制”遣使团的企图造成了紧张气氛。只剩下弗朗索瓦·贝胡,他是教经济学的,似乎特立独行,“脾气暴躁,为人冷漠” [14] 。他与文学院的教授几乎没有来往。

回首往事,看来尽管有过争执和褊狭行为,这几年热带地区的生活还是颇有收获的。遣使团的几个成员,包括列维-斯特劳斯,都提到和学生后来一直保持关系,以及学生们的热情表示。他们在整个人文学科内培养了一代人,并且在各自的领域里,为他们提供了无疑是最有效的工具。此外,从个人方面来说,遣使团的每一个成员都满载而归。海外教学的经验给了他们——除布罗代尔以外——国内大学所无法提供的优势;而在最好的情况下,要在国内取得同样的优势,得等上10年或15年。特别是他们发现而且开拓了新的研究领域。蒙贝格是从“前锋领域”着手,列维-斯特劳斯则从印第安人着手。

临行前,仲马大概向他的被保护者解释过,一个合格的教授必须发表文章。列维-斯特劳斯踏上巴西的陆地时还不是民族学家,他依然像以往一样,热衷于艺术。一位叫吉尔达·梅罗·伊苏扎的女大学生后来回忆起列维-斯特劳斯与莫古埃之间的激烈争论,一个捍卫立体主义,另一个推崇荷兰画派和印象派。列维-斯特劳斯多少有点轻率地把同伴的爱好视为食古不化。显然,他的立场始终没变。少年时的激情之火依然燃烧。在这种心情之下,而且出于惠及自己的老账本的合理考虑,他走了一条捷径。他找出自己十五六岁时应路易·沃克塞尔要求所写的一篇文章,请人译成了葡萄牙语。1935年10月,文章在圣保罗《市政档案期刊》上发表,题为《立体主义与日常生活》。在他看来,当年的立体主义是一种必然的反动,既针对印象派及其将客体化解的倾向,也针对“现代派”及其装饰风格的衍生物。它的功效在于反映出事物自身的个体性,不触及情感。美感是一种“内心的情态” [15] 。立体主义者不需要任何典雅的模型,他们懂得如何突显哪怕是日常用品所具有的形体之美。利用体积、轮廓、暗与亮的表面,他们把空间重新组织起来,因此进一步把绘画从透视法中解放了出来。即使立体主义的时代已经过去,但结果是美好的,它改变了艺术在现代世界中的地位和人们对艺术的认识。

[1] Claude Lévi-Strauss, Saudades do Brasil , Paris, Plon, 1994, p.21.

[2] Tristes Tropiques, op.cit. , p.117.

[3] Claude Lévi-Strauss, Didier Eribon, De près et de loin, op.cit., p.31.

[4] Tristes Tropiques, op.cit. , p.116.

[5] Claude Lévi-Strauss, Didier Eribon, De près et de loin, op.cit. , p.33.

[6] Idem.

[7] Jean Maugüé, op.cit. , p.85.

[8] Claude Lévi-Strauss, Didier Eribon, De près et de loin, op.cit. , p.33.

[9] Jean Maugüé, op.cit .,p.93.

[10] Claude Lévi-Strauss, Saudades do Brasil , op.cit. , p.35.

[11] Jean Maugüé, op.cit. , p.97.

[12] Jean Maugüé, op.cit. , p.92.

[13] Claude Lévi-Strauss, Didier Eribon, De près et de loin, op.cit. , p.37.

[14] Jean Maugüé, op.cit. , p.118.

[15] Claude Lévi-Strauss, “O cubismo e a vida quotidiana”, Revista di Arquivo municipal de São Paulo, vol. ⅩⅧ,1935. u0OwgA1dl8SQS644BrwKcIxjR4Ovy/qdwZK8JTFVcLkInytjhAoZK/J4IE5g76r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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