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新视野

由于告别了政治活动，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不得不放弃了历时十年之久的希望和工作，离开了帮助他成就和确立了自我的朋友们。但是他并没有坠入虚空。1934年春做出的决定是一场暗中从事的工作的自然结果。他梦想成为民族学家。

二十多岁时，他还没有开始改变。1928年，民族学家詹姆斯·弗雷泽

曾经在索邦大学做过一场演讲。他那时连去听听的念头都没有。民族学对于他没有任何意义。成为民族学家的想法是后来形成的。头一个迹象出现在1931年，他在《社会主义大学生》上发表了一篇关于保罗·尼赞的《阿登·阿拉伯半岛》的文章。列维-斯特劳斯认识尼赞。三年前，尼赞娶了列维-斯特劳斯的堂妹亨利耶特·阿尔芳。两人在家庭聚会上见过一两面。尼赞显得高傲，不易接近。但列维-斯特劳斯认为《阿登·阿拉伯半岛》一书值得赞赏和注意，此书见证了要与前人留下来的世界决裂的一代人的精神状态。可是，列维-斯特劳斯却对这位堂妹夫说话的语调很恼火。尽管克洛德自己对哲学有所保留，他还是不能理解尼赞为何激烈地攻击那些自己敬重的教授。尼赞看不起不用去热带丛林便知道“资本主义是罪魁祸首”这个他自己早已了解的道理的人，因为“当资本主义在异国城市的特殊街区里传播世纪病的时候，这些人却在谈论一些革命的雕虫小技，消磨他们的夜晚” ^[1] 。对于他的这种态度，列维-斯特劳斯也很反感。

尼赞刻薄地嘲笑人们对大自然的感情，这更加触怒了列维-斯特劳斯。他坚定地说：“与大自然的接触是人类的唯一永远不变的经验，是唯一能够确定的真正经验，是使我们目前能够获得安全的唯一的绝对存在者，这种安全感可以让我们把未来社会的组织形式的绝对价值用于生存。” ^[2] 唯一的绝对存在者是一切价值的源泉。我们又回到了18世纪。列维-斯特劳斯无限信任哲学家的神圣性。自从他从“三位情人”提供给他的手段当中开始搜寻以来，他一直在寻找一个能够“撬起”整个世界的支点，也就是理解和改变世界。弗洛伊德和马克思也许会使他远离大自然，地质学却使他贴近了大自然。大自然是一个界标。必须有自知之明，知道往哪儿去，如何行动。在某种意义上，政治与大自然相比只是派生的活动而已。

一年以后，列维-斯特劳斯以提问的方式向安德烈·尚松表达祝愿：“尚松的最终思想是一种人文主义吗？抑或是范围更大、更有普遍意义、将人类看作一种契机的一门哲学？” ^[3] 人文主义是不够的。列维-斯特劳斯反对老师们的哲学，尤其是布伦斯维克的观点。当时流行的人类中心说也令他愤慨。人类并不是测度一切事物的标准，而是一种契机：插曲中的插曲，元素中的元素，一种目前仅靠自身还无法自我解释的存在。也许将来超越了政治以后能够做到，可是眼下还谈不到。任何人想把握这一点，就一定得把人类置放入一个更大的体系里去。不用说，这个体系便是大自然。

列维-斯特劳斯没有松懈，而且在1934年4月间在《社会主义大学生》上署名表达了自己的观点。这一次是关于殖民地问题。“当前，我们这些革命者缺少一个伦理道德体系。我们否定了现存的价值观，可是我们声称要建立的价值尚不存在。到哪儿去找呢？唯一可能的回答是：从根本出发，在未发生改动的地方——大自然。”对于“将革命精神与对大自然的感情两者结合起来的紧密关系”，无论怎样强调都不会过分。列维-斯特劳斯充满热情地认为，事实上，革命者与“自然主义的新浪漫主义”之间有着深刻的亲属关系。

18世纪过后是充满革命精神和浪漫之风的19世纪。列维-斯特劳斯对卢梭十分激赏，但也喜爱夏多布里昂。当然，通过“本我”焕发出来的浪漫主义不会让他激动不已。不过，他对此持有的保留态度不等于说，主体的愿望可以不必考虑。在同一期《社会主义大学生》上，他看似事出偶然地抱怨一部新近发表的关于卡米扎尔教派的历史著作，他认为这本书没有讲够塞文山脉的美丽景色。他并非不懂得什么是动情。不过，情感不足以建造大厦，最多只能建造一座沙石城堡。浪漫主义固然非得通过“本我”不可，但同样为之打开了世界和宇宙的大门。它具有把人放入一个整体当中的优越性。在这个意义上，浪漫主义如同启蒙思想一样，能够提供一个模式。

列维-斯特劳斯的这些评论并没有奠定一部自然哲学的基础。但是，他提出了一条重要的要求。凡是关涉到人类及其未来的思考都不能不顾及大自然。因为大自然是人类手下唯一的绝对存在者。尽管列维-斯特劳斯当时是一位不可知论者，却似乎把一种“上帝”般的地位和职能赋予了大自然。这种充分的信任在1933年很可能夹杂着一点宗教（思想），或者宗教的精神。不过，他身上有强大的抗体。在寻找伦理价值时，他尤其注意寻求方法论基础和原理。这不是信仰，而是奠基。

这一哲学选择以往已经有所表现。列维-斯特劳斯从童年起就喜欢搜集异国情调的小玩意儿；他和小伙伴们一起前往巴黎和乡下远足；他喜爱“费努亚尔一家 到过的美国，费尼莫尔·库柏 笔下的美国，还有波德莱尔和夏多布里昂” ^[4] 。他喜欢康拉德的小说：这一切，加上对于放弃工作、周游世界的愿望，促使他发现了民族学。这倒不是因为民族学可以把握自然的人，而是因为它能够在大自然当中把握人。即在我们所谓“人的环境当中”。我们在那儿，在民族学家描述的世界里，看到了完整的人；换言之，在无所不在的动植物中间，在大自然当中，看到了与文明世界同在一个天空底下感受、思想、生活着的人。可是，城市文明却使我们的感官退化，使得我们视若无睹。

列维-斯特劳斯与民族学的邂逅并没有经过法国社会学的媒介。列维-斯特劳斯反对涂尔干，这使得他远离一门他认为臣服于“形而上学”的学科。20年后，他在《忧郁的热带》一书中讲述了接触民族学的经过：

事实上，直到1933年或1934年，我才豁然醒悟，当时我偶然读到了一本已经不新的书，罗伯特·洛维的《原始社会》。我面对的是一个人在原始社会里的亲身经历，而不是一些借自书本，经过改头换面的哲学概念。观察者的投入把这段经历的深刻含义保存了下来。我的思想竟然摆脱了死气沉沉的哲学思辨；如同一股清风吹来，令人头脑为之一新。我像只身逃至群山中的城里人，陶醉于广袤的天地，目眩神迷地思索着丰富多样的事物。 ^[5]

所以说，一切开始于英美的民族学。罗伯特·洛维在他的主要作品里指出了前人的主要错误，即普遍化和过早下结论的倾向。没有民族志就没有民族学；没有经验方法也就没有结论。我们这位年轻的读者终于找到了一个心仪的学者：“我隐隐约约地看到一种可能性，我的专业训练和喜欢搜奇探胜的个人兴趣有可能结合起来。” ^[6] 豁然醒悟，陶醉，一股清风。他使用的这些字眼表明发现这个迄今未知的大陆给了他多么强烈的冲击。这个发现改变了他的一生。或者说，使他成就了自我。以前的那个列维-斯特劳斯是不完整的，是用不协调的元素构成的。民族学使一切趋向平衡和谐。“它使得我的个性和生活协调一致。” ^[7]

关于这一点，列维-斯特劳斯在《忧郁的热带》里所作的假设出人意料。他解释说，真正让他改变生活的，首先是对千篇一律的生活的恐惧感：一年一门课，一上就是一年。哲学老调重弹，老是围绕着几个相同的概念和问题打转。“我的头脑有个特点，也可能是个缺点，那就是我很难做到对同一个主题关注两次。” ^[8] 他自觉无法承担学业考核的工作。对于如何要求学生回答课程大纲要求的问题，他很快就会忘记。总之，他像那种社会里的人：开垦和耕种一块土地之后，放火一烧便弃之不顾，再去开垦新的土地。“聪明地保管好文化领域里的一块领土，年复一年地收获，这种能力我没有。我的智力结构属于新石器时代。” ^[9]

列维-斯特劳斯进入了知识的莽林，就像一个始终沉睡的靠狩猎采摘为生的人开始复苏。我们每个人心中都有这样一个人。尤其应当承认，他像一些人那样，享有每天早上都要破釜沉舟、奔向新的事业的特权。这也许是一种天生的缺陷，也许是素常所说的那种创造者应有的真正气质。世界不是一笔放在那里供人们管理的资产，而是一部人们创造出来的历史。他在《忧郁的热带》中提出的假设，其意义在于突显出他对多样的世界的热情。民族学家的领域广阔无垠，为思考提供的素材是无穷无尽的。

更妙的是，一边是精神分析和马克思主义，一边是地质学，民族学在两者之间搭起了一座桥梁。列维-斯特劳斯找到了一门科学，可以把他以往所有的兴趣爱好都结合起来。社会在地球的表面上记录下它们的历史，个人则把历史记录在社会组织当中。“民族志让我获得精神上的满足，正如历史连接起世界与我的两端。民族志同时还揭示了二者的共同的道理。” ^[10] 从“本我”的特殊性到世界的整体性，列维-斯特劳斯的浪漫幻想实现了。民族学可以作为一把钥匙，开启他曾经期盼的“更宽广、更全面的”哲学之门。

他开始探讨的学科与他本人恰相吻合，这里头有某种绝对的东西。这一点使他产生了一个他日后屡次重申的信念：民族学不单单是一种职业，“跟数学或音乐一样，民族学是一种不多见的名副其实的志向。无须别人传授，便可以从民族学本身发现它” ^[11] 。

剩下的问题是找到研究的题材。民族学在法国很少有人知晓。大学不设这个学科。不过，吕西安·列维-布留尔 正领导着1925年创立的非常年轻的民族学研究所，托卡岱罗民族志博物馆也正准备搬到有名的沙约宫的新址，并更名为“人类”博物馆。消息在哲学家中间传开。列维-斯特劳斯也同周围的人谈起过。他向塞莱斯坦·布格雷表达了自己的愿望，也和尼赞交换了意见，尼赞说他本人也有过走这条道路的打算。

列维-斯特劳斯始终不知道如何与尼赞相处：“他比我年龄大，但从来没有为了改善我们的关系做出任何努力。再说，跟与别人在一起一样，我觉得赶不上他。” ^[12] 两难的情感：25岁的列维-斯特劳斯已经长大成人，他一向积极参与，并且站住了脚，他有独立见解，而且不论在机构里，还是在别人眼中，他的观点都举足轻重。突然间，他变得羞怯起来，不敢踏入法兰西学院（Collège de France）的圈子，他说，这是因为那是“一个享有盛誉的地方，是为那些比我强的人准备的” ^[13] 。这个印象并不令人奇怪。这位年轻教授作风严谨，几近刻板，而这正好与缺乏自信形成正比。而后者与他的身份长期得不到澄清有关。民族学可使他获得一种贴切的身份，从而有助于他消除那些疑虑，而且能够把法兰西学院从一堵神圣不可侵犯的高墙变成一种挑战，因为跟政治权力一样，知识权力也要通过努力才能获得。

1934年秋季，他在拉昂市开始了第二年的教学生活。他接触了一些可能对他的计划感兴趣的人，他自我推荐。他还不清楚能否成为民族学家，也不知道如何着手，但他对这个学科正在蓬勃发展是了解的：“那时候，有哲学教师资格的人都知道民族学是条出路。” ^[14] 也有一些人使劲鼓动他。已经有一位名叫雅克·苏斯戴尔 的年轻哲学教师离开了大学，前往墨西哥从事民族学的实践。既有先例，何不仿效？列维-斯特劳斯给马塞尔·莫斯写信征求意见。他此时只希望去一个遥远的国家工作。他将心甘情愿地在不同的天空下从事教师生涯。如果有机会，他也不拒绝当一名跑遍全世界的记者。只要走出国门，无论去何方，他都会更接近自己。他在等待。

[1] L'Etudiant socialiste , mai 1931.

[2] Idem.

[3] Idem , juin-juillet 1932.

[4] Idem , novembre 1930.

[5] Claude Lévi-Strauss, Tristes Tropiques , op.cit .,p.64.

[6] Claude Lévi-Strauss, Didier Eribon, De près et de loin, op.cit .,p.28.

[7] Tristes Tropiques, op.cit .,p.63.

[8] Idem , p.56.

[9] Idem , p.57.

[10] Idem , p.63.

[11] Idem , p.59.

[12] Claude Lévi-Strauss, Didier Eribon, De près et de loin, op.cit. , p.29.

[13] Idem.

[14] “Ce que je suis, par Claude Lévi-Strauss”, I, Le Nouvel Observateur , 28 juin 1980, p.16. EYQQpphChrDLw+NtMW/0fLAz5fKZRCIDRlXRC0yRC5QwbO816eB8yNCRlXdKMhv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