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五、终局

年轻的教授在马尔桑岭只待了一年。1933年秋季开学时，他被派到拉昂省；他的妻子通过了教师资格会考，被分配到了亚眠市。二人设法把一周的课程集中在数日内教授完，剩下的日子一起在巴黎过。克洛德的父母家成为他们选择的落脚地。

教学进入第二年。单纯的重复比较容易，开始新的工作有点难。列维-斯特劳斯不再感到应付自如。他25岁了。一学完哲学他就同意投入这一行，现在他成了教师。他发现自己不大可能再有发展，未来摆在面前：结婚、生子，先在外省中学教书，后去巴黎的大学教书。职业是光荣的。然而生活无聊，而且一直要熬到20世纪70年代末。不行，他不能听任自己随波逐流。

有一个可以跳出去的办法：晋升。教师资格会考为他打开了进入大学教书之门。他得准备一份博士论文来迎接新的前景。他在考虑这个问题。不管怎么说，反正他的文科学业个人卡片上注明，他已经在1933年10月注了册。我们不知道他是拟订了一个坚定不移的计划，还是只打算探索一下可能性。他重新开始联系教授，推敲论文题目，思考如何写作。很久以后，他在与皮亚杰的一次交谈中，提到了准备哲学论文的年代，“您知道那是怎么准备的，我是在地铁里学习的，或随便找个地方（……）这可不够严肃” ^[1] 。只要有科学精神和研究的兴趣，他对于去大学教书并不反感。但是他也有点担心，因为他可以说是一个独来独往者。如果朝这个方向前进的话，他看不出在哪个方面，哪一门学科适合他的思想。在某种意义上，他又碰上了八年前的老问题，选择职业的问题。怎么办？他的研究必须纳入现行的建制，可是它们却不合他的身量。

除此以外，他还怀有另一种渴望。“我喜欢走动，渴望跑遍世界。” ^[2] 这个憧憬无疑有很大一部分来自幻想和对小说的记忆。也许，康拉德和别的什么人使他相信热带地区的人们比西方都市里的人更真诚，更具活力。但还不止于此，在他的评论中可以感觉出他对所指物的关注，这反映了他的天性：对事物敏感，认为思想必须有具体的东西才不至于失落。观察、感觉、触摸。这个要求与选择学院式的办公室生涯是风马牛不相及的。

他一边等待找到适合自己的事情，一边继续忙于政治活动。可是，政治不再是他关注的核心。从1933年4月起，他不再给《社会主义大学生》撰稿。12月，《书籍与杂志》栏目的通讯地址也不再是他的住所了。他一走，栏目的内容立显逊色。这反过来证明他曾经给予的大量精力。离开杂志也与杂志管理上的危机有关。杂志艰难支撑，撰写书评的任务交给了《建设性的革命》的另一位作者皮埃尔·布瓦万（他在1929年的教师资格会考中名列第三，仅次于萨特和波伏瓦），而且转向于政治，特别是反法西斯斗争方面。列维-斯特劳斯向朋友们介绍美学流派和先锋派文学的另一场斗争也遭遇了失败。战友们依然是无可救药的守旧派。莫里斯·戴克松等人责备他是个人主义者，这些人占据着重要地位。出于同样的理由，《建设性的革命》小组的手册本应致力于出版“艺术和社会主义”，这本手册本应由列维-斯特劳斯与戴克松联手筹办，然而始终未能面世。艺术与文学仍然是资产阶级独享的奢侈品。

尽管《建设性的革命》遇到了工人国际法国支部不冷不热的态度，但还得努力生存下去。小组成员大多是拥有学衔的教师，分散在全法国。乔治和艾米莉·勒弗朗的到来把小组团结了起来，两人都为法国总工会的工作忙得不可开交。然而，运动并没有因此松懈下来。工人国际法国支部当时经历的危机有利于小组出现在政治舞台上。在德阿领导的“新社会主义者”被排挤出去以后，传统议会制的支持者和主张开辟其他行动方式的人发生了冲突，导致了分裂。

《建设性的革命》的团队决定参加论战。6月里发表的四页《公报》提出三项动议。第一，“反对战争的斗争方法”，包括拒绝“资产阶级国家的军事机器”，以及拒绝成立为国际联盟服务的武装力量的计划；第二，“夺权方法”，提出此项动议者打算“一旦已经相当社会化的经济允许，或一旦条件具备，坚决夺取权力”，此时他们决定运用一切现有的合法手段；第三，“重建工人阶级的整体组织的方法”，并且提议立即恢复“三个无产阶级政党之间的和平状态” ^[3] 。这三个文件均有一系列签名。列维-斯特劳斯在三个文件上都签了字，他接受了整个运动的所有立场。互助会和革命派热情高涨的时代不仅没有被否定，而且指日可待。《建设性的革命》小组的成员们，包括列维-斯特劳斯在内，准备踏入政治舞台。

1933年底至1934年初，小组似乎马上“就要取得决定性的胜利” ^[4] 了。队伍继续壮大，其中有居伊·莫莱和罗伯尔·若斯潘，并且会合起工人国际法国支部的其他力量，制定了一个文件，题为《迎接社会主义的总攻击》。这份文件本来应该用来在党的下一届大会上加强改造派的地位，但1934年2月数日之间，党员们却更紧密地向雷昂·布鲁姆靠拢，从而使反对派的声音销声匿迹了。《建设性的革命》被允许每个月在党的《论坛》上发表两篇文章，再明显不过地反映出这个运作过程的结果。

在那个困难的冬天，激烈的论战围绕着亨利·德·曼的计划经济论展开。比利时工人党早已完全服膺这个理论。在一些人看来，计划的观念扩大和丰富了民主的观念，而且倾向于成为思考和政治取舍的支点。计划经济论深深地影响了《建设性的革命》小组的一部分成员。《建设性的革命》的主编瓦鲁瓦把自己的书店用作法国“计划经济论者”的聚会地点。《社会主义大学生》大量介绍和评论亨利·德·曼的著作。小组发表了几本预先规划的手册。第一本《关于行动计划》发表于1933年12月，署名亨利·德·曼。另一本《法国计划纲要》不久也发表了，签名者当中有皮埃尔·布瓦万和乔治·勒弗朗二人。这本手册提出了法国采纳计划论的问题。其实，计划经济论已经成为这个小组经常参照的一门学说。小组发表了好几篇分析性文章，对于各个社会党或各欧洲国家的工会起草的计划做出分析。在有关波兰犹太社会党纲领的手册里，列维-斯特劳斯好像参加了序言的撰写。

计划经济论所起的作用越来越像海市蜃楼，人们为它设想出种种好处，未经任何实验而竭力渲染，而且逐渐占据了《建设性的革命》作者中某些成员的过度理论化的头脑。他们所想象的社会民主的前景（“新时代”）使得他们一度认为的政治民主的最后优点消失得无影无踪。一句话，他们陷入了反议会主义。

列维-斯特劳斯无法跟着他们走那么远，虽然这一运动所带有的一些浪漫色彩并没有令他不悦。那时，各种意识形态之间的论战的必有内容是重建伦理的主题，他对此没有无动于衷。有人告诉他，社会主义的目的是解放人类，他回答说：“也改变人类，使他们配得上被解放。” ^[5] 同样，纲领中有许多观点与他当初关于工人组织的重要性的想法是吻合的。他的思想是在比利时形成的，他用于思考问题的框架从一开始就受到计划论的影响。

但是，列维-斯特劳斯并没有站在他那些咄咄逼人的伙伴一边。很久以后，他还纳闷，这些人是否有过“魔鬼附体的感觉” ^[6] 。无论如何，他反对这个小组走向过激，采取反对工人国际法国支部的议会策略的立场。他反对戴克松和勒弗朗的决裂策略，主张与布鲁姆妥协。他赞同给工人国际法国支部这台破旧机器注入新鲜血液和新思想，但反对像德阿那样，用糊里糊涂的冒险主义或者令人疑虑的联盟取而代之。1934年春天，各异的政治见解终于导致机构解体。“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罗伯尔·马尔若兰（……）和皮埃尔·德雷福斯都谴责小组对社会党过于苛求（……），数月之后，他们引退了。” ^[7]

《建设性的革命》从1934年2月起失去了对工人国际法国支部的影响力。几个中坚分子的退出，尤其是无人接班，导致力量大为削弱。小组中最积极的计划经济论一派和活动家认为工人国际法国支部此后只剩下一个空架子，而且转向法国总工会或革命“左翼”（托洛茨基主义和布朗基主义的混合）。《建设性的革命》小组完成了历史使命，以后又维持了几年，但不同意见之间越来越难以协调，直至1938年彻底消失。

列维-斯特劳斯离开了战友，不再另觅同伴和参加任何政治活动。他停止了一切政治活动。他的政治活动家的生涯持续了八年之久，他曾经相信过、考虑过以此为职业，他撰写过论文，声名远播，参加过数百次会议，建立起一个稠密的关系网。投入政治生涯的一切条件在1934年都已经具备。他的许多朋友后来纷纷参加了选举，谋取了一官半职，正如他们在奋斗的年代里全都多少渴望过的。人民阵线执政让他们获得了一个机会，既能够接受政府各部的官职，也可以让批评他们的人压低嗓音。

列维-斯特劳斯后来说：“我在政治上多次犯错，终于放弃了。” ^[8] 然而在1934年的时候，他不一定感觉得到自己错了。因为整个他那一代人一直等到1940年，法国全面崩溃之时才产生了这种感觉。当时的形势还没有那么明显。列维-斯特劳斯还不能从远处看清政治走向，不可能从他所捍卫的思想里看出任何天真幼稚的因素。产生犯错误的感觉尚需时日，彻底放弃政治同样有待时日。

列维-斯特劳斯尤其意识到未能选择适合自己的道路。政治再也无法满足他的需要。他针对教师职业做出的预先审判扩大到政治活动家的生涯。这些都令他腻烦，应该改改了。这倒并非因为他嫌恶政治，其实他继续而且一直关心政治。说不定他是抱着日后重返政治的想法才告别政治的。但是，他不会再把他所希求的东西给予政治了，那就是，如何在抽象和具体之间，在寻求功业的个人与寻求意义的世界之间，建立起一种牢固的关系。

与朋友们的冲突使他得以平和地结束了年轻时代的冒险。无论他决定做什么，领域都会不同。

[1] Jacques Grinevald, “Interviews avec Jean Piaget et Claude Lévi-Strauss”, Revue européenne des sciences sociales , Genève, Droz, 1984, p.171.

[2] Claude Lévi-Strauss, Didier Eribon, De près et de loin, op.cit .,p.25.

[3] Bulletin de “Révolution constructive” , 1 ^re année, n°1, juin 1933.

[4] Georges Lefranc, “Histoire d'un groupe du Parti socialiste SFIO. Révolution constructive（1930—1938）”, Mélanges d'histoire économique et sociale en hommage au professeur Antony Babel, Genève, 1963, t. Ⅱ，p.415.

[5] Stéphane Clouet, op.cit .,p.72 et 205.

[6] Idem , p.91.

[7] Georges Lefranc, “Histoire d'un groupe du Parti socialiste SFIO”, op.cit. , p.421.

[8] Stéphane Clouet, op.cit .,p.180. jl7dOATwXMyTz7PE1WYVTK++8b8nAkAA8vpeVp0Rqa1kJDYppQxDzR5LgU140td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