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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2年9月末，列维-斯特劳斯迎娶了索邦大学的同学蒂娜·德雷福斯。新娘正在准备哲学教师资格会考。婚后第二天，这对夫妻就离开巴黎，前往朗德省。部里给了他们两个选择：奥比松或者马尔桑岭。他选择了后者。“这既是我第一次任职，也是我的蜜月旅行。” [1] 数日之内，他就变成了丈夫和教授，那时他还不到24岁。
在朗德省的那一年给新郎留下了美好的回忆。他觉得备课很有意思。他严肃专注，严格执行教学计划。半个世纪之后，当他被问及是否曾在授课中偷偷塞入政治观点时，他的回答十分肯定：“啊，没有，绝对没有！我在教学中完全保持中立态度。” [2] 这话可信。他不会混淆场合，懂得如何自持。
他与当地社会党积极分子建立了联系，参加了很多政治集会。在他的记忆里，这些集会伴有难忘的聚餐。地区选举的日子临近了。列维-斯特劳斯丝毫没有犹豫。他参加了竞选。他的政治生涯十分短暂，而且不太成功。他得到一辆有三个座位的五马力的雪铁龙旧车，唤作“三叶草”。朋友皮埃尔·德雷福斯开着它来马尔桑岭找他。列维-斯特劳斯回忆道：“我们出发去乡间。刚开了一个钟头，我就把车开到沟里去了。那是乡间生活的第一天，也是最后一天。”这位前社会党候选人又说，那完全是违法的，因为“我没有驾驶执照就上路了” [3] 。这次事故使他气馁，至少减少了他的热情。总之，他很明白，他的职业生涯和未知的政治生涯都不会在马尔桑岭上演。他的计划暂时搁置了。
相反，他仍然跟《建设性的革命》的同志们在一起。小组的章程已经修改：它从此以后成为一个协会，目标是在社会党内倡导“一场革命建设的必要性” [4] 。对此，列维-斯特劳斯在《关于社会民主的思考》一文中做出了解释。文章发表在12月25日的《默兹河的觉醒》上。他认为，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模式影响巨大，社会党必须借助建设性革命的“推动”，重新与革命使命相结合，它的榜样依然是比利时工人党及其使社会主义逐渐渗透到企业和实践中去的战略。
他的名字继续出现在《社会主义大学生》论文概要里。《书籍与杂志》专栏的通讯地址是他的新居。跟前一个冬天一样，他定期给杂志撰写书评和阅读笔记。11月，他在一篇书评中开了火。仍旧是关于一本美国小说，路德维克·勒维索恩写的《激情的罪恶》。作品的主题是“一个择婚不慎的男人看到生活由于轻率、糊涂的选择而遭受到无可挽回的毁坏”。蜜月旅行中的那种娱乐方式真是令人惊讶！不妨设想，进入夫妻生活的列维-斯特劳斯正在关心如何弄懂它的种种后果。他的评论也许说明他庆幸自己的选择无误？
在另一个不完全属于奇闻逸事的方面，他的思考转向与精神分析学有关的问题。在此前不久发表的一篇文章里，他已经提出“精神分析学需要一位哲学家”。他认为勒维索恩堪称“精神分析学的同代人”，因为他不是在行为本身当中，而是在个人的心理活动中寻求我们的行为的意义。这是一个揭示普鲁斯特的柏格森主义的良机。同一期上，列维-斯特劳斯还表达了对新近翻译的两篇奥托·朗克
的论文《堂·璜》和《论替身》的失望。他认为朗克的解释“不是从考虑有关事实得出的，而是根据精神分析解读的经典做出的复制”。弗洛伊德建立的学说正趋僵化，而且把“心理学引向研究抽象的普遍特点，而后者正是弗洛伊德曾经天才地从心理学分离出来的东西”，既有忠诚不渝，又有失望。精神分析仍然是通向理解人类灵魂的堂皇大道，它的奴仆们却不合格。一个优秀的哲学家能否让它重归个案研究的本来地位，恢复其科学方法的本质？列维-斯特劳斯提出这个问题时大概并没有想到自己。但是他的保留态度后来继续有所增强。
1933年1月，他向读者推荐一本书，一本社会党人不乐意谈论的书，因为雷昂·都德
曾对之大加赞许，可是他认为这是一本杰作，路易-费尔迪南·塞利纳
的《茫茫黑夜漫游》。他采用了大量比拟：康拉德式的，卓别林式的，像“一位颇具米开朗琪罗之风的皮埃尔·马克·奥尔兰
”。他觉得无论从哪方面讲，这部“无政府主义的、革命性的”小说都是十年来发表的最重要的作品。如果他略微克制一下自己的热情，那他就不是列维-斯特劳斯了。他认为该书的不同部分不够平衡，最完美的是旅行非洲的游记。有时他发现内容不连贯以及几处表达上的失误。总之，他并没有成为激情的俘虏。这本书无疑令他“迷醉”，不过不妨碍他对它加以解剖。列维-斯特劳斯无疑并没有试图创新批评的艺术，但是他一度是以严谨的态度运用它的。不应从印象出发和听凭感情的驱使。情绪是可以控制的，作品是可以分析的。此外，分析不应局限在作品内部。列维-斯特劳斯直接走向所指物，巴尔达姆与塞利纳本人之间有什么样的关系？他笔下的非洲、美洲或市郊与我们在真实世界里所看到的是什么关系？一本书的价值在于必然谈论点什么。就能指和所指来说，试图在一个当中找到另一个是徒劳的。那本小说的价值恰恰在于二者同时存在。
思想严谨并不意味着不会犯政治幼稚病。我们这位年轻的评论家对蒂博岱和他的《法国的政治思想》一书穷追猛打。因为在他看来，此人不过是“现行体制的奴仆”罢了。自由派是自由派，然而空洞无物。这么说有点过于简单化。他对《小臼炮》
的东主让·卡尔蒂耶-布瓦斯耶所写的《战争史》反倒十分赞赏。因为卡尔蒂耶-布瓦斯耶捍卫了一个他所欣赏的论点：假如社会党内有一个分部，只需一个分部，起来反对1914年8月的战争宣言，战争就不会发生了。列维-斯特劳斯在此处并未详谈。他把自己的和平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兴起协调得严丝合缝，因而可以接受最华而不实的推理。这完全出于一种信念，仅此而已。信仰被当场拿获，在他的全部撰述当中，也许这是唯一的一次。
[1] Claude Lévi-Strauss, Didier Eribon, De près et de loin, op.cit. , p.23-24.
[2] Idem , p.24.
[3] Idem.
[4] Alexandre Pajon “Claude Lévi-Strauss.D'une métaphysique socialiste à l'ethnologie（deuxième partie）”, op.cit .,p.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