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三、媒介

通过了教师资格会考，跟着就是服兵役。在开始教师的职业之前，列维-斯特劳斯必须履行义务。他在斯特拉斯堡待了四个月。他是二等兵。在祖辈生活过的地方服役不会令他不快。他结识了从未见过面的亲戚，“他们往我衣兜里塞满小吃” ^[1] 。然而，军人生活消耗了他所有的精力和注意力。他本该集中精力筹划“十一人小组”，但是做不到。时间白白地耗去了。“我没有时间娱乐，没有足够的时间思考哪怕是一点点问题。” ^[2] 准备教师资格会考曾使他远离政治活动。军旅生活同样没有与之拉近距离。他告诉莫里斯·戴克松自己对筹划中的书的保留态度。那本书的很大一部分是宣传，而他本来应该致力于形成自己的政治思想。

多亏政界朋友之助，他终于调回巴黎，被分配到政府的战争部。一起调来的还有几个人，共同从事新闻活动。工作不忙，主要是阅读报纸，把对部里有用的文章剪下来。“一人上班就够了，其他人各忙自己的事情。” ^[3] 终于有了闲暇的时间。他用来阅读，给《社会主义大学生》投去许多阅读笔记。他仍然是“书籍与杂志”栏目的负责人。读者被要求把信函寄到他家。从1931年至1932年7月，他的专栏反映出他那时的兴趣和关注点。

他被美国吸引住了。这个让法国人着迷的美国，疯狂年代的奢靡世界的反面，大萧条时期的美国，奴隶后裔和遭到唾弃者的美国。一部黑人小说《班卓琴》（ Banjo ）使他感叹一个“精神世界十分丰富、情感真挚的种族”。通过“这些最初以唱片《黑人圣歌》，十年前就给我们以启示的黑人的声音”，他发现了这个种族的音乐。另一部出自于社会底层的白种女人笔下的小说也让他感动，全因“人民惯用的那种连续而苦涩的叙事风格”。音乐表达和文学表达都说明这个民族拥有一种灵魂。他们只是不知道如何奏响它。社会主义，不言而喻，将把被剥夺的演奏乐器的技巧交还给他们。

对于年轻的列维-斯特劳斯来说，道路的尽头总是有文学。他再次表明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喜爱，对“二十世纪最伟大的小说家约瑟夫·康拉德”的热爱。他说起过对办公室老邻居安德烈·尚松的欣赏，他的作品他大部分都读过。关于《遗产》这部作品，他认为：“心理小说的确是当前的主要任务，它为我们重见真实状态下的人，即那种与其他人和物结合起来的状态。”

这位年轻的哲学家是在“人之所是”当中，而非“人之所为”当中寻找人的。历史与政治不过是过眼烟云。列维-斯特劳斯一直关注着世界的进程，不过是一种第二位的关注。列维-斯特劳斯怨恨斯大林，他的专制独裁在他看来是“革命的倒退”。他痛心于在一份布尔什维克出版物里看到“铺天盖地的空洞激烈的言辞，惯有的反对社会民主的谩骂”。

有数篇文章和评论署名“L.S.”，杂志的编委中无人使用这个姓名缩写，看来可能是列维-斯特劳斯。不用全名也许意味着他要与主题或话语保持一定的距离。不过这些文章比从前的更富于政治性。其中一篇介绍一本关于墨索里尼的书，即阿兰蒂的《资本主义与性学》，还有一篇赞扬亨利·德·曼的《关于计划经济的思考》 。发表于1932年的3月的一篇则是对国家社会主义的详细分析。作者深谙纳粹意识形态，并且对其虚假的神话义愤填膺。他揭露希特勒的挑衅态度，说他活像“耀武扬威的威廉二世”。倘若此文果真出于列维-斯特劳斯之手，那便是他积极关注政治现实的见证，不过也表明他的这种关注的局限性。文章作者以唯美主义者的身份做出反应。他无法忍受愚蠢，更甚于粗暴。他对于如何表现政治，比对政治本身的兴趣更浓。

自1931年底到1932年初，“十一人小组”对上一年的书结集为定稿，必须有个书名。投票决定采用《建设性的革命》这一书名。这本书数次被拒之后，被马塞尔·德阿和儒勒·毛施的出版商乔治·瓦鲁瓦所采用。此书在6月间发表以后并没有引起什么反响。只有几位政界朋友做出反应。小组对雷昂·布鲁姆的期待很高。乔治·勒弗朗写信给他，请他在全国大会上向社会党小组的成员们做一番宣传，同时——为什么不呢？——也可以在他的《民众》报上谈一谈。但没有任何答复。

“十一人小组”对社会党朋友的沉默感到失望，但是此书未获得成功并非完全无益。写作过程使他们把思想系统化并加以协调。此书作为一份宣言，对他们是有帮助的。无论在小组内部还是面对全法工人国际，他们在进行归类、比较以及捍卫自身立场的时候，都可以参考此书。对某些人而言，此书还可以作为意识形态和政治的依托，可以借助它建立联系，发起讨论，向中选的社会党员提出问题。“应该承认，有些人还想在党内出出风头。” ^[4] 。列维-斯特劳斯不无讽刺地说，是作为一场昙花一现的运动，而不是作为一本书的名字，《建设性的革命》仍会留在一些人的记忆里。不过它还有另一层含义，即它是一代人的希望和精神状态的见证。

几个月内，小组成长壮大了。新成员当中有个童年的朋友，皮埃尔·德雷福斯，雷诺汽车公司未来的老板，后来还当过密特朗执政期间的工业部长。列维-斯特劳斯在这场运动中的位置并不明确。他很活跃，认真完成每项任务。他大概仍然自视为党的未来的哲学家，但他却不是唯一的，而这正是问题的要害。小组内还有另一位哲学家，莫里斯·戴克松。列维-斯特劳斯与他的关系往往很紧张。戴克松继续将党的保守的美学主张推广引向提倡文化，而列维-斯特劳斯则全力支持前卫派，主张一种精英文化。戴克松总是急匆匆的，而他却认真阅读手稿，校样，修改，补充，直到自觉满意为止。他觉得呈给瓦鲁瓦的文章不完善，出版嫌过早，结果是拒绝在朋友们的签名旁边署上自己的名字。讨论，谈判，最后签上了一个谨慎的“L.Strauss”的名字：一个艺术家的签名，只有一半亮相，他依旧属于小组，但又一次，而且仿佛事出偶然，把自己摆在从事“副业”的位置上。

[1] Idem , p.23.

[2] Claude Lévi-Strauss, lettre à Maurice Deixonne, 13 décembre 1931, citée par Alexandre Pajon, “Claude Lévi-Strauss.D'une métaphysique socialiste à l'ethnologie（deuxième partie）”, Gradhiva, n°29, 2001, p.7.

[3] Claude Lévi-Strauss, Didier Eribon, De près et de loin, op.cit. , p.23.

[4] Stéphane Clouet, op.cit. , p.134. m4Yf4ThKUjAIB0E4YdOqs4r6PdAlNDVCYgXHRqq3IeZ/MSBWrjN8ijLQKj6wfZ1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