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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大多数人而言，准备教师资格会考意味着必须在整整一年内放弃一切活动。列维-斯特劳斯也不例外。为了全力以赴，他辞掉了乔治·莫纳的秘书一职。要准备的课程很多，历来如此。从柏拉图到奥克塔夫·阿莫兰
，中经亚里士多德、斯宾诺莎、笛卡儿和康德。一大部分精力必须留给昔日理性主义和感性主义之争。贝克莱和麦纳·德·比朗
占有很大比重，加上用法文表达的唯心论（阿莫兰）。这里头还不包括黑格尔。应试者必须对哲学的各个专题、各个时代都一一过目。列维-斯特劳斯开始学习。但与众不同的是，他并没有把时间都用在准备考试上，他反而像个业余爱好者。只有忙完其他活动以后，他才想起教师资格会考。社会活动此后多了起来。
从1930年11月起，《社会主义大学生》开辟了一个新版面，题目为“书籍与杂志”。由列维-斯特劳斯负责。他的参与是多方面的，它们像一件“百衲衣”那样表明了他的思想和兴趣。11月他发表文章，为梅耶罗德而感到惋惜，这位“也许是几个世纪以来的戏剧天才”却不被巴黎公众所接受；他著文强调他对托洛茨基的散文的欣赏，“即便不赞同他的观点”，也可以读读他的作品；他提醒人们，和平主义只要正确理解，便必然导向社会主义；他兴奋地指出，一个叫保罗·巴希的人在其《回忆录》里，不过在暴露“可憎的自我”罢了。关于安德烈·菲利浦的讲座“社会主义与基督教”，他断言二者不是平行的，而是连续的：社会主义超越了基督教，继续着开始于基督教以前的宗教革命。这个话题符合一个他认为十分重要的方向，因为他在以往的文章里已经多次提到，社会党必须实行一种真正的“精神政治”。
列维-斯特劳斯的政治立场在大多数情况下是鲜明的。他奚落无政府主义思潮是在不可解决的矛盾中挣扎。他谴责巴比塞是工人事业的叛徒。他表示支持俄国革命，同时却反对布尔什维克政府和共产党，认为苏共“不过是在同一政府的命令之后亦步亦趋而已”。
1930年11月、1931年2月和3月，列维-斯特劳斯针对德阿及其刚发表的《社会主义前景》一书写了两篇文章。文章采用对话的形式。列维-斯特劳斯列举了德阿的论点，然后分别作出论述。列维-斯特劳斯反对德阿，捍卫历史唯物主义，在他看来，历史唯物主义远远超出了对资本主义的双重批判，他认为社会主义不能脱离马克思主义，因为后者“在历史演进的连续性当中保持着它的地位，既绝对地否定了现存秩序，也绝对地肯定了未来的秩序”。在马克思主义的严谨性以外，我们仅拥有“浦鲁东式的民主哲学”的模糊而苍白的说法。列维-斯特劳斯忠实于自己，他在马克思那里找到了一个无法超越的方法论模式，因为后者提供了“一个并非如李嘉图所想象的真实的图景，而是一个关于知性的图式，一个阐释活动的表达式，经验依照这个表达式便成为可理解的”。这就是他不喜欢涂尔干的原因。继李嘉图之后，涂尔干“犯了一个错误，他把属于偶然性范畴的社会拔高到普遍性的范畴。（……）马克思（……）把社会重新放入历史当中进行考察，而且阐明，并非社会解释了其余一切，而是其余一切解释了社会”。
在“知性的图式”与黑格尔式的绝对肯定和绝对否定之间，列维-斯特劳斯的马克思主义摇摆不定。关注科学的严谨性不应使人忘记革命，分析精神不应与盼望一个美好世界相抵触。这两种态度在他的生命中是共存的。他把自己的智力能力和政治活动家的抱负当成了一码事。至少在他幻想成为社会党的哲学家时，他曾经试图这样做。反过来，他的参照体系内的结合部分却更为微妙。两种阐释范畴之间存在着断裂，它们是并列的，但无法结合。说到底，马克思起到了两个作用，心智模式和政治向导，前者保证了后者具有正当性。
马克思主义先于青年列维-斯特劳斯的冷峻分析，它显现为一道启示，使本属于情感的某种期待具体化了。列维-斯特劳斯首先是抱有一种巨大的希望，他所接受的教育不允许这种希望取得一种纯为末世教义或宗教的形式，然而这是他的一切关注和活动的动力。他与现实之间的关系完全来自于对某种决裂的期待，这种决裂将把现时抛回到史前史里去。看来，作为家庭和他自己的反叛行为的产物，加上马克思主义的推动，对于革命的期待构成了他的伦理观念的组成部分。
由于他又参加了一个新的运动，这一倾向得到了增强。运动仍然是乔治·勒弗朗发起的。1930年春天，与几个朋友一道，乔治·勒弗朗认为行动的时机到了。他们联系了包括列维-斯特劳斯在内的一些活动家。秋季，人们所谓的“十一人小组”在高师的一间屋子里相聚。房间是布格雷十分热心地为他们安排的。这些年轻人并不想在党内再形成另一种趋势。他们的志向是继续认真思考社会主义研究小组曾经提出的问题，这些问题在全法社会主义大学生联盟的范围内，以及全法工人国际的几个分部内都思考过，但此时还没有形成系统的表达。
行动目的在规章内已经规定，那就是“在社会党内部致力于将社会党的思想和行动扩大到所有领域” [1] 。小组采纳并发展了列维-斯特劳斯从前就比利时工人党所说过的论点：社会主义者不能再满足于政治领域里的斗争了；必须通过工会、合作社和互助组织，把活动扩展到整个社会。“如果我们日复一日地努力把具有社会主义精神的机构建立起来，这些机构就会因其优越性而逐渐扩大，就像资本主义蚕茧里的蚕蛹，而资本主义的蚕茧会像一个枯干的空壳一样最终崩溃。” [2] 勒弗朗被任命为书记，老战友皮埃尔·布瓦万负责行政工作，列维-斯特劳斯则担任主席。他与罗伯尔·马尔若兰是小组最年轻的成员，此君后来成为这个组织最长久的政治存活者。
“十一人小组”决定在一份刊物上公布小组成立的消息及其主张。列维-斯特劳斯做事但求尽善尽美，他坚持没有准备好就什么都不要说。莫里斯·戴克松认为应该尽快亮相，哪怕一切还不完善。最后达成妥协：决定先出版一本宣言，以后每三个月出一册，专谈现实问题。宣言的方案和最初几期小册子的主题都拟定好了。主编们分配了任务。原则上这将是一部真正的集体作品，也就是说，集体策划、编排和撰写，每个部分由两三个作者组成的小组撰写，小组的另外一个成员再完成修改。综述部分由列维-斯特劳斯负责。他与数学家让·伊塔尔和文学教授艾米莉·勒弗朗合作撰写引言。他还与小组的另一位哲学家莫里斯·戴克松负责撰写编后语。戴克松也负责撰写另一本小册子，名为《艺术和社会主义》。这本小册子的执行情况由列维-斯特劳斯负责监督。他们开始投入工作，并约定1931年底再次聚会。
列维-斯特劳斯1931年7月参加了教师资格会考。他在准备考试期间的精神状态在一篇文章里有所体现。文章发表在《社会主义大学生》上，恰逢他参加会考之际。借着称赞社会党活动家居维叶刚刚出版的一本哲学教科书，他向大学发出控告，“当前的哲学教育（……）表现出最肤浅的折中主义；谁想完成教学计划的要求，就必须遍览所有那些最繁杂的知识领域，从纯粹形而上学直到科学理论。”相形之下，他推崇居维叶的书，认为他“注重在抽象思维中放入不同于纯属空洞的思想的东西；不是用一堆空洞的概念进行抽象思辨，而是真正掌握具体问题”。这就是说，他发火了。准备教师资格会考使得他心烦、气愤、恼火。可是他还是参加了。
先考三篇作文：哲学史和两个从中学课程里提取的题目。评委主席是德高望重的安德烈·拉朗德
，成员由大学和中学的教授组成，外加一位国民教育监察员。作文题目极端学院派，“休谟的因果观及其与整个休谟理论的关系”。伦理学：“道德的褒贬有时针对行为本身，有时针对意图，有时针对个人的性格。这三种道德的评判形式之间有什么关系？它们具有同样的合理性吗？”普通哲学：“哲学是否应当按照一个非时间性的观点对待？还是说，历史应当在哲学问题的研究当中扮演某种角色？”考生列维-斯特劳斯很可能对最后一个问题感兴趣。其他题目他也完成得很出色。他和其他23位应试者被允许参加口试。口试在8月份进行：两门各持续半个小时的“课”，随后是一门45分钟的“大课”。在这最后一门课上，他抽签抽到一个棘手的问题：“是否存在一门应用心理学？”他不久前发表的文章正好反对旧式学院派心理学，而且用实验心理学与之对照。但这并没有妨碍他在考场上应对自如。
列维-斯特劳斯在11名录取者中名列第三。这时他不到23岁，在这一届学生中年龄最小。第一名是费尔南·阿尔克耶，未来的超现实主义专家，索邦大学现代哲学讲座教授。第七名是西蒙娜·韦伊。他们早已认识。她是与他同时获得高等教育文凭的。他回忆道：“我们在索邦大学的走廊上聊过天。她那种断然的评判总令我不知所措。她总是要么全盘肯定，要么全盘否定。（……）我们这一代的知识女性常常表现过激。我把她也归入这批人。可是，西蒙娜·韦伊把这种一丝不苟的作风推至极端，从而毁了自己。” [3] 后来他只见过她一面，那是1942年，在美国。不久她就返回英国，死在那里。
半个世纪以后，列维-斯特劳斯仍然为自己的成功感到惊异。“我怎么会通过了资格会考？简直是个谜。” [4] 考试结果公布的那天，他走进了一家书店，买了一本讲星相学的书。“并非我相信它，而是出于报复心理，而且是为了证明我并没有丧失独立精神。” [5] 后来，他把成功归结于两个偶然因素。有一位长于古希腊文化的朋友积极帮助他准备考试，另一位当医生的朋友让他在大课前吞服了一安瓿的药剂，药里含有能使思维敏捷的成分。靠着据认为是吗啡或可卡因一类东西的作用，他才能准备口试。他就是靠这些得救的。友谊和偶然因素的解释首先证明，列维-斯特劳斯对这种制度仍然怀有一些保留。他不想听取任何解释。必须补充一点，即无论他愿意与否，他已经成为哲学家。他所参照的体系、思想方法、把握世界的方式，一切都标显着哲学的印记。不错，他的文章和行动都证明，与法学系、教授、当时的学术规范和其他学生的兴趣相比，他是一位拿哲学当“副业”的哲学家。但是，他是一位完整意义上的哲学家。他的老师们没有搞错。布格雷向《社会经济史杂志》主编、法学院教授罗歇·皮卡尔谈起过他，后者于是向他征稿。列维-斯特劳斯的反应是积极的。他在写给莫里斯·戴克松的信中说：“由于我有朝一日可能转向法律哲学，我并不反感与这个方面的人士发生接触——但须尽可能少。” [6] 对于一个自觉将会成为党的理论家的活动家来说，法律哲学是一个从事思考的很好领域，然而始终没有进入他所关注的世界。文章也从未发表。
有心无意地取得了教师资格以后，列维-斯特劳斯腋下夹着教学证书和星相学小书回家禀报父母。“家中气氛沉闷，父亲唯一在世的兄弟也在。（……）他正告诉家人，经济危机已经让他彻底破产。我差不多立即就明白，我已经有了一份职业，父母的物质生活从此将成为我必须时刻关心的事情。” [7]
[1] Idem, p.68.
[2] Claude Lévi-Strauss, Didier Eribon, De près et de loin, op.cit .,p.254.
[3] Idem, p.20-21.
[4] Idem, p.19.
[5] Idem .
[6] Claude Lévi-Strauss, lettre à Maurice Deixonne, 3 septembre 1931, citée par Alexandre Pajon, “Claude Lévi-Strauss.D'une métaphysique socialiste à l'ethnologie（première partie）”, Gradhiva n°28, 2000, p.38.
[7] Claude Lévi-Strauss, Didier Eribon, De près et de loin, op.cit., p.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