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多方奔波

取得两个学士学位以后，列维-斯特劳斯给自己制订了严格的计划。他永远告别了法律学业。这是再明显不过的事情。他继续研习哲学，为此必须取得一张大学毕业证书，并且为躲避不了的出路做准备：当教师。换句话说，必须参加教师资格会考。他一边从事政治活动，一边阅读和思考。此外，父母为他提供住所，却无法负担他的生活费用。他还得自己挣面包。

职业生涯的第一站便是进入教师资格会考的实习期。1928—1929学年，哲学系的33个学生都必须从事这样的实习。在几个指导老师的带领下，他们分为两三人一组。从1929年1月9日起，在让松·德·萨伊中学他以前的老师居斯塔夫·罗德里格的班上，列维-斯特劳斯实习了三个星期。一同实习的还有高师的两个同学，西蒙娜·德·波伏瓦和莫里斯·梅洛-庞蒂 。他们听课，了解学生的水平和教学方法，然后轮流讲课、备课、上课、改作业、指导老师听课和讲评。实习生活并不枯燥。波伏瓦后来回忆起列维-斯特劳斯时说：“他的冷静让我害怕，可是他会灵活加以运用，当他表情漠然、语气平淡地作关于激情的疯狂表现的报告时，我觉得很有趣。” ^[1] 至于她，列维-斯特劳斯说“还是个黄毛丫头，脸庞像乡下姑娘那样红润，有那么点红皮苹果的意思” ^[2] 。

教课对这些年轻人来说，最差不过是多做一份课外作业，最佳不过是挺好玩的。总之并非一件严肃的事。列维-斯特劳斯暂时放弃了阐述和讨论概念的艺术，因为理解和反应之权现在在学生那一边。此外，他还有更要紧的事要做，他得谋生。

列维-斯特劳斯从事各种各样的活计。“我每天都去大殿堂底层的埃菲尔铁塔广播电台，对着麦克风念国际劳动局的简报。” ^[3] 1930年，列维-斯特劳斯的父亲收到一份订单。一个以殖民地为主题的展览会的马达加斯加厅需要装饰，他让克洛德当助手。在托卡岱罗民族志旧博物馆的一个大厅里，他先给大幅麻布打底色，再由父亲画出“旧日殖民者去偏僻街区勾引马达加斯加姑娘的形象” ^[4] 。这是他头一次接触博物馆。为时最久的一份工作是全法工人国际的朋友帮他找到的。“我到处叩门求职，甚至找过属于第十六分部的儒勒·毛施。我运气不错（……）1928年选举时，才华横溢的年轻人乔治·莫纳 当选为议员。（……）身边得有人协助，他需要一个秘书，我被指定做这个事。于是，从此以后，不少法律议案和报告均出自我手（……）他确实是个好人，相当有魅力。这段经历我永远难忘。” ^[5] 乔治·莫纳是埃纳省的议员，也是务实的社会党员，在成为政府农业部长以前，曾经在金融委员会当过代表美术界的报告人。列维-斯特劳斯为这位议员当了两年多秘书。他替老板撰写文章和演讲稿。“小麦总署的理由陈述报告从头到尾都是我起草的，署名乔治·莫纳；记得普安卡雷大赞莫纳，说他把理由阐述得棒极了，虽然我这么说可能显得不够谦虚。” ^[6]

列维-斯特劳斯的工作有时超出了政治范围：1930年初，乔治·巴塔伊主办的《资料》杂志有一组介绍毕加索的文章，其中署名乔治·莫纳的一篇也出自列维-斯特劳斯之手。文章的内容见证了列维-斯特劳斯的兴趣的发展。他评价毕加索本人远比立体主义“令人赞佩的技艺”更可敬。立体主义的力量在于促使观众积极参与，但它蜕变成了一套技巧。情形在毕加索那儿却完全不同了，他“把潜在的现象变为可见的：司空见惯的高脚盘变成了一个用石膏和纸板做的易碎品，人们透过高脚盘可以觉察到事物腹地的永恒生命” 。政客就是这样在人前摆出一副了不起的骚人墨客的样子。如果列维-斯特劳斯当时能够预见未来，就应该发现在老板签名的旁边，还会出现米歇尔·雷里、马塞尔·莫斯 的大名（……）

可以肯定的是，这位书记利用观察之便尝到了政治舞台的秘术，甚至想到了从事这一行将会遭遇哪些荣辱起伏。“在从政的十年当中，我对政治是确信不疑的” ^[7] 。他的职务、个人兴趣、朋友的圈子，这一切都促使他从政治角度瞻望未来。他与莫纳关系甚佳，常常被邀请到他家里聚餐。国民议会里也有他的朋友，他频繁出入社会主义大学生组织的书记马赛尔·德阿的办公室，他们在社会主义大学生联盟时就已相识。他与青年小说家安德烈·尚松 也建立了友谊。尚松是激进派小组的书记，他们成了朋友。

一次偶然的机会，列维-斯特劳斯结识了维克多·玛格里特，并且成为他的秘书，不过时间不长。“我的任务是保证他的著作之一《仁慈的祖国》一书的出版发行，我拜访了一百来位巴黎名流，呈上有大师——他坚持这样称呼——签名的赠书。我还得撰写出版说明和所谓反响，以启发批评界对这本书作出恰当评价。” ^[8] 列维-斯特劳斯被作家的优雅风度和老道的宣传手法所折服。这个职务使他能够把一些名人的姓名跟面孔对上号，并且开始熟悉巴黎各界。他窃喜发现了小说家天真自负的一面，因为他提到巴尔扎克和雨果时，那口气好像他们都是他的亲戚，而且自认为与德国哲学家凯萨林、罗曼·曼兰以及其他一些人一道，同属某个“由超人组成的国际组织” ^[9] 。这就给他打了预防针，不致日后需要时，受到冒充高雅的诱惑。

列维-斯特劳斯很少在《社会主义大学生》刊物上露面，只在1929年发表过一篇文章，篇幅却不短。十月那一期刊有《社会主义与殖民化》一文。很显然，列维-斯特劳斯从未读过民族学家的论文。“‘殖民化’一词是指用武力迫使在经济和社会方面不太发达的群体臣服于发展程度较高的群体。”他的政治立场并不缺少力度。无论可悲与否，殖民地的存在是个事实。针对这一事实所必然要求付出的代价，“社会主义首先是一种有主导的意志，它不能采取一种否定的态度。我们不仅决不会拒绝给殖民地发放贷款，而且应该是最先要求提供贷款的人，而且要求贷款大部分应用来改善当地人的生活条件。”有些人以人民有自决权为由，断言应听任殖民地自生自灭，这种简单化的说法是绝对不可姑息的。在人权宣言的时代，民族是“最高的社会组织形式”。情况已经不复如此。“民族之上还有日益增强的国际社会。”殖民地可以划归国际联盟管理，条件当然是不能采纳资本主义政治，因为后者只能带来战争和贫困，而是必须大力提倡社会主义的原则。青年列维-斯特劳斯充满美好的乐观态度，想象着一个能够反映“人类社会对其成员进行干预的权利”的制度。在国际社会及其受托国家——依其社会立法的完善程度择优选出——的大公无私的监督下，落后国家可以一步步地融入发达国家的群体。

当时，流行于欧洲各国总理衙门的思想体系是布里昂主义和“日内瓦精神”——也就是所谓协商后的共识。列维-斯特劳斯接受了它的主要原则，而且用社会主义的流行时尚把它打扮起来。结果却令人困惑。田园诗般的未来图景，其中每个笔触均出自最优秀的殖民传统。在发展的阶梯上，各民族挤作一团，前头的把进步之火传递给后头的。这个怪异的未来，其核心是等级制度和家长作风。在进步的思想体系的前沿，我们却看到了19世纪及其隐喻。

彼时的列维-斯特劳斯非此时的列维-斯特劳斯。毋宁说，他当时行事是反列维-斯特劳斯的。归根结底，他提倡的是一种雅各宾式的统一论的和集权论的国际主义，跟他后来的所想所说完全背道而驰。不过，有两个特征依然明显存在，拒绝从原则的立场出发：无论他是如何推理的，他都坚持以事实为依据。而且，他几乎是本能地摈弃每个民族都能够独立地应付一切的想法：无论从政治上还是从智力的观点来看，相对主义都是没有出路的。

1929—1930年冬天，这位大学生为获得大学毕业文凭而全力以赴。他的论文题目是《主要出自卡尔·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定理》 。他的抱负超越了马克思思想的范围。“在伟大的哲学传统——我指的是笛卡儿、莱布尼茨、康德——和马克思所体现的政治思想之间搭起一座桥梁，这个想法十分诱人。” ^[10] 对于列维-斯特劳斯来说，把政治思考与哲学思想放在一起考虑，是一种将他的哲学训练和政治活动协调起来的方式，同时也是一种选择自己的地位的办法。“对您坦白地说，我那时自视能够成为社会党的哲学家。” ^[11]

列维-斯特劳斯请求社会经济学教授塞莱斯坦·布格雷指导他的论文。他是个激进派，当时担任高师校长。“那时他差不多是唯一能够指导这种专题的导师。当然还有福格纳，但他追随涂尔干 ，这是我不能接受的。” ^[12] 说实话，不能接受只是原则上的，因为对涂尔干的了解都是从福格纳的课上得到的，而且他不喜欢那些课。与其说这是一种选择，不如说出于某种厌恶。虽然列维-斯特劳斯不是高师的学生，布格雷还是同意指导他的论文，条件是口试内容必须与圣西门的学说有关。也许，这位教授有意利用这个题目，把这个学生拉进他熟悉的领域；也许他也想让列维-斯特劳斯知道，马克思承继了黑格尔的传统；这没有错，不过也继承了法国社会主义的传统。1930年6月，列维-斯特劳斯获得了高等教育文凭（DES）。

通过投入这种制度性的仪式，列维-斯特劳斯跻身入流，然而并没有放弃他的向往。他找到了一种方式，兼顾社会生活之需与精神探索，即行动和思想。他后来做了他原本并不期望做的事，即通过了教师资格会考，成为教师。可是，他还会有一个“副业”：政治。这就可以保证他的精神独立，也不妨说，使他不至于陷入单纯教书的职业的罗网。

[1] Idem.

[2] Claude Lévi-Strauss, Didier Eribon, De près et de loin, op.cit., p.21.

[3] Idem , p.50.

[4] “Discours de M.Lévi-Strauss”, Discours de réception de M.Jacques Soustelle à l'Académie française et réponse de M.Jean Dutourd , Paris, Flammarion, 1984, p.107.

[5] Le Magazine littéraire , n°223, octobre 1985, p.20.

[6] Stéphane Clouet, op.cit .,p.152.

[7] Le Magazine littéraire , n°311, juin 1993, p.26.

[8] Claude Lévi-Strauss, Tristes Tropiques, op.cit .,p.52.

[9] Idem, p.53.

[10] Claude Lévi-Strauss, Didier Eribon, De près et de loin, op.cit. , p.26.

[11] Idem .

[12] Idem, p.26-27. 2AtSOq5gOiQGFTA3F9Hqtb21FSfECDSdJ2TJSk5Ckck/Fp1wUEsVVdEUT9KUoRW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