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活动家

三年之内，少年列维-斯特劳斯发现了比利时工人党、合作运动，成为法国社会主义青年小组的一位干将。1927年春天，关于军备的法律方案公布了，其中有一个条款引起学生们的愤怒，他也加入了。方案得到议员保罗·蓬古尔的支持。高师学生和文科预备班的学生都积极行动起来。在阿兰和平主义的影响下，他们起来反对这个被认为将严重损害自由思想的方案，因为方案要求把智力资源引向“国防利益的方向”。4月，一份有160个签名的请愿书在《欧洲》杂志上发表。5月，又一份请愿书发表。6月出现了第三份请愿书。第三份请愿书上签有克洛德的名字。他未曾直接受到阿兰的影响，阿兰并不是他的老师。在当时的情况下，他表现出宁愿与和平主义者，而不是与社会主义一致；或者，简单地说，是为了和平。他并非贸然地采取了这个行动。在他看来，和平主义，或者和平，是一个先决条件，但本身不是目的。同学们反对军国主义并没有错，但他看得更远。军国主义应当而且必然导向一个使军国主义永远无法抬头的社会。一个崭新的社会应该建立在与现行社会不同的原则之上，简而言之，即社会主义的原则之上。1927年夏天，他参加了反对处死萨科和旺泽蒂 二人的抗议活动，动员人们签名为他们请愿。他后来说，这个插曲是“又一起德雷福斯事件” 。

1927年秋季返校时节，乔治·勒弗朗为了集中精力准备教师资格会考，离开了高师社会主义研究小组的秘书处，列维-斯特劳斯接替了他的工作。此类运动的命运与其成员的命运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文科预备班学生须马上着手完成教师资格会考，他们所创立的组织即将解散。新秘书到任也无济于事。研究小组在1927—1928年间继续聚会，但已经无法起到以往的编外大学的作用，参加的人数日益减少。新成员倒是来了几位，机器却失去了运转的势头。列维-斯特劳斯从1928年开学起就不再负责小组的工作，小组虽然没有明确宣布解散，却渐渐地消亡了。“它在一次开学前后杳然无踪，没有人愿意费力去重新启动它。” ^[1]

乔治·勒弗朗是个不知疲倦的活动家。他曾经在高师图书馆助理馆员马塞尔·德阿 的鼓励下，投身于一个社会主义大学生组织，那个组织自1919年以来就不存在了。勒弗朗决定把它恢复起来，于是创立了全法社会主义学生联盟，与工人国际法国支部有协作关系。他把人们称之为“勒弗朗帮” ^[2] 的骨干都召集起来，联盟成员主要在文理科学生当中招募，当然包括乌勒姆街高师的学生。外省分部的建立也相当成功。联盟捍卫自己的独立路线，无须“在有关党的经常性问题上表明立场” ^[3] 。这就使得他能够避免受制于各类倾向，并且使它与党的秘书处保持着良好关系。

联盟成立之际，列维-斯特劳斯没有参与其中，但他很快就成为其中一员，并且参加了第二次大会。1928年4月14日，大会在位于布朗格大街的塞纳河联合工会召开。显而易见，他当时已经成为一个骨干分子。蒙波利埃分部刚刚成立，他受命做活动报告。他在讨论中多次发表意见，引起了人们的注意。在如何组织宣传的问题上，他反对联盟书记克洛德·雷维的观点，随之提出了一个有关仲裁各分部之间的纷争的议案。提案最终遭否决。最后他被指定起草大会报告。

他的参与很快得到了酬报。克洛德·雷维于1928年夏天离开以后，联盟书记的工作便由列维-斯特劳斯接替。财务、行政、通信、协调争执：他必须对付这一切。12月他组织了一次大规模的全体会议，会上，马赛尔·德阿，议员亚历山大·巴拉克和儒勒·毛施 都讲了话。“大厅里挤满了人，人们情绪激昂” ^[4] ，组织者说。1929年4月，法国社会主义大学生第三届大会的筹备工作也落在他的肩上。“列维-斯特劳斯眼观六路，而且通过合理地搭配各方代表，很快就在互不相识的与会者当中创造了一种热烈的亲密气氛。” ^[5] 作为发言者之一，他同样表现突出。这一年，他负责阐明夏尔维尔市分部所存在的问题。他提议任命马赛尔·德阿为联盟主席，并在热烈的掌声中获得通过。会议最后在《国际歌》声中结束。根据列维-斯特劳斯的建议，艾玛·勒弗朗，乔治的妻子接替他担任书记。

积极活跃、无处不在、善于交际，出色的组织者青年列维-斯特劳斯通过其活动家的职能初尝机构生活。哲学实践并没有把他变成不切实际的人。理念应当有具体的体现。理念若要完美地存在，就必须通过各种渠道成形、扩大和获得反响，这些渠道保证了理念对它所能够触及者产生尽可能大的影响。就立场这个字眼的最具体的意义而言，一条信念若无相关的立场，就不具备适切性。

这个联盟的事业与其新闻喉舌《社会主义大学生》不无关联，它最初是瓦隆地区社会主义大学生的出版物。国际社会主义大学生成立之前两年，乔治·勒弗朗就与他们有过接触。瓦隆地区的大学生们抱怨他们的刊物缺少影响力，而法国学生正在寻求一种宣传手段。于是他们走到一起来了。自1928年起，《社会主义大学生》成为一份法比两国的刊物。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在联盟秘书处工作的一年中兼顾这份杂志。他特别注意寻找一个能够使杂志达到财务顺畅的办法。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提议将比利时和法国的编辑部合二为一。提议被采纳。从1929年元月起，他的家成为杂志在法国的地址，杂志的总部仍然在布鲁塞尔。

不过，列维-斯特劳斯首先是以编辑的身份出现的。从1928年夏天起，他的签名频繁出现。他的文章以强烈的美学和文学倾向先声夺人。他的嘲讽对象是亨利·巴比塞，后者在他的《世界》杂志上发表文章，将资产阶级艺术与无产阶级艺术对立起来。克洛德对此感到愤怒。在7—8月号的《社会主义大学生》杂志上，他撰文反对这种在他看来毫无意义的区分。资产阶级艺术是存在的，毋庸置疑。但是巴比塞从哪儿觅得无产阶级艺术呢？这样的艺术压根就没有。“无产阶级艺术只能是一种设想中的，尚未诞生的文明的美学表现。那又如何给它下定义呢？宣称它已经存在不啻于告诉工人阶级，当前社会正在其中挣扎的可怕的美学贫瘠是令人满意的。这是对工人阶级的背叛。”艺术家、作家的使命是打破陈规陋习，也就是“当最美好、最完整意义上的革命派”。

在社会主义的青年一代内部，列维-斯特劳斯所持的这一立场使他成为主导潮流的众矢之的，后者的政治活动的原则在当时表现为美学上的保守主义。几个月以前，在杂志的同一个栏目里，克洛德·雷维曾经强烈鞭挞了“那些披着长发的年轻人，普鲁斯特和斯特拉文斯基的业余爱好者，以为居高临下地鄙视政治事务乃是他们的美学理论和颓废的自我中心主义的关联项” ^[6] 。对于这种说法，列维-斯特劳斯只能感到震惊。他的干预很可能出于只要可能做到，就质疑同志们的头脑简单。几个月后，他又在这个问题上，反对全法工人国际搬到令人厌恶的资产阶级情调的楼房里，因为“与相同的工会诉求相比，一种崭新和丰富的美学表达蕴涵着同样丰富的革命内容” ^[7] 。

秋天，与巴比塞的论战再次开始。《世界》杂志对他的文章做出了回应，列维-斯特劳斯在《社会主义大学生》10月号上予以回击。“无产阶级文学吗？否！是革命文学。”关于必须分清“谁支持我们，谁反对我们”，他的回答是：所有置身于“人类良知的进步的前列”者都应该被接纳为盟友。巴比塞及其朋友们试图说明艺术可以用纯粹外在的标准规定，大谬。与“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的懒惰”通常所接受的相反，作品不是革命斗争的“反映”，正如艺术的产生不是经济发展的“反映”一样，因为“二者只是同一决定论在不同的层面上的特殊表现形式”。换言之，革命者应该承认“一部作品的革命现实性在本质上是内在的和结构化的”。

这是1928年的10月。一个月以后，列维-斯特劳斯就要庆祝他20岁的生日了。他已经发表了最初的几篇文章，道出了那个字眼“结构”，他的声望终有一天将围绕它建立起来。这个术语不是偶然出现的。它在逻辑推理过程中自有其位置，即摈弃将两组事实（艺术“反映了”经济）机械地拉在一起的做法，代之以寻求可以把握二者的深层整体性。假如我们把这几个词语视为结构主义的出发点，那将犯下混淆时间的错误，特别是因为这些词语是淹没在当时的论战辞令当中的。可是，它们见证了开始于那个时代的一种精神风格的存在。列维-斯特劳斯有其独特的把握和处理问题的方式，而且此时已见端倪，那就是拒绝被表面现象迷惑，找到一切迎刃而解的逻辑支点。他虽然尚不清楚前往何方，却坚定不移地前行。

[1] Georges Lefranc, “A travers un demi-siècle de mouvement ouvrier（1920—1970），I.Comment, dans les années 1920, on devient socialiste”, Cahier et revue de l'OURS , n°116, janvier 1981, p.45.

[2] Stéphane Clouet, op.cit .,p.49.

[3] “Georges Lefranc,” A travers un demi-siècle de mouvement ouvrier op.cit .,p.46.

[4] L'Etudiant socialiste, janvier 1929.

[5] Idem, mai 1929.

[6] Idem, avril 1928.

[7] Idem, novembre 1928. 1EbUJQT2c8Bt4tamDPFk3lhnXyD3QxRhxSiHWpYCjDkNpSNmfT4zf/h+rmdgJJM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