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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时代，克洛德拼命读书。从1926年秋到1929年秋，三年之内他完成了两个学士学位。那时，学习法律比较容易。每年再版的《法学学生指南》
提供学习科目的详情。大体上，课程设置是纯理论性的，教授们像介绍一座宏伟的建筑一样教授每门课程。民法学、刑法学、宪法学、行政法学：整套课程中公法学占的比重很大，每个科目似乎自成体系，组织规则和功能形成了一个极其完备的体系。列维-斯特劳斯曾说，这样的教学在精神上接近神学的法律。学生可以完成学业，但很可能对法学没有任何认识。
其实，这种教条的做法正好符合列维-斯特劳斯的愿望。“那时，法学考试幸好在两周内便可完成，全赖烂熟于胸的摘要和笔记。”
[1]
其不利之处是躲不开上课。此外，他也不喜欢他的同学，他认为那些同学知道了自己将来的社会地位，一进法学院就摆出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甚至举止粗鲁，而在政治上却转向极右。法学院内莫拉派和“法兰西行动”势力猖獗
，在这样的气氛当中，我们这位年轻的社会主义活动家难以呼吸。但是，已经开始的事情必须进行到底。1929年10月28日，他获得了法律学士学位。在他一生中，法学大约只用去了三四个月的时间，对他的精神没有产生任何影响。法学院每年把学生的优秀作品辑录成册发表，从未有列维-斯特劳斯的作品。“法律让我感到厌烦，我只好又回到哲学上来。”
[2]
他在哲学领域里进步迅速。从1926年到1928年，他获得了学士学位要求的四个证书：心理学、伦理学与社会学、普通哲学与逻辑学，还有哲学史。列维-斯特劳斯学习严肃认真。索邦大学聚集了哲学专业最好的老师。艾弥尔·培耶和雷昂·罗班讲授希腊哲学，阿贝尔·勒伊讲授科学史，乔治·仲马
和亨利·德拉克罗瓦讲心理学，菲格纳和塞莱斯坦·布格雷
讲授社会学，埃田·吉尔松讲授中世纪哲学。雷昂·布伦斯维克的课尤其引人入胜，统御着这个小小的世界。
这个大学生对一切都感兴趣。列维-斯特劳斯按时上课，轻松愉快地接受知识。对于古典作家既无痛苦也无激情。有一个例外：“学习哲学的那几年，我有一阵特别痴迷斯宾诺莎。” [3] 中学的不快经历再次出现了：求知欲得不到满足。在他看来，索邦大学的教学干瘪空洞，不过是一种“体操” [4] 而已，这样的教育最终只是把论说文的论说原则——正论、反论、综论——与思维本身混为一谈。如同一道卖弄技巧的练习题，虽然可以激励智力活动，却产生不了任何精神上的东西。这种形式主义的缺陷在于只关注内在的连贯性，而“能指跟任何所指都没有联系，所指物没有了” [5] 。
25年后，在对自己的学业作出总结时，列维-斯特劳斯仍然流露出对当年的教育的愤懑。人们教给他的哲学术语和技巧与世无涉，这无疑使他产生了深刻的抵触情绪。这种教学方法可说是出于一种机械性的理由。他从侧旁发现了哲学：弗洛伊德和马克思、人的心理活动、历史的逻辑、个人的以及社会的忧患意识。因此，他尝试着去听乔治·仲马每周日上午在圣·安娜医院讲授的病理心理学。此人过于相信其个人魅力，吹嘘多于传授，其实他并没有教给学生什么东西。然而，列维-斯特劳斯却有一种感觉，觉得他的课把他带到了一个真正充满人性的世界，一个有血有肉的世界。他不反感仲马的个人魅力，他有着“美人鱼般的嗓音”和“线条鲜明的健壮身躯，再安上一颗有棱有角的脑袋”，也不讨厌教室墙壁上“疯子的轻松愉快的绘画”，他觉得那画儿带点异国情调。老师安排他和一个病人谈话。那位女病人把自己说成“一条封在冰块里头的臭鲱鱼”，这把他吓坏了。他后来回忆说，这比跟“原始印第安人的任何接触”可怕得多。 [6]
列维-斯特劳斯的马克思主义首先是一种唯意志论。哲学应当进入世界、立足其中，起杠杆作用，这根杠杆有可能改变未来的面貌。为此，哲学的任务在于理解和体会事物。哲学应当是“科学探索的奴仆和附属（Ancilla scientiarum）” [7] 。其实，大学生活单调重复，并没有给他带来什么变化。他已经上大学了，可是感觉同中学时代一样，觉得没有一个老师可以称得上大师。学校的教育并没有增加他对世界的认识。“经过多年探索之后，我再次面对几个粗糙的概念，与我15岁时听到的没什么区别。” [8]
这个说法揭示了另外一个问题，它从列维-斯特劳斯后来的一番评论中得到了澄清，虽然他并没有多加解释。他说，“我去听布朗斯维克的课，可什么也没听懂” [9] 。他渴望思想明晰，可是从来没有“觉得真正明白（……）说到底，我就像一具幽灵从中穿过，感觉自己仍然置身事外” [10] 。这种入不了门的感觉表明一种归附和一种拒绝。就某些方面说，他已经找到了志向——只是尚缺一个名称、一个用场。他想像地质学家那样去寻求真理，使人尊重真理，并且揭去罩在事物头上的幻觉和谎言的面纱，破解它们的含义，并公之于众。武器便是科学的方法。对手是科学上或社会上的因循守旧——约定俗成的行为和信仰。因此他拒绝，不愿听任别人的摆布，他要独立。法学院只是权宜之计。世界不是只需背一些术语便能混过去的一堂课，世界是一个有待发现的空间。严谨不该仅仅用于话语，而是应该用于客观对象。列维-斯特劳斯还不是结构主义者，但是已经开始对解释学的传统产生疑问。
这是一片他穿行其中的浓雾，这一感觉也许来自于已经了然之物与尚不了解之物的分别。他十分清楚自己不喜欢哲学思辨，却不清楚自己究竟要做什么。他想抓住什么，但此时一堵墙挡住了去路。这种不确定性与其说是哲学上的，不如说是伦理方面的。到底做什么呢？他有想法，但不知道路在何方，何时开始，如何着手。换句话说，学习哲学是盲目的，他摸索着寻找能够为他打开世界之门的钥匙。
列维-斯特劳斯无须为了自感惬意而出类拔萃。他的学业进步无须外力推动。他的思维工具、讲话技巧、广博的文化知识和论辩能力，这些都是成功的保证。世上任何保留态度都不会让他搁浅。这个“幽灵”万无一失地度过了大学生活。
[1] Claude Lévi-Strauss, Tristes Tropiques, op.cit .,p.58.
[2] Claude Lévi-Strauss, Didier Eribon, De près et de loin, op.cit. , p.18-19.
[3] Claude Lévi-Strauss, “Le problème ultime des sciences de l'homme consistera unjour à ramener la pensée à la vie”, Le Magazine littéraire , n°58, novembre 1971, p.23.
[4] Claude Lévi-Strauss, Tristes Tropiques, op.cit. , p.55.
[5] Idem , p.56.
[6] Idem , p.16-17.
[7] Idem , p.55.
[8] Idem , p.56.
[9] Claude Lévi-Strauss, Didier Eribon, De près et de loin, op.cit. , p.19.
[10] Ide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