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时代,克洛德拼命读书。从1926年秋到1929年秋,三年之内他完成了两个学士学位。那时,学习法律比较容易。每年再版的《法学学生指南》 提供学习科目的详情。大体上,课程设置是纯理论性的,教授们像介绍一座宏伟的建筑一样教授每门课程。民法学、刑法学、宪法学、行政法学:整套课程中公法学占的比重很大,每个科目似乎自成体系,组织规则和功能形成了一个极其完备的体系。列维-斯特劳斯曾说,这样的教学在精神上接近神学的法律。学生可以完成学业,但很可能对法学没有任何认识。
其实,这种教条的做法正好符合列维-斯特劳斯的愿望。“那时,法学考试幸好在两周内便可完成,全赖烂熟于胸的摘要和笔记。” [1] 其不利之处是躲不开上课。此外,他也不喜欢他的同学,他认为那些同学知道了自己将来的社会地位,一进法学院就摆出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甚至举止粗鲁,而在政治上却转向极右。法学院内莫拉派和“法兰西行动”势力猖獗 ,在这样的气氛当中,我们这位年轻的社会主义活动家难以呼吸。但是,已经开始的事情必须进行到底。1929年10月28日,他获得了法律学士学位。在他一生中,法学大约只用去了三四个月的时间,对他的精神没有产生任何影响。法学院每年把学生的优秀作品辑录成册发表,从未有列维-斯特劳斯的作品。“法律让我感到厌烦,我只好又回到哲学上来。” [2]
他在哲学领域里进步迅速。从1926年到1928年,他获得了学士学位要求的四个证书:心理学、伦理学与社会学、普通哲学与逻辑学,还有哲学史。列维-斯特劳斯学习严肃认真。索邦大学聚集了哲学专业最好的老师。艾弥尔·培耶和雷昂·罗班讲授希腊哲学,阿贝尔·勒伊讲授科学史,乔治·仲马 和亨利·德拉克罗瓦讲心理学,菲格纳和塞莱斯坦·布格雷 讲授社会学,埃田·吉尔松讲授中世纪哲学。雷昂·布伦斯维克的课尤其引人入胜,统御着这个小小的世界。
这个大学生对一切都感兴趣。列维-斯特劳斯按时上课,轻松愉快地接受知识。对于古典作家既无痛苦也无激情。有一个例外:“学习哲学的那几年,我有一阵特别痴迷斯宾诺莎。” [3] 中学的不快经历再次出现了:求知欲得不到满足。在他看来,索邦大学的教学干瘪空洞,不过是一种“体操” [4] 而已,这样的教育最终只是把论说文的论说原则——正论、反论、综论——与思维本身混为一谈。如同一道卖弄技巧的练习题,虽然可以激励智力活动,却产生不了任何精神上的东西。这种形式主义的缺陷在于只关注内在的连贯性,而“能指跟任何所指都没有联系,所指物没有了” [5] 。
25年后,在对自己的学业作出总结时,列维-斯特劳斯仍然流露出对当年的教育的愤懑。人们教给他的哲学术语和技巧与世无涉,这无疑使他产生了深刻的抵触情绪。这种教学方法可说是出于一种机械性的理由。他从侧旁发现了哲学:弗洛伊德和马克思、人的心理活动、历史的逻辑、个人的以及社会的忧患意识。因此,他尝试着去听乔治·仲马每周日上午在圣·安娜医院讲授的病理心理学。此人过于相信其个人魅力,吹嘘多于传授,其实他并没有教给学生什么东西。然而,列维-斯特劳斯却有一种感觉,觉得他的课把他带到了一个真正充满人性的世界,一个有血有肉的世界。他不反感仲马的个人魅力,他有着“美人鱼般的嗓音”和“线条鲜明的健壮身躯,再安上一颗有棱有角的脑袋”,也不讨厌教室墙壁上“疯子的轻松愉快的绘画”,他觉得那画儿带点异国情调。老师安排他和一个病人谈话。那位女病人把自己说成“一条封在冰块里头的臭鲱鱼”,这把他吓坏了。他后来回忆说,这比跟“原始印第安人的任何接触”可怕得多。 [6]
列维-斯特劳斯的马克思主义首先是一种唯意志论。哲学应当进入世界、立足其中,起杠杆作用,这根杠杆有可能改变未来的面貌。为此,哲学的任务在于理解和体会事物。哲学应当是“科学探索的奴仆和附属(Ancilla scientiarum)” [7] 。其实,大学生活单调重复,并没有给他带来什么变化。他已经上大学了,可是感觉同中学时代一样,觉得没有一个老师可以称得上大师。学校的教育并没有增加他对世界的认识。“经过多年探索之后,我再次面对几个粗糙的概念,与我15岁时听到的没什么区别。” [8]
这个说法揭示了另外一个问题,它从列维-斯特劳斯后来的一番评论中得到了澄清,虽然他并没有多加解释。他说,“我去听布朗斯维克的课,可什么也没听懂” [9] 。他渴望思想明晰,可是从来没有“觉得真正明白(……)说到底,我就像一具幽灵从中穿过,感觉自己仍然置身事外” [10] 。这种入不了门的感觉表明一种归附和一种拒绝。就某些方面说,他已经找到了志向——只是尚缺一个名称、一个用场。他想像地质学家那样去寻求真理,使人尊重真理,并且揭去罩在事物头上的幻觉和谎言的面纱,破解它们的含义,并公之于众。武器便是科学的方法。对手是科学上或社会上的因循守旧——约定俗成的行为和信仰。因此他拒绝,不愿听任别人的摆布,他要独立。法学院只是权宜之计。世界不是只需背一些术语便能混过去的一堂课,世界是一个有待发现的空间。严谨不该仅仅用于话语,而是应该用于客观对象。列维-斯特劳斯还不是结构主义者,但是已经开始对解释学的传统产生疑问。
这是一片他穿行其中的浓雾,这一感觉也许来自于已经了然之物与尚不了解之物的分别。他十分清楚自己不喜欢哲学思辨,却不清楚自己究竟要做什么。他想抓住什么,但此时一堵墙挡住了去路。这种不确定性与其说是哲学上的,不如说是伦理方面的。到底做什么呢?他有想法,但不知道路在何方,何时开始,如何着手。换句话说,学习哲学是盲目的,他摸索着寻找能够为他打开世界之门的钥匙。
列维-斯特劳斯无须为了自感惬意而出类拔萃。他的学业进步无须外力推动。他的思维工具、讲话技巧、广博的文化知识和论辩能力,这些都是成功的保证。世上任何保留态度都不会让他搁浅。这个“幽灵”万无一失地度过了大学生活。
[1] Claude Lévi-Strauss, Tristes Tropiques, op.cit .,p.58.
[2] Claude Lévi-Strauss, Didier Eribon, De près et de loin, op.cit. , p.18-19.
[3] Claude Lévi-Strauss, “Le problème ultime des sciences de l'homme consistera unjour à ramener la pensée à la vie”, Le Magazine littéraire , n°58, novembre 1971, p.23.
[4] Claude Lévi-Strauss, Tristes Tropiques, op.cit. , p.55.
[5] Idem , p.56.
[6] Idem , p.16-17.
[7] Idem , p.55.
[8] Idem , p.56.
[9] Claude Lévi-Strauss, Didier Eribon, De près et de loin, op.cit. , p.19.
[10] Ide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