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信念与徘徊

在塞纳河右岸，孔多塞中学是唯一有高师文科预备小班的中学，此时正值其辉煌时期。这里教学质量出色，学生考入高师的成功率可与路易大帝中学、亨利四世中学的高师预科大班相媲美。1925年秋天，克洛德进入此校。

学业照理应为两年。“可我在希腊语和数学上遇到了难题，我不得不二者选择其一。” ^[1] 希腊语也好，数学也好，他都没有兴趣。不过至少及早解决了一个问题：“我对数学一窍不通。” ^[2] 另外，还得承认，他对哲学方向也兴趣缺乏。他曾经自认为适合学哲学，现在这门学问却显得冗长啰唆，使他感到枯燥乏味。他的哲学兴趣只与“三位情人”在他的头脑里所描绘的题旨有关。至于必须将其变为一种职业（……）在他看来，任何出路仍然都是可能的。原打算接下去上文科预备班二年级，而后进入位于乌尔姆街的高师，这个计划被搁置了。

这一年当中，老师看到并且赞赏他的进步。只有法语课老师认为他有点幼稚和冒失。历史和地理课老师雷昂·卡昂的看法较为详细：“有价值；还会有发展；知道得不少；思想敏锐，有见解。但这些品质往往被一种近乎宗派式的惯常的刻板所损害；认可绝对、断然的论点；思想有时满足于一种平庸的风格，缺乏准确性和鲜明性。” ^[3] 这些评语虽不足以树立一幅肖像，一个年轻人却隐约浮现出来了，他的性格中严谨性伴有常见的派生物：自信和镇定；这两种东西又因某种天真幼稚而有所淡化。年轻人的毛病是：每一代人都把他们所看到的当成他们的发明。年轻的列维-斯特劳斯由于忙于不久前开始的政治活动，早就把自己的想法当成了原则，把信念当成了法则。

严肃刻板和纯真无瑕的混合给同学们留下深刻印象。“他身材颀长，好像是从埃及的浅浮雕上走下来的，似乎总是面带不可消除的忧虑。可是，他那严肃和沉思的神情有时也会显露出最令人意想不到的、孩子般的微笑。他在文科预备班的声望来自他惯于在黑板上画的粉笔画，而且让我们想起德国电影里的那些奇怪的城市，例如电影《卡利加利大夫的柜子》 。” ^[4]

应该决定去向了，列维-斯特劳斯向自己的哲学教授安德烈·克莱松敞开了胸怀。老师的建议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你不适合搞哲学，而是某种与哲学有关的东西。” ^[5] 一语中的。这个大学生的头脑里时常出现矛盾的想法，他喜欢思辨，但觉得哲学思辨太随意；他懂得抽象的必要性，但不大欣赏抽象最终不能返归对象。老师所说的“某种与哲学有关的东西”点明了他所需要的东西：一门不使他远离世界，与之相联系的学科；一门不会把他关在封闭的经院内，而是开放的，而且让他也向其他领域开放的学科。主意既定，他放弃了去高师的打算。

安德烈·克莱松还说了一句不那么令人愉快的话，他“指定我学习法律，认为我的气质最适合搞这个” ^[6] 。立此为证。列维-斯特劳斯决定上法学院，同时不放弃文学。他同意了从事“某种有关学科”，但这并不意味着他应当放弃哲学。尤其是因为他并不打算以法律为职业。就此时而言，兼顾两个学科只是为将来铺平道路，并不对具体内容预作定论。

航向在数月之内改变了。1926年春天，尚不满18岁的列维-斯特劳斯前往先贤祠广场注册了法学，在索邦大学注册了哲学。同所有大学生一样，他填写了个人卡片，注明婚姻状况，说明在大学课程中的修课意向。中学毕业会考文科合格者，一直居住普桑街（而且直到完成学业）。对于“是否打算从事公共教育”这个问题 ，他的回答是一个坚决的“否”字。后来很可能是在注册教师资格会考时，他才划掉了这个回答。学文学就得当老师，这是命中注定的。甚至当他拿回注册表时，他对此仍然浑然不觉。他的愿望再清楚不过，虽然他不知道到底打算从事什么行当，可是他知道自己不想教书。

他反倒被政治活动支配了。1924年秋天，校际社会主义小组在文科预备班成立了，从1925年1月起，改名为高师社会主义研究小组。这场运动集合起高师男女学生以及文科预备班的考生。克洛德虽然决定不进高师，还是参加了这个小组。他在这里会晤了整整一代未来的大学学衔教师和教员，也就是后来的政界或工会的负责人物。在这些人当中，那些以乔治·勒弗朗为核心的路易大帝中学的文科预备班毕业生起着推动作用。他们当中的大多数已经或者即将加入工人国际法国支部。社会主义研究小组尽管与这个政党有联系，但不隶属于它。主导社会主义研究小组的是一个由社会主义者组成的核心，外加少数法国共产党员、激进派成员和青年共和党员（左翼基督教徒）。这个组织最初是为了反制社会信奉天主教和一些其他宗教而成立的，它起到了“文科预备班和高师的左翼学生的会聚点”的作用。 ^[7]

每周四下午四点，这个小组在圣-日耳曼大街184号开会，这是地理协会所在地。由一个小组成员或来宾作大约一小时的讲演，随后进行讨论。讨论主题多种多样。1925—1926年的主题是合作运动、犹太复国运动、社会党参政问题、大学工会问题、殖民扩张、社会保障、工厂的劳动条件（……）几位著名来宾也到场了——其中几人多次来到年轻人中间阐述自己的主张：查理·纪德、马克·桑涅、弗朗西斯·德莱兹、马塞尔·戴阿、让·吕歇尔、雷昂·布鲁姆，他们谈论自己的经验或就与现实有关的问题发表看法。小组的年轻成员中有创建者乔治·勒弗朗和让·勒-巴依，新人中有克洛德、皮埃尔·布瓦万、莫里斯·戴克松、共产党员让·布鲁阿、左翼基督徒亨利·居里曼，不同的信念和政治倾向都可以在此表达。15年以后，这些人当中有服务于维希政府的，也有加入抵抗运动阵线的。

对于其成员来说，那时的社会主义研究小组是一次十分激励人心的经验。“我们自学了政治学和经济学，创立了一所名副其实的‘编外大学’，而且运行了好几年。” ^[8] 争论有时十分激烈。小组回忆录的作者乔治·勒弗朗强调了以下事实：通过这些会议，他本人和朋友们学会了迅速、简要、尖锐的答辩艺术。同样，与会者互通消息，互相学习，吸收知识，学习如何捍卫观点。座谈和讨论是对课堂知识传授的一种极受欢迎的补偿形式。

会议使克洛德直接接触了世界，学会了在团体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在1926年2月4日的会议上，弗朗西斯·德莱兹——一个布里昂主义者 ，坚定的欧洲人——谈到“现代世界的种种矛盾”。列维-斯特劳斯站起来反对演讲人把经济领域和政治分开，认为这不是“科学的方法”，认为也许“最好是将政治机制改变成经济机制——或至少应适应新的职能” 。年轻人的这个发言是第一场宣示，它来源于研习“三位情人”的综合作用，而且后来始终没有放弃，即无论研究何种现象，都应当采用科学的方法。关于几个政治和经济方面的词语的含义，只需读一下几个星期以后的4月22日，他为比利时工人党组织所做的报告综述就清楚了。他对听众解释道，比利时工人党“相对于某些政治团体或小组，首先是个经济政党，包括合作社、工会、互助社，它们在党的领导机构内占大多数，它们公开主张社会主义。（……）不同形式的工人组织之间的紧密联系，确认彻底改变的意志，这些是比利时组织的两个特点” ^[9] 。讲话引起热烈的掌声。他的报告遵照小组的主导思想，指出“工会主义和合作思想之间的关系是持久和热烈的辩论的主题” ^[10] 。勒弗朗撰写了这场报告的总结；在几年当中，他曾把比利时工人党视为能证明社会主义不应满足于议会游戏的一个典范。

列维-斯特劳斯与比利时的朋友们保持着密切接触。对于他在法国同胞中间为他们所做的宣传，比利时的朋友们也没有无动于衷。1926年，工人党的“野玫瑰”出版社甚至给了他发表文章的荣誉，文章长达30多页。他后来说，那是按照他的历史老师出的题目“率直地” ^[11] 撰写的，题为《卡克居斯·巴勃夫和共产主义》 。文中建议遵循马克思主义的“圣经”所说，弄懂巴勃夫的思想，强调社会主义需要一个科学基础。这次对于革命历史文献的短暂涉足并没有下文，他后来宁愿把它忘掉。

先是与比利时的接触，后是社会主义研究小组的讨论，这些都使列维-斯特劳斯参与政治活动获得了一个持久的方向。马克思主义，或更确切地说，对马克思的赞赏为他提供了一个方法论模式，而非一套可供参照的教义。有一阵，他打算加入法国共产党，他的改变世界的信念促使它产生了这个想法，可是他最终却被工人国际法国支部所征服。作为巴黎第16区的居民，他成为这个区的全法工人国际的成员。几年后，他曾对乔治·勒弗朗发出惊人之语：“你来参加小组活动，才使我皈依了社会主义事业。” ^[12] 这里的皈依应该理解成积极参与。他找到了介入方式，一如既往，目标是激进的，仍旧是为世界的“全面改变”而奋斗，但不是不惜任何手段。“我不是列宁主义者，我不赞成用暴力方式来改变社会。” ^[13] 应该从世界本身原有的取得革命手段，更确切地说，取自比利时朋友们让他了解的这个世界：依靠工人组织，到他们中间去，尽量向他们灌输社会主义，以抵消资本主义。革命是逐步发展起来的。

[1] Claude Lévi-Strauss, Didier Eribon, De près et de loin, op.cit. , p.18.

[2] Le Magazine littéraire , n°223, octobre 1985, p.19-20.

[3] Stéphane Clouet, op.cit .,p.30.

[4] Jean Maugüé, Les Dents agacées , Paris, Buchet-Chastel, 1982, p.81.

[5] Claude Lévi-Strauss, Didier Eribon, De près et de loin, op.cit. , p.18.

[6] Claude Lévi-Strauss, Tristes Tropiques, op.cit. , p.57.

[7] Jean-François Sirinelli, Génération intellectuelle.Khâgneux et normaliens dans l'entre-deux-guerres , Paris, PUF, 1994（Quadrige），p.361.

[8] Georges Lefranc, Visages du mouvement ouvrier français.Jadis—naguère—aujourd'hui , Paris, PUF, 1982, p.69.

[9] Idem , n°2, septembre 1926.

[10] Stéphane Clouet, op.cit. , p.46.

[11] Idem , p.30.

[12] Georges Lefranc, Visages du mouvement ouvrier français , op, cit. , p.69.

[13] Le Magazine littéraire , n°223, octobre 1985, p.18. nWt+fDD5SN6i6vHKxylUHZmN4imFyZf0At7s5pUDLBETtVBKpDzApI3u4PABFT7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