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三位情人”

从这个时期以后，克洛德便常去塞文山区度长假，父母于20世纪20年代后期在那儿靠近瓦莱豪克的地方买了一座小房子。这个山谷景色冷峻，在靠近石灰岩台地的丛生灌木里，他发现了一道景观，一种他后来十分熟悉的景观。此后几十年里，他经常来到此地。他习惯了远足，在大自然当中长途跋涉：“我特别喜欢野外露营，山中漫步，露天生活。” ^[1] 他发现了一个未知的植物世界，那儿每种植物都散发着一种气息，具有不同凡响的魅力。他惊喜地发现大自然从来就不是含混一片的。植物并非乱长，它们的存在取决于土壤的成分和历史。他迷上了地质学。“在朗格多克斯地区，我沿着石灰岩台地的一侧，追随两个地质层的接缝前行。这依然是我最珍贵的回忆之一。这远非一次散步或一次简单的空间考察：一个不带成见的观察者的这种随兴所至的追寻，在我看来提供的正是这样一幅图景：知识和求知所面临的困难，以及能够期盼的快乐。” ^[2]

列维-斯特劳斯不人云亦云，他拒绝虚假的证据，不被地表或植物的变化所迷惑，在表征的背后寻找土壤和土壤之下的真实形态与历史。表面上的偶然现象无法使万物赖以生存的矿物生命瞒过他的眼睛。透过表象，他看到了不可见之处，每一个细部的意义和位置在这里都变得清晰明了。叛逆行为不单单是个自我确认的问题，它同样涉及与事物的关系。假如不能使人对偶然现象有不同的理解，它就失去了存在理由。列维-斯特劳斯一旦决定不能被世界牵着鼻子走，便一头扎进了细节当中，决心搞个水落石出。

同学马塞尔·纳当的父亲是精神病医生，与玛丽·波拿巴 十分接近。他与玛丽合作，把弗洛伊德的作品介绍到法国来。“雅克 经常同我谈起精神分析，这样，随着一本本译著的出版，我在马克思的作品之前就读遍了弗洛伊德的作品。” ^[3] 他特别注意到《精神分析导论》和《释梦》。这如同一次顿悟。弗洛伊德对人类的揭示可以比拟为地质学对于地球的揭示。无意识就是我们的地下世界。当人们停留在表面时，表面的不可预见的多样性似乎纯属偶然，而一旦抓住构成它的地下运动，这种多样性便可以理解了。“表面上最不合逻辑的现象可以通过理性分析得到解释。” ^[4] 对于这个少年来说，弗洛伊德的思想并不是一种学说或可以攀附的一套阐释。他的不可知论涉及信仰的所有形式。精神分析为他提供了一个可靠的方法。在人类行为的混沌中是可以找到秩序的，这一秩序终有一天可以真相大白。理性是可信的，因为它让人达到事物和人性的本质。

列维-斯特劳斯的父母一直跟布鲁塞尔的朋友们保持着密切的关系。他们总是一起度假。朋友们把一个叫阿尔图尔·沃泰尔的熟人介绍给他的父母，他是比利时工人党活动家，后来当过比利时驻苏联大使。克洛德当时对马克思一无所知。“因此我向这位活动家请教，请他解释一下马克思主义当下的情形。由于他向往成为理论家，他立即投入对我的孜孜教诲，为我详细讲解，特别让我读了马克思、若雷斯 及其他许多人的著作。” ^[5] 新门徒列维-斯特劳斯充满激情地、执著地要把《资本论》读懂。“我立刻被马克思吸引住了。” ^[6] 对于马克思的思想，他同样无法全盘接受。“我觉得，同地质学和精神分析一样，马克思主义在不同的现实层面上采取了一模一样的处理方式。” ^[7] 方法论问题：马克思不是试图从事实出发，而是建立起一个模式，由此出发对事实加以解释。马克思把弗洛伊德在个人层面上的分析搬到了社会层面上，努力从表面的无序中找到一个“逻辑上缜密一贯的基础” ^[8] 。

这三门学科都以直觉为核心。“我从三个‘情人’那里获知（……）要达到真实，便需首先抛弃已有经验，哪怕以后再将后者并入不诉诸情感的客观综合中去。” ^[9] 这一态度中暗藏着相当程度的怀疑。不要按照我们眼前所呈现的样子接受外部世界；对于即时的认识和理解仅给予有条件的信任。年轻人在保持它的距离。对于他来说，证据与情绪一样有令人不舒服的分量。世界不该听任摆布，而应该被理解和被改变。一个主体不应当失落在自身主观性的深处，而是应当超越自我，走向别人，而且——有何不可？——走向行动。

家族历史在这中间可能起了重要作用。挫折，怀旧，不同的参照系统的混合——小资产者的生活方式，艺术家氛围，犹太民族传统——这些都促使他对现实采取一种观察者的怀疑态度，拒绝贸然地立即赞同或者认同。一个人若被表面现象所迷惑就没有自由了。一切好像都是给定的，其实没有任何东西是给定的。进入世界必须通过中间媒介和一些步骤，那样才能证实人们从事冒险活动的地面是坚固的。

这种直觉构成了一个思想内核，列维-斯特劳斯由此出发进行思考。他的思想主要是在那个所谓“哲学年”期间形成的。那是1924年，年轻人16岁。“我进了哲学班，全然不知哲学是做什么的。” ^[10] 老师是居斯塔夫·罗德里格，工人国际法国支部 （SFIO）的活动家（不久成为人权联盟的主席）。对于一个刚刚涉足政治的学生，这些都是极好的凭借。但是老师并没有带来他所期盼的光明。回忆起这一时期所受到的教育，他后来认为只是柏格森主义的一种稀松的变体。“把存在于事物化为一种含糊不清的状态，以凸显其难以言说的性质。” ^[11] 中学生的求知欲得不到满足，学年开始时进展不顺。但是，几个月后危机消除。“三位情人”的共同影响自然会使他接受一个明显的事实：无论老师教授的课程让他多么失望，使他感到多么沮丧甚至焦虑，哲学是最能满足他的期待的一门学科。他开始关注精神生活，取得探索和理解的手段，但志向尚未确定。学习哲学至少扩大了一个符合他的兴趣的视野。阅读马克思的作品令他激动，从中它无处不遇到康德、黑格尔这些神奇人物的名字，“眼前豁然呈现了一个完整的世界” ^[12] 。探索世界的时刻来到了。他在年底获得了哲学一等奖。他知道前往何处：上高等师范学校的预备班，哲学专科，他希望能进入高师。

列维-斯特劳斯也知道自己打算有所行动。阿尔图尔·沃泰尔在推荐他阅读马克思的同时，也使他发现了政治斗争。“他使我改变了信仰。” ^[13] 这说法有点过头，他有自己的主张。叛逆的少年时代已经彻底结束，变为哲学的反叛。这自然而然地促使他倾向革命。同样，家庭出身也令他产生这样的想法。当然，他的家庭属于保守派，在德雷福斯事件中，父亲只参加过一次游行，仅此而已。可是，克洛德代表新的一代：家庭对现实生活的保留态度不会总是表现为个人的满足或者不满。父亲为活下去而挣扎，年轻人却不会照走父亲的道路而不提出疑问。理解生活，改变生活的时刻来到了。

比利时的活动家最先给了他政治上的启蒙教育，他进入政治领域也是从比利时开始的。阿尔图尔·沃泰尔“曾一度把我当成比利时工人党的养子” ^[14] 。“他像一位大哥哥似的对我感兴趣，邀请我作为工人党的客人到比利时去。两周时间中，一位老活动家领着我，从‘人民之家’到合作社都参观了一通。” ^[15] 少年边听，边看，边用心领会。向导把一切都指点给他看，解释给他听——机构、行动、社会主义：“这一切对我是完全新鲜的。” ^[16] 在“养子”的头脑里，社会和政治空间有了具体轮廓。比利时之行为他的未来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他的思想从此日趋成熟和完善。

[1] “Ce que je suis, par Claude Lévi-Strauss”, Le Nouvel Observateur , 28 juin 1980, p.16.

[2] Claude Lévi-Strauss, Tristes Tropiques, op.cit. , p.60.

[3] Le Magazine littéraire , n°223, op.cit .,p.21.

[4] Claude Lévi-Strauss, Didier Eribon, De près et de loin, op.cit. , p.151.

[5] Le Magazine littéraire , n°223, op.cit. , p.18.

[6] Claude Lévi-Strauss, Didier Eribon, De près et de loin, op.cit. , p.16.

[7] Claude Lévi-Strauss, Tristes Tropiques, op.cit. , p.62.

[8] Claude Lévi-Strauss, Didier Eribon, De près et de loin, op.cit. , p.151.

[9] Claude Lévi-Strauss, Tristes Tropiques, op.cit. , p.63.

[10] Le Magazine littéraire , n°223, octobre 1985, p.20.

[11] Claude Lévi-Strauss, Tristes Tropiques, op.cit. , p.60.

[12] Idem , p.62.

[13] Claude Lévi-Strauss, Didier Eribon, De près et de loin, op.cit. , p.16.

[14] Idem.

[15] Stéphane Clouet, op.cit. , p.30.

[16] “Un anarchiste de droite. L'Express va plus loin avec Claude Lévi-Strauss”, L'Express , 24 octobre 1986, p.66. Q+zmMpJR0fety9tm5b1j/TSikL1HIcUCskRGGKuCbeqeHUxn27/q4zvIwI5egVE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