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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飞向情况复杂的中东时，心中的思虑很简单。我知道，在动荡不定的复杂条件下，一种关系重大的局势正在发展，因此我们不能不被卷入。我知道，对于盟国说来，关键在于苏伊士运河。
当我飞向情况复杂的中东时，心中的思虑很简单。我知道，在动荡不定的复杂条件下，一种关系重大的局势正在发展，因此我们不能不被卷入。我知道，对于盟国说来，关键在于苏伊士运河。这个地方一失，小亚细亚和埃及就对轴心国打开了大门。相反的，如果能保持住这儿，总会有一天能从东方进至突尼斯、意大利和法国南部。这就意味着我们无论如何要坚持作战，运河则是必须争夺的最后阵地。我也知道，从的黎波里到巴格达，中间包括开罗、耶路撒冷、大马士革等地，再从亚历山大港到内罗毕，中间包括吉达、喀土穆和吉布提等地，其中的政治、种族和宗教上的情绪与野心，由于战争的刺激都锐化了。法国在这方面的地位已经削弱，且为各方所垂涎。当一切都在沸腾的时候，如果法国在历史上再一次陷于被动，那么它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可能保住其中的任何一块土地。因此，我在这儿的任务也和在其他地方一样，那就是行动起来，代替那些不采取行动的人。
至于法国在这个地方的力量，首先，我已有可以支配的战斗部队和正在形成中的后备队，同时还有乍得的土地。我们可以从这儿向北攻取利比亚，并且可以使盟国空军得到便利，让飞机直接从大西洋飞向尼罗河，从而无须从海路绕过好望角。此外还有维希急急忙忙丢弃的财产：法兰西
在东地中海国家中的军队、从那里流出的石油；法属索马里以及我们在亚历山大港的舰队。从战术上或需要出发，我可以考虑把其中的一部分暂时置于战争之外，对于容许他们能观望多久和他们在什么时候可以归顺，我有所估计，然而我决心尽快地使他们归顺。当我离开伦敦的时候，我曾征求帝国防务委员会成员的意见，如果在德国人的直接威胁下，英国和土耳其决定把黎巴嫩和叙利亚的土地抓到手里，我们应该怎样行动。总之，我到中东时，决定不让任何问题妨碍法国开展自己的行动，并维护它当时所能维护的一切。
首先我在喀土穆着陆。这是厄立特里亚和苏丹的作战基地。那儿的事情由普拉特将军领导，成绩非常好。这个人是一个精明强干的领导。不久前他占领了意大利在基朗高地的防线。蒙克拉尔上校的那一旅和阿斯蒂埃·德·维拉特队长的空军队在这一战役中建立了奇勋。至于法属索马里的军队，勒让蒂约姆将军虽然和他们接了头，但他们还没有决心过来。总督诺勒塔则用尽一切办法来镇压倾向于归附的骚动，甚至连死刑也用上了。
要使法属索马里回到战争中来，就不能依靠自动的归附。同时我又认为使用武力也是不对的。剩下的办法便是封锁。这个殖民地的生活物资全由海路从亚丁、阿拉伯和马达加斯加运来，封锁的确可以使他们觉悟过来。但我们从没有打算利用英国人来采取这一切必要措施。
他们的军事指挥官在原则上是同意归附的，这样就能得到增援，但其他有势力的英国人并不这样积极。他们也许会说：“尼罗河源附近英、法、意三国近60年来的角逐说不定以英国的彻底胜利告终。意大利人如果最后被打垮，而法国人又显然一直处于被动和无力的地位，今后的局势对英国在阿比西尼亚、厄立特里亚、索马里和苏丹等整个地区来说，将是一个多么难得的机会啊！为了争取几营法属索马里士兵来参加一个快要赢得的战争，因而牺牲了这一成果，难道是值得的吗？”这种心情在英国人中是相当普遍的。我认为这就是两年来维希当局一直能供养这个殖民地并使它保持一种有害的服从心理的原因。
他们的拆台只能使法国在厄立特里亚作战的军队更有功绩。3月29日和30日我到他们那里去住了两天。一架法国飞机把我送到了亚哥达机场。我到了克伦东部地区，我们的旅在那里和一个印度师配合，构成了盟军的左翼阵地。我们的军容是雄壮的。在库布-库布之役以后，他们粉碎了意大利人的右翼，对克伦的胜利起了显著的作用。在这次作战中建立了卓越功勋的热南中校来见我。为了从阿尔及尔参加到我们这边，他刚穿越过非洲。他刚来到马上就参加了战斗。“一切你都看到了，热南。你有什么感想？”“假如对方也能看清局势的话，一切便都没有问题了！”
我去视察的第二天，普拉特正在乘胜追击，法国旅的指挥官把他的部下引向马萨瓦，这是厄立特里亚的首府和防守阵地。蒙特丘罗与恩伯脱堡一度受到我们部队的冲击。4月7日，那一外籍军团像疾风扫落叶似的冲进了城。他们和意大利的溃兵混在一起冲到碉堡里去抓住了海军上将，使蒙克拉尔上校得到了接受敌军红海舰队司令投降的光荣。法国分遣队在战斗中总共俘虏了4000人，到马萨瓦又接受了10000多人的投降。
从此以后，意大利的残余部队就被赶回阿比西尼亚，除了零星的活动以外，再也没有作过战。但法属索马里不参加战斗，阻碍了法国军队，使我们没能起决定性作用，否则我们就可以沿着铁路线从吉布提港一直打到亚的斯亚贝巴去，不管阿比西尼亚皇帝回不回来。我只得接受这种可悲的后果。那时法国只得在其他地方用兵。军队中有些是已经作过战的，有些则是刚赶来参战的。帕留斯基将留在那里当政治军事代表，指挥一营兵和几架飞机。
4月1日我到开罗，那是战争心脏跳动的地方。这是一个颤抖的心脏。英国人和他们的盟国在这里的地位显然是不稳固的。这还不只是军事方面的问题，而是因为他们所处的地位被政治潮流冲击得根基动摇了。这里的居民对于西方国家之间的战争只抱旁观态度。不论结局如何，他们都打算从战败者身上获得好处。
这种情形使中东的战争具有特别复杂的性质。幸而英军总司令韦维尔既果敢又冷静，能对错综复杂的临时事件应付裕如，其中有许多同战略只有间接的关系。此外，这种战略本身也十分不稳定。4月初，韦维尔在三个战线上作战，所有补给都要通过极其艰苦而漫长的交通线。
英国人在利比亚本来已经获得巨大胜利，已经打到的黎波里塔尼亚的门前了，但又被迫撤回。除了托布鲁克以外，昔兰尼加将失守。尽管指挥官的素质好，军队很勇敢，但是沙漠的战斗是在一无屏障的辽阔地区上迅速地进行的，太阳像火一般烤着，地面净是沙子，到处是蚊蝇，士兵长期地口渴又害热病，对于这一切他们还是未出师的新手。当伦敦政府命令韦维尔削减他的战斗部队，送一部分主力到希腊去时，隆美尔就马上设法扭转了局势。希腊前线的情况也不好。厄立特里亚和阿比西尼亚的胜利的确带来了一些安慰，但阿拉伯国家又出现了告警的迹象。伊拉克越来越不安定，埃及一直是暧昧的，关于叙利亚问题，德国人正和维希政府开始进行一项令人不安的交易。巴勒斯坦方面，阿拉伯人与犹太人的冲突促使人们必须作出必要的预防措施。
韦维尔遇到的困难已经不少，但又加上了外来干预的问题。伦敦常发来电报。丘吉尔先生本人精于此道而又很性急，所以经常要求他作报告，并对他作出指示。艾登先生首先是以陆军大臣的资格来视察，1941年4月当我在开罗遇着他的时候，他又以外交大臣的身份来视察。此外还有大使米莱斯·兰普森爵士的干预，这个人由于本身的资望和形势使然，被派来担任长期合作的任务。中东的军队大部分是由澳大利亚、新西兰、南非等自治领地派来的，它们的政府都伸长脖子注视着如何使用他们的军队；还有一部分是印度军队，也不能让人认为是亏待他们。总之，韦维尔的指挥是透过各种政治束缚来实现的。
我必须承认，他以可贵的坚定精神忍受了这一切。在那种情况下，他仍然把司令部设在开罗。人们从各方面对他掣肘，在这富饶的城市中，在弥漫的尘雾里，在那闷热的小办公室中，他不断受到军人正常范围以外的外来干涉。我也是他碰到的一个。我的麻烦不少，而且我总是坚定不移地为了法国的利益争取解决一些牵涉到英国且首先是牵涉到英军司令的问题。
我把我们的前景和贾德鲁谈了一下。我们的中心问题是叙利亚和黎巴嫩将发生什么事情。我们早晚是要到那里去的。到了那里，法国就有机会对我们的共同事业做出重大贡献。这个机会如果失去，法国也就完了，假如轴心国得胜，叙利亚和其他地方一样，将由轴心国来统治。如果轴心国遭到失败，英国将取得我们的地位。因此只要有机会，自由法国的统治权就必须伸展到大马士革和贝鲁特去。
但当我到达开罗的时候，时机还没有成熟。东地中海地区的维希当局和军队都没有自动要求打破束缚着他们的符咒。1940年6月末汹涌澎湃地向巴勒斯坦方面发展的运动，现在已经形成了一种等待局面。同时，由于维希当局在停战后下了复员令，许多军官和平民都回法国去了。在军政两界中继续活动的戴高乐派，有一部分被维希政府遣送回国了，有些甚至被捕。总之，贾德鲁到开罗时所希望的运动并没有实现。我们在贝鲁特和大马士革的情报人员，也不能使我们认为这种运动在最近有实现的可能。
这种退让的倾向也使法国的舰队在亚历山大港陷入困境。自从戈德弗鲁瓦海军上将和坎宁安达成协议使船只中立以后，战舰“洛林”号，巡洋舰“杜奎-特鲁安”号、“杜奎斯诺”号、“苏佛兰”号和“图尔威尔”号，驱逐舰“巴斯克”号、“佛尔宾”号和“福庆内”号，以及潜水艇“普罗德”号等都在港口下了锚，间或还有几个军官和船员参加我们的行列。而其他服从维希政府指挥的人，则互相证实为被侵略的法国服务的最好的方法是不打仗。1941年4月间的某一天，我路过亚历山大港到坎宁安上将的旗舰上去看他。我痛心地看到，漂亮的法国船只夹在准备作战的英国军舰中，死气沉沉的毫无用处。
我们认为地中海的战争对非洲和中东的领导人的心情不可能没有一点影响，所以便试图和他们接触。1940年11月间贾德鲁写给魏刚一封修睦信。我虽没有抱什么幻想，但赞同这一做法。我自己在广播演说中也提出了几项明白的呼吁，1940年12月8日那一天还宣布了：“全体法国的领导者，不论以往有什么过错，只要愿意把他们鞘中的剑拔出来，就会发现我们和他们是站在一边的，并且绝没有排挤他们的企图，也绝没有野心。如果法属非洲终于站起来参加战争，我们在我们的这部分帝国领土上同他们一起作战。”
1941年1月间，我征询了帝国防务委员会委员们的意见，如果维希政府重新参加战斗，我们应采取什么态度。我发现他们和我一样赞成联合。2月24日我写信给魏刚将军，说明了同样的意义，根本不计较他曾对我个人作过令人不愉快的判决，也不计较他接到前一次的函件后如何不客气。我敦促魏刚抓住这个最后的机会重新参加战斗。我提议：我们应当联合；并向他说明，如果他同意，就可以放心地相信我对他的尊敬和合作的诚意。这时贾德鲁也趁此机会给海军上将戈德弗鲁瓦写劝告的信件，他在1940年11月间曾写信给东地中海地区高级专员鲍克斯先生、陆军总司令富热尔先生和副总司令阿尔拉波斯先生。当然，这只是同他们进行某种联系的开始。
但是，这些努力都没有获得成就。魏刚有时对我们派去的密使说：“戴高乐该枪毙”；有时又说“我年纪太大了，当不了叛徒”；有时还说“现在的法国三分之二被敌人占领了，三分之一被海军占了，后者更加糟糕”。加之达尔朗经常监视着他，在这种情形之下，他即使想动也没法动。至于戈德弗鲁瓦，则非常礼貌地对待贾德鲁将军的信，但没有采取任何行动。贝鲁特方面的阿尔拉波斯则对贾德鲁回了一封不想得罪人而又冷冰冰的信。11月末，开往奇奥浦的飞机失事以后，鲍克斯的大使职位便由邓茨将军接任。这个人是一个极其执拗的庸俗军官，他严格地执行达尔朗的一切命令。不久之后，富热尔先生被解职，军队的指挥就由德·维尔迪奥克将军接任。
在这种情况之下，除非是敌人的脚伸入叙利亚，否则我们就不能希望进去。那时唯一能做的事情就是把勒让蒂约姆的部队集合起来，归韦维尔指挥，以便用于利比亚。那是我同英军总司令一起安排的步骤。同时我还同空军元帅朗莫尔商量过我们那支小小的空军如何组织和运用的问题。
我必须指出，当我们的士兵先后来到以后，造成了极好的印象。在那颤抖着的中东地带，多年以来法国就是声誉卓著的，人们都感到我们的士兵是英勇的战士。埃及人对他们特别欢迎。这也许是想对法国人表示友好，借以衬托出他们对英国人的冷淡。我自己和穆罕默德·阿里亲王（国王的叔叔和王位继承人）、政府首脑谢力·巴夏以及好几个部长都有过极为友善的接触。至于法国在埃及的侨民，如科学家、教员、考古学家、教会人士、实业家、商人和运河的工程师与职员等，对于我们的军队总是热忱地给予积极的帮助。6月18日，他们在巴隆·德伯努瓦男爵、儒热教授、米诺斯先生和博尼托先生的倡议下建立了一个组织，这个组织马上就成了自由法国的支柱。然而我们的同胞有许多还是置身于运动之外。有时我在黄昏时到开罗动物园去散步，路过对面的法国公使馆，我可以看到窗口有许多看来很难为情的面孔。这些人没有加入到我们这边，但却注视着戴高乐将军。
因此，当我在苏丹、埃及和巴勒斯坦待了两星期之后，有许多事情弄清楚了。但主要的事情还没有解决，当时我也无法解决。于是我又回到布拉柴维尔。无论如何，我在任何情况之下都必须加紧赤道地区的组织工作。如果中东有一天要失掉的话，这里就可以成为盟军抵抗的防波堤。而且，我们将来在这里也有一个举行进攻的基地。
这次视察中，我又经过了杜阿拉、雅温得、马罗阿、利伯维尔、让蒂尔港、拉密堡、穆索罗、法亚、法达、阿贝夏、阿尚博堡、班吉以及黑角。这些地区缺少的东西很多，但有秩序和善意。那里的总督如喀麦隆的库尔纳利、乍得的拉比、乌班吉的圣马尔、中央刚果的福庆、加蓬的瓦伦丁-史密斯（巴朗因公乘机失事殒命后由他接任）等的政绩，造成了一种大无畏的气氛。法国人只要有机会为共同的伟大事业服务，就笼罩在这种气氛里。在军事方面，我首先从事的是准备勒克莱尔的沙漠纵队。我叫他把留在英国的所有官兵以及英国人同意供给的一切有用物资都送来。1941年4月末以后，事情就变得很清楚，总有一天我们会在东地中海地区采取行动。
实际上德国人正在向地中海进攻。4月24日，英、希两国的联合抵抗垮台了，南斯拉夫也投降了。英国人无疑将守住克里特。但他们守得住吗？在我看来，事实非常清楚，在不久的将来敌人会从希腊海岸出发，至少动用全部空军来轰炸叙利亚。飞机一旦出现在阿拉伯国家上空，就会引起骚乱，成为德国国防军到来的前奏曲。同时，敌人从大马士革、里亚克、贝鲁特等地的机场出发，到苏伊士和塞得港只有300英里，德国飞机很容易轰炸运河和它的入口。
在这一问题上，达尔朗无力拒绝希特勒的要求。但我还是抱着一线希望，认为东地中海地区的维希将领和士兵看到德国空军的飞机在他们的基地着陆时，有许多人可能拒绝到现场以武力掩护飞机。在这种情形下，我们就必须准备立即帮助他们一下。因此我拟订了一个行动方针，一旦德国人出现，并在我们的同胞中引起可能发生的骚动时，就把勒让蒂约姆那一小部分人直接插入大马士革。在这个时候，贾德鲁就要准备尽可能设法接头，必要时还要和邓茨本人接头，以便建立法国人的共同阵线来抵抗侵入叙利亚和法国的侵略者。
但是这些计划没有得到英国人的同意。韦维尔将军已经陷入三条战线之中了，无论如何也不愿看到打开第四条战线。他也不愿相信这个最坏的可能。他说他有英国驻贝鲁特总领事的报告作根据，如果出现上述情况，邓茨会起来抗击德军。这时伦敦政府还在尽力和维希政府勾勾搭搭。所以2月间，英国海军便不顾我的抗议，让“天意”号轮船自由通过，从贝鲁特把一批强迫遣返的“戴高乐派”人士送到马赛去了。4月末他们又和邓茨签订了一项商务条约，保证向东地中海地区供应食物。这时为了同样的目的，诺伊艾塔总督也就法属索马里问题在亚丁开始了谈判。
从法国传来的消息使我认为，美国的影响可能和这种“姑息”的尝试有关。据说，贝当和达尔朗对美国驻维希政府大使李海海军上将的要求是有求必应的，然而暗地里却答应希特勒的要求。罗斯福受到李海电报的影响，敦促英国人放宽尺度。所以我们越是认为必须准备在东地中海地区行动起来，我们的盟邦就越不愿意这样做。5月9日斯皮尔斯将军从开罗来电劝告我：“目前这边没有安排”自由法国的行动，如果我到埃及去会引起“不便”，于是最好还是回伦敦去。
我认为采取应付办法对我们非常不利，所以我这次有责任给英国人一些颜色看看。5月10日我打电报到开罗给英国大使和总司令。一方面抗议“他们单方面决定对东地中海地区和法属索马里供应食物”。同时也抗议他们不该“当德国人日益可能到来时，拖延不让勒让蒂约姆的那一师人集结到叙利亚地区附近”。我声明在那种情形下，我最近无意到开罗去，我将让事情自然地发展，今后我将在乍得运用法国的力量。我通知伦敦方面，贾德鲁在开罗既然已经没有用处，我将把他召回来。最后，英国驻布拉柴维尔总领事帕尔先生把艾登送来的一封函件交给我，其中把他们对维希政权的姑息政策解释了一番。我立即口述一个回件给他，指责这种政策。那时我刚听说达尔朗和希特勒在贝希特斯加登会晤，他们之间签订了协议，还听说德国飞机在大马士革和阿勒颇降落，所以我的指责就更加严厉了。
那时敌人也在孤注一掷。伊拉克政府首脑拉希德·阿里·基朗利在敌人的怂恿之下于5月初开始采取敌对行动，英国人在飞机场受到包围。5月12日德国空军的飞机到了叙利亚，并从叙利亚到了巴格达。前一天，维希当局把原先意大利停战委员会让它控制的一批战争物资送到伊拉克边境的特耳科特杰克。这些武器显然是送给拉希德·阿里的。英国人要求邓茨作解释，他只含糊其辞地说了一下，而没有否认这一点。接着邓茨补充说，如果他接到维希政府的命令让德国军队登陆，他也不会不服从。这就等于说，他已经接到了这样的命令。后来我们才知道，事实上，这时连敌人登陆的海滩都已经划定了。
在这种情形下，伦敦内阁认为最好还是转过来采纳我的意见。他们的态度突然完全变了。5月14日，艾登和斯皮尔斯（那时还在埃及）都直截了当地把这一点告诉了我。最后，丘吉尔看到事情已经很紧迫，便来信叫我到开罗去，而不要撤回贾德鲁。我对英国首相所采取的态度甚感满意，破天荒地用英文热情地回答了他。然而对于我们的盟友这次将采取什么行动的问题，我还是无法得出必然的结论。韦维尔将军接到他的政府的命令，叫他执行我们制订的在叙利亚的行动计划。我在5月25日到达开罗时，发现他在顺从地执行命令。克里特的失守，希腊前线的失利，在当时确实使这位总司令的担子轻了一些。
这时，叙利亚的事情却不像我们所预期的那样发展。贾德鲁认为他能执行我们的计划，单独用自由法国的军队向大马士革挺进。但不久我们就了解到，维希政府和敌人勾结这件事，并没有在东地中海地区的军队中引起群众性的运动。相反的，那些军队都在边境上设防，抵抗自由法国和盟国，而德国人在他们后面却可以自由自在地行动。邓茨所能掌握的人有30000多名，大炮、飞机、装甲车都很充足，这还没有算上叙利亚与黎巴嫩的军队。我们的兵力则只有6000名步兵、8门炮和10辆坦克，由24架飞机支援，原先我们还梦想在当地能得到支援。这样一来，我们向大马士革进军的头一个计划也不能照样实行了。必须有英国人参加，我们面临的是一场阵地战。
至少，我们迫切需要尽量减少危险和缩短时间。这是一个兵力多少的问题。贝鲁特和大马士革方面的朋友告诉我们：“如果盟军从四面八方大量涌入叙利亚，顶多只会遇到为了面子的缘故而佯装的抵抗。相反的，如果东地中海军队所遇到的对手人数和物资都有限，那么他们就会激发起军人的自尊心，战争也就会十分残酷。”关于这一问题，我和贾德鲁一块跟韦维尔商谈过好几次。我们敦促他进入东地中海地区时，不但要从巴勒斯坦出发由南边进攻，而且也要从伊拉克出发从东面进攻。英国在那里实际上在用兵征服拉希德·阿里。我要求总司令用四个师作战，其中一个应当是装甲部队，并出动一大批皇家空军到叙利亚去支援。我们提议他们应当把勒让蒂约姆的军队所缺的主要东西——运输工具和大炮提供给他。
韦维尔是不缺少战略智谋的。同时他也想要满足我们，但他当时已经被利比亚的战斗拖住了。同时丘吉尔又打了许多威吓的电报给他，使他感到为难。他从这些电报中看到我们原先的坚持生了效，于是便对我们的坦率言辞用几句冷淡的客套话来应付。无论我们怎样说，也没法劝动他在绝对必要的最小量军队以外再多派一点人到叙利亚去。他根据威尔逊将军的命令派到战场上去的军队只有一个澳大利亚师加一个骑兵旅沿泰尔-西顿海岸线挺进，一个步兵旅开往库奈特拉和迈尔杰乌荣，一个印度旅交由勒让蒂约姆指挥，通过德拉直逼大马士革。后来韦维尔加了两个澳大利亚营，还有一个印度支队作为最后的队伍，从伊拉克出发加入战斗。全部陆军大约有60架飞机支援，还有许多军舰沿着海岸线配合陆地的战斗。总起来说，盟国所用的军队比敌方少。但是我们必须在这种兵力不足的基础上行动，并且坚持到底。最后的决定作出了。悲剧就要开始了。
5月26日我到开斯丁拉去视察自由法国的军队。他们现在已经集结起来了，但装备仍然很缺乏。勒让蒂约姆让我检阅了七个营、一个坦克连、一个炮兵队、一个阿尔及利亚骑兵中队、一个搜索连和一支后勤部队。我借这个机会颁发了第一批解放十字勋章，表彰在利比亚和厄立特里亚两地战争中荣立战功者。当我和官兵们接触时，发现他们和我拥有同样的心情，对于法国人同室操戈这一点感到悲哀和厌恶，对于维希政府指引军队误入歧途一事感到愤怒。他们满怀信心，认为必须进军保卫东地中海地区，并使它转过来对付敌人。5月21日科莱上校带着一部分队伍越过前线参加到我们这边来。这个人原先指挥着几个切尔克斯人骑兵中队，他很有才干，作战也很勇敢。6月8日，自由法国和英国一起打着盟国的旗帜前进，由韦维尔和贾德鲁联合下令，对于胆敢向我们开火的人使用武器。我们已经在巴勒斯坦建立了一个广播站，几个星期以来一直由施密特兰、古勒、勒皮东等上尉向我们的同胞广播友好的劝告。我们从内心里不希望和他们自相残杀，然而我们还是不得不打下去。在一次公开的声明中，我明确地说明了这一点。
我实在希望赶快把这一场战争结束，因为有很多迹象都让我看出维希甚至轴心国，将对自由法属非洲发动一次进攻。根据我们的情报，5月11日和12日，希特勒在贝希特斯加登和达尔朗会谈时，要求他不但要把叙利亚的飞机场和港口完全交给德军使用，而且要让德国的军队、飞机、船只等等使用突尼斯、斯法克斯、加贝斯等港口。此外，维希军队应当重新征服赤道的领土。我们的情报人员还补充说，魏刚将军拒绝德国人进入突尼斯，拒绝对自由法国的领土发动攻势，他说他的部下不会服从他。但是如果希特勒的计划已经坚决确定，那么如果魏刚将军不愿意打，他的最后手段也不过是在贝当元帅的议会里提出辞呈而已，他的抗议会有多么大的作用呢？
因此，我们便准备用一次进攻来回答。拉尔米纳利用德机进入叙利亚在科特迪瓦、达荷美、多哥、尼日尔等地的维希部队中造成的印象，准备一有机会就进攻。我向他作了行动方针的指示。同时我又问英国政府，不论维希政府是否取得德国的直接援助，如果他们试图进攻乍得等地区，英国将怎么办。艾登先生回信说，他们将尽一切可能帮助我们抵抗。最后，我们又采取了必要的措施，使美国人对自由法属非洲的安全直接关切。6月5日，我把一份备忘录送交开罗的美国大使，说明非洲终有一天会成为美国解放欧洲的基地，并建议华盛顿立即在喀麦隆、乍得和刚果等地建立空军力量。四天以后，利奥波德维尔的美国领事代表他们的政府去见拉尔米纳，问这位高级专员，法属赤道非洲是否受到了威胁。当他得到肯定的答复之后，就问拉尔米纳，希望美国给他什么样的直接援助，尤其是军备上的援助。不管有什么情况发生，即使我们看到纳粹和他们的帮凶将对非洲发动大规模进攻，我们必须作出一切必要的预防措施来保卫赤道非洲的阵地，我也急于要使东地中海地区抵抗德国人，并与维希政府断绝联系。
当英国人和自由法国人准备在军事方面采取联合行动时，我们彼此之间的政治冲突却在幕后酝酿起来了。在盟军参谋本部的圈子里，在开罗大使馆的周围，在我们和耶路撒冷的英国高级专员公署的接触中，在外交部透露给卡山、普利文和德让等人，然后由他们从伦敦传达给我的消息中，在某些御用报纸（特别是《巴勒斯坦邮报》）写出的专论中，我们可以看出某种特殊人物在蠢蠢欲动。这种人看到长期准备要在叙利亚实现的行动，现在（终于！）可以开始了。事实将使英国在政治、军事、经济等方面抓到一些王牌，它为了自己的利益绝不会不打出这些王牌来。
尤其是一旦当他们在大马士革和贝鲁特立定脚跟之后，我们就无法在这些地方维持“原状”了。1940年的大震动——维希政府的投降和轴心国的活动，使得自由法国必须对东地中海地区采取一种新的态度来应付形势的发展和新出现的力量。在我们看来，战争一旦结束，法国是不会保留托管地的。即使它还想这样做，阿拉伯人民的运动以及国际局势的必然趋向也不会允许它达到目的。只有一种政治制度才能在名义上和实质上代替托管制，那就是独立，但是历史的惯例和法国的利益仍然要得到维护。1936年巴黎与黎巴嫩和叙利亚等方面签订的条约，目的就是如此。这些条约的批准虽然拖延了，但却构成了一种事实；我们不能将良好的愿望和客观环境置之不理。
因此，当我们到叙利亚和黎巴嫩去时，自由法国便决定宣布结束托管，并和新的主权国家订立条约。当战争在中东持续的时候，我们当然会在东地中海地区保持托管统治权及其义务。最后，由于黎巴嫩与叙利亚是中东战场的一部分，而英国人的力量在这个战场上和我们比起来又占绝对优势，所以我们就同意英国军事指挥部有权对于全局作战略上的指导，抗击共同敌人。
但很显然，英国人绝不会满足于这种状况。他们玩弄的把戏是想在整个中东建立英国的“领导权”；这些把戏是由伦敦方面可靠的决策部门决定的，然后由一批无所顾忌而又很有办法的人到当地去执行；英国外交部接受这种把戏，它对此有时表示叹息，但从不加以否认；首相也支持这种把戏，他的含糊的诺言和装模作样的表情使人捉摸不到他的意图。因此，英国的政策是时而明争，时而暗斗，企图取代法国在大马士革和贝鲁特的地位。
这个政策所采取的步骤甚为高明，使人认为我们自己对叙利亚与黎巴嫩作出的每个让步都是由于英国的斡旋，然后他们再怂恿当地政府提出更多的要求，最后又出来支持必然导致的挑衅事件。同时，他们还将利用法国做挡箭牌，促使当地和国际舆论攻击法国，从而转移群众对英国侵犯其他阿拉伯国家的谴责。
进入叙利亚的问题刚作出共同决定，英国的企图立即暴露出来。当贾德鲁在拟定宣布独立的声明时，米莱斯·兰普森爵士就要求这个声明应当用英国和自由法国两国的名义提出。我当然表示反对。于是这位大使便坚持文中应当提及英国对我们的诺言加以保证。这个要求我也拒绝了，理由是法国的诺言无须外国来担保。6月6日丘吉尔打电报给我，在进兵的前夕表示友好，电文中还坚持这一具名的保证的重要性。我答谢他的好意，但没有答应他的要求。事实很明显，我们的伙伴希望造成一种印象，即让人认为叙利亚与黎巴嫩获得独立是出自英国的力量，这样，在下一阶段，它就可以在我们和东地中海国家之间作仲裁人。最后，贾德鲁的宣言还是照原稿发表了，但刚一发表，伦敦政府就用自己的名义单独发表了另一个宣言。
我们不得不为这件事展开斗争，这一场斗争回忆起来是令人感到痛心的。那时我的指挥部设在耶路撒冷，而我们英勇的军队却正在向大马士革推进。那时的情况还历历在目，我自己风尘仆仆地往来于大马士革和我军阵地之间，要不然就是到斯皮尔斯夫人和弗罗索医生管理下的英法联合野战医院去看伤员。我不断听说我们的士兵、最优秀的军人如何在战场上牺牲；勒让蒂约姆将军如何受了重伤；热南上校、德特洛亚海军少校如何牺牲了；德·博亚索底、德·维洛特雷上尉如何挂了彩，伤势很重；还有对方许多优秀官兵在我们的炮火下如何勇敢地牺牲；6月9日到10日在利塔尼、12日在开斯瓦、15日和16日在库奈特拉与艾兹拉如何发生激战，法国双方和英国盟友的士兵死伤枕藉。我对那些出于忠诚而反对我们的人，一方面感到尊敬，一方面也感到同情。敌人占领巴黎一个时期之后，就进攻非洲，渗入东地中海地区。希特勒强迫在他统治下的领袖与我们自相残杀，这中间所表现的勇敢和所引起的死亡，都使我认为是一种可怕的无谓牺牲。
但我越感到悲恸，就越坚决不屈。自由法国的士兵事实上也都有这种看法。老实说，他们没有一个会软弱下来。我们在埃及的同胞也是这样。6月18日他们在开罗聚会，举行周年纪念，一致拥护我的演说。
那一天，我们有理由认为邓茨打算把这个丑恶的战斗结束。的确，对他来说，这个战斗已经没有什么希望了。事实上维希政府派伯努瓦-梅尚到安卡拉去，企图获得土耳其的允许，借道土耳其派增援部队到中东，这个打算被拒绝了。这时，拉希德·阿里在伊拉克垮台了，于5月31日逃往德国，这样就为盟军从沙漠与幼发拉底河两路向叙利亚推进开了道。忽然间德国又似乎不急于派增援部队到阿拉伯国家了。相反的，原先派到这里来的飞机又调回希腊去了。自从战斗开始以来，派到东地中海地区的增援力量只有两个法国（其中一个指维希当局——译者）空军中队。它们是从北非经过雅典来的，到雅典时德国人欢迎了他们，并给他们加了油。那时从华盛顿传来消息说，维希当局的东地中海地区高级专员公署政治督察专员孔迪于6月18日要求贝鲁特的美国总领事火速询问英国人，如果停止敌对行为，他们和“戴高乐派”会提出什么条件。
我预见到了将要发生的事情，所以早在6月13日我就事先向丘吉尔先生表明了我的看法，说明将来的停战协定应该建立在什么基础上。6月19日在米莱斯·兰普森先生家里开会的时候，韦维尔和贾德鲁也在场。我根据这种看法草拟了我认为我们所能接受的并适用于同我们作战的敌人的条件。我写道：“谈判的基础为：对武装部队以及一切公务人员应予尊重；大不列颠帝国在有关范围内应保证法国保持其在东地中海地区的权益；法国在东地中海地区的代表事宜是自由法国当局的责任。”我特别说明：“所有武装人员及公务人员出于自愿者可任其本人及其家属留下，其余人员一律听候遣返。”我又补充了一句：“盟军应采取一切措施保证这一选择真正自由。”最后，为了驳斥维希政府所散布的谣言，我宣布“从未审判过受命与我作战的军人鲍泽，目前我也无意这样做”。以上就是我们在那里提出的条款的中心内容，以后英国人也同意了。接着我就用电报把全文拍往伦敦，然后转至华盛顿，再转到贝鲁特。
第二天，当我知道英国政府发出的全文和我所同意的不一样时，心中感到十分不愉快。自由法国甚至根本没有被提到，好像是要求邓茨把叙利亚交给英国一样。同时，我急于要采取的预防措施——不让东地中海地区的武装部队或公务人员被全部强迫遣返——也只字未提。我当然要尽可能坚持，因此便向艾登先生提出了正式抗议，提醒他：我坚持6月19日的条件，任何其他条件概不承认。往后就可以看到，这种保留具有重大的意义。
维希当局为什么要等三个多星期才实现停战谈判呢？为什么为了这一点把战斗拖得那样长呢？那样做只能增加损失，而不能改变任何其他情况。我所能找到的唯一解释就是德国人准备向苏联发动攻势。6月22日，也就是美国总领事在贝鲁特将大不列颠联合王国的答复送交高级专员的第二天，希特勒就把他的陆军开向莫斯科。他显然希望他的敌对部队尽量被纠缠在非洲和叙利亚。隆美尔已经在这样做了，东地中海地区不幸的维希法军也应当这样做。
6月21日，我们的军队在开斯瓦经过一场激烈的战斗以后进入大马士革。贾德鲁马上就到那里去了，23日我到了那里。当天晚上，德机来轰炸这个城市，在基督徒居住的社区炸死了几百人，他们用这种方式表示自己和维希当局的合作。但我们刚一到那里，就从各方面——尤其是从豪兰、杰贝尔德鲁兹、巴尔米拉、杰齐拉等方面——听到了关于英国人的行为的消息，这个消息使人深感不安。形势已刻不容缓，我们应当马上表明维希当局的失败并不等于法国退出，并应当肯定我们的权利。
6月24日，我指派贾德鲁为东地中海地区的全权总代表，并在信中规定了他的使命的目的：“设法稳定内部和经济局势，使它在战时的条件下尽量恢复正常；与人民团体中有声望的代表谈判，订立规定国家独立与主权、使这些国家与法国结成联盟的条约；保卫领土，不被敌人侵犯；与盟军配合在中东作战。”在条约未生效以前，贾德鲁将执行“法国驻东地中海地区高级专员的一切权利与义务”。将要开始的谈判应与“充分代表全体人民的议会所产生的政府进行，谈判应尽早举行，并以1936年的条约为基础”。这样“就能使法国在东地中海地区的托管到一定的时候才结束，而法国的工作仍将继续下去”。
我在大马士革时会见了那里的政治、宗教和行政等方面的要人，人数很多。他们都像往常一样，具有一种东方式的谨慎态度。但是我们可以看出，他们一致承认我们有权代表法国，德国人插足中东的计划没有得逞主要是我们的功劳。最后，每个人都希望我们而不希望其他的人来重新组织国家机构、建立新政府。贾德鲁将军对这个国家的人物和情势了如指掌。他设法使秩序、卫生事业和食品供应得到保证，但并不忙于指派部长。
悲剧正在结束。6月20日，勒让蒂约姆虽然伤势很重，但仍然指挥军队攻取了涅布克，30日粉碎了这里的最后反攻。7月3日，一个印度纵队从伊拉克通过迪尔厄兹索尔桥渡过了幼发拉底河。这座桥由于某种原因完全没有被破坏，我相信那是事先安排好的。他们渡河后就向阿勒颇和胡姆斯推进。英军则沿着海岸线在9日进抵达穆尔，并向东进展到杰津。7月10日，邓茨把他的军舰和飞机送到土耳其去，到那里以后就被扣留了。接着他要求停火，土耳其马上就答应了他。双方同意三天后派全权代表到圣让德阿克去协商。
很多迹象使我认为，这次协商的结果将不符合法国的利益。6月28日我确曾提醒丘吉尔：“英国在中东方面对法国采取什么态度应从英法同盟的观点出发，这一点十分重要。”我也确曾得到同意让贾德鲁出席谈判。我们驻伦敦的代表也确曾接到我关于我们在东地中海地区的权力应当如何确立的明确指示，以便谈判时有所根据。但是那时艾登先生已经提出了与邓茨谈判的停战条件，同时英国机关也有这种气氛，而忠诚的韦维尔不久以前被调离开罗，到印度当总督去了，继任者奥兴勒克还没有到任，于是就为那一批“阿拉伯通”铺平了道路。这一切都使我毫不怀疑地认为这种安排将留下许多问题。事实上，停战条约将由威尔逊与维尔迪奥克签订。那时我减少损失的唯一办法就是巩固我的地位，一下子升腾入云霄，然后从那里猛扑下来，夺去那个不让它束缚我和我要尽可能撕毁的条约。
我指的云就是布拉柴维尔。当条约在圣让德阿克签订时，我就待在那里。条约的内容与形式都超出了我最坏的想象。
实际上，协定本身就等于把叙利亚和黎巴嫩无条件地让给英国人。法国的权利，不论是现在还是将来，都只字未提。东地中海地区的国家也只字未提。维希政府实际上把一切都交给一个外国当局去任意宰割，他们所要求的只是一个东西，那就是撤走一切军队和最大限度地撤走法国公务人员与侨民。这样一来，便可以尽量阻止戴高乐增强力量并在东地中海地区保持法国的地位。
维希政府签订这一停战协定，说明它是忠于它那肮脏的事业的。英国人则怀着一肚子不可告人的动机来干这件事。显然他们甚至在形式上也把盟友自由法国抛到一边去了。其实，我们的倡议和合作对于他们所获得的战略上的成果是有很大帮助的。他们企图利用维希政府的因循苟且，把邓茨在贝鲁特与大马士革交给他们的权力置于他们军事指挥部的掌握之下。他们还准备让东地中海地区的军队尽快开走。根据条约规定，这些军队将由他们的将领下令集中，并送到达尔朗派来的船只上去。而且，还不准自由法国和他们接触或争取他们，他们留下的物资只许交给英国。最后，所谓“特种部队”，也就是叙利亚人和黎巴嫩人的军队，一直是极其忠于法国的，甚至维希政府在最近的战斗中都不敢用他们来同我们打仗。毫没有经过考虑，这些人就被置于英国人的指挥之下了。
当我还不知道这个条约的详情时，伦敦电台粉饰其词的说明就宣布我不承认《圣让德阿克条约》。事后我到开罗去，沿途分别对喀土穆的苏丹总督等英国军政首脑说明这个问题多么严重。因此，在我到达之前，就有警告性的电报事先发了出去。7月21日，我会见英政府的国务大臣奥利佛·李特耳顿先生，这个人是刚由英政府派到开罗来总管中东事务的。
李特耳顿是一个和蔼深思的人，胸襟开朗，显然不愿在掌事初期就找一个麻烦。他有点局促地接待了我。我设法不让自己发火，很冷静地说了以下的话：
“我们共同进行的战斗，使我们在战略上获得了极大的成果。维希政府在东地中海地区屈从德国人这一危险给予中东战场的沉重负担，现在已经解除了。但我必须说明，你们和邓茨签订的协定无法接受。叙利亚和黎巴嫩的统治权不能从法国转移给英国，它属于自由法国，也只有它才能行使这项权力。自由法国必须为此向全法国作交代。同时我也必须把跟我们作战的法国军队尽量争取过来。他们迅速地被成批遣返，而且被集中起来，与外界隔绝，使我们无法对他们做工作。总之，自由法国不能同意自己没有法国部队的后备来源。尤其不能同意的是，我们共同作战，你们却在大马士革和贝鲁特建立起权力。”
“我们没有这种意图，”李特耳顿先生回答说，“除了赢得战争以外，英国并不打算在叙利亚或黎巴嫩追逐什么目标。不过那边的内部局势必须安定下来。因此，我们认为东地中海国家必须独立，这一点英国人已向它们提出保证。同时，在战争期间，军事指挥部对于公共秩序有绝对权力。所以当地事务的最后决定权应属军事指挥部。至于威尔逊和德·维尔迪奥克所达成的关于法国军队撤退与登船的技术性条款，也同我们希望事情进行得有秩序的愿望相符。最后，我们不能理解你们为什么不信任我们，我们的事业终归是共同的。”
“不错，”我接着说，“我们的事业是共同的，但我们的地位不同，我们的行动也就不能一致了。在东地中海地区，托管国是法国而不是英国。你们提到这些国家的独立问题，但唯有我们才有资格给予它们独立，而且我们也正在给予它们独立。对于这方面的理由和条款，只有我们可以裁决和负责。你们当然可以从旁赞助，但不能从中干涉。至于叙利亚与黎巴嫩的公共秩序问题，那是我们的事，而不是你们的事。”
“那还不是一样，”李特耳顿先生说，“根据1940年8月7日的协议，你们也承认英国最高统帅部的权力。”
我回答说：“实际上我承认的是最高统帅部对自由法国军队的指挥权，但只是在击溃共同敌人的军事方面。我从没有意思让这项特权扩大到法国辖区的主权、政策或行政事务中来。有一天当我们在法国本土登陆的时候，你们是不是会提出最高统帅部的权力来要求统治法国呢？此外，我还要向你重复一次，我迫切要求和维希的部队接洽一下。这一点实际上对你们也有好处。把这一批很会打仗而将来我们在非洲或其他地方还可能遇上的军队像这样不加考虑地遣返，实在太荒谬了。最后，战争物资和特种部队的指挥权也应当属于自由法国。”
“你的看法已经向我说明了，”李特耳顿说，“关于我们在叙利亚和黎巴嫩的相互关系问题还可以讨论。但是关于停战协定的问题，由于已经签了字，我们必须执行。”
“那个协定并不能约束自由法国，我没有批准。”
“那么你打算怎么样呢？”
“是这样，关于英国最高统帅部似乎打算在叙利亚和黎巴嫩行使的权力，为了明确起见，我特此奉告，自由法国军队从7月24日起，即三天以后，就不再从属这个统帅部了。同时，我已经命令贾德鲁，不论遇到哪一方面的任何反对，都要立即将叙利亚和黎巴嫩全境的政权接收过来。我也下令给自由法国的军队，尽量和其他法国部队接触，并控制它们的战争物资。最后，我们对叙利亚和黎巴嫩军队的整编工作已经开始了，今后还要积极进行。”
我把预先准备好的一个照会交给李特耳顿，上面写明了这些条件。临别时，我对他说：
“你知道我本人和我的追随者对我们两国的同盟事业已经和正在做了什么。因此你就可以估量出，如果我们不得不看到这个同盟被破坏，那是多么令人感到遗憾。但是我们自己以及我们国内把希望寄托在我们身上的人，都不能承认这一同盟将用来危害法国。如果不幸出现了这种情况，我宁愿断绝我们和英国的关系。诚然，不论在什么情况下，我们都将尽可能跟共同敌人作战。我打算在三天内到贝鲁特去。在这三天之中，我随时准备进行你们认为有必要的谈判。”
告别时，我看到李特耳顿表面上故作镇静，实际上已经惶惶不安了。我个人也十分激动。当天下午我又写了一封信，声明自由法国服从英国最高统帅部指挥的事从24日中午起停止，但我准备和他们商定军事合作的新方针。最后我打了一个电报给丘吉尔先生说：“我们认为《圣让德阿克条约》实质上违反了自由法国的军事与政治利益，其形式也对我们的尊严有严重的损害……我希望你个人会认识到，英国在这样一件对我们关系重大的事情上所采取的态度，相当严重地增加了我的困难；从我的事业的观点来看，也将产生严重的后果。”
现在轮到英国说话了。它让了步。当天晚上，李特耳顿先生经过约会后又来看了我一次，并说了以下的话：
“我同意某些表面现象使你产生一个印象，认为我们想代替法国在东地中海地区的地位。我向你保证这是误会。为了消除这种误会，我准备写一封信给你，保证我们完全不过问你们行政和政治范围内的事。”
我回答说：“这是一个很好的原则性的说明。《圣让德阿克条约》还是存在，它不幸违背这个原则。尤其是如果你们的人企图执行，而我们的人又不接受的话，那就会有引起事故的危险。同时你们还提议，要扩充你们最高统帅部在东地中海地区的权限，这和我们的立场是相抵触的。”
“你在这两个问题上，是不是可以提出一些意见呢？”
“关于第一个问题，我认为只有双方在停战协定的执行方面立即达成协议，把条文中有害的部分在实行中加以修正。至于第二个问题，最要紧的是你们应当把最高统帅部在黎巴嫩和叙利亚领土内的权限，限制在对共同敌人作战的军事行动上。”
“让我考虑考虑吧。”
那时气氛已有所缓和。经过数度外交谈判以后，我们首先在7月24日对《圣让德阿克条约》如何解释的问题达成了协议。代表我们这边进行谈判的是拉尔米纳将军和瓦兰上校。在这个协议中，英国人宣布让我们和东地中海部队接触，以便争取投诚的人；他们承认战争物资属于自由法国，放弃把黎巴嫩和叙利亚军队置于自己指挥之下的要求。同时还达成一项谅解：“如果维希当局发生重大的违反停战协定的事件，那么英国和自由法国军队就将采取一切有效措施，使维希部队归于自由法国。”由于当时已经有报告说发生了“重大的违犯事件”，所以正如李特耳顿先生向我保证的，我们大有理由相信军队的命运问题终将重新加以考虑。
我对英国首相的善意不怀疑。但威尔逊将军和他那一帮阿拉伯通如果悍然不顾既成的协议又该怎么办呢？为了保证使他们不致乱动，我又打了一个电报给丘吉尔先生，敦促他“不要把整个编制仍然完整的军团交给维希政府支配”。接着我又补充说：“我必须告诉你，我认为应当停止遣返邓茨的部队，应当让自由法国自由工作，以便把被敌人的宣传导入歧途的军队引回正道上来。这样才能符合基本安全的要求。”
第二天，也就是25日，英政府国务大臣奥利佛·李特耳顿以他的国家的名义写信给我说：
“……我们承认法国在东地中海地区的传统利益。英国在叙利亚和黎巴嫩除赢得战争外，没有其他利益。我们无意采取任何方式损及法国的地位。自由法国和英国都保证叙利亚和黎巴嫩的独立。如果我们采取了这一重大步骤，并且不违犯它，我们就完全承认，所有的欧洲国家中唯有法国才能在东地中海地区拥有最高权力和地位……你大概已经知道首相最近关于这方面的谈话，我现在再次加以肯定。”
在这一封信中，李特耳顿先生宣布接受我交给他的关于英法军事当局在中东合作的协议条文。其中实际上说明英国人无权过问东地中海地区的政治与行政事宜，交换条件是我们同意他们的最高统帅部在明确规定的条件下执行战略指挥权。
当天我就启程到贝鲁特和大马士革去了。
叙利亚的首都，这个大城市，一向故意在一切场合都对法国当局表示冷淡，但当自由法国的领导人庄严地进入这个城市的时候，他被一种很明显的热情感动了。几天以后，我在大学区对最著名的人物和叙利亚议会议员说明法国今后在东地中海地区的目标时，得到了大家热烈的赞同。
我到达贝鲁特的时候是7月27日。法国和黎巴嫩的军队在街道两边站满了，群众则挤在空地上，不断地鼓掌欢迎。我走过热情洋溢的人群包围着的炮台到小行宫，在这儿同黎巴嫩政府的首脑艾尔弗雷德·纳卡希作了彬彬有礼而又充满乐观气氛的交谈。然后又到大行宫去，法国方面的领导人物都聚集在那里，其中大部分人对于维希政府所建立的制度都曾支持过或信任过。但当我和他们接触时，我又一次看出，一种既成事实，如果有正义作基础的话，将怎样影响人们的态度，甚至影响他们的信念。公务人员、要人、教会人士等都向我保证他们的忠诚，并保证在新政权下竭诚为国家服务。我必须说明，除少数例外，这一点都做到了。几乎所有留在黎巴嫩和叙利亚的法国人，都在极端艰苦的环境下热忱地和自由法国联合，为解放祖国而斗争，并履行法国在当地的权利与义务。
事实上坚持这种权利与义务是十分迫切的事。我刚到贝鲁特就毫不奇怪地看出来，威尔逊将军和协助他的那些穿着军服的政治掮客对于我和李特耳顿签订的协议根本置之不理。从停战协定的执行状况以及英国人在叙利亚和黎巴嫩的行为等方面看来，一切事情就好像谁和我们都没有关系似的。
邓茨在英国人的完全同意下，把他的军队都集结到的黎波里地区去了。他还继续指挥着这些军队。各单位的将领、军备和旗帜都照旧，并依次扎营。维希方面的电报如雪片般飞来，有表扬，有指示。除了上级传下的消息外，听不到任何其他的事情，人人都笼罩在即将遣返的气氛中。已经接到通知，整批运送他们的船只快从马赛开来了。达尔朗刻不容缓地要把他们运走，德国人也急于要让他们离开。同时，停战委员会和警察岗哨都在严格地执行着邓茨的命令，官兵们发现自己无法和自由法国的同胞发生关系，甚至无法和我们接触。在这种情形下很少有跑过来的。我们没有权利向那些人的良心呼吁，让他们和我们个别谈话，然后作出选择。那时所做的工作只是把编制完整的军团集体装船，他们处在一种怨恨和屈辱的气氛中，除了离开以外没有别的愿望。他们要求赶快离开这个无谓牺牲和行动艰苦的地方。
英国政府在关于《圣让德阿克条约》的解释上对我们作的保证，现在已经成了一纸空文。正如他们声称在政治上对叙利亚不感兴趣，关于要限制最高统帅的权力等不过是说说而已。在大马士革和贝鲁特方面，侵犯行为在表面上还保持一定的谨慎，而在英国和它的侯赛因王室走狗垂涎已久的最易受到侵害的地区就肆无忌惮了。
贾德鲁将军的代表雷尼耶在杰齐拉被当地英军看成了嫌疑分子，那里有一个亚述-迦勒底营和一个叙利亚骑兵中队被暂时解散了，但他却受到阻挠不能去整编。在帕尔米拉和沙漠中，英国“外约旦军”司令格拉布（外号格拉布·巴夏）曾横行一时，他企图把贝督因部落拉到艾米尔·阿卜杜拉那边去。在豪兰，英国人员也对当地酋长施加压力，叫他们承认阿卜杜拉的权力，并向他纳税。从阿勒颇和阿拉维斯部落国，都传来了告警的消息。
在杰贝尔德鲁兹，英国人更加公开暴露他们的意图。那时这块地方还没有发生战斗。贾德鲁和威尔逊同意在没有作出联合决定以前，不得向这个地区进兵。后来我们听说有一个英国旅已经驻扎到那边去了，德鲁兹骑兵中队已经被强迫置于英国人管辖之下，某些酋长被巴斯（外号巴斯提督）召去，保证他们不受侵害，于是他们便宣布否认法国的统治权。苏韦达的“法兰西大厦”，即法国代表的住宅也被强占作为英军司令部驻地。该司令部还当着军队和群众的面把三色旗降下来，把英国国旗升了上去。当我们听到这些消息时，心情是可想而知的。
当时必须立即采取行动。贾德鲁将军取得我的同意以后，于7月29日命令蒙克拉尔上校立即率领一个强大的纵队进入苏韦达，收回法兰西大厦，恢复德鲁兹骑兵中队。我们事先通知了威尔逊。他给我一封充满恐吓的回信，叫我制止这个纵队的行动。我答复说：“该队已经到达目的地……他，威尔逊，可以直接和贾德鲁去谋求解决。贾德鲁已经向他提出英法驻军杰贝尔德鲁兹的问题……我对他那种威胁口吻表示遗憾……我虽仍然愿意在军事方面忠诚合作，但法国在叙利亚与黎巴嫩的权力和法军的尊严绝不容受到损害。”
蒙克拉尔到达苏韦达之后，英国旅的司令官就告诉他：“如果要打的话，那就打吧。”蒙克拉尔也作了同样的答复。但事情并没有发展到那个地步。7月31日，蒙克拉尔进驻法兰西大厦，正式把三色旗升了上去。他把军队驻在这个城里，让一个法国军官指挥，改编了德鲁兹的骑兵中队。不久，英国军队就撤离了这个区域。
一波刚平，一波又起。威尔逊竟宣称他将建立所谓“军法”，接收一切权力。我们警告他，在那种情形之下，我们就会用自己的权力和他们对抗，那就意味着破裂。李特耳顿虽然一直在场，但却置身事外。他们听到谣传说，贾德鲁将在贝鲁特和大马士革协商将来的条约，英国国务大臣甚至直接写信给他，要求让斯皮尔斯出席谈判。这似乎已经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事了。这样一再要求干涉我们的事务和侵犯事件越来越频繁，我们实在忍无可忍了。8月1日我打电报给卡山，叫他去见艾登先生并代表我告诉他：“英国的干涉已经导致严重的复杂局势。英国在东地中海地区不顾法国权力的政策能得到什么利益是值得怀疑的。而英国与自由法国之间引起一场公开的争吵，那是非常不利的。相比之下，得到的利益是微不足道的。”
公开争吵？伦敦方面不愿意这样干。8月7日李特耳顿先生到贝鲁特来找我，在我的住宅里待了一整天。如果说英国对于中东方面的事务从来没有过一次决定性的商谈，那么这次商谈便可以认为是决定性的。这位大臣坦率地承认，英军没有执行我们在7月24日和25日所达成的协议。他肯定地说：“这也许不过是由于交流或者理解的问题而引起了迟误。我对这一点表示极为遗憾，并要求结束这种情况。”贾德鲁确凿地叙述了英国工作人员所造成的事件，他对此表示惊讶和遗憾。他宣称维希政府违犯了停战协定，比如这次战斗中被俘的52名英国军官本应立即释放，但没有这样做，甚至弄得下落不明。为此，邓茨将调到巴勒斯坦去，以便为我们提供一切便利条件来争取这批人。
我毫不掩饰地对李特耳顿说，我们的盟国的合作态度使我们感到气愤。我告诉他：“与其这样继续下去，倒不如各走各的路。”这时他也抱怨我们给英国最高统帅部造成了多么大的困难。我用福煦将军亲自教给我的话回答说，真正超然的盟军统帅部是不存在的。不论李特耳顿怎样信誓旦旦地对我说什么和写什么，英国人在这边的行为完全不是那回事。至于像威尔逊那样，提出东地中海地区必需的防务以便篡夺杰齐拉、帕尔米拉和杰贝尔德鲁兹的权柄，那只是一种很笨拙的借口。敌人现在离这些地区很远。如果说采取措施防止轴心国重新威胁叙利亚和黎巴嫩是明智的，那么正当的途径只能是英法共同防御的计划，而不是英国侵犯法国主权的政策。
李特耳顿先生想以和谐的气氛来结束这次会谈，于是抓住“防御”计划这一点。他提议把威尔逊将军请来协商一下，我原先是不愿意让这个人出席会议的，于是便拒绝了，但同意由威尔逊和贾德鲁在贝鲁特城外先拟一个草案。他们在第二天举行了会议，但实际上并没有得出什么结果。这就证明英国人对于东地中海地区所考虑的，根本不是为了对付德国人的侵犯，而是另一种东西。然而那位国务大臣为了表示好意，临别前还交给我一封信，重申英国人在政治上的超然态度。此外，李特耳顿还当面告诉我，这次会谈的实际效果将会使我满意。
自由法国经过这样多打击还没有动摇，因此我便倾向于认为事实上可以指望我们的困难有所缓和。然而，我的阅历足以使我确信早晚会重新出现危机。但当时的毛病已经不少。为了对这些暂时被克服的困难作出结论，我便把我对各阶段的概述及结论送交伦敦的代表团，这使他们甚感惊讶。我的结论是：“我们的伟大和力量完全在于对法国的权力坚定不移的立场，一直到莱茵河以内的地区，我们都坚持这种立场。”
无论如何，从那时起形势就改变了。拉尔米纳可以带着他的参谋人员去访问尚未登船的部队，对那些官兵作最后的说服。贾德鲁个人想挽留某几名军官，也可以跟他们见面了。我自己也接见了很多人。过来的人总共有127名军官和6000名士兵，等于东地中海地区兵力的五分之一。同时，叙利亚和黎巴嫩的部队，有290名军官和14000名士兵马上得到了改编。但在法国陆军和空军中终于有25000名官兵离开了我们。如果我们有足够的时间和条件去启发他们，其中的大部分无疑是会加入到我们这一边的。我知道，那些经敌人允许回国因而不能到我们这边来参加战斗的法国人是非常疑惧而悲哀的。当我看到维希方面的运输舰在港口载满人员消失在海上以后，心中有如刀割。它们把我们国家的一部分希望装走了！
但至少留在这边的力量现在可以用来赢得战果了。贾德鲁先生孜孜不倦地致力于这方面的工作。他充分认识到法国的伟大和它权力的意义；他处世十分老练，尤其善于接待中东方面的人物，那些人微妙而热烈的把戏，他一眼就能看穿；他对本身的价值具有信心，对我们的事业和事业的领导人十分忠诚。像他这样的人，自然能指导法国在东地中海地区的政策，并取得辉煌的成果。但我认为，他希望取悦于人，倾向于调和，与他所担负的全武行的角色是不相称的。同时我也认为，他对英国阴谋不能很快地洞悉。即使如此，我一直承认他的丰功伟绩和高贵的品质。那时的局势，由于最初的条件令人胆寒，同时资源极缺乏，而各方面又在不断制造困难，所以弄得无法插手。在这种情况下，贾德鲁仍然为法国立下了功勋。
首先他必须从头到尾重新组织法国的代表，而当时“有权威的”官员和大部分政界人士几乎走光了，一切无从下手。他请保罗·勒比西当秘书长。这个人原是法国驻曼谷的大使，从那里来参加到我们这边。此外他分别派科勒将军和皮埃尔·巴尔到叙利亚和黎巴嫩政府中去当代表，同时又派戴维去阿勒颇（后由佛奎诺接任），德·蒙特尤去的黎波里，杜马塞去西顿，领地长官施弗莱去阿拉维斯（后由蒙克拉尔将军接任），布罗塞上校去杰齐拉，戴沙尔上校去胡姆斯，奥利维·罗热去杰贝尔德鲁兹，让他们在这些区域代表我们并发生影响。
必须指出，一般民众对我们是热烈拥护的。他们认为自由法国的人是英勇、奇特而又豪爽的。在他们眼里，唯有这种人才是理想的法国人。此外，他们认为，我们在那里可以驱除德国人对他们领土进行侵略的危险，保证他们的经济领域有前途，并且能对他们的封建领主的权限加以限制。最后，我们慷慨地宣布了他们的独立这件事，也一直使他们受到感动。我到大马士革和贝鲁特时所发生的情形，几天后在阿勒颇、拉塔基亚、的黎波里以及这个奇特的地方的其他城市和村庄，也都同样出现；每一个地点、每一个地区都仿佛是历史的见证人。
人民虽然明显地表示友好，但是政界人物就显得不那么真诚了。在这两个国家中，最紧急的问题是建立一个称职的政府，以便执行我们即将移交给他们的新任务，尤其是在财政、经济和公共秩序方面的任务。实际上我们打算在托管政府里保留的职权，只涉及对国防、外交和黎、叙两国“共同的利益”（如货币、关税和供应等）的责任。这些共同领域的职权既无法立即移交，也无法一下子按黎、叙两国分开。往后，当战争的发展形势许可时，将举行选举，产生纯粹的民族政权。这个时期以前的临时政府，把权力扩大以后，已经使宗派纠纷和个人之间的对立达到顶点。
从这一角度来看，叙利亚的局势特别复杂。1939年7月，当巴黎最后拒绝批准1936年条约时，高级专员就把共和国的总统哈希姆·巴依·阿塔西撤职，并把议会解散。我们在大马士革已经看到一位人品极好、深孚众望的人，名叫卡勒德·巴依·阿桑，领导着一个机关在工作，它只限于执行职务，而不具有民族政府的性质。起初我希望能在叙利亚恢复以往的状况。最初，总统哈希姆·巴依和他的最后一任总理詹米·马顿·巴依以及被解散的议会主席法尔斯·厄尔·扈利与我和贾德鲁将军谈话时，都表示在原则上准备接受这一点。这三个人都是经验丰富的政治家，热爱祖国的志士，期盼着与法国保持友谊。然而他们却没有充分认识他们面临的大好时机可以使叙利亚和法国彻底合作，把双方的误会和疑虑完全消除掉，以便走上独立的道路。在我看来，他们过分拘泥于法律形式，对于死板的民族主义情绪也过分敏感。然而我还是叫贾德鲁将军继续和他们谈判，唯有当他们的保守精神使我们无法取得任何结果时，才改变方针。
我们在黎巴嫩所遇到的事情虽然不算理想，但进展还比较快。共和国的总统埃米尔·埃迪是法国的忠诚朋友和老练的政治家。在我们进攻贝鲁特的战役以前三个月，他就自动辞职了。后来没有人来代替他。这时议会的托管期也早就过期了。从原则和宪法上来讲，我们所面临的是一个历史的空白，但在政党的纷争方面却远非如此。基督教马龙派的显要人物扈利和埃米尔·埃迪是死对头。他对黎巴嫩的事情了如指掌，许多党徒和财团都跟他跑。“埃迪曾经霸占过那个位置，”扈利对我说，“这回该我当总统了！”最后，伊斯兰教逊尼派热情的领袖里雅德·索勒哈在清真寺旁挥动阿拉伯民族主义的旗帜，使以上两位竞争者大吃一惊，然而却没有使他们和好。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认为最好是把在职的艾尔弗雷德·纳卡希送到政府的最高职位上去。他不及以上三个人杰出，但很能干，很受人推崇。任命他为过渡时期政府的领袖，大概不至于引起很大的反感。其实这种看法只有一部分正确。埃米尔·埃迪很慷慨地接受了我们的临时人选，里雅德·索勒哈也不想与即将上任的人为难，但扈利却使尽一切阴谋诡计来对付他。
在人民自由选举以前，大马士革和贝鲁特的政治局势并没有引起动荡，公共秩序也没有发生混乱。行政机关还在照常工作。一般都认为，选举的推迟是由于战争的影响。总之，只要英国人不专门在这里面找岔子，从托管到独立政府的过渡就能和平地进行。
那时李特耳顿在开罗被中东的供应问题缠住，威尔逊将军也连同他的戒严令和直接侵犯一齐不见了，斯皮尔斯将军则以英国联络机构首脑的名义驻在贝鲁特，1941年1月间，他又成为英国驻叙利亚和黎巴嫩政府的全权代表。他有几张无敌的王牌：英军在场；各种情报活动；掌握了这两个以贸易为主的国家的经济命脉；在世界各国首都中都有首要外交机构的支持；巨大的宣传力量；邻近阿拉伯国家官方的支持；阿拉伯国家中有侯赛因王朝统治下的伊拉克和外约旦；还有在巴勒斯坦的英国高级专员曾不断发出的警告，作为他那里的阿拉伯人民对叙利亚和黎巴嫩兄弟所受“压迫”的回击；最后还有地位稳固的埃及在职部长们和那些野心勃勃对部长职位垂涎三尺的人——除非有英国人的支持，否则，就没有什么成功的希望。
东地中海地区充满着阴谋，贪恋金钱的诡秘的英国人大可以渗透进来。有这样一手牌，是很容易获胜的，而且是诱人的。唯有同我们破裂的前景和抚慰法国人感情的必要性，才能使伦敦有所收敛。但这种前景和必要性同样也限制了我们的行动自由。离开英国，在精神和物质方面势必造成重大损失，这使我们不得不有所踌躇。此外，自由法国已经逐步壮大，并且由于精诚团结而获得了胜利。这一回如果孤注一掷的话，是不是会失去一部分精诚团结的精神呢？最后，法国人民正处在痛苦的深渊中，最重要的就是唤起他们的希望和信心，以便引导他们与敌人作战，那么我们又怎么能在这时向他们揭露我们的盟国的行径呢？
无论如何，我们的政权在叙利亚和黎巴嫩建立起来了，这就大大加强了自由阵营的力量。此后，盟军在中东的后方就得到了可靠的保障。德国人除了冒险再派出一个庞大的远征队以外，已经无法再插足阿拉伯国家了。原先希特勒跟土耳其为难，要它加入轴心国，作为欧亚两洲的桥梁；现在土耳其已不会再受到侵扰，它可以更加坚强起来了。最后，自由法国能够把更多的兵力投到战场上来。
在这一方面，我们决定用叙利亚和黎巴嫩的军队来守卫东地中海地区。由我们的海军负责守卫固定的海岸防线，后备队由法国旅组成，一切都归亨伯洛将军指挥。同时我们还组织了两个强大的混合旅、一个装甲中队以及相应的后勤部队到别的地方去作战。拉尔米纳将军的布拉柴维尔高级专员一职由军医西塞少将接任，他自己指挥这一支机动部队。可惜它的兵力有限，但由于我们在东地中海地区接收了战略物资，它的攻击力倒不弱。我在回开罗途中，看到新总司令奥兴勒克将军，我告诉他说：“我们的军队一旦组织好之后，只要有战斗就交给你指挥。”他回答说：“隆美尔一定会为我提供机会，让我袭击他的。”
那时地中海的战事有集中在埃及和利比亚边境的趋向，但对我们和我们的盟国来说，最好在从波罗的海到黑海的广大欧洲土地上点燃战火。德国人在苏联的进展很快。但不论希特勒军队起初的胜利有多大，苏联人的抵抗还是在—天一天地加强。这是在政治上和战略上都有不可估量的重要性的事件。
正是由于这些事实，美国才有机会作出决定性行动。无疑的，人们估计到日本不久就会把太平洋当成一个广大的牵制地区，来减少或延迟美国的干预。但这种干预的目的在于欧洲和非洲，它是肯定要出现的。因为那时德国人作了一次巨大的冒险，把主要力量都陷在遥远的苏联腹地；而英国在自由法国的帮助下已经能在中东保持住巩固的地位；最后，战局的演变必然会给被压迫的人民带来希望和战斗精神。
现时我们能做的一切，就是尽量影响华盛顿和莫斯科，促进法国抵抗运动的开展，鼓舞和指导我们在世界各地的力量，并将它们动员起来。为了这一切，我必须回到伦敦去，那里是交通的中心和战争的首都。1941年9月1日我到了伦敦，从最近的经验里我预见到，我的事业直到最近还要经受严重的考验。但从那时起我就坚信，最后胜利是我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