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冬降临的时候，伦敦人心中蒙上了一层迷雾。我发现英国人十分紧张而沮丧。他们想到自己不久前怎样赢得了空战胜利，入侵的危险怎样大大地减少，心中自然不无骄傲。

初冬降临的时候，伦敦人心中蒙上了一层迷雾。我发现英国人十分紧张而沮丧。他们想到自己不久前怎样赢得了空战胜利，入侵的危险怎样大大地减少，心中自然不无骄傲。但他们在清除断瓦残垣的时候，另外一些恐怖又猛袭到他们和他们的可怜盟友的心头上来。

潜艇正在猖獗活动。英国人日益惶惶不安地注视着德国的潜艇、飞机和突袭军舰破坏英国的船只。战争的进程和给养水平都有赖于这些运输船。对于各部大臣和各部门说来，首要的问题就是“船运”。吨位成了经常缠绕心头的大事，成了最令人头痛的问题。英格兰的生命和光荣每天都系于海上的安危。

在东方，积极的战斗开始了。但是由于维希当局的背叛，地中海无法让速度缓慢的英国护航队通行。英国送往埃及的军队和物资都必须绕道好望角。这条海路的长度几乎等于围绕地球半个圈子。从印度、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等地送来的东西也要经过漫长的路程才能运到。同时，英国输入供工业、军队和居民用的大量原料、军事装备、食物等等（1941年共达6000万吨），除非从美洲、非洲和亚洲走很远的路，否则就无法运到。这样就需要用极大的吨位，绕曲折的路线通过漫长的路程，把东西运到克莱德和麦尔西两个狭长的港湾，而且还要用很多的护航队。

尤其使英国人头痛的是，任何方面都根本不可能打开乐观的局面。同许多英国人的希望相反，轰炸英国城市和皇家空军的胜利并没有促使美国人参战。美国的舆论无疑是敌视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的。同时，罗斯福在11月5日再度当选总统以后，马上就通过外交活动和公开讲演积极使美国参战，但华盛顿方面的态度仍然是中立的。这种中立的确是法律所规定的。因此，在这个阴暗的冬季，英国必须用黄金和外汇支付在美国所购买的东西。美国总统通过极端高明的手法间接地给了他们一些援助，但也成了国会和报界问罪的目标。总之，英国人由于需要支出大量费用，眼看就要由于缺乏现金而无法继续获得作战必需的物资了。

至于苏联，它在与德国进行的交易中并没有得到什么甜头。相反的，莫洛托夫到柏林跑了两趟，在1月间签订了一个《德苏贸易协定》，只是大大地喂肥了德国人。1940年10月，日本签署了德、意、日三国同盟条约，这样便宣布了它与柏林、罗马的威胁性团结。同时，由德国领导的欧洲团结似乎也在变为现实。11月间，匈牙利、罗马尼亚和捷克斯洛伐克都投靠了轴心国，佛朗哥和希特勒在圣塞巴斯梯安会晤之后，又和墨索里尼在波地吉拉会晤。最后，维希政府和侵略者积极合作起来，它连停战协定所给予它的有名无实的独立也保不住了。

外面的局势一团漆黑，内部的负担又十分沉重地压在英国人民身上。动员法已经把2000万男人和妇女送入军队、工厂、田野、公用事业部门和防御部门。每一个人的消费量都受到极严格的限制。黑市一出现，法律就用极严厉的手段加以镇压。这时敌人的空袭已经不再打算取得决定性的结果，但仍在骚扰港口、工厂和铁路。他们在短短的时间内破坏了考文垂、伦敦城、朴次茅斯、南安普敦、利物浦、格拉斯哥、斯温西、赫尔等地方。居民连夜提防着；救护队和防空队疲惫不堪；许多可怜的人们不得不跑下床来，钻到地洞或掩蔽体中去；伦敦人甚至还跑到地下车站去。1940年末，英国人被围困在孤岛上，仿佛处在最黑暗的一段隧道中。

英国虽然经历了这样多考验，但并没有使我们同他们之间的关系更密切一些。他们既然集中精力在自己的事情上，我们的具体问题对他们来说就很不合时宜了。的确，我们越是给他们添麻烦，他们就越企图把我们吞并掉。把自由法国当成他们军队和各部门中的一部分，对于他们来说，无论是从行政管理还是从政治两方面看来，都比把我们当成野心勃勃的盟友看待更加方便。此外，在这个战事沉寂而物资又十分匮乏的时期，甚至连伦敦的政界也不打算提出什么问题，更不打算解决什么问题。那时各种问题十分紧迫而又难以解决，参谋总部和各部大臣自然都忙于解决迫切的问题和完成争论不休的任务去了。政府则在议会与报界的猛烈抨击下，很难作出一致同意的决定。有一天丘吉尔先生对我说：“你也知道联合是怎么一回事了吧！唔！英国内阁就是一个例子。”

然而自由法国还是迫切需要许多东西。在夏天和秋天的临时安排以后和来春决定要实行的新行动之前，我们一方面要对他们保持一种坚决的独立态度，同时又要向他们取得不可缺少的东西。在这种情况下，必然经常引起摩擦。

我们的组织复杂而又多变，在一定程度上就使英国人的谨慎有了根据，同时也便于他们插手干预我们的事。这样一来，摩擦就更容易发生了。自由法国是仓促间一个人一个人地聚集起来的，当然一时不易获得内部统一。在伦敦，它的各个部门，例如陆军、海军、空军、财政、外交、殖民地管理、情报、与法国本土的联络等等，都建立起来了，而且有一股强烈的愿望，要把一切工作做好。但我们十分缺乏经验和内部统一。同时，某些富于冒险精神的人，根本就不能遵从公职的义务和规则，这使我们的机构出了一些很惊人的事件。所以我到非洲去的时候，安德烈·拉巴特离开了我们的行政部门，而穆兹利埃将军则和其他部门闹翻了。卡登花园中就发生了一些严重的个人冲突和公务上的悲剧，这使我们的志愿战士感到愤慨，同时也使我们的盟友感到担忧。

11月末我回来以后，就着手安排人事，解决存在的问题。我刚刚开始重新进行组织工作，就发现英国政府方面犯了惊人的错误。他们被“情报处”贻误了。

那时英国由于被围正弄得头昏脑涨，于是情报和保安机关便如雨后春笋般地增长起来。“情报”对英国人来说是一种喜好，也是一种工作，当然就免不了要把触角伸向自由法国方面来。他们在这方面用了一些怀着善意的人，同时也用了一些不怀好意的人。总之，英国政府在某些令人讨厌的特务们唆使下，突然对自由法国进行中伤，几乎把它断送掉。

1941年1月1日晚间，我正和我的家人待在希罗普郡，艾登先生忽然送来一个通知，叫我马上到外交部去见他。他刚刚由于哈里法克斯勋爵被任命为美国大使而接任了外交大臣。第二天早晨我马上赶去。他在迎接我时就流露出了深为不安的迹象。他说：“发生了一件很令人遗憾的事。我们刚得到证据，说明穆兹利埃海军中将在秘密地和维希当局联系。当达喀尔远征队还在准备的时期，他就企图把这个计划告诉达尔朗，并打算把‘苏尔考夫’号交给他。首相听到这个消息之后，马上下令逮捕了那位海军中将。这件事得到了内阁的批准。现在穆兹利埃在监狱中。这桩可怕的事件在你们的人民和我们人民之间将产生什么印象，我们确实不敢想象。但我们无法不立即采取行动。”

接着艾登先生把这项控告所根据的文件拿给我看。这些文件是在公用信笺上用打字机打下的便条，上面盖有伦敦法国领事馆（仍然被维希当局一个官员盘踞着）的印。签字的显然是最近被遣送回国的前空军代表团团长罗梭亚将军。这些便条印着据说是穆兹利埃海军中将提供给罗梭亚的情报。据说罗梭亚又把这些便条传给了某南美国家驻伦敦的公使馆，然后由这个公使馆转给维希当局。但据艾登先生说，这些文件在传递途中被一个机智的“情报处”人员截获了。他补充说：“经过彻底的审讯后，英国当局不得不相信了这些文件的真实性。”

最初我愣住了，不知说什么好。但我马上又觉得“这件事处理得太过分”，一定是由于某种阴谋而引起的大误会。我很明白地把这一点告诉了艾登先生，并说我将亲自去把它弄个水落石出，但同时我将极其机密地来处理这件事。

起初我还不敢想象这出戏是在一个英国机关的掩护下演出的，所以便归罪于维希当局。是不是会有某些维希当局的走狗制造了一个定时炸弹留在英国了呢？经过48小时的调查与研究以后，我跑到外交大臣那里去告诉他说：“这些文件从内容和依据的来源上看是极端可疑的，无论如何不能当作证据。没有任何东西能说明这位法国海军中将突然被捕是有理由的。此外，他没有机会申辩，也不准我去见他，这一切都是没有道理的。在目前来讲，至少必须把穆兹利埃海军中将释放出来，并待之以礼，直到这桩阴谋弄清为止。”

艾登先生虽然也感到手足无措，却拒绝给我满意的答复，并且说英国机关对这次审讯是如何重视。后来我又送去一封信和一个备忘录提出抗议。我去拜会海军大臣杜德雷·庞德将军，激起海军将领的国际同情心，叫他出来干预一下这桩发生在他一个同僚身上的不光彩的纠纷。我采取了这一系列步骤之后，英国当局开始动摇。后来我得到允许到伦敦警察厅去看穆兹利埃，并且按照我的要求，不在监房里而在一个办公室中会见他。旁边也不用警卫，也不用证人，以便向人们说明，同时也向穆兹利埃说明，我不承认诬陷他的那个罪名。最后，某些迹象让我想起当我在非洲的时候，有两个人曾经由于英国政府的坚持而穿上法国制服在我们的“保安机关”里工作，这两个人可能与这件事有关。于是我便把他们叫来。当我看到他们那副战战兢兢的样子时，我就确信，这肯定是“情报处”的勾当。

1月8日我召见斯皮尔斯将军，正式把我的确定看法通知了他。我告诉他说，限英国政府在24小时以内把那位将军释放出来，并赔偿一切损失，不然自由法国和英国之间的关系就将彻底破裂，后果如何在所不计。当天斯皮尔斯将军又来了，他显得垂头丧气。他告诉我说，错误已经承认了，“文件”完全是捏造的。当事人已经供认了，穆兹利埃已出狱。第二天，首席检察官来见我，并告诉我说，他们正在对阴谋的制造者起诉，尤其是几个英国的军官。他叫我指定几个人代表自由法国参加调查和审讯，我就指定了几个人。那天下午，丘吉尔先生和艾登先生在唐宁街代表英国政府十分难堪地向我道歉，并答应对穆兹利埃所受的侮辱负责弥补。我必须承认，这个诺言是遵守了。诚然，英国政府是前倨后恭，而穆兹利埃海军中将是前恭后倨，完全翻过来了，甚至有些过分，这一点往后可以看出来。

我不能掩饰这一可悲的意外事件出现在我们和盟邦英国经常动荡不定的关系中，使我对彼此应当如何相处的看法大受影响。但这件讨厌事情带来的直接后果却不坏。因为英国人无疑地想弥补他们的错误，所以比以往更愿意和我们讨论许多有待解决的问题。

所以在1月15日的时候，我和艾登先生签署了一项关于自由法国在英国领土内的“司法”协定。其中特别提到我们自己的法庭必须“根据国家军事立法”的精神审理案件。同时我们又和英国财政部举行了一些谈判，拟订财政、经济和货币的协定。我们这边由卡山、普利文和丹尼斯当谈判代表，3月19日订好了协议。

在这一方面，我们要解决的问题是摆脱我们自己朝不保夕的窘迫情况。我们那时既没有银行又没有货币，我们缺乏交通运输，同时在国外也没有被承认的商务代表。我们又将如何使非洲和大洋洲归附到我们这方面并作为一个整体而存在下去呢？自由法国的军队散布于世界各地，如何维持呢？盟邦供应我们以及我们供应他们的物资与劳务如何平衡呢？在协议中我们取得了一项谅解：一切开支，不论目的如何，都应当在伦敦英国政府和戴高乐将军之间商量决定，不能与法国地方政府之间任意商定。我们规定的兑换率是176法郎比1英镑。也就是说，同维希当局签订停战条约以前所通行的兑换率一样。

执行这一政策后不久，我们又进一步设立了“自由法国中央金库”。这个银行将执行一切支付（报销、薪饷、采购等等），接受一切收入（领地的捐献、英国财政部的预支、法国国外侨民的赠予等）。同时它也是自由法国在全世界唯一可以发行钞票的银行。这样，当我们所有的人在精神上集合在戴高乐周围时，我们的行政管理也高度地集中了。因为在我们之中既没有政治或军事上的封建采邑，也没有财政上的封建采邑，同时英国人也禁止各地通过财政方式进行干预，所以我们虽然从头到尾都是分散的和临时的，但在整体上还是统一起来了。

那时我们虽在巩固海外基地，但心中想的主要还是法国本土。在那儿要做些什么呢？怎样做呢？通过什么办法去做呢？我们在法国甚至根本没有行动的凭依，也不知道从哪里下手。但这并没有妨碍我们考虑一种伟大的计划，希望全国的群众都会起来支持这一行动。所以我们所考虑的组织工作至少是：通过我们对敌人的情报工作有助于盟军作战；在国内各界发动抵抗运动；装备军队，一待时机成熟，就在敌后开始解放战争；准备重新团结整个民族，以便在胜利后使国家重新走上正轨。同时，我们要使法国人在共同作战中从多方面作出的贡献能直接有利于法国，而不至于分散地直接提供给盟国。

但秘密工作对我们说来，是一件完全陌生的工作。我们在法国本土从未对国家遇到突然情况做过任何准备。我们知道法国情报机关在维希方面还相当活跃。我们也不是不知道陆军参谋部正在设法使某些物资储备不落入停战委员会手里。我们猜想，各种各样的军事部门基于假定敌对行动可能恢复而正在进行安排。但这些零散的活动都与我们无关，它们是为这样一个政权而活动的，它能够有存在的理由，就是不利用它们，它们的当局也绝不寻找或接受与自由法国的任何联系。总之，我们在法国本土上并没有任何东西可以作为我们行动的凭借。这个特殊战场的工作必须白手起家。

我的周围请求做这项工作的人倒不少。由于一种先天的模糊预见，1940年有一部分成年人事先就倾向于秘密工作。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青年人对于“第二局”、秘密机关、侦探工作以至破坏和阴谋的故事都具有很浓厚的兴趣。书籍、报纸、剧院、影院大部分都集中精力描绘某些多少带些想象因素的英雄人物的冒险事迹，他们在为自己国家进行的秘密工作中做出了卓越贡献。这种心理无疑使我们征集特工人员的工作得到很多便利。但也会有危险，可能接纳一些有浪漫情绪和不负责任的、有时甚至会有欺诈行为的人。这些都是极端危险的暗礁。任何方面要求工作的人都没有这方面多，同时也没有任何方面的工作比这方面更需要机智而又勇敢的负责人。

幸好我们找到了几个这样能干的人。德瓦兰上尉化名为帕西，当了他们的领导人。帕西对于这项无例可援的工作事先并没有准备。据我看来，这倒更好。事实上，当他承担这项工作时，就产生了一股冷静的热爱，这一股热爱支持他在黑暗的道路上摸索前进。他在这里将和最好的与最坏的人混在一起。帕西在法国内部进行日常工作的助手是曼努尔，后来又有瓦伦、魏波、皮埃尔、布洛克等人协助。他们虽然遇到了一系列警告、阴谋和失败，但始终使事情维持下去了。他本人被证明能控制厌恶情绪和骄傲情绪，这些情绪是这类行动中常有的毛病。因此，不论“中央情报与行动局”（简称“中情局”）要经历多少变化，无论如何我都让帕西留在那个岗位上。

最重要的是在国家的领土内建立起一个初步的组织。英国人从他们的本身利益出发，总是希望我们单纯地派遣地下工作人员，训令他们孤立地为某种固定目的搜集敌方情报。这是间谍所用的方法，但我们的打算要高一些。因为我们认为在法国的行动是在充满善意的居民中间进行的，因此我们便打算建立一个工作网。如果把严格选出的人员组织起来，并以集中的方法和我们保持联系，那就能得到最好的效果。进行初步试验的人有在英伦海峡登岸的爱斯地安·多尔夫、杜克洛；有通过西班牙来的佛尔科特；有从突尼斯到马耳他，然后再被送到北非的罗伯特和蒙尼叶。不久之后雷米也开始了秘密情报工作，在这方面，他表现出了卓越的才能。

这个陌生的战场上的战斗就这样开始了。中情局一个月又一个月地进行着工作。也可以说从一次月圆到另一次月圆地工作着，因为他们有许多工作都是靠夜间的月光进行的。他们征集秘密战场上的战士；发出工作命令；递交报告；通过拖船、潜艇、飞机偷运；通过葡萄牙、西班牙建立交通路线；空投着陆；同准备在法国内部协助工作的人接洽；往返视察联系；利用无线电通讯、专人传递和约好暗号等方法交换情报；和盟国机关配合工作（它们转达参谋部的指示，提供材料，按照情况变化使事情简单化或复杂化）。往后这一工作将要扩大，包括国内各武装团体和各式各样的抵抗运动。但在那个黑暗的冬季，我们还没有发展到这一步。

但我们必须和英国拟订一种临时条约，使得中情局既可活动，又不失其民族性。这的确是一件很费周折的工作。英国人当然懂得，从情报的观点来看，法国人所能给予他们的帮助有多大好处。这是他们当初唯一感兴趣的事。但英国机构所关心的是直接的联系，它们寻找的主要是这种联系。因此我们便马上展开了正常的竞争：我们号召法国人从道德和法律义务上出发，不要参加一个外国机构；英国人则用他们所能掌握的办法企图为自己物色情报人员，然后建立自己的情报网。

一个法国人一到英国，如果不是一个知名人物，马上便会被“情报处”送到“爱国学校”大厦里隔离起来，请他参加英国秘密工作机关，经本人提出一系列的抗议和要求以后，才让他参加我们这边。如果他让步了，马上就会被送走，再也见不着我们了。甚至在法国本部，英国人也用了含混的词句来征集助手。“戴高乐和大不列颠就是一回事！”这就是他们常说的话。至于物质资源，我们是完全要依靠盟友的，但有时也要经过反复讨价还价才能得到。这种种事实会导致什么样的摩擦是不难想象的。诚然，英国人虽然常常走到极限，但绝不会超过这个极限。在一定的时候他们也会停止，至少部分地对我们的坚强态度让步。接着便会出现一个有益的合作时期，直到突然间新的风潮袭来为止。

但在这方面正和其他事情一样，我们想做的事情唯有得到法国舆论的赞同以后才有效果。1940年6月18日当我生平第一次广播讲演时，我心里不无慌乱地想着有多少男人和妇女在听着我的广播。这时我认识到广播宣传在我们的事业中将起极大的作用。

英国人有一个长处是，能立刻认识到一个自由电台对受拘禁的人民将发生怎样的效果，并且善于巧妙地加以运用。他们马上就开始组织对法国的宣传。英国人在这方面正和其他方面一样，虽然诚心希望增强戴高乐将军和自由法国在我们民族中所激起的感情，但权柄却要操纵在自己手里，希望从这里面得到好处。至于我们，则只愿为自己说话。我个人，不用说，绝不容许任何人监督，也不容许任何外国人对我要向法国说什么话参与意见。

这种观点上的分歧经过一场争辩之后，实际上得到了一个调和的办法。根据这种办法，自由法国每天可以利用波长两次，每次5分钟。这时还有一帮人在我们之外独立组织了著名的广播站，名叫“法国人对法国人广播之声”，领导人是杰克·杜歇斯奈，是英国广播公司直接雇用的一个法国人。有几个自由法国的人士如让·奥伯尔雷、让·马兰等，经过我同意之后参加了那个站。我们取得一个谅解，该站应当和我们紧密联系。在一个很长的时期内，实际情形也是这样。这一群人的才能与效率使我们决定尽力帮助他们。我们对于评论刊物《自由法国》也同样尽力，这个刊物是由拉波德和雷蒙·阿隆两位先生创办的。此外还有马尤（别名波尔当）先生办的“独立法国通讯社”和科麦尔先生办的《法国报》，这些都是由英国情报部直接支持的，与我们毫无关系，但我们也同样帮助他们。

当自由法国跟英国的利益与政策彼此一致的时候，事情就这样进行着，其间也曾发生一些意外。后来却产生了危机，“法国人对法国人广播之声”、“独立法国通讯社”和《法国报》的宣传家都不为我们这边说话了。我们通过布拉柴维尔的广播站经常把我们认为有用的东西公布出去。我们那个小型的非洲电台从一开始就积极展开活动，我自己也经常用它。但我们希望扩大它的范围，增加报道内容。必要的设备已经到美国订购去了。要得到这批东西，我们不但要等一个很长的时期和花一大笔美金，同时还要在美国进行一大套复杂而费力的讨价还价。直到1943年春天，在英雄的草创时期工作的那个小装置，才在刚果由强大的战斗法国电台代替了。

我们重视自己从伦敦发出的简短广播，是可以理解的。每天都有一个充满责任感的人到广播室去代表我们说话。大家都知道，去得最多的是莫里斯·舒曼。他的才能也是大家所熟悉的。我自己大约每周去讲一次。每回我都带着一种激动的心情，认为自己是为在苦难深重、惊慌不定中聆听广播的千百万听众完成一项神圣的使命。我的每篇广播稿都是以非常简单的道理为基础的：我用战争的过程来说明投降的错误，我用民族自尊心来使得与敌人发生接触的人的灵魂受到深深的触动。最后，还有对胜利的希望和对“我们的法兰西母亲”再一次伟大起来的希望。

这样产生的效果固然是好的，但我们不得不承认，在敌我双方的地区中，人们仍然倾向于被动。他们听到“伦敦电台”时自然是满意的，甚至常常是很兴奋的。贝当和希特勒在蒙托亚尔的会谈受到了严厉的斥责。11月11日巴黎学生打着两根杆子列队示威游行，向凯旋门奔去，后来被德国国防军用来复枪和机关枪的火力冲散了，这件事也是激动人心的。赖伐尔被暂时解职了，似乎表示官方还有振作的动力。1941年1月1日，一大部分居民，尤其是德占区的居民，响应我的号召，待在家里不动，让街上和广场上空了一小时，这是“表示希望的一小时”。但是没有一种迹象可以使人认为，法国有数量可观的人决定采取行动了。敌人在我们国家中可以通行无阻，不会碰到什么危险。至于维希政府，很少有人和他们争权。贝当元帅本人仍然声望极高。我们得到的关于他访问法国中部和南部各主要城市的影片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从根本上说来，人们都相信贝当正在玩一个莫测高深的花样，时机一到，他会重新拿起武器的。一般人都认为我和他取得了默契。作为最后手段来说，宣传本身总是价值很小的。一切都要依靠实际行动。

那时与我们关系重大的当属非洲的战斗。自由法国是在这场战斗中开始出名的。早在1940年7月14日，我就和英国中东总司令魏菲尔将军直接碰过面，叫他把他那个区域的自由法国人员组织成正式的部队，并把他们送到吉布提去增援勒让蒂约姆将军。后来局势逐渐明朗化，法属索马里接受了停战协定。于是我便取得韦维尔的同意，让海军陆战队步兵营（6月间在塞浦路斯参加到我们这一边来，在埃及又增加了许多法国人）参加英国人从昔兰尼加向托卜鲁克与德尔纳发动的第一次进攻。12月11日，佛利阿上尉那一个勇敢的营在西迪-巴拉尼获得辉煌战果，使法国国内外的许多爱国人士感到莫大的兴奋。现在要进行的重大努力是从赤道非洲运送一个师（可惜只是一个轻装备师）到红海去，并安排让它也参加作战。

英军司令在厄立特里亚和埃塞俄比亚时，希望在地中海沿岸发动任何战斗以前，先在春季肃清奥阿斯塔公爵的部队。不管距离有多远，我打算让法国的一个第一流的梯队参加战斗。12月11日和18日，我分别给拉尔米纳和贾德鲁做了必要的指示。部队计有：外籍军团半个旅，乍得派来的一个塞内加尔营，一个海军陆战队连，一个坦克连，一个炮兵队，一部分后勤部队。全部军队由蒙克拉尔上校指挥。有一个阿尔及利亚骑兵中队（1940年从叙利亚来，由儒尔迪耶上尉领导）和一些飞行员（有些是和杜德利耶上尉一起从雷雅克来的，有些则是和科尔奈兹、梅斯芒两位中尉从突尼斯来的）已经和英国人在一起作战了。我取得韦维尔将军的同意后作了部署，把外籍军半个旅运往苏丹港，坦克和大炮也随着由海路运去。至于乍得营则仅由陆路乘本地小载重车离开了喀土穆。许多有经验的非洲人都发出了不妙的预言，但他们还是按预定计划平安地到达了目的地。早在2月20日的时候，他们就在加尔贝上尉的指挥下，在库布-库布附近作战，获得了辉煌的胜利。后来又有四个塞内加尔营参加了这个先锋部队，形成了一个相当可观的战斗单位。同时用我们原先从英国带来的布伦罕姆式飞机装备的一个法国轰炸机队，也将送到喀土穆去。最后，勇敢的护航舰“萨伏龙·德·布拉札”号和“杜博船长”号也正在开往红海。

如果法属索马里和吉布提港重新参战的话，法国在阿比西尼亚 的战争中将变得多么重要！法属索马里共有装备优良的警备部队一万人，吉布提港则是亚的斯亚贝巴铁路线的终点。因此，我一方面加紧派遣军队到埃塞俄比亚去，同时也要把这些法属殖民地争取过来。吉布提港方面本打算不承认停战条约，现在服从了维希政府的命令。但是如果在那个地区对敌人开了火，同时又有法国人参加，是不是会促使他们改变态度呢？假如是这样的话，吉布提港就应当是自由法国军队登陆的地方，以便和当地的警备部队配合。那时一支真正强大的法国军队就会发动攻势，从那里出发和英国人配合作战。相反的，如果法属索马里拒绝归附，那么自由法国的远征队就将和英国人并肩作战。

在伦敦，我们的盟友同意了这个计划。我指示勒让蒂约姆将军让他在吉布提港的老部队投入战斗，同时在任何情形之下都要指挥从赤道非洲派往或将派往红海的部队。他立即就到喀土穆去了。我向贾德鲁和韦维尔两位将军说了勒让蒂约姆和他的部下在什么情况之下可以作战。同时，我也请求丘吉尔先生尽量利用法国人的主动性，对于这一点，他起初似乎有些不爱听。

我们一方面努力增援英军在中东作战，同时也在乍得和利比亚边境开辟了一个纯粹法国的战线。老实说，这条战线的力量非常薄弱，而且散布在一块辽阔的土地上。我们在这里只能依靠自己，我认为，要紧的正是要使它只依靠我们自己。

勒克莱尔到乍得以后，便在高级专员拉尔米纳的指挥下采取坚决的行动，准备在沙漠里按命令进行最初的几次战斗，拉尔米纳则尽一切可能帮助他。1941年1月间，他和多兰诺中校（在这一战役中牺牲了）进行了一次出色的侦察活动，一直挺进到了模苏克的意大利阵地，这回从尼罗河开来的英国巡逻队也参加了。1月末，勒克莱尔又领导着一个组织完整的纵队，在我空军的支持下，远离基地1000余公里，猛攻库夫拉绿洲。经过几个星期的调动和战斗之后，他攻击了阵地中的意大利人，击退了他们的机动队，3月1日，敌人被迫投降了。

这时英国人在利比亚的战事进展很快，似乎给我们开辟了更好的前景。因此，我在2月17日就命令拉尔米纳将军准备攻克费赞。往后利比亚的局势使我们这个计划无法如期实现，但勒克莱尔和他的撒哈拉部队从此便跃跃欲试地盯住了这个主要目标。这时我便进一步划定了法国人和英国人将来在库夫拉和费赞两地的相应地位。库夫拉的绿洲以往虽然属于英埃苏丹，但我们将留守库夫拉。如果有一天费赞被我们攻克以后，英国人承认我们留守在那里的权利，我们就从库夫拉撤出来。

但是，不论英国人和自由法国人怎样做，战略上的主动权仍然操在敌人手里。战争的方向仍然由希特勒决定。如果无法进攻英伦，他是不是会因此而从苏伊士与直布罗陀涌向北非呢？他是不是会和苏联算账呢？无论如何，那时已经有迹象表明，两个行动中必居其一。不论局势怎样发展，我认为我们已经作好的安排能使自由法国把自己的兵力作有效的运用。此外，我们的作战条件虽然有极大的弱点，但是面对着德国人和他们的帮凶在世界上发动新攻势将引起的每个问题，我仍然决定代表自由法国说话，而且该说什么就说什么。

1940年11月，意大利进攻希腊。1941年3月1日，德国人强迫保加利亚参加轴心国。4月初德国军队又将进入希腊与南斯拉夫。敌人这样插手巴尔干半岛以后，一方面可以进兵中东，同时可以在德国国防军进入苏联时防止英国人在背后建立桥头堡。意大利人刚一开始向希腊进攻时，我就打电报给希腊首相麦塔克萨斯将军，公开宣布法国人为他祈祷，站在他一边。麦塔克萨斯的回电表示他已经理解了这一点。原先我也急于象征性地派一个小分遣队去希腊，但无法取得英国人的同意。值得指出的是，韦维尔将军本身当时也由于陷入利比亚和厄立特里亚的战争而没有派一兵一卒到希腊。

2月初，我们得知德国兴梯格和罗塞尔所率领的代表团到了叙利亚。这个代表团在阿拉伯国家中一定会引起很大的骚动，要不是为轴心军队的突袭做准备，就是在这儿产生一种牵制，一旦进攻基辅和敖德萨时，就会发生作用。

同时日本在远东所造成的威胁已经是肯定的了。我们当然无法肯定自己所要对付的局面是日本在最近的将来参加战争，还是仅仅施加压力，尽量把英国军队和美国的防御活动都牵制在东南亚，以便让德国和意大利驱军进攻莫斯科或渡过地中海。无论如何，日本人马上要加紧对印度支那的控制。此外，如果他们参战，那么新喀里多尼亚、我们在太平洋中的群岛、法国在印度的领地甚至马达加斯加等地，都将受到威胁。

法国在欧洲战争中明显失利后，日本在印度支那马上就开始干涉。1940年6月，总督贾德鲁将军认为自己不得不满足日本人提出的要求。他在决定采取这一步骤以前，还曾试探英美两国的态度，最后认为没法得到外援。因此维希政府便派德古代替了贾德鲁。我个人当时不可能在印度支那发动一个运动，从而把那边的事情抓起来，也无力在那里击退这个运动势将引起的日本人的干涉，同时我也无法促使我们的盟国制止日本人在那里侵略，所以只得坐待进一步的消息。殖民地督察专员兼西贡财政总监卡萨乌原先曾发了一个非常动人的电报给我，说明大部分居民同情自由法国，并说印度支那不能按自己的意志行动。10月8日我从杜阿拉回电给他，那时我的心情是不难想见的。我正像驾着一叶小舟在战争的海上航行，印度支那就像一只失去了舵的大船，在我慢慢地组织好援救的力量以前，无法提供任何援助。当我看着它进入雾中以后，我发誓有一天要把它拉回来。

1941年初日本人唆使泰国（暹罗） 人占领湄公河的两岸，甚至要占领柬埔寨和老挝。同时他们又进一步提出要求，首先要求对印度支那进行经济控制，接着又要用军队占领各主要据点。我不但听到伦敦方面的英国人和荷兰人告诉我这种严重局势的发展，同时听到自由法国在世界各大中心的代表也这样说，其中包括新加坡的商普勒（当时是男爵）和朗格拉德、华盛顿的加罗·东巴斯勒、上海的埃加尔、东京的维涅、悉尼的布伦纳、重庆的安德烈·基柏以及后来的贝商、新德里的维克多尔等等。据我看来，事实上许多政策都不稳定而且十分复杂。但是无论如何，谁也无法援助印度支那抵抗日本人。自由法国显然没有力量。维希政府虽有力量，但已经交给德国人，这时无法使用了。英国人虽然感到风暴有一天会波及新加坡，但只是想争取时间。他们派驻曼谷的使节一心只想和泰国保持友好关系，根本不管湄公河两岸土地的命运如何。至于美国人，他们在精神和物质两方面都没有准备面对这场冲突，根本无意干预。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所能做和做过的一切，首先是向所有的人宣告，维希政府所同意的任何有关印度支那的权利的放弃，自由法国一概认为无效。其次是一方面不使我们的朋友接受维希政府的政策与主义，同时又不以内部运动阻挠地方当局最后组织起对日本和泰国的反抗。最后是和其他受威胁的列强在太平洋通力合作，试图（但未成功）使英、美、荷三国出面为印度支那调停。最后是组织新喀里多尼亚和塔希提的防御工作，让它们与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联合起来。

在最后一点上，当澳大利亚总理孟席斯3月间从伦敦经过时，我去见了他并和这个充满善意的人解决了许多重要问题。后来沙托总督又代表我和澳大利亚人谈判，订立了一个详细的协议，采取一切必要的预防措施，不让法国的统治权受到损害。

不久我们就听到泰国人在进攻湄公河，他们的海、陆两路都遭到严重的失败。但是由于日本人在调停的幌子下对西贡和维希政府无情地施加压力，终于使泰国获得了垂涎已久的土地。后来日本决定自己控制印度支那。在太平洋有利益关系的其他列强完全没有反对，甚至连抗议也没有提出。从那时起，事情就很明显，日本参加世界大战只是时间问题了。

由于共同行动的理由有了事实作基础，英法之间的关系频繁起来了。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互相了解了。我必须承认，我对领导英国国政的人是衷心敬仰的，他们对我个人似乎也同样地推崇。首先，学识渊博、足以为人师表的英王和王后以及王室其他人物都充分表明了这一点。在各部大臣中，我在公共和私人事务上显然主要是和丘吉尔先生接触。但在这一个时期里，我在事务上和友谊的集会上常常接触的还有艾登先生、约翰·安德森爵士、埃麦里先生、爱德华·格里格爵士、亚历山大先生、阿奇波德·辛克莱爵士、劳埃德勋爵、克兰波恩勋爵、汉基勋爵、斯塔福德·克利浦斯爵士、艾德礼先生、达夫·库柏先生、道尔顿先生、贝文先生、摩里逊先生、比万先生和布兰丹-布拉肯先生。在军政界要人中，我见得最多的是罗伯特·范西塔德爵士、亚历山大·贾德干爵士、斯特兰先生、摩顿先生、陆军将军约翰·迪尔爵士和伊斯美、海军上将杜德雷·庞德爵士和空军元帅波特耳。这些人无论是内阁成员、军事领袖、高级官员，或者是议会、报界或工商界的人物，对于英国利益都有一种强烈的忠诚和信心。

这些人显然不是缺乏批判精神，也不是没有个性。他们虽然十分劳累，那时的局势又像海潮冲击卵石一般向我们卷来，但还是风趣地品评人物和事务。我曾不止一次地感觉到这种幽默感。他们都热衷于公务，彼此被一个共同的目标联结在一起。整个情况让人们得到一种当权者之间团结一致的印象，我时常对此羡慕不已。

但我个人也受到了这种团结的束缚。如果英国机关提出了某种事情，你要提出反对便要经受一场严峻的考验。如果不亲身体验，就不知道英国人为了满足某种要求会如何集中精力，会使用多少种方法坚持到底。他们婉劝、压迫、威胁，无所不用其极。

首先他们会从各方面提出暗示，但实际上如出一辙。它使我们警惕起来，使我们做出各方面的准备。在进行礼节性会议的过程中，会突然由某个适当的人物提出英国的要求或需要。如果我们不依照他们的道路走（必须指出，这是常有的事），他们马上就会施加压力。周围的一切人都来了，他们来自不同的阶层，从不同方面做我们的工作。我们会遇到正式或非正式的谈话，谈话中，地位完全不同的人会按照不同情况提出友谊、利害关系或担忧的问题。还有报界方面的活动，它们巧妙地克制不谈争论问题的本身，但造成一种批评和使你抬不起头来的气氛。还有和我们直接接触的人们，他们的态度也本能地同一鼻孔出气，努力说服我们。忽然间在群众中，到处都出现劝告、抱怨、许诺或愤怒的迹象。

由于法国人的天性易于向外国人让步和发生内部分裂，我们的英国伙伴在这方面得到了好处。对于我们中间一些人说来，凡是在直接间接处理对外事务的经历中，让步虽不是一个原则，但起码也成了一种习惯。许多人由于生活在一个没有固定原则的政权之下，实际上认为法国从不说“不！”已经是理所当然的事了。所以当我反对英国人的要求时，甚至在我们自己的圈子中也能看出惊异、不安和担忧的迹象。我听到人们在背后议论，同时从人们的眼色中也可以看出一个问题：“他到底想跑到哪里去呢？”好像不接受就是一件不可想象的事。至于不归顺我们的法国移民，几乎就自动地反对我们。他们大部分都随着自己的政治派别走，在他们看来，法国只要一坚持自己的态度就是错的。他们大家都不赞成戴高乐，说他的坚定态度是独裁作风。从他们那种投降精神看来，这种坚定态度是不可信的。他们甚至还神气十足地把这种投降精神和共和国的精神混为一谈。

英国人使尽各种各样的影响以后，突然间出现了一片沉寂。他们在我们周围制造一种空虚的情绪。再也没有人来访问或通讯，再也没有人来见面或约宴。问题还是悬而未决。电话铃不响了。偶然遇到的英国人也十分冷淡而讳莫如深。我们被人遗忘了，似乎我们的同盟以至于生命的几页已经被翻过去了。在意志统一而坚决的英国人心里发出的一种冰冷的气氛，把我们包围起来了。

接着又会出现无情的攻击。在意想不到的时候，又会突然举行一次英法会谈。会上又会用尽一切办法，提出一切理由，发出一切怨言，一切的调子都唱出来了。英国的权威人士中，演戏技巧虽然各有不同，但人人都像一个名演员一样扮演自己的角色。在一连好几个钟头里，惊心动魄的场面将一个接着一个地出现。他们很可能中途中断会议提出警告，说我们如果不让步就会出现哪些后果。

再过一会儿又会出现一种“收场白”。英国人将从各方面做出各种姿态以缓和紧张气氛。第三者就会出来说无疑有一种误会存在。某些适当的人就会来问候我怎么样。报纸上就会出现几段同情的文字。这时他们就会对所争论的问题提出调解办法。内容和我们提出的大部分相同。条件变得可以接受了，问题至少在表面上可以很快地得到解决了。他们还会举行一个友好的舞会来作为收场。当然在重获谅解而出现的乐观气氛中，我们的伙伴未尝不想出其不意地占一些便宜。然后关系又和以往一样密切，然而基本问题还是没有解决。因为对大不列颠帝国来说，在这类事情上，从来就讲不出什么道理。

1941年3月初，我确切地感到中东和非洲的战争即将使我们面临对付敌人、维希政府的顽固反对和我们同盟国意见分歧等重大考验。我必须亲自到那里去作出必要的决定。于是我便决定到那边去。

动身前，我到首相别墅中去度周末。他除了向我告别之外，还说了两件事情。3月9日清早，丘吉尔先生就跑来把我叫醒。当时他真可以说是乐得跳起来了。他说美国的“租借法案”在国会里经过几个星期讨论，现在已经通过了。这里面实在有值得我们高兴的地方。这不止是交战国家今后可以从美国得到作战物资，同时用罗斯福的话来说，美国成了“民主国家的兵工厂”，这样就向战争大大地迈进了一步。那时丘吉尔先生无疑是想利用我的愉快心情，所以马上就提出第二点。他说：“我知道你对于斯皮尔斯负责同你们联络是有些不满意的。然而我还是十分盼望你能让他继续干下去，并把他带到中东去。这样你等于是对我个人帮了忙。”我无法拒绝他，话到这里我们就分别了。

3月14日当我飞到赤道非洲去的时候，我感到自由法国这时已经有了一个可工作的机构。我们的“帝国防务委员会”人员虽然分散，但却形成了一个富有意义的和团结的整体。从1940年12月24日起，它就得到英国政府的承认。在伦敦方面，我们的中央行政机构也加强了。品质极高的人像卡山、普利文、帕留斯基、安东尼、迪谢尔、德让、阿尔芳、唐纳利、鲍利、安迪埃尔等人是骨干。同时，在军事方面，也有从南美执行任务回来的柏蒂、安热诺、达桑维耳、布洛塞诸上校，从喀麦隆过来的布落上校，从亚历山大港赶来的奥波诺上校，从巴西来的空军上校瓦兰等人，使我们的参谋人员有了巩固的基础。中东方面的贾德鲁、非洲方面的拉尔米纳都把事情料理得很好。美国方面的加罗-东巴斯勒、南美方面的勒杜、中美方面的苏斯戴尔、加拿大方面的达让吕和马丁-普列维尔等把事情加以推动之后，我们的外交代表就遍布新世界了。虽然有维希使节的活动、大部分法国显要人物的敌视和我们同胞中的争吵，但我们在海外的委员会还是得到了不断的发展。1940年11月16日我在布拉柴维尔设置了解放勋章，1941年1月29日又在伦敦设置了同样的勋章，在自由法国人中间掀起了良好的竞争精神。最后，我们可以感到，法国本土在海峡的对岸注视着我们。

自由法国在力量和团结上这样不断增长，我在旅途中就清楚地看出来了。我中途曾访问直布罗陀、巴塞斯特、弗里敦、拉各斯等地的英国总督，他们原先只对我客气，现在则对我很尊重。当我通过法属赤道非洲地区时，从没有感到焦急和不安。现在人人充满着希望和信心，眼睛注视着外边的世界，迫切希望我们的力量从遥远的摇篮中成长起来，由于增加新的力量而壮大起来，去攻击敌人，向法国本土进军。 il5a6u9eTn/wIIFscI6bNPUzkrrxsfQGGW1S/77qafOp0XMjqmPICSsWv3CqZ5m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