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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1940年8月的时候，自由法国有了一些资源，也有了一个初步的组织，而且获得了一定的声誉。我必须立即运用这一切。
到了1940年8月的时候，自由法国有了一些资源，也有了一个初步的组织，而且获得了一定的声誉。我必须立即运用这一切。
在其他方面我也许会感到迷惑，可对于应当立即采取什么行动的问题，我倒丝毫没有怀疑。希特勒已经在欧洲赢得了第一回合。这时已开始第二回合了，这次必然是全世界规模的。总有一天会有机会让我们在可能的地方——旧大陆上赢得一次决定性的战争。目前我们法国人必须在非洲继续战斗。几星期以前我枉费心机地企图把政府和最高统帅部引向这条路，现在我发现本应由政府和最高统帅部承担的继续坚持作战的责任完全落在我的肩上，我毅然走上了这条路。
在非洲辽阔的地面上，法国实际上可以为自己再建立一支军队和一个政府，等待着新的盟国参加到旧盟国这一边，把实力的对比关系扭转过来。当这种情形出现的时候，与意大利、巴尔干、西班牙三个半岛近在咫尺的非洲，可以当作打回欧洲的最好基地，而这个基地又是属于法国的。如果我们有一天由于帝国的力量而获得了解放，那就将在法国本土和海外领地之间建立起团结的纽带。相反的，如果帝国在战争中自始至终没有作出任何努力来挽救祖国，那么法国在非洲的一切努力无疑是徒劳无功的。
可以料想得到，德国人或者为了占领全欧洲，或者为了获得欧洲的一些领土，或者为了帮助意大利伙伴——可能还有西班牙伙伴——扩张领土，会把战争扩展到地中海的对岸来。实际上那儿已经在进行战斗了。轴心国家企图占领苏伊士运河。我们如果在非洲仍然采取消极态度，我们的敌人迟早会吞并我们的领土，我们的盟国在作战期间也将插手到战略上有关的领土上来。
法国的军队和领土参加非洲的战争，就等于法国的一部分重新参加抗战。也就是直接抵抗敌人，保卫领土。这也是在可能范围内打动英国，或许有一天还要打动美国，让他们认识到为了自己在战斗中的需要和本身的利益，不能只顾自己。最后，这也是使自由法国结束流亡状态，使它的统治权充分地在自己的土地上行使。
但我们在非洲应当从什么地方着手呢？在最近的将来，从阿尔及利亚—摩洛哥—突尼斯地区方面是无法指望得到什么肯定结果的。起初确实有许多市府、协会、军官组织、退伍军人团体都写信给我表示拥护，但要求退出的声明也很快就寄来了。检查制度和惩罚正在展开，米尔斯克比尔的悲剧使最后的抵抗计划瓦解。在那里，人们还抱着一种“胆怯的轻松情绪”，认为停战条件使北非处于占领之外。法国当局在这里显然以一种军事的和具体的形式存在着，这使法国侨民有了信心，而又没有得罪穆斯林。最后，维希政府所谓的“民族革命”的某些方面——如对有产阶级的号召、对行政方面的慰藉、退伍军人的示威、反犹太主义的表现等等，都和很多人的愿望相符。总之，人们从不停下来想想北非总有一天能“起一些作用”，反而坐在那儿观望。出于内部自发的运动，是无法指望的。至于从外部采取行动夺取政权，则又显然不是我所能考虑的。
撒哈拉以南非洲的情形则完全不同。自由法国刚一成立，达喀尔、圣路易、瓦加杜古、阿比让、科纳克里、洛美、杜阿拉、布拉柴维尔、塔那纳利佛等地就进行了游行示威，同时这些地区也写了许多信件给我。这些都说明，在那富于进取精神的新领土上，坚持作战看来是不成问题的。但是诺盖斯最后采取了顺从的态度，奥兰事件
又产生了不良印象，再加上布伊松（先是赤道非洲的总督、后是达喀尔的高级专员）态度暧昧以至于他的部属的热情消失了，这些都减弱了非洲人的激昂情绪。但是在我们的殖民地中，仍有大部分在燃烧着战火。
有美好前景的主要是在我们的赤道非洲地区。喀麦隆的反对停战协定运动更是深入到各阶层。在这个生气勃勃的国家，不论是法国人还是本地人，都对投降非常愤慨。诚然，他们毫不怀疑，要是希特勒得到胜利，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他们所遭受的德国统治又会卷土重来。有几个过去的德国殖民者不久前刚撤退到西班牙的斐南多岛上去，这时就发表文章声称，在最近的将来要回来重操旧业和恢复种植园。这些文章一经传看，群情哗然。一个行动委员会在政务部主任蒙克拉尔先生的领导下建立了，并向我声明加入自由法国。领地长官布鲁诺由于看不清局势的变化而拒绝参加。但是可以肯定，如果有外界的坚决推动，这个问题是可以得到解决的。
乍得的情形比这里还要好。总督费利克斯·艾布厄立即赞同抵抗运动。这位有良心有智慧的、热烈维护法国的黑人，这位人道主义的哲学家，全力以赴地反对法国的屈服，不承认纳粹种族歧视的胜利。从我第一次拜访艾布厄起，他就在他的秘书长劳郎梯的同意下原则上作出了决定。法国的部队和平民都倾向于同一目标。对于许多人说来，鼓起勇气就是运用理智。坚持岗位的士兵对利比亚的意大利人严阵以待。他们的战斗意志丝毫没有受影响，迫切希望戴高乐将军给他们派来援军。法国的公务人员和商人也和非洲人的酋长一样，不安地推测着，如果乍得的正常市场——英属尼日利亚突然对它封锁起来以后，乍得的经济生活会变成什么样子。当艾布厄把这种情况告诉我以后，我在7月16日打了一个电报给他。他回复了一个很详细的报告，声明他愿意公开加入我们这一边，并说明在法国托付给他保卫的土地上，生活和防卫事宜决定于哪些条件。最后他问我有什么办法帮助他，使他可以在洛林十字旗下尽自己的义务。
刚果方面的局势比较暧昧，领地长官布伊松在布拉柴维尔一直住到7月中，后来到达喀尔任职时，仍然保留着管理整个赤道地区的权利。他把胡松将军留下来当作继任者，这个人是一个崇高的军人，但却受着错误的纪律观念的束缚。这次灾难虽然使他陷于悲寂的状态中，但他却不愿放弃对维希政府的服从。乌班吉有许多部队都拥护抵抗路线，问题完全要看刚果方面的态度。从另一方面说来，在加蓬这个古老而拘泥的殖民地——在传统上就自以为和这些领土中的其他地区不同——某些圈子里的人物坚持一种暧昧的保留态度。
估计了一下法属撒哈拉以南非洲的情况以后，我决定尽快地首先尝试一下，把赤道地区号召起来。我确信，可能除了加蓬地区以外，这一行动无须使用武力。如果头一炮打响了，我就到西非去采取行动。但后一件事除非经过长期的努力并具有相当的力量，否则难获成功。我不想首先在那里进行。
第一个问题就是要到拉密堡
、杜阿拉和布拉柴维尔去。这桩事应当整个一气呵成，而不能松劲。因为维希政府在达喀尔还控制着许多船只、飞机和军队，必要时还可以集结摩洛哥的军队和土伦的军舰，因之便拥有许多资源可以随时进行干涉。普拉通海军上将曾被贝当政府和达尔朗派到加蓬和喀麦隆来巡视，使许多军界人士和平民百姓倾向于维希当局。所以我就推动事情从速进行。我把我的计划大略地向英国殖民部大臣劳埃德勋爵说了一下，他十分理解其中的重要意义，尤其是对于英属尼日利亚、黄金海岸、塞拉利昂、冈比亚等地区的安全的重要性。他按照我的要求给他的总督们下了指示。到行动的那一天，他交给我一架飞机，把我的代表团从伦敦送到拉各斯去。
代表团的人员有普利文、巴朗和艾迪尔·德·布瓦斯朗贝等。他们将被要求来和总督艾布厄说好条件，让乍得倒向我们这一边，并且通过蒙克拉尔和他的委员会的帮助，在杜阿拉发动政变。正当他们要启程的时候，我又加上了第四个人——霍特克洛克上尉。未来的事实证明这个人很能干。他刚从法国路经西班牙到我这里来，在香槟省受了伤，头上还绑着绷带，非常疲乏。当他到我这里来报到时，我一看清我所接待的是什么样的人物，马上就决定了他的使命。他应当到赤道非洲去。他刚刚把行李收拾好并改名为勒克莱尔队长，就和其他的人一块儿起飞了。
当我们把洛林十字旗在乍得与喀麦隆升起的时候，还必须把下刚果、乌班吉和加蓬等三个殖民地拉过来。而这实际上就要把赤道非洲的首府、权威的象征——布拉柴维尔夺下来。我把这个任务交给德·拉尔米纳上校。这位杰出而机敏的军官那时在开罗。在6月末，他就以法国中东军区参谋长的资格劝说他的领导米特尔豪塞将军坚持战斗，但没有成功。后来他自己便把不接受停战的部队组织起来拉到巴勒斯坦去。但米特尔豪塞又把他们叫回来了，那次的确得到了英国中东总司令魏菲尔将军的帮助，他害怕这支流亡的军队会给他带来麻烦而不会给他带来便利。这支部队只有一小部分保留下来，到达了英国的领土。拉尔米纳被捕后又逃走了。他跑到吉布提港以后，当勒让蒂约姆将军的助手。他曾努力使法属索马里
坚持战斗，但没有得到结果，后来便退休到埃及去了。
拉尔米纳在埃及接到了我叫他到伦敦报到的命令，但途中又接到另一命令，叫他到利奥波德维尔去。他到比属刚果之后，领地长官黎克曼很慎重但极坚决地帮助了他，这件事得到了舆论的同情。住在当地的、精神上团结在斯道伯博士周围的法国公民也都支持他。拉尔米纳根据我的指示，将跨过刚果河准备他在布拉柴维尔的基地，并准备在整个赤道地区配合行动。
一切准备就绪之后，拉尔米纳、普利文、勒克莱尔和布瓦斯朗贝，加上经过迂回曲折的道路从乍得来的多朗诺上尉在拉各斯会面。尼日利亚总督贝尔纳·布尔迪隆这次和往常一样，给予自由法国以积极和明智的协助。大家商定，首先要使乍得倒向我们这一方面来，第二天杜阿拉的事情就要着手进行，第三天则解决布拉柴维尔的问题。
8月26日，总督艾布厄和该地区军队的指挥官马尔尚上校在拉密堡郑重庄严地宣布乍得参加戴高乐将军的阵营。前一天普利文就坐飞机来了，他以我的名义批准了这件事。我自己在伦敦的广播中又宣布此事，并把乍得当作帝国的榜样。
27日，勒克莱尔与布瓦斯朗贝出色地按照预定计划在喀麦隆完成了突击战斗任务。但他们出发时，兵力是很小的。起初我打算派一个分遣队去支援他们，我们在英国一个兵营里物色了1000名黑人狙击手，他们在法国战争时期从科特迪瓦来增援某些殖民地部队，但由于来迟了，只好待在英国等候遣送回国。我征得英国人的同意，把这个分遣队送到阿克拉去，到那里归巴朗队长指挥。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这些黑人队伍回到非洲不会惊动维希政府。这些士兵终于在黄金海岸登了陆，他们的军容十分整齐，英国军官忍不住把他们编到自己的队伍中去了。因此，勒克莱尔和布瓦斯朗贝手中只能掌握很少几个士兵和从杜阿拉逃来的几个殖民者。即使如此，当他们离开维多利亚的时候，英军总司令吉法德忽然害怕这一行动所带来的后果，命令他们停止进行。我用电报通知他们应当独立行动。他们得到我的完全同意后，就没有理会英国人的命令。多亏维多利亚方面英国人的谅解，他们乘土人的独木船到杜阿拉去了。
那一小队人在晚间到了那里。一些“戴高乐派人物”一见所发出的信号，马上就跑到毛兹博士的屋子里去，按照预定计划进行接收。勒克莱尔就像使用了魔法似的，一下子就变成了上校和领地长官，夺占了政府大厦。第二天他由两连杜阿拉卫队护送，坐火车到原统治者所在的雅温得。权力的“移交”顺利地完成了。
布拉柴维尔的事情也安排得很好。8月28日，德朗日队长在约定的时间领着一营人进入政府大厦，迫使领地长官胡松退职。胡松虽然提出了抗议，但却由于无力抵抗只好退了职。警备队、公务人员、殖民者和本地人等等事前在军医少将西塞、兵站总监索克斯、炮兵上校塞勒斯、空军中校卡勒蒂耶的影响下，有了思想准备，所以都很欢迎这件事。拉尔米纳将军渡过刚果河，立即以我的名义把法属赤道非洲高级专员的民政和军事权力接收过来。胡松将军也坐着送拉尔米纳来的那只船回到利奥波德维尔去了。
乌班吉的总督圣马尔特早就在找机会，一旦听到布拉柴维尔的事情，马上就打电报表示归附。但军队的司令官和一部分队伍却把兵营关起来，威胁着要放火烧城。拉尔米纳马上乘飞机到班吉去，使这一批误入歧途的诚实人回到工作岗位上来了。然而还是有少数的军官被遣散了，并且按照他们的要求被送到西非去。
所以赤道非洲—喀麦隆地区大部分没有流一滴血就归附了自由法国。唯有加蓬脱离了整体，但这个殖民地也快要归向我们这边了。8月29日，领地长官马松在利伯维尔听到拉尔米纳说明政权易手时，就回电归附。这时他公开宣称他所辖的领土归附我们这边，并通知他军队的指挥官。
达喀尔的维希政府很快作出反应。他们命令利伯维尔的海军指挥官率领着一艘小型护航舰、一艘潜水艇和几只小船来制裁领地长官，并扬言派来了一支舰队。于是马松先生的态度变了，他声明加蓬决定参加自由法国是出于误解。有一架往来于利伯维尔和达喀尔的海上飞机把那些表示“妥协”的名人送到西非去，并把效忠于维希政府的官员送到加蓬来。形势逆转了。这块地方是很难收拾的，因为它通向大海。于是在赤道非洲地区的范围内就产生了一块敌人的飞地。维希政府为了利用这一点，派了一个空军上将德杜到利伯维尔来，并给予他赤道非洲总督的头衔，还训令他负责恢复整个这一地区的统治权。这时还有几架格朗—马丁轰炸机在机场着陆。德杜宣称，这只是即将陆续来到的飞机的前哨。
但就整个的局势来说，到底是有利的。我从这里得到一个希望，觉得争取撒哈拉以南非洲的第二个计划将可以同样获得成功。
说老实话，这个新阶段势将更加困难。目前西非当局的权力是非常集中的，而且他们还和北非紧密地联系着。这里的兵力还相当可观。达喀尔的要塞武器装备很好，有着现代工事和炮台，还有几个空军中队配合着，这里本来就是海军舰队的基地。其中还包括几艘潜水艇和威力强大的“黎塞留”号（自从英国鱼雷炸伤了这只船以后，这只舰上的军官就一心想要复仇）。以上的各部分综合起来就组成了一个坚强的攻击和防卫整体。最后，领地长官布伊松又是一个精明强干的人。他的野心很大，但是不能辨别是非，所以才追随维希政府。7月中旬他刚一到达喀尔就证明了这一点，因为他马上就把上沃尔特（今布基纳法索）的行政长官罗伏关起来，这个人曾宣布把他的领土归附自由法国。
按我们当时的实力来说，自然难以直接对付这些地方。此外，我认为要紧的是避免大规模的冲突。这倒不是幻想着解放一个国家可以不让法国人与法国人之间流一滴血，当然这是令人遗憾的事！但如果在那个时候和那个地方进行大规模战斗，不论结果如何，总是会严重地影响我们的前途。如果不了解上述看法是我的主要信念，那么达喀尔事件的过程便无法理解了。
因此，我的计划一开始就不打算直接进攻。我的看法是用一支坚强的纵队在离要塞很远的地方登陆，然后在向目标挺进的途中把它所通过的地区和所遇到的部队团结起来。自由法国的军队通过这种方式，一边接触一边扩充，由陆地通往达喀尔，这是完全有把握的。我准备派部队在科纳克里登陆，从这里就可以利用公路和铁路的联系向西非的首府挺进。但为了避免远征军被达喀尔的海军分遣舰队消灭掉，就必须从海上加以掩护。我必须要求英国舰队来担任这项掩护工作。
7月末我把我的意见告诉了丘吉尔先生。他当时没有给我明确答复，过了一些时候才邀我去商谈这件事。8月6日，我在唐宁街一间大厅里会见了他。那间大厅按传统是兼作首相的办公室和政府会议室的，厅里摆着一张老大的桌子，桌子上铺着几张地图。他在桌子前面一边神采奕奕地走来走去，一边和我谈话。
他对我说：“我们必须共同控制达喀尔。对你来说这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事情要是进行得顺利的话，就意味着大量的法军将回到战争里来。对于我们来说，这也很重要。因为如果能利用达喀尔作基地，就能使艰巨的大西洋战斗中许多困难的问题得到顺利解决。所以和海军部以及许多参谋长商议以后，我就可以答复你：我们准备帮助你们进行这次远征。我们打算派出一支相当强大的海军，但却不能把这支兵力留在非洲海岸边很久。我们必须把它调回来掩护英国本土并进行地中海的战斗。所以行动必须十分迅速。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不同意你们在科纳克里登陆然后慢慢地通过灌木林的理由。因为那样我们的舰船就必须在附近停好几个月。我有另外一个计划向你提出。”
接着，丘吉尔先生便绘声绘色地向我描述了下列情景：“某一天早晨，达喀尔城在沉闷和疑惧的心情中醒来。在初升的旭日下，它的居民会看到远处海洋中出现许多船只。这是一支庞大无比的舰队！有100只战舰和运输舰！它们慢慢地开来，用无线电广播向城里、海军、警备队播送友谊的声音。有些船上飘扬着三色旗帜，有些则挂着英国、荷兰、波兰、比利时等国的国旗。在这支盟军的舰队中忽然出来一只和平的小船，上面挂着谈判的白旗。它开进港口，把戴高乐将军的使者们送上岸。他们都是去见总督的，任务是说服他允许登陆。做到这一点，盟军的舰队就可以撤退，往后所剩下的问题只是确定他和你之间合作的条件。相反的，如果要打，他就必然会被毁灭。”
丘吉尔先生接着便得意洋洋地一边讲一边比画，把他希望和想象中的未来景象一幕一幕地描述出来：
“当你的代表和总督进行谈判时，自由法国和英国的飞机将和平地在城市上空飞行，投下友谊的传单。军队和平民——你的代表们和他们在一起工作——正在热烈地讨论与你达成一项协议的好处，以及与此相反，同那些毕竟是法国的盟友进行一次大规模战争而招致的弊端。总督会感到，假如他抵抗，他就会垮台。你会发现他愿意继续谈判，直到得出满意的结论为止。这时他也许为了‘荣誉的缘故’而放几枪，但却不会再打下去。那天晚上他就会和你共饮，并举杯祝贺最后的胜利。”
我在回想中认识到：丘吉尔先生这样一席滔滔不绝的话，如果把他那种诱人的辞藻撇开，它的内容是有确实材料作根据的。因为英国不能把重要的海军力量长期地转移到赤道非洲，所以就只能想出直接的行动来使我成为达喀尔的主人。这种行动如果没有全面进攻的性质，就必然牵涉到劝说和威胁的问题。同时我也认为，达喀尔既是一个那么大的大西洋基地，“黎塞留”号又停在那里，自然会引起英国垂涎和不安。纵使没有自由法国参加，英国海军部早晚也会有一天要去解决达喀尔问题。
我作出结论说：假如我们出面，也许还有机会使这一场战斗变成对自由法国的归附——虽然这可能是被迫的归附。相反的，如果我们置身事外，英国早晚会为了它自身而行动。在这种情形下，那个地方就会用要塞炮和“黎塞留”号的大炮来猛烈抵抗。而格朗-马丁轰炸机、古蒂斯战斗机和潜水艇——这对当时还没有任何装置可以探测潜水艇的船只是个威胁——就会使任何运输舰队成为瓮中之鳖了。达喀尔如果为炮火所毁，最后就不得不在断瓦残垣上向英国人投降。我们完全有理由认为，这一场战斗最后的结果是法国的主权受损害。
稍微过了一会儿之后，我就回去告诉丘吉尔，表示我接受他的建议。我和英国舰队指挥官约翰·坎宁安海军上将共同制订了作战计划。在这一艰巨的事情中，我发现他有时是不好共事的，但却是一个卓越的航海家和富于感情的人。同时我又把我们法国人所能用在这次事件中的实力组织了一下，我们的力量的确小得可怜！其中包括三艘护航舰（“萨伏龙·德·布拉札”号、“杜博船长”号、“多明内船长”号）和两艘武装拖船（“维伦”号、“维金”号）。法国人那时自己没有运输船，于是便借了荷兰人两艘（“潘兰德”号和“威斯特兰德”号），装载一营外籍军团、一连募兵、一连海军陆战队、一个坦克连和一个炮兵队的官兵，还有一个临时组织的后勤部队，总共有2000人，此外还有两个空军中队的驾驶员。有四艘法国货船（“阿纳迪尔”号、“卡桑芒斯”号、“拉密堡”号以及“内华达”号）装着这样一些辎重：坦克，大炮，装箱的吕山达式、飓风式和布兰罕姆式飞机，各种车辆以及一些食品。
至于英国人的舰队，并没有像丘吉尔先生起初所说的有那样多军舰，只有两艘旧式的战舰（“巴哈姆”号和“坚决”号）、四艘巡洋舰、一艘航空母舰（“皇家橡树”号）、几艘驱逐舰和一艘油船。此外还有三艘运输舰载着两营海军陆战队，带着登陆用具，由欧文准将指挥，以便在必要时使用。原先还有一个波兰旅参加，但中途退出了。看来似乎是参谋总部的人不像首相那样深信这一行动的重要性和可能性，削减了原来预定的实力。
在起航前几天，对于我在获胜后如何运用巴马科的大量黄金储备的问题引起了一场激烈的争论。这些都是法兰西银行为自己、比利时与波兰国家银行存在那里的金条。法兰西银行的储备和存款事实上在德军入侵时一部分撤到塞内加尔，另一部分则在联合储备银行的金库中保存着，其余的正在运往马提尼克途中。各交战国的情报机关正在通过封锁线、国境线和哨卡密切地监视着巴马科的黄金。
比利时人与波兰人都希望他们那一份能还给他们，这是非常合理合法的，我对斯巴克和札勒斯基先生都做了必要的保证。英国人自然无权占有，但他们也同样要求用这笔黄金来直接支付他们在美国所购买的物资，并声称这样做是为了整个盟国的利益。实际上，在这一时期，除非付现款，否则美国根本就不卖东西给任何人。斯皮尔斯将军十分坚持，而且还威胁说，英国人将放弃已经取得协议的远征，但我还是拒绝了这个要求。最后就像我起初建议的那样，法国在巴马科的黄金只能用来偿付英国为战斗法国
在美国购买的物资。
登船以前，乍得、喀麦隆、刚果和乌班吉归附的消息传来，正好增强了我们的信心。即使我们攻占达喀尔没成功，至少也可以指望由于率领这样多增援部队，就能把非洲的中心地区组织起来，成为战斗法国的作战基地和领土。
8月31日远征队从利物浦出发了。我自己和部分法国部队加上一个小参谋部乘坐“威斯特兰德”号。这艘船上有一面法国国旗在荷兰国旗旁边飘扬着。船上的指挥官（布拉加舰长）、军官和水手跟“潘兰德”号一样，都是友爱互助的典型。斯皮尔斯和我同行，他是丘吉尔派来做联络官、外交官和情报官的。在英国，我把正在建立中的军队交给穆兹利埃指挥，初步的行政组织交给安东尼领导，联络与直接情报则由德瓦兰负责。此外，贾德鲁将军不久也将从印度支那来到。我留了一封信，在他到达时交给他。信中把我的全盘计划和我所期望于他的都告诉了他。我认识到，我自己虽然离开了，只要时间不长，我的伙伴们所积累的智慧足可防止内部争吵和外部阴谋，不让这个根基未固的大厦受到过多的震撼。然而当我登上“威斯特兰德”号的甲板，在空袭警报声中带着一小批军队与船只离港时，心中仍然感到任重而道远。在那辽阔的海洋中，在那一片漆黑的夜里，在那汹涌澎湃的浪涛上，一只可怜的外国海船，没有大炮，也没有一点灯光，却载着法国的命运在航行。
我们的第一个目的地是弗里敦。按计划我们将在这里集合，并收集最新的情报。我们的货船走得很慢，而且为了避开德国飞机和潜艇的袭击，在大西洋绕了一个大圈子，所以直至9月17日才到达。在航行中，我们从伦敦接到一个无线电报，是有关维希政府军队的消息，这一消息很可能使一切事情都必须重新考虑。9月11日，3艘巨型现代巡洋舰（“乔治·莱格”号、“光荣”号和“蒙特卡耳姆”号）和3艘轻巡洋舰（“勇敢”号、“幻变”号和“马兰”号）都从土伦出发，通过了直布罗陀，英国舰队没有阻挡住它们。我们刚在弗里敦停泊，又有一个严重的消息使我们步调更加紊乱。达喀尔的舰队得到巡洋舰“普里毛格”号增援，并已经起锚全速开往南方。英国一艘驱逐舰被派去监视它，正同它保持一段距离。
我肯定这支强大的海军力量是开到赤道非洲去的。那边的利伯维尔港可以供他们利用，于是他们便可以很容易地夺回黑角和杜阿拉。如果这样一次震动还不能扭转刚果和喀麦隆的局势，那么这些强大的船只就可以运送从达喀尔、科纳克里和阿比让开来的镇压部队，并掩护他们登陆。这个假定几乎马上就被证实了。因为货船“普亚迪尔”号从达喀尔开到利伯维尔，受到英国人轰击以后，船长下令把它凿沉了。显然，维希政府正在发动一次大规模的战役，企图重新在归向自由法国的领土上站稳脚跟。派遣7艘巡洋舰到赤道非洲去的问题，纵使没有德国人的命令，也必须得到他们的完全同意才行。坎宁安海军上将同意我的看法，认为必须立即把维希政府的舰队截住。
我们同意必须命令侵略者滚回去。显然是要它们回到卡萨布兰卡，而不要回到达喀尔去，否则英国舰队就痛击它。我们坚信，这样威胁一下就足以使那批奉命开往南方的舰队改变航线。英国舰队的速度显然低得多，但火力却大于敌人两倍。如果不能截住维希政府的舰队，那么只要它们被迫在赤道非洲的港湾停泊而没有炮台的保护的话，我们就可以保持自己的优势。那时侵略者如果不投降，就必须在不利的条件下作战。一个领导远征队的人绝不会愿意让自己陷入这种境地。
有几艘英国巡洋舰同那支不速之客的舰队司令官布拉奎海军上将相遇了。实际上当这位将领完全出乎意料地发现法英联合舰队出现在这个区域时，并不难使这支舰队改变航线。可是那几艘维希政府的战舰却不顾追赶，直接开往达喀尔去了。唯有“光荣”号和“普里毛格”号巡洋舰由于机器出了故障降低了速度。那时驱逐舰“英格菲尔德”号上的指挥官达让吕代表我直接和他们接洽，他们接受了我们的条件，但拒绝我们愿去弗里敦代他们修船的建议，然后开到卡萨布兰卡去了。
自由法属赤道非洲在这种情形下就避免了一次很大的灾难。单单这一件事就完全足以证明我们组织的远征是有理由的。同时，从土伦出发的舰队最初好像是不知道我们在那里，所以还是照常往赤道非洲开去。接着，当它们发现我们在那里时便放弃了那个使命，并提出说，维希政府不了解我们的真正目的是什么。我们一方面庆幸对方的计划成了泡影，同时也得承认我们自己的计划同样受到了严重的影响。实际上达喀尔当局从此以后就戒备起来，而且得到了巨大舰队的增援。我们几乎马上就听到我们的情报人员报道说，他们为了加强海岸炮台，用海军炮手代替了殖民地炮兵。这个消息虽被认为不太可靠，但无论如何，从那时起，我们占领达喀尔的希望就似乎渺茫了。
在伦敦方面，丘吉尔先生和海军部认为在这种条件之下，最好是什么也不做。他们早在9月16日就打电报给我们，提议舰队只把我们的船只护送到杜阿拉，然后就开到其他的地方去。我必须指出，像这样放弃是最坏的做法。实际上如果我们让达喀尔维持现状，维希方面就会等英国船只回到北方去，再进攻赤道非洲，这是他们马上就想做的。海洋既已向他们开放了，布拉奎的巡洋舰便可以再度向赤道非洲猛袭。在这种情形下，洛林十字旗下的斗士，包括我在内，迟早会被围困在那远处一隅的地方。假如我们不投降，就将在丛林中对其他法国人作无益的战斗，以致受到严重损失，根本没有机会同德国人和意大利人作战。我坚信这是敌人的意图，维希傀儡政府必然会自觉或不自觉地成为敌人的工具。据我看来，我们既已经到了这里，就应当不顾一切地进入达喀尔。
我必须承认，我们在非洲方面已经得到的归附，使我暗中充满了希望。我们离开伦敦以后，又有其他地方传来佳音，这就更增强了我的希望。9月2日，大洋洲的法国殖民地在阿涅、拉加尔德和马丁等先生的临时政府领导下，参加了自由法国。9月9日，彭万宣布印度的法国殖民地参加到我们这一边。9月14日，圣皮埃尔和密克隆退伍军人大会寄给我一份正式归附的声明。接着不列颠政府又敦促加拿大政府支持他们的运动。领地长官沙托在7月18日使新喀里多尼亚归附过来以后，9月20日又接受我的命令至努美阿去。那儿有一个“戴高乐委员会”，由米克尔·维吉斯主持。他们掌握了局势，并得到人民的热烈拥护，因此使得沙托顺利地把政府接收过来。最后，我看到布拉奎的舰队在听到第一次号召之后就回转了。谁又能确定我们在达喀尔就找不到有利于最正式的命令下达的那种归顺气氛呢？无论如何，我们必须尝试一下。
坎宁安海军上将也有同样的看法。于是我们便打电报到伦敦，十分恳切地申述必须让我们有机会去试试看。后来丘吉尔先生告诉我，当时他完全没有想到我们的坚持态度，他十分高兴地同意采取行动。
但在出发以前，我受到坎宁安一次粗暴的干预。他要把我和我那一部分微弱的力量置于他的指挥之下，并准备在他的旗舰“巴哈姆”号上招待我作为代价。我当然把他的要求和邀请一并谢绝了。当天傍晚我们在“威斯特兰德”号上进行了外交谈判。晚间，坎宁安上将给我一个言辞十分谦恭的字条，放弃了他的要求。9月21日我们起航。23日黎明时分，在浓雾中我们已经临近达喀尔。
大雾使我们的事情受到了严重的妨碍。尤其是丘吉尔先生所说的守军与居民看到我们的舰队后所产生的精神作用根本就没有了，因为什么东西也看不见。但延期显然是不可能的，计划仍然照旧进行。6点钟时我用无线电广播向海军、陆军以及居民讲话，宣布我们的到来和友好的意图。同时，有两架小型的、没有武装的路西阿尔式法国游览飞机从“皇家橡树”号上起飞，到俄亚肯机场着陆。到那里之后送下三名军官——盖勒、斯卡马罗尼和苏弗莱特，带着友谊的使命。不久以后，我知道路西阿尔式飞机已经顺利地着陆，从机场发出了“成功”的信号。
突然间有几个地方响起了高射炮声。“黎塞留”号上的炮和要塞炮也向城市上空散发友谊传单的法国和英国飞机开炮。这些炮声虽是罪恶的，但据我看来其中还不无犹豫之处。于是我便命令两只小艇载着使者进港去，而自由法国的护航舰和“威斯特兰德”号、“潘兰德”号等则在雾中进到港湾的入口。
起初并没有反应。司令官达让吕、哥特硕少校、柏古尔·福煦上尉、贝兰上尉、波尔热少尉命令船只停下来之后，在码头上登陆，要求会见港口司令。当港口司令出现时，达让吕声称从戴高乐将军那里带来了给总督的信，并奉命把这封信面交总督。港口司令毫不掩饰他的为难，他告诉使者说，他奉命要把他们扣留起来。这时他表示要叫他的卫士。我的使者一见势头不对，马上就退回小艇。小艇离岸后，有几挺机关枪向他们开火。达让吕和贝兰受重伤，后来被送到“威斯特兰德”号上。
这时达喀尔的炮台开始瞄准英国和法国船只不停地轰击，一直打了几个钟头我们也没有还击。“黎塞留”号在港口里被拖船拖动，以便更好地利用它的炮，然后也开始炮击。到11点的时候，巡洋舰“肯柏兰”号受重创，坎宁安上将在无线电里说：“我没有向你们开炮，你们为什么向我开炮？”对方回答说：“退出20英里以外！”这时英国人也开了一些侧舷炮。过了好长一段时间，双方都没有真正打仗的迹象。直到中午，并没有发现维希政府的飞机起飞。
总体上看来，这些迹象并不能让我认为这个地方已经决心拼命抵抗。海军、警备部队和总督是不是在等待着什么作为妥协的借口呢？中午的时候，坎宁安上将给我一个暗示，表示他也有这种感觉。当然，我们不会想到要把船只开进港口去。但是自由法国的人员在要塞附近登陆，然后由陆路进去是不是可能呢？这一办法我们早就考虑过了。小港卢费斯克位于工事的范围以外，只要不遇到坚强抵抗，似乎就宜于这种行动。事实上我们的护航舰可以进入卢费斯克港，而运输舰不能，因为后者吃水太深。因此，军队就必须由驳船运送上岸，重武器完全不能带。这样一来，就只能在完全和平的条件下进行。我事先得到坎宁安上将的保证，他们将从海上掩护，所以我便命令全体人员开往卢费斯克。
下午3时，仍然在雾中，我们到达了目的地。“杜博船长”号载着一小队海军陆战队进入港口，并用一只船派出一部分水手到岸上去安排停泊地点。岸上已经有一群本地人前来欢迎这一个巡逻队了。但附近阵地上的维希部队却向我们开火，死伤了几个人。早一会儿，还有两架格朗-马丁式轰炸机在我们那一小队人上面低空飞行，表示他们可以为所欲为，实际的情形也是如此。最后，坎宁安上将发信号告诉我说，巡洋舰“乔治·莱格”号和“蒙特卡耳姆”号已经离开达喀尔港，在离我们一英里的雾中，英国船只都另有任务，不能掩护我们了。肯定地说，这件事是失败了！非但登陆不可能，而且只要维希政府的巡洋舰开几炮就足以把全部自由法国远征军送入海底。我决定再退到海面上去。退却时没有发生什么意外。
那天晚上我们彻夜不宁。第二天早晨英国舰队接到丘吉尔先生的电报，叫他们加紧进行这件事，于是便向达喀尔当局提出了一项最后通牒。对方表示绝不投降。接着英国人在这一天便和岸上的炮台以及港湾中的船只互相猛烈地轰击。这时雾更浓了，炮是盲目射击的。到薄暮时分，看来显然得不到决定性的结果了。
到傍晚的时候，“巴哈姆”号开得非常靠近“威斯特兰德”号，坎宁安上将叫我去见他，讨论一下当前局势。英国战舰上的气氛非常沉闷而紧张。他们没有成功，心中当然难过，但主要还是感到吃惊。英国人是一个讲求实际的民族，他们不能理解当法国受着侵略者践踏的时候，达喀尔当局、海军和陆军为什么竟动用这样大的力量同他们的同胞和盟友战斗。至于我个人，则从那个时候起就不再感到惊奇了。方才发生的事情确定不移地向我说明，维希政府的统治者会毫不犹疑地滥用他们的部属的勇敢和纪律来破坏法国的利益。
坎宁安上将对局势的看法是：“当地的态度既然如此，又有舰队的支持，我认为轰击不可能解决问题。”指挥登陆部队的欧文将军也补充说，他打算把他的部队送上岸去进攻要塞。但必须说明的是，那样做的话，每一个士兵和每一只船都要冒极大的危险。他们两人都问我，如果远征军完了，自由法国将怎么办。
“直到现在，”我说，“我们还没有对达喀尔展开全面进攻。和平进入港口的计划已经失败了，轰击又不能解决任何问题。最后，如果在敌对情况下登陆，向要塞进攻，就会掀起一场阵地战。我个人是希望避免这样办的，你们也认为结局是可疑的。因此，我们必须暂时放弃攻取达喀尔的打算。”我向坎宁安上将提议，让他宣布他是接受戴高乐将军的要求停止轰击的。但封锁还必须维持，以便不让达喀尔的船只有行动的自由。其次，我们必须在圣路易这类没有设防或防御薄弱的地区登陆，再一次从陆地上向这个地区进攻。不管怎样，也不论发生什么事情，自由法国将继续下去。
英国的海军上将与陆军将领都同意我对于目前局势的看法。当夜幕降临的时候，我离开“巴哈姆”号到一艘汽艇上去，艇身在海浪上颠簸着。军官和水手们站在栏杆边，悲寂地向我敬礼送别。
但那天晚上有两桩事情使坎宁安上将收回了我们共同议定的意见。第一是丘吉尔先生又来了一个电报，明确地要他采取行动。他这位首相在电文中对此事毫无结果表示震惊和不安。伦敦尤其是华盛顿的政界人士，听到维希和柏林的广播宣传之后，开始激动了。这就使首相的情绪更加激动。这时雾已经消散，似乎马上又给炮击提供了一个机会，于是拂晓时分战斗又开始了。这回英国人根本没有和我商量就与对方要塞互相炮击起来了。到傍晚时分，战舰“坚决”号被潜水艇用鱼雷击中了，这只战舰有沉没的危险，必须用拖船拖走。另外几只英国船也受了重创。“皇家橡树”号上起飞的飞机有四架被击落了。对方的“黎塞留”号和许多其他船只也受到了严重的惩罚。驱逐舰“勇敢”号、潜艇“柏尔西”号和“爱甲克斯”号都被击沉了。有一艘英国驱逐舰想援救后者的船员。要塞里的顽固派还在继续开火。坎宁安上将决定避免损失，我不得不表示同意。于是我们便开往弗里敦。
往后几天对我说来是难以忍受的。我的心情正好像地震剧烈地震撼一个人的房子，房顶上的瓦片纷纷打在他的头上。
伦敦方面朝我发泄了一通狂风暴雨般的愤怒，华盛顿则向我发出了一阵飓风式的讽刺。对于美国的新闻界和英国的许多报纸说来，这次失败当然是戴高乐造成的。“就是他，”人们议论纷纷地说，“想出了这个荒唐的冒险。他对达喀尔的形势作了虚构的报告，害苦了英国人。当达尔朗已经派来援军，成功已经成为不可能的时候，他还以堂吉诃德式的精神，坚持必须进攻这个地方……此外，土伦开来的巡洋舰也完全是由于自由法国不断泄露机密所造成的后果，这样就使维希当局警惕起来了……这一下可看明白了，不能保守秘密的人是不足信任的。”不久之后，丘吉尔先生也受到了激烈的攻击，因为据说他轻易上了别人的当。斯皮尔斯则板着一副面孔不断把他的通讯员给他的电讯交给我，暗示戴高乐可能绝望了，被他的党人抛弃了，同时又被英国人遗弃了，他将放弃一切行动。而英国政府则将物色贾德鲁和穆兹利埃，以更小的规模来招募法国辅助部队。
至于维希当局的宣传，更是狺狺不休地大肆喧嚷起来。达喀尔的公报则宣扬这是一次伟大的海军胜利。无数的信件祝贺总督布伊松和达喀尔英勇的战士们，这些信件都在两个地区的报上发表出来并加以评论，而且还由所谓“法国广播电台”广播了。我自己则待在狭小的船舱中，在一个热得使人受不了的港口里，着手研究在那些感到恐惧后进行报复的敌方中和遭到失败后突然感到震惊的盟国中，对这次恐惧的反应究竟如何。
然而我很快就看清楚了，虽然处在这种逆境中，自由法国仍是不动摇的。我们的船刚一下锚，我就跑去慰问。其中没有一个人愿意离开我。相反的，每一个人都由于维希方面的敌对态度而更加坚定了。所以当一架从达喀尔起飞的飞机从我们这些抛了锚的船上飞过时，每一只船都愤怒地开了炮。一个星期以前是绝不会有这种情形的。不久之后拉尔米纳和勒克莱尔也发了一封言辞热情的电报给我，说他们和他们周围的人比以往更加忠诚了。伦敦方面，纵使对我国人民痛加指责，但没有背弃我的消息传来。跟随我的人对我这样信任，使我得到了极大的安慰。这意味着自由法国的基础确实是稳固的。好吧！我们必须继续前进！斯皮尔斯恢复了平静之后，向我引用了一句维克多·雨果的话：“第二天，爱末里
占据了这座城市。”
应当指出的是，伦敦方面的反感虽然很多，政府却在设法避免引起反感。丘吉尔先生虽然受到了严厉的责难，但却没有抛弃我，正如同我没有抛弃他一样。9月28日他在下院发表了一篇演说，极其客观地说明了事情的经过，他声称：“所有发生的事情只是加强了英王陛下政府对戴高乐将军的信任。”诚然，首相那时已经知道土伦开来的舰队是怎样通过直布罗陀海峡的，只是不愿意说而已。两个月以后，当我回到英国时，他亲口对我这样说。
法国的情报官路易兹上尉秘密地参加了自由法国，他从丹吉尔打了一个电报给伦敦和直布罗陀两方面，告诉他们关于维希方面舰队的动向。但这个消息到达时，德机正在轰炸白厅，工作人员一连几个钟头躲在地洞里出不来，使得参谋人员在一段相当长的时间里不能恢复工作。电讯翻译出来以后，海军大臣已经不能及时通知直布罗陀的舰队了。更糟糕的是，那时维希政府驻马德里的海军武官还曾亲口无意地（？）提醒了英国武官。因此直布罗陀的司令官便从两个来源得到了警报，但仍然没有采取措施来堵截这些危害盟军的船只。
首相对待“戴高乐派”的公开态度，大大地促使议会和报纸方面把愤怒平息下去。但无论如何，达喀尔事件注定要在英国人心中留下一道难以愈合的伤痕。而美国人则因此认为，将来进攻维希政府的领土，一定不能让自由法国参加，也不能让英国人参加。
目前，我们的英国盟友决定无论如何不再参与这些事了。坎宁安上将公开地告诉我说，我们不应当再有用任何方式重新进行这一工作的打算了。他自己所能做的是把我护送到喀麦隆去。于是我们便朝杜阿拉进发。10月8日，当法国船只准备进入吴利港时，英国人向我们致敬，然后就开往辽阔的海洋去了。
当我乘着“杜博船长”号进入杜阿拉港时，这个城市所爆发的一片热情是空前的。勒克莱尔在那里迎接我。检阅过当地军队之后，我进入政府大厦。这时从英国开来的军队正在下船。我所接触到的公务人员、法国殖民者、本地人的领袖，都充满爱国的乐观主义精神，但是他们并没有忘记自己的具体问题。其中最主要的就是如何保持本地产品的出口并换来本地所欠缺的生活必需品。除了这些焦虑和意见的差异之外，自由法国的人们，不论是在伦敦参加的，还是在非洲的事业中团结起来的，在道义上的团结一致是很明显的。
团结在洛林十字旗下的人，在性格上的这种同一性，从此以后就成了他们共同事业的永恒基础。不论在什么地方和发生什么事，从实际的观点出发，人们可以预先肯定“戴高乐派”将怎样想和怎样行动。比方说，我那一次所遇到的热烈欢呼的情况，在其他任何情形下，只要有群众集合的地方就经常出现。我必须承认，对我来说，这种结果是一个永恒的纽带。我对于自己的同志来说体现着事业的命运，对于一大群法国人来说则象征着希望，而对外国人来说则成了法国在严酷的考验下坚强不屈的精神的化身。这一切将指导我的方向，并在我的性情和人格上留下永不磨灭的影响。对我来说，这就等于催促我进行坚决的自我检查，也等于给我加上了一副十分沉重的担子。
那时，要紧的是把整个法属赤道非洲维持下去，并动员他们参加非洲战争。我的意图是，在乍得和利比亚边境上建立一个撒哈拉沙漠作战地带，准备有一天当时机成熟的时候，就让一支法国纵队去攻取费赞，并从那里打到地中海去。但由于有沙漠，通讯和供应工作极端困难，所以便只能派少数特种部队去执行这项任务。我同时还打算派一个远征队到中东去和英国人配合作战。大家的未来目标都是法属北非。然而，首先还必须肃清加蓬的敌人据点。10月12日，我在杜阿拉发出了必要的命令。
当准备这个艰苦的战斗时，我离开喀麦隆到其他地方视察去了。我在雅温得稍事勾留后，首先到了乍得。在这次旅途中，自由法国的领导人和随员的生命几乎完结，因为我们乘坐波特兹540式飞机去视察拉密堡时，中途机器出了故障。然而就像一个奇迹似的，这架飞机设法落在一个沼泽的中间，没有受到多大的损坏。
我在乍得看到一种极端紧张而兴奋的气氛。每一个人都感到历史的曙光开始照耀到这片功勋卓著而苦难深重的土地上。这儿由于地势偏僻、与外界隔绝、气候恶劣、缺乏资源，所以便受到了严重的限制。唯有艰苦卓绝的努力才能在这儿取得成果。为了补救这一点，产生伟大行动的英雄气概已经在这里出现了。
艾布厄在拉密堡官邸接待了我。我体会到他矢志不渝地向我表示他对我的忠诚和信任。同时我也看到他胸襟开阔，能够接受我交给他的伟大计划。他提出的见解是稳健而平凡的，但他对于冒险或艰苦的事也绝不畏惧。在那位领地长官看来，如果要建立好交通，使乍得能从布拉柴维尔、杜阿拉、拉各斯接受自由法国在进行积极战争时必需的物资和供应，然后还要把这些东西直接送到意属利比亚边境去，这就要完成一桩极为艰巨的工作。这个地区必须依靠自己的力量来开辟或维护4000英里的道路，同时还要发展自己的经济，来供养战斗人员和工作人员，并且要输出物资来抵偿开支。尤其困难的是，一大部分殖民者和公务人员都将被动员去参加战斗，不能参加这项工作。
我和乍得的司令官马尔尚上校一直飞到了费雅和沙漠中的据点。在这些地方，我发现军心十分坚决，但给养十分缺乏。交通工具只有骆驼队和少数摩托化的运输队。所以当我告诉那些军官们，我将指望他们有一天攻取费赞并直下地中海时，我看到他们显然有些怅然若失。在他们看来，意大利人和德国人打来的可能，比我向他们描述的法国人去远征的可能性更大。万一敌人来了的时候，要把它打退是很困难的。诚然，他们没有一个人对于坚持作战有任何犹豫。洛林十字旗已经到处飘扬了。
这时，在更西边的领地里，像尼日尔和撒哈拉沙漠的绿洲，这些军官的同志们也跟他们一样驻在利比亚的边境，但他们的上级却没有一个人敢于打破沉闷发出号令。他们已经打定主意，如果有人带头要他们向法兰西的敌人开火，他们就向他开枪。维希当局的那些罪恶性的错误给我带来了许多精神上的痛苦，但没有一种错误比这种死气沉沉的景象更使我痛苦的了。
与此相反，当我回到拉密堡那天时，却受到一种动人心弦的鼓舞。这是由贾德鲁将军带给我的。当我去非洲后，他就来到了伦敦。某些专找内幕新闻的人认为，英国人将把这位素居高位的上将作为自己的另一张王牌。还有一些拘泥于形式的人，则在考虑自己是不是愿意在一个准将手下服务。他见过丘吉尔不止一次。关于他们的会谈情况，众说纷纭。在会谈中英国首相可能向他提出，叫他来代替我。无疑，那并不是叫他插手到这桩事情里面来，而是为了一贯的目的——分而治之。在达喀尔事件之前几天，丘吉尔忽然打了一个电报给我，说他正把贾德鲁送到开罗去对东地中海地区做工作，那边已经有希望出现一些有利的机会。我对此反应很强烈。这意见本身我倒不反对，因为我认为它并不坏；但提出这桩事情之前应当取得我的同意。后来丘吉尔先生给了我一个满意的解释，他说那是由于事情过于急迫。
这时贾德鲁从开罗到我这里来了。我和他一起进餐时，举杯向这位伟大的领导人祝贺，我对他素来有一种尊敬的亲切感情。他以极高贵而诚实的态度回答我说，他愿意接受我的指示。在场的艾布厄和其他人都十分感动地认识到，对于贾德鲁来说，戴高乐已经超越于官阶范围之外了，而且负起了一种非等级制度所能局限的责任。谁也不会低估这一事例的分量。当我和他决定了他的任务以后，便在送他回开罗的飞机旁向他告别，我认为他去的时候比来的时候更伟大了。
10月24日我到了布拉柴维尔。这儿的事情，总的看来跟杜阿拉以及拉密堡等地一样令人有信心，但显得十分稳健。对于一个首府来说，这是很自然的。行政当局、参谋总部、各机关、实业界和各代表团都在考虑帝国中这一最贫乏的地带——赤道非洲和祖国切断联系后，如果要生活若干年或支援作战的话，要克服多大的困难。它们的许多产品如油类、橡胶、木材、棉花、咖啡和生皮等自然很容易卖给英国和美国。但那儿没有工厂，除去一些金矿以外，也没有任何矿产。全部的出口和必须从外国购入的东西之间根本无法平衡。
我委任普利文为秘书长，襄助拉尔米纳在这方面进行工作。当他把整个机构推动运转后，就可以到伦敦和华盛顿去解决外汇和支付问题。事实证明，普利文的才能加上拉尔米纳的权威使工作十分有效。行政官员、殖民者、商人和运输商看到这边大有可为，而且也有利可图，便开始了一个繁忙时期的活动。虽然在战争中，这也深刻地改变了赤道非洲的生活面貌。10月末我到乌班吉去了一趟，受到圣马尔特领地长官的欢迎。后来我又到黑角去了一趟，那里归达奎安管辖。这两次旅行使我解决了当地有待解决的问题。
最后，我在10月27日到了利奥波德维尔。那里的行政当局、军队、平民与比属刚果的法国侨民为我举行了一次非常动人的欢迎大会。总督黎克曼和我一样跟祖国断绝了联系，希望祖国参加战争，并且同情自由法国。自由法国对于比属刚果来说，诚然是投降精神的一道屏障。那时这种精神已经从北方逼来，快要感染到它了。黎克曼必须永远和刚果河对岸的法属邻邦保持密切联系。值得提出的是，英国的属地如尼日利亚的布尔迪隆、苏丹的赫德斯顿等也有同样的情形。以往拉各斯、杜阿拉、布拉柴维尔、利奥波德维尔、喀土穆等邻近地区之间，由于闹对立和搞阴谋，彼此不和；现在各领地长官个人之间已建立了友谊。这对于作战和维持非洲秩序是一个极重要的因素。
这时大家都做好了准备要结束加蓬问题。我到杜阿拉之前，拉尔米纳已经采取了初步的措施。在巴朗队长的指挥下，在刚果召集的一些军队已经进到俄戈未河上的朗巴勒内。但他们被维希军队的抵抗拦住了。这时一小纵队人从喀麦隆出发，由迪奥队长指挥，正在包围米齐克阵地。在朗巴勒内和米齐克两地，戴高乐派和维希军队发生了接触，彼此打了几枪，互相大肆进行宣传战。有时一架格朗马丁式飞机从利伯维尔飞来扔下几颗炸弹，并且向我们的人散发大量的传单。第二天，一架布洛克200式的飞机也从布拉柴维尔飞过去，同样给对方来这么一套。这种相持不下而令人痛苦的敌对态度，不能得到任何结果。
我刚一到那里，就决定直接攻取利伯维尔，并拟订了行动计划。不幸的是，他们肯定会坚决抗击我军。德杜将军的指挥部设在利伯维尔。他指挥4个营、一些大炮、4架新式轰炸机、护航舰“布干维尔”号和潜水艇“彭塞勒”号。他还动员了一些侨民。此外，他所接到的训令也使他不得不打。为了使他无法得到增援，我必须询问丘吉尔先生是不是同意警告维希政府，如果增援就将遭到英国舰队的反击。我去电以后，海军上将坎宁安就到杜阿拉来见我。我们约定，他的船只不直接参加利伯维尔的战斗，但应当停在海面上，以便防止达喀尔的人有意蠢动时派来巡洋舰。至于我们这方面，则以沉重的心情瞻望将来。我宣布在这件痛苦的事情上不发电文给任何人。这话得到了一致同意。
10月27日米齐克拿下来了。11月5日朗巴勒内驻军放下了武器。紧接着，载运那个纵队到利伯维尔去的船只就从杜阿拉出发了。勒克莱尔是全军总指挥。柯尼格指挥陆军，其中包括一个外籍营、一个塞内加尔混合殖民地营和喀麦隆派来的侨民营。11月8日晚间，开始在拉蒙达海峡登陆，9日进逼城区时，发生了相当激烈的战斗。原先我们从英国装箱运来的几架吕山达式飞机，这次在杜阿拉赶紧装好，由马尔米耶队长指挥，到战场上扔了几颗炸弹。那时达让吕乘着“萨伏格南·德·布拉札”号，后面跟着“多明内船长”号一起进入了“布甘维尔”号所在的港湾。虽然我们的人一再发出友好的信号，但“布甘维尔”号仍然开了火。可是“布拉札”号一还击就使它着了火。这时外籍军人营已经突破了机场上维希部队的抵抗。达让吕给德杜将军送去了一封信，叫他停止抵抗，于是降约便签订了。柯尼格占领了利伯维尔。我指派巴朗为加蓬的领地长官，他去上任了。不幸的是，这次大约牺牲了20人。
前一天，潜水艇“彭塞勒”号离开让梯尔港，在海上遇到坎宁安的一只巡洋舰，它向巡洋舰放了一只鱼雷。它受到深水炸弹攻击后浮上海面。水手们都被英国人搭救起来，德·骚山海军少校把艇凿沉，自己勇敢地随着沉到海底去了。
占领让梯尔港的任务还没有完成。11月12日经过长时间谈判，对方没有抵抗就使得这件事完成了。在这最后一役中，唯一的牺牲者是领地长官马松。8月间他曾使加蓬归附到我们这边来，但后来又退出去了。这位可怜的人对这次错误和它的后果感到非常痛心，利伯维尔被围以后他就住在“布拉札”号上。他登岸到利伯维尔去，叫那儿的行政官员和警备部队不要自相残杀。这一举动有助于避免灾难。但马松先生因为受不住精神上刚刚遭到的刺激，回航时便在自己的船舱里悬梁自尽了。
11月15日我到利伯维尔去，16日又到让梯尔港去。人民普遍对于脱离了这种朝不保夕的状态感到满意。我还到医院去看望了双方的伤员。他们住在一起治疗。接着我叫人把维希部队的干部带来见我。有一些人参加了自由法国。大部分人由于他们的首领叫他们声明“仍然效忠贝当元帅”而宁愿被扣留，直到北非重新参加战斗后，他们才回到部队里来。从那时起，他们就和其他人一样勇敢地执行自己的任务。德杜将军被送到圣灵修会照料，后来又转到布拉柴维尔的医院。1943年，他也从这里到阿尔及尔去了。
达喀尔、维希和巴黎的电台前几个星期还在大事吹嘘他们的胜利，现在则漫无止境地进行诬蔑和谩骂。他们指责我们轰击、焚烧、劫掠利伯维尔，甚至枪毙知名人士，主教塔尔迪先生就是其中的头一个。据我看来，维希方面的人物捏造出这些谣言是想遮掩他们的一些不光彩的行为。在达喀尔事件中，他们拘押三名在奥卡姆机场上着陆的非武装自由法国飞行员，后来我就把布瓦斯朗贝、比萨涅、卡乌札和布鲁内尔博士一起秘密送进城去，传播友爱和好。这些“使者”在战斗结束之后，唯有布鲁内尔一人设法逃到了英属冈比亚。达喀尔大肆诬蔑，使我想到他们可能要对这些被捕获的人进行报复。后来我采取必要的谨慎措施，向布伊松提出一个建议，叫他把这三个人同德杜及其军官交换。这时达喀尔的电台马上把我的提议公布出来并大肆诬蔑谩骂，这样就更加深了我的怀疑。于是我便警告维希当局的高级专员说，如果关在他们监狱的自由法国人的生命有问题，那么，我有足够数量的他们那一边的人用来抵偿。对方电台的声音马上就消沉下去了。
后来有许多迹象表明，那次事件使维希的统治者方寸大乱。停战协定使他们所产生的那种卑鄙的乐观主义很快就消失了。他们为了替自己的投降找借口，曾说敌人已把英国打垮，但事实正好相反。当时，许多殖民地都归附到戴高乐将军这一边来，接着便发生了达喀尔事件，最后又发生了加蓬事件。这就说明，自由法国的人虽然不善于广播宣传，但也绝不是“围在麦克风旁的一小撮贪婪之徒”。法国人民立即注视着这个不失法国人本色的流亡者，而德国人则被迫不得不考虑到抵抗运动给他们带来的与日俱增的困难。我虽深处在非洲大陆，但却能看到这桩事情在维希分子的行动上所引起的震惊。
达喀尔事件发生后，他们的第一个反应就是采取暴力行动。从摩洛哥起飞的飞机在直布罗陀扔了炸弹。但不久之后就试图取得和解。丘吉尔先生和艾登先生打电报告诉我，10月1日，维希大使德·拉·鲍姆先生和英国大使塞缪尔·霍尔爵士在马德里开始谈判，目的是使英国人容许从非洲来的货物能经过英国控制的地域运往法国，并保证货物不落入德国人手里。德·拉·鲍姆先生代表博杜安补充声明说：“如果敌人扣住供应物品，维希政府就将迁往北非，法国又将站到联合王国这边重新参战。”
我一方面注视着这种消息披露后将引起什么样的混乱，同时也提醒英国注意，很难想象那批已经使自己的国家屈服于敌人法律之下，还把要求抗战的人定罪的那些人，会因为敌人夺走的物资比往常取走的更多而立刻成为抗敌战士。伦敦政府看到维希政权这种伪善的表现，就设法鼓励他们；英王和美国总统亲自给贝当元帅去了信；英国人同那时驻在阿尔及尔的魏刚、后来又同还在摩洛哥的诺盖斯接触。但只要德国人施加压力，这一切马上就会成为泡影。10月24日，贝当和希特勒在蒙托亚尔会晤，维希政府和敌人的合作正式宣布了。最后，在11月初，维希政府中止了马德里的谈判。
从现在开始，我显然必须永远拒绝承认维希统治者的合法地位，并且必须自己担负法兰西利益保护人的责任，在已解放的地区内执行政府的职责。法兰西共和国是这个临时政权的泉源，同时也是我为这个临时政权所确定的奋斗目标。我宣布了我对主权者——人民的服从与责任，并庄严地宣誓，一旦人民恢复自由以后，就向人民作陈述。我在10月27日在法属领土布拉柴维尔用一个宣言、两项法令和一个“组织章程”决定了国家及其在国际上的这种地位。这些加在一起就构成了我的行动纲领。我认为我一直没有放弃这个政权，直到五年以后我才把我所掌握的政权移交给国家的代表。这时我成立了一个“帝国防务委员会”，以便依靠该会的建议来辅助我。初期的委员有贾德鲁、穆兹利埃、卡山、拉尔米纳、西塞、沙托、达让吕和勒克莱尔等人。11月5日我向英国政府提出了一个照会，确定了自由法国所采取的态度，以及自由法国敦请它的盟国确定对维希政权及其统治者魏刚、诺盖斯所抱的态度。有些死心眼的乐观主义者，误认为这些人总有一天会对敌人采取抵抗行动。
整体来说，我们在非洲的事业纵使没有达到预定的全部目标，至少我们也从撒哈拉沙漠到刚果、从大西洋到尼罗河盆地建立了巩固的作战基地。11月初，我成立了指挥部来指导这方面的行动。艾布厄被派为法属赤道非洲的总督，驻布拉柴维尔办公，以马尔尚为军队的指挥。从伦敦招来拉比当了乍得的总督，行政长官古尔纳利代替勒克莱尔当了喀麦隆的总督。勒克莱尔本人有意继续他在杜阿拉的工作，但我仍然派他到乍得去指挥撒哈拉沙漠的作战。他注定要在这方面经过一段艰苦而惊心动魄的过程才能获得荣誉。最后，拉尔米纳被任命为高级专员，兼掌内政与军事的权力，指挥全局。
我去伦敦以前和他拟订了以后几个月的行动计划。我们的目标一方面是用第一批空军和摩托化部队对迈尔祖格和库夫拉发动攻势，同时也打算把一个混成旅和轰炸机队派到厄立特里亚去，对意大利作战。后一远征队将是法国参加中东战事的开端。这样我们就必须把愿意去的军官集结起来，兵员装备起来。当这一切都准备好之后，就要设法支援撒哈拉和尼罗河上的先锋部队。在那辽阔无边的中非地带，赤道的气候那么炎热，为了建立一支军队并将其从遥远的地方送去投入战斗，我们将在动员、训练、装备、运送等方面作出多大的努力是难以设想的。同时，这样一个事业将带来多少奇迹般的行为也是无法估量的。
11月17日，我离开自由法属非洲到英国去，途中经过拉各斯、弗里敦、巴塞斯特和直布罗陀。那时正值秋雨霏霏，飞机在海面上掠过。我不禁想起往后战斗法国在一场奇异的战争中，将要经历一段多么迂回曲折的道路才能跟德国人与意大利人交锋。我在估计这条道路中的障碍有多大。令人痛心的是，最大的障碍竟是另一部分法国人造成的。但我想到那些可以自由地为民族事业而奋斗的人具有多么大的热忱，心中又振奋起来。我在思索着一切能鼓舞他们在世界规模的冒险中前进的东西。现实虽然是残酷的，但我仍然可以掌握它。因为用夏托布里昂
的话来说，我可以“用梦想来引导法国人奔向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