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续战斗？当然！但要达到什么目的？在什么范围之内进行？许多人，甚至包括赞成这一举动的人在内，都认为只能是一小群法国人来帮助屹立不动、坚持作战的不列颠帝国。

继续战斗？当然！但要达到什么目的？在什么范围之内进行？许多人，甚至包括赞成这一举动的人在内，都认为只能是一小群法国人来帮助屹立不动、坚持作战的不列颠帝国。我个人绝不这样看！对我来说，应当为之服务并应当挽救的是我们自己的国家和民族！

如果我们承认在这次世界大战中只有法国投降，而且事情就是这样不变的话，那么我们的光荣、团结和独立便全都完结了。这样一来，不论我国在此次冲突中结局如何，是彻底遭到失败后借外国的兵力赶走侵略者，还是继续被奴役，它的自暴自弃以及它使别人产生的自暴自弃，都将在许多世代中毒害它自己的生命和灵魂。只就最近的将来来说，如果战斗已经不是为了法国，那么我们又用什么名义来号召法国的儿女参加这个战斗呢？给另一个强国的军队提供附庸兵，又有什么好处呢？不能这样！如果要使这个事业有意义，那就不单要使几个法国人回到战争里来，而是要使整个法国都回到战争中来！

这就必须做到下列各点：让我们的军队重新在战场上出现，在我们的国土上重新恢复战争状态，国家本身支援战斗者的行动，列强承认法国在这种情形下已经继续参加战斗了。简单地说，要让我们的政府从崩溃和观望政策中回到战争中来，有一天必定会取得胜利！

我所知道的人和事物，使我对面前的重重难关不敢抱什么幻想。我们一定会碰到唯有长期抵抗才能被拖垮的敌人的力量，敌人还会利用法国官方机构来阻挠法国从战斗中求得复兴。进行这样一场长期和全面的斗争就像让一个没有本钱的人参加赌博，必然会在精神和物质两方面遇到许多困难。怀疑主义者和胆小鬼，为了掩饰他们的软弱无能，势必将大肆反对、阻挠和诽谤战斗者。同时还会出现许多名义上“平行”、实际上是争夺和敌对的东西，这是法国人好争辩的习性所势必引起的局面。盟国的政策和官方机关一定会和往常一样利用这种情形来进行控制。还有些人一心想推翻我们，企图把我们国家的抵抗运动引向变革中的混乱，以便实现他们的独裁。最后，列强也会倾向于利用我们的弱点，牺牲法国来增进自己的利益。

就我个人来说，虽然面前有这样高的大山要攀登，我开始时还是两手空空。我身旁连一个军队或组织的影子都没有！在法国，我没有人拥护，也没有声誉；在国外，我也没有名望和地位。但正是由于缺乏这些，我才能找到行动的方针。唯有毫不动摇地担负起光复祖国的使命，我才能获得权威。唯有成为国家和民族不屈服的战士，才能获得法国人民的承认和热情拥护，并获得外国人的尊敬与重视。某些人始终对这种不妥协的态度感到愤怒，他们不愿意看到我得到这一切。我要坚决击退无数敌对势力的压迫，只要自己稍一动摇，就会导致毁灭。总之，我虽力量有限，孤立无援，但正因为如此，我才必须爬上顶峰，不能后退，唯自助者才有天助！

头一步是挂起国旗。用广播来协助进行这项工作。6月17日下午，我就把这个意图告诉了温斯顿·丘吉尔先生。我那时正像是在英国的海岸边遇了难，一切都已荡然无存，没有他的帮助我又能做什么呢？他立即给了我援助，首先是让我利用英国广播公司的电台。我们同意在贝当政府投降后再广播。当晚就有消息传来说，他们已经这样做了。第二天下午6时，我就在麦克风前宣读了众所周知的文告。当不可改变的字句广播出去以后，我内心里感到，我在坚强的法国和统一的军队组织中度过的生活结束了。我已经年近半百，又开始了冒险生涯，就像一个人被命运抛出来，失掉了一切依靠一样。唯一的依靠就是：正义总会战胜不义！

当我开始从事这一史无前例的事业以后，我有责任首先确定，没有比我更有资格的权力当局出来使法国和法兰西帝国回到斗争中去。当时停战协定还没有生效，虽然可能性不大，但我们还是渴望波尔多政府在最后的时刻会选择战争的道路。即使只有极微小的可能，我们也必须加以鼓励。这就是为什么我在17日下午刚一到伦敦，马上就打电报给波尔多，表明我愿意继续效劳，愿意在伦敦进行前一天开始的谈判——关于从美国运来战争物资的问题、德国俘虏问题以及迁往北非的问题的谈判。

回答是一个召我马上回去的电文。6月20日我写信给魏刚，叫他来领导抵抗运动，并保证只要他来领导，我自己完全服从。那时，他在投降过程中已经给自己安上了令人惊讶的头衔——“国防部长”。这封信在几星期之后又给我退回来了，上面加上了几句话。谁也看不出他在那些话中表示了敌意。6月30日，所谓“法国大使馆”转来了一项命令，叫我到图卢兹的圣米歇尔监狱去投降，接受战争委员会审判。这个委员会起初判我四年徒刑。后来根据魏刚“部长”要求加刑的上诉，把我判处了死刑。

对于波尔多方面的这种态度，我完全置之不理。这是正确的！我已经通知海外的殖民当局。早在6月19日，我就打电报给北非总司令兼摩洛哥总督诺盖斯将军，如果他拒绝停战条件，我就服从他的指挥。当晚我又在广播里力促“克劳塞尔、布高德、李约堤、诺盖斯等人领导下的非洲拒绝敌人的条件”。6月24日我又打电报给诺盖斯重新提出我的要求，并且向在东地中海地区的总司令米特尔豪塞将军、该地的高级专员鲍克斯将军以及印度支那总督贾德鲁将军提出声明。我提议这些高级官员建立一个组织来保卫帝国，我可以马上保证和伦敦方面联系。6月27日，我听到突尼斯总督贝鲁东先生发表了一篇很富于战斗性的演说，于是便邀请他也来参加“抵抗委员会”，同时又向米特尔豪塞和鲍克斯将军再度提出我的敦请。那一天，由于情况需要，我为我自己和随员在一只法国货船上订了舱位，打算到摩洛哥去。

我所接到的答复只是东地中海地区海军司令德卡本蒂尔上将给我的一封信，他说鲍克斯将军和米特尔豪塞将军也和我一样打了一个电报给诺盖斯将军。此外，贾德鲁将军有一个儿子当时在伦敦，他把他父亲给他的一份电报拿给我看。电文中鼓励他坚持战斗，并叫他向我保证他的父亲对我的赞助。英国人原先曾派大臣达夫·库柏先生和戈特将军到北非去向诺盖斯将军提供军事援助，但这两位代表甚至没有被接待就回到伦敦来了。最后，英国驻北非的军事联络官狄龙将军也被驱逐出阿尔及尔。

但诺盖斯将军首先想的是升起国旗。人们都知道，6月25日那一天他看到德国人的条件后，就打电报通知波尔多，他坚持继续战争。他引用我在6天以前的广播中所用的词句，指出“波尔多的惊慌”使政府不能客观地考虑在北非抗战的可能。他请魏刚将军“重新考虑关于执行停战协定的命令”，并抗议说，如果坚持这些命令的话，“他执行起来就不能不感到愧对国人”。显然，诺盖斯如果选择了抵抗的道路，整个法兰西帝国就会追随他。但不久之后就听说，他自己和其他总督、侨民、总司令都服从了贝当和魏刚的号召，同意停战协定。唯有印度支那总督贾德鲁将军和索马里海岸军队的指挥官勒让蒂约姆将军坚持抵抗。但他俩都被撤换了，他们的部下也没有怎么支持他们。

大部分“殖民总督”这样垮台，正好和国内的政治总崩溃相呼应。我从波尔多以及后来从维希方面得到的报纸说明他们完全接受投降条件，所有的团体、党派、机关、当局也都接受。国民议会在7月9日和10日开会后几乎未经辩论就将全权赋予贝当。在场的有80位议员勇敢地投票反对这种放弃政权的做法。还有些议员则乘坐“马西利亚”号去北非，以此证明他们认为帝国没有放弃斗争。然而，没有一个公众领袖出来谴责停战，这却是事实。

法国的崩溃震惊了全世界，全世界的人民都触目惊心地看着这个伟大明星的陨落。查理·摩根的诗和弗朗索瓦·莫里亚克的文章也曾使许多人流出热泪，但各国还是很快就承认了既成的事实。无疑，所有与轴心国家作战的政府都从法国召回自己的代表，有些人像罗纳德·坎贝尔爵士或范尼埃将军等是自动离开的，另一些则是被德国人请走的。但伦敦的法国大使馆中，还是留驻了一个领事同法国本土联系；加拿大总领事德布依斯服从了贝当元帅，南非联邦的代表也留在法国。最重要的是，维希方面还有教皇大使瓦勒利阿·瓦勒利、苏联大使波格莫洛夫，不久之后又有美国大使李海海军上将等渐次形成了一个声势显赫的外交集团。某些人本有到洛林十字旗下来的念头，但这一景象就足以使他们的热忱冷下去了。

因此，法国人中间就像其他民族内部一样，恐惧、利益和失望交织成一种错综复杂的情绪，普遍地对法国抱着一种放任的态度。虽然有许多人的感情仍然忠于法国往昔的传统，许多利益集团还急于要从现在的残羹剩饭中捞一把，但没有一个权要人物在任何地方挺身出来表明他仍然坚信法国的独立、光荣和伟大。世界上的名人都认为，法国今后受奴役、侮辱和愚弄是理所当然的事了。这种普遍的绝望造成了一种可怕的空虚情绪，在这种情绪面前，我顿然感到自己的使命是明确的，也是艰巨可怕的。在这一段最黑暗的历史时期，要由我来肩负起全法国的重任。

但没有武装就没有法国。建立一个战斗部队比什么都重要。我马上着手进行这项工作。在英国还有一些军事人员。首先我们还有阿尔卑斯轻装备师的部队。这一师由贝多亚特将军指挥着在挪威打了几次漂亮仗之后，于6月中旬回到布列塔尼半岛，接着便和最后一批英国部队一起在那里登陆。此外还有海军的一些船只，总共约有10万吨位。这些都是从瑟堡、布雷斯特、洛里昂等港口逃出来的。船上除了船员外，还有许多官兵，至少共有1万名。此外还有几千名在比利时受伤的士兵，被送到英国医院去治疗。法国军事代表团就对这些人员组织了一个指挥部和管理机构，以使他们服从维希政府，并准备把他们一起遣送回国。

光是和这些零散的部队接头就使我感到非常困难。首先，我的随员很少，几乎都是副官。他们虽然满心怀着好意，但叫他们去推动官场中的事情还是无能为力的。他们所能做的，只是在他们遇到的官兵里面做做宣传，而这些他们都已经做了。效果自然是很小的。我在6月18日发出号召。一星期以后，在英国人借给我们的奥林匹亚广场上扎营的志愿军总共只有几百人。

应当指出的是，英国当局对我们的事情没有多大帮助。当然他们散发过一些传单，告诉法国军人，他们可以自己决定被遣送回国、参加戴高乐的军队或参加英国皇家部队。丘吉尔本人所做的指示，以及他派来负责自由法国与英国海陆空军联络的斯皮尔斯将军所做的一些活动，有时也确实消除了一些惰性和对立情绪。报纸、无线电广播、许多协会和成千上万的个人都对我们的事业表示了热烈的欢迎。至于英国的最高统帅部，则每天都在提防德国人的进攻甚至入侵，忙于应付这方面的准备工作，更无暇顾及像我们这种次要的事情了。同时，由于外交礼节和习惯，它倾向于尊重事物的常规，也就是说，尊重维希政府和他们的使节。最后，它对我们这一批昨天的同盟者是不敢相信的，因为这一批人受到了灾难性的屈辱，对于自己和旁人都感到不满，而且都是满腹牢骚。如果敌人建立了桥头堡，这些人能做些什么呢？难道最聪明的办法不是尽快地把他们用船装走吗？戴高乐将军所能争取的，只是几营士兵而没有干部，只是一些水手而没有军官。这又有什么用呢？

6月29日，我到轻装备山岳师所驻扎的特兰腾公园去。指挥这一师的将军本人就急于要回法国，虽然他有一个坚定的信念：有一天要带着光荣脚踏实地地回到行伍中来，而这也的确是他注定要做的事。他事先做好了安排，让我能看到所有的部队。这样就使我有可能争取到外籍军团第13半旅两个营的大部分、他们的领导人马格林·维纳勒中校（又名蒙克拉尔）和他的助手柯尼格上尉、200名阿尔卑斯轻步兵、三分之二的坦克连，以及一部分炮手、工兵、通讯兵、几名参谋人员和行政官员，包括德康查德队长和德瓦林、迪谢尔两位上尉。我离开那个兵营以后，英国陆军部接着便派德杰尔和威廉斯两位上校来检阅这些部队，向他们说明：“你们完全有自由在戴高乐手下当兵。但我们有责任以个人的身份告诉你们，一旦作出这个决定就是背叛你们的政府……”可是那些人还是加入到我这一边来了。

第二天我要到安特利和海多克两处兵营去访问，那儿聚集着几千名法国水手。我刚到，指挥利物浦的英国海军上将就告诉我说，他反对我同这些人见面，因为这样做会影响秩序。于是我只得两手空空地回来。几天以后，我在哈罗公园的运气倒不错。不管怎样，我们的水手中已经掀起了报名的热潮。有几个果断的军官立即就参加到我这一边来。例如科维特·达让吕上尉、维策尔、莫勒斯和约登等人，从此以后都全力以赴地献身于这个事业。有三只小军舰的军官与水手全体宣布参加：在挪威海岸巡逻的潜水艇“卢比斯”号（艇长卡巴尼耶）、潜水艇“纳瓦尔”号（艇长杜洛哥，在我发出号召以后，马上就离开斯发克斯到马耳他报到，后来在地中海的一次战役中沉入海底）、拖船兼巡逻艇“洪都斯总统”号（艇长德卡特尔）。后来海军中将穆兹利埃也来了。因为他出了岔子，而且性格特殊，海军中很多人反对他。但他的智慧和对世界局势的知识在那个危急存亡的关头起了很大作用，使我的这个雏形海军有了一个中心和技术领导。我还到圣阿塔姆兵营去看了几十个飞行员，他们都团结在德·朗古、阿斯蒂耶·德·维拉特和柏古-福煦等队长周围，直到后来我才派了指挥官皮约德去指挥他们。

这时每天都有单个的志愿者到英国来。他们大都来自法国。有些是乘坐最后的班船离开的；有些是弄到一只小船之后逃出来的；还有些则是克服重重困难通过西班牙逃来的。他们躲避着警察，被抓住的人就会被关进米朗达集中营。有些飞行人员掌握着飞机，没有让它们落入维希政府的控制，并且设法飞离北非而到达直布罗陀。有些商船的海员抓住出航的机会离开法国港口，或者是用小船逃出来，如“卡博·奥尔摩”号（船长维勒曼）就是这样。他们都要求当战斗员。有些侨居海外的法国人到这里来要求入伍。在敦刻尔克受伤后在英国医院疗养的2000人现在已经逐渐复原了，我在白城召集他们开了一个会，报名入伍的共有200人。有一个殖民地营凑巧驻在塞浦路斯，他们脱离了东地中海地区的部队，自动地团结在罗勒特队长的周围。6月末有一个渔船队到了康沃尔，把塞翁岛上所有强壮的人都带到我这边来了。这些热情充沛的青年有许多是经过千辛万苦才到达我们这边的。这样的人与日俱增地参加到我们的行列中来，坚定了我们的决心。同时世界各地发来的信件在我的桌上堆积如山，有些是个人寄来的，有些是小团体发来的，他们都要求入伍。我的部下和斯皮尔斯代表团的军官进行了大量艰苦卓绝的工作来安排他们的交通工具问题。

忽然发生的一件令人悲愤的事情阻遏了这一潮流。7月4日报纸和无线电广播发表消息说，英国地中海舰队袭击了停泊在麦尔斯-埃尔-克比尔的法国舰队。同时又听说，英国人还突然以袭击的方式夺取了在他们港口内避难的法国军舰，把军官和水手抓上岸来拘留，并且发生了流血事件。最后，10日又有消息说，英国飞机投掷鱼雷，轰炸了停在达喀尔港湾的战斗舰“黎塞留”号。伦敦方面的官方公报和报纸都把这一系列的侵略行为说成是一种海军的胜利。英国政府和海军部显然是由于处境危险而产生了恐惧，历史上海上竞争的气息，以及自从法国战事开始以来日积月累的仇恨，到维希政府签订停战协定以后就更加发作起来了。这一系列事情演变成这样恶劣的冲突。在这类冲突中，英国人被压抑的本能随时会冲破一切障碍而爆发出来。

然而法国舰队绝不可能主动向英国人寻衅。我到伦敦以后就向英国政府和海军部强调这一点。此外，达尔朗本人不是出于明显的爱国动机，只要海军还在他掌握之中，他就绝不至于把自己这份财产——海军奉送给德国人。海军和陆军不同，没有受损失。实际上如果达尔朗和他的参谋人员放弃了事实给他们造成的机会，不愿起中流砥柱的作用，不愿成为法国的最后依靠，那只是因为他们认为自己有把握保持他们的船只。英国殖民大臣劳埃德勋爵和首席海军大臣海军上将达德利·庞德爵士6月18日到波尔多时，都听到达尔朗以信誉作担保说法国船只绝不会交给德国人。贝当和博杜安则作了正式的担保。最后，同美英两国代表当初的提法相反，停战协定中并没有直接规定德国人有权取得法国的舰队。

另外，我们也必须承认，由于波尔多当局的投降，他们将来有妥协的可能性，英国人当然有理由害怕敌人有一天会设法控制我们的舰队。在那种情况下，大不列颠就会受到严重的威胁。麦尔斯-埃尔-克比尔的悲剧、英国人的行径和他们的吹嘘，虽然使我和我的伙伴们感到痛苦和愤怒，但我认为拯救法国的事业高于一切，甚至也高于我们舰队的命运，我们的责任就是坚持战斗。

我在7月8日的一次广播中明白地表达了这一点。英国政府在情报大臣达夫·库柏先生的建议下，十分聪明而又漂亮地让我用英国广播公司的麦克风来发表那篇演说，虽然我的措辞那么不合英国人的胃口，但还是照样让我广播了。

但这对我们的希望是一个可怕的打击。这一点在招募志愿军方面马上就暴露出来了。许多军人和平民本来打算参加到我们这边来，这时都跑掉了。此外，法兰西帝国各行政当局以及保卫帝国的海军与陆军对我们的态度，大部分都由犹疑变成反对了。维希政府当然不会不尽量利用这一事件。其后果对于非洲领土的归顺来说，肯定是十分严重的。

然而我们还是继续进行自己的工作。7月13日，我大胆宣称：“法国同胞们！请认清这一点，你们还有一个战斗的队伍存在。”7月14日在齐集白厅的深为感动的群众中，我检阅了我的第一支队伍，并率领他们在福煦元帅的像下献了三色花圈。7月21日，在我的要求下，有几个飞行员参加了鲁尔区的轰炸，我宣布自由法国重新投入战斗了。我们所有的军队都接受达让吕所提出的意见，用洛林十字作标志。8月24日，英王乔治六世来检阅我们这支小队伍。看到这支队伍时，人们就会相信，“剑刃”淬火很硬。天啊！这剑身又是如何的短哟！

7月末，我的现役人员还只有7000人。这就是我在英国本部所能征集的全体人员。没有参加我们这一边的法国军队，那时都被遣送回国了。我们克服了很多困难才要回了他们所留下的武器和其他物资，这些不是被英国人拿走了，便是被其他盟国拿走了。至于船只，我们只能将其中的一部分配备船员。其他的船便插着外国旗帜航行，看来真是令人痛心。即便如此，我们的第一支部队终于逐渐形成了。他们的武器是陈旧的，但人员却是坚决的。

实际上，法国抵抗运动的全体斗士，不论在什么地方都必然属于强者之列。他们敢于冒险，甚至达到了像爱好艺术那样爱好冒险的地步，对于懦弱和淡漠抱着鄙视态度；他们也有一种抑郁的心情，在没有危险的时候互相争吵，但遇事却能热烈地团结在一起；经受着祖国的厄运，与装备优良的盟友相比，他们具有高度爱国心；最要紧的是，他们对自己的计谋和策划都具有极大的信心。以上便是这一批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精锐部队的心理状态。它将逐渐成长，直到拉着整个国家和整个帝国跟着它前进。

当我们试图创立我们自己的军队时，确定我们和英政府之间的关系这一问题就成了一个极端重要的问题。英国政府倒的确愿意这样做。他们不是为了法律上的定义问题，而是希望看到英王陛下领土内这一批同情他们但又十分困窘的人——战斗的法国人的权利和义务能得到实际的解决。

一开始我就告诉丘吉尔说，我希望在可能范围内倡议成立一个“民族委员会”来指挥我们作战。为了促成这件事，英国政府在6月23日发表了两个公告。第一个公告否认波尔多政府是独立的政府；第二个提到了组织法兰西民族委员会的建议，并预先表示愿意承认它，往后一切有关进行战争的事务都将与它发生关系。6月25日英国政府发表了一项公告，承认法兰西帝国某些高级负责人士所表示的抗战愿望，并向他们提出援助。这时任何方面都没有反应，伦敦的内阁会议发现只能再次和戴高乐将军一人打交道，于是便在6月28日作出决定，公开承认他是“自由法国的领袖”。

于是我便以这种身份和英国首相以及外交部进行必要的谈判。以我自己在6月26日交给丘吉尔先生和哈里法克斯勋爵的一份备忘录为起点，结果达成了1940年8月7日的协议。某几条我认为很重要的条款，在谈判者之间引起了十分微妙的讨价还价：代表盟友方面的是斯特兰先生，代表我们这一方面的是勒内·卡山教授。

一方面，我心中持有这样的假设，认为战争的结果有可能给英国人带来妥协性的和平；另一方面，我又考虑到英国也许有可能会染指我国海外某一块领地。因此，我便坚持英国必须保证重新恢复法国本土和法兰西帝国的疆界。最后，英国人承认“完整地恢复法国的独立与伟大”，但关于我国领土完整的问题，则不承担任何义务。

由于人力物力的对比相差这样远，我承认陆、海、空三方面配合作战的问题当然应当由英国指挥官来指挥。但我却为自己保留了在任何情况之下对法军的“最高指挥权”，只接受“英国最高统帅部的一般指示”。在这种方式下，纯民族的性质就建立起来了。我还坚持载明，不论在任何情况下，志愿军都“不同法国作战”，这一点英国是有异议的。这当然不等于说，他们绝不对法国人作战。可悲的是，我们正好要考虑相反的情况。因为当时的维希政府绝不代表法国。但是这一条款为的是保证我们参与盟军作战时，纵使与维希方面的军队相遇，也不是针对真正的法国，或伤及它的传统与利益。

在协议中，自由法国军队的开支当然暂时由英国政府负担。由于初期我们没有财源，所以坚持载明这只是借支，将来再归还，但我们已经供应英国人的东西也应当计算在内。实际上还没有等到战争结束，我们就把全部借款归还了。所以结算起来，我们的战争费用并不是由英国负担的。

最后，英国人虽然一心贪恋海船的吨位（太有道理了！），但经过一番周折之后，仍然同意在他们和我们的军事部门之间建立“永久的联系”，解决“法国商船及其水手”的运用问题。

我和丘吉尔在首相别墅共同签署了这项文件。

8月7日的协议对于自由法国具有很大的意义。这不但使我们摆脱了当前的物质困难，同时也使英国当局同我们的关系从此有了正式的基础，往后便可以不再犹豫不决，而是痛快地为我们解决困难了。最重要的是使全世界知道，英法的团结无论如何又有了新的开端。其结果不久就在法兰西帝国的某些领土和法国海外侨民中间产生了影响。同时，其他国家看到英国开始承认我们了，也朝同一方向采取了某些步骤。这首先发生在伦敦的流亡政府之间，它们的力量无疑是很小的，但却保持了它们在国际上的代表地位和影响。

欧洲每有一个国家被希特勒的军队征服，它的政府就带着自己的独立和主权到自由海岸来了。往后领土被德国或意大利占领的国家也是这样做的。没有一个政府愿意屈服在侵略者的铁蹄下。糟糕的是唯有那个自称为法国政府的当局，虽然还控制着大量军队保护下的广大帝国，并拥有世界上的一支强大的海军力量，却是例外！

在6月的灾难日子里，挪威、荷兰、卢森堡的元首和大臣先后来到英国的领土上；接着波兰共和国的总统和部长们也来了；过了一些时候，比利时的内阁也来了；捷克斯洛伐克人在忙着组织自己；阿尔巴尼亚的国王也在活动。英国一方面由于慷慨，一方面由于本身的利益，招待了这些流亡政府。这些政府不论损失多么大，还是留下了一些东西。有些把它们银行里的黄金和外汇带来了；荷兰人则拥有印度尼西亚，同时他们的舰队也不可轻视；比利时还有刚果；波兰人还有一支小军队；挪威人还有许多商船；捷克斯洛伐克人——更正确地说是贝奈斯派——在中欧和东欧拥有一个情报网，而且跟美国的关系很密切。此外，英国作为遭到毁灭的旧世界的最后堡垒，在声誉上也没有受到什么损害。

对这些流亡者来说，一无所有的自由法国是一个有趣的尝试。首先受它吸引的是最急切和最不幸的波兰人和捷克斯洛伐克人。在他们看来，正是由于这种忠诚，我们这批忠于法国传统的人才代表一种希望，成为吸引力的中心。尤其是锡柯尔斯基和贝奈斯，他们虽然处在错综复杂而微妙的局势中，到处受人怀疑因而使自己的处境变得更加复杂，却和我建立了经常性的联系。法国的使命对全世界究竟具有什么意义，对此我从没有像在那个陷于深渊的时候认识得那样清楚。

我们在努力使法国获得国际重视的同时，设法使政治和行政机构的雏形活动起来。我当时既无声望又无资源，如果把我身边形成的那个初步组织称为“政府”，那简直是很可笑的。此外，我深信维希政府将一直堕落下去，直到彻底垮台为止。我也曾宣布，仰承敌人鼻息的政府是不合法的政府。但我不愿心怀成见，认为国家机器在机会来临的时候仍然不可能根据战争的要求重新改组。所以我尽可能不建立在任何情况下足以妨碍国家重建的任何东西，甚至在名义上也不愿意这样做。我对帝国领导人所提出的一切，只是叫他们联合起来共御外敌。当事实证明他们已经无可挽救的时候，我才决定尽快组织一个简单的“民族委员会”。

我们必须使有充分代表性的杰出人物支持我们。起初有些乐观主义者认为这样的人很容易找到。我们不时地听到某某著名政治家、将军或声誉昭著的学者假道里斯本来了，或者在利物浦登了岸，但是马上就有人出来否认。即使在伦敦，由于公务或者偶然的机会来到这里的许多著名的法国人，除开少数几个人以外，大多数不参加自由法国。有些人径自回国了。有些留在这里的人，则声明服从维希政府。至于反对投降的人，有些自动地在英国或美国安排自己的流亡生活，有些则在英国或美国的政府中工作。到我的旗帜下来的“经得起考验的人”，毕竟很少。

“你是正确的，”法国大使戈宾先生对我说，“我一生中最宝贵的阶段都贡献给英法联盟的事业了。当你提出请求后的第二天我就提出了辞呈，公开表示站在你这一边。但我是一个老公务人员，40年来我一直在一个正规的范围里工作和生活。违法的事情，我办不来。”

“你错了！”让·莫内先生则写信给我说，“你不该成立那个组织。在法国人看来，那是在英国卵翼下产生的……我完全同意你阻止法国放弃斗争的决心……但不能把伦敦当成复兴的发源地。”

雷纳·梅耶先生则声称：“我必须回法国去，以便使我的命运不至于跟那些与我有同样宗教信仰的人分开，他们将在那里受难。”

布勒特先生向我保证说：“我完全赞同你。我个人不论在法国本土还是在法兰西帝国，都将尽可能帮助法国复兴。”

安德烈·莫鲁瓦、亨利·庞内以及德克瑞利斯诸位先生告诉我说：“我们将到美国去。唯有到那儿，我们才可能对你最有用处。”

罗朗·德·马尔热里先生对我说：“我受命做上海的总领事。我是经过伦敦，不是到你这里参加工作，是到中国去。我到那里将和你在这里一样，为法国效力。”

另一方面，皮埃尔·科特先生被已经发生的事情说服以后对我说，无论要他做什么事情都可以，“甚至扫楼梯都行”。但他太引人注目了，参加我这一边有些不合适。

总而言之，不管理由是什么，法国的著名人物几乎普遍对我敬而远之，这样绝不会提高我那事业的信誉。我只得把委员会的成立再推迟一下。参加的杰出人物越少，希望参加的人也越少。

但是，也有些人马上就站到我这边来了。他们立即担负起责任来，并带来了勇气和力量。由于这些，才使这只船总算下水了，而且被证明是可以航海的。卡山教授是我的助手。我们的对内和对外关系，要在许多协议和公文上从无到有地建立起来，他在这方面是多么有贡献的助手啊！安东尼负责管理我们初期内政部门的行政事宜，在那个草创时代，他做了许多工作，真是令人感激不尽。拉比和爱斯加拉，后来还有哈金，负责和外交部各部门以及欧洲各流亡政府联系。哈金不久因执行公务同他的妻子不幸在海上惨遭灭顶之灾。他们还和我所号召的法国海外侨民保持接触。普利文和丹尼斯负责管理我们那微薄的财源。他们创造了条件，使团结在我们周围的那一群侨民能够生活得下去。舒曼担任了无线电广播的自由法国代言人。马西普专门研究报纸上关于我们的消息。宾金同我们的盟国解决了法国商船和海员的使用问题。

在纯粹军事问题方面，穆兹利埃由达让吕协助，马格兰·维纳勒由柯尼格协助，皮约德由朗古协助，他们分别负责组织海、陆、空军部队。莫兰负责供应。迪谢尔、德瓦兰和艾迪尔·德·布瓦斯朗贝是我的参谋。乔弗洛·德·古塞尔做我的内阁会议联络官、副官、翻译，有时还当我的得力参谋。这就是我的一批随从人员，也就是敌人诬蔑为叛徒、贪婪之徒和冒险家的人。他们受到这个崇高事业的鼓舞，不辞赴汤蹈火，一直跟随着我。

对我们来说，同英国军队的合作是必不可少的，这些事情由斯皮尔斯将军代表办理。他能坚持原则，而且能灵活处理。我必须指出，在那艰苦的初创时期，他的工作不但是有价值的，而且是不可缺少的。纵使像他那样的人才，也发现英国方面的事情很不好办。官场人物的守旧使他们不能相信这样一个人。他曾经当过议员、军官、商人、外交家和作家，他样样都通，但列入哪一行都不合适。他为了加速事务的进展，运用了全部智慧，并利用他那锋芒逼人的机智使得别人敬畏，他还善于运用他随机应变的能力。作为一个外国人来说，他对法国理解得再清楚不过了，他对它怀有一种压倒一切和忠心耿耿的热爱。

那时，许多人都认为我的事业是一个险象丛生的冒险，斯皮尔斯却马上理解了它的性质和范围。他负责和自由法国及其领导人打交道时，是具有热忱的。但他为我们服务的愿望，却使他更加嫉妒我们。他赞成自由法国脱离一切而独立，但当自由法国在他面前站起来时却又使他激怒。所以他在开始时虽然竭力帮助我们，却命定终有一日要离开我们的事业，并和我们作对。从他对自由法国所表现的热情来看，他难道没有因为不能领导它而感到遗憾吗？他难道没有因为离开它而感到悲伤吗？

但是自由法国在诞生时并没有遇到它成功时所遇到的那种敌手。它只是在弱者的命运必然遭到的苦难中挣扎。我和我的助手起初在伦敦堤上的圣斯蒂芬大厦工作。我们在这里租了一层楼房，摆了几张桌椅。后来英国当局又把卡登花园一所更方便的房子交给我们使用。后来我们的主要中心就设在那所房子里。那儿每天都有失望的浪潮向我们冲击，但那儿也有大量振奋人心的消息使我们喜出望外。

热情的言论从法国大量涌来。许多诚挚的人们用极巧妙的方法，有时就是通过检查者本身，把信件和其他邮件寄给我们。其中有一件是7月14日在星形广场拍的一张照片，上面照着那一天德国人到了那里以后，有一群男人和妇女在无名烈士墓周围沉浸在悲哀里。7月19日他们把这照片寄来，并且写了这样几句话：“戴高乐！我们听到你的话了。现在我们在等待你！”另外一张是路过的人献满了鲜花的坟墓，这就是我母亲的坟墓，她在7月16日向上帝奉献了她的苦难，祈求挽救法国和庇佑她的儿子的使命以后，就在班朋死去了。

这样我们就能衡量我们拒绝接受失败以后在人民中所引起的深刻反响。同时，我们也能证明法国全国都在收听伦敦的广播，因此我们通过这种广播掌握了一种强有力的武器。的确，海外的法国人响应着同一种民族感情。当我要求和他们保持联系时，他们都照做了，而且组成了团体来协助自由法国。伦敦的马尔格内夫和克利特、美国的胡德利和雅克·德·西埃耶斯、墨西哥的苏斯戴尔、开罗的伯努瓦男爵、德黑兰的戈达德、阿根廷的热兰、巴西的朗都、智利的皮劳德、君士坦丁堡的几劳·约夫、德里的维克多、加尔各答的李维、东京的巴贝等等，都是这方面的发起人。我不久就确信，虽然维希政府在施加压力并在宣传中大肆污蔑，而广大群众又软弱无力，但一般人还是把自己所保留下来的骄傲与希望寄托在自由法国身上。从那时起，在我所做的一切事情和所忍受的一切苦难中，我片刻也没有忘记国家寄予我的最高期待。

自由法国在英国也受到各方的尊敬和同情。首先英王就毫不迟疑地证明了这一点。王室中的每一个成员也这样做了。各位大臣和各位领导人也随时随地表现了他们的善意。特别是英国人民向我们表示的慷慨与仁慈，更是令人难以忘怀。他们组织了各种各样的慈善团体来帮助我们的志愿军。到我们这里来为我们服务、抽出时间来为我们做事以及捐献金钱的人，简直不计其数。每当我必须和群众见面时，我就看到十分令人欣慰的场面。当伦敦的报纸报道维希政府判处我死刑并且把我的财产充公时，马上就有大量的金银珠宝被不具名地留在卡登花园，还有几十位不知其名的寡妇把她们的结婚戒指寄来，让黄金为戴高乐的事业服务。

但必须指出的是，当时英国出现了一种紧张空气，人们预计德国人随时都可能进攻。在这种情况下，每个人都具有一种难得的镇定精神。当我们看到似乎每一个英国人都认为国家的安全取决于自己的行动时，实在令人羡慕。当时的一切实际上都要依靠空军，而责任感还是这样普遍，这就尤其令人感动了。

的确，敌人一旦掌握了制空权，英国马上就完了。舰队受到空袭轰炸以后，就无法阻止德国的供应队渡过北海。陆军只有十来个师，在法国战役中受了重创，也没有装备，肯定不能击退登陆的敌人。万一敌人登陆成功，即使有国民军在各地抵抗，庞大的德国部队也不难占领全国。英王和政府当然会及时迁往加拿大。消息灵通人士议论纷纷：哪些政治家、主教、作家和实业家在大难临头时会和德国人妥协，控制国家的行政权。

但这些推测对人民大众来说，根本不起作用。英国整个地说来已经准备战斗到底。每一个男人和妇女都参加了防务工作。一切有关掩蔽体的修建、武器与工具物资的分发、工厂与田间的劳动以及服务、值勤与配给的工作，在热情和纪律方面都是无可非议的。唯一缺乏的是军事装备，他们同我们一样，长久以来没有事先做准备。但一切都在照常进行，英国人好像打算用他们的热忱来弥补他们的缺陷似的。幽默风趣的确不少。有一份报纸上登载了一幅漫画，画着可怕的德国军队已经到了大不列颠，但他们的坦克、大炮、军队与将军等等都被路上的木头路障挡住了。一个公告上写着，每一个人通过时都必须交一便士。守关卡的那位英国小老头儿因为德国人交款不足，拒绝把关卡的木栏抬起来。他的态度虽然很有礼貌，但一点也不退让。侵略者的那支庞大的行列已经全部被激怒了，但他还是不理。

这时皇家空军也在机场上时刻准备着。人民当中有许多人实在憋不住了，甚至高声喊话希望德国人冒险来进攻。丘吉尔就是感到等待得难受的人中的一个。8月间的某一天，在首相别墅，我还看见他把拳头向空中一挥喊道：“他们不来啦！”“你难道这样急于要看到你的城市被炸成断瓦残垣吗？”我对他说。“你可以看到，”他说，“轰炸科文特里、牛津和坎特伯雷就会在美国激起一股怒潮，使他们参加战争！”

我对这一点表示怀疑，提醒他两个月以前，法国的灾难并没有使美国放弃中立。“那是因为法国垮台了！”首相回答说，“美国人早晚是要来的，但条件是我们在这里不退让。这就是为什么我不能不想到战斗机队的缘故。”接着他又补充说：“你可以看出，在法国战争已近尾声时，我拒绝你们使用战斗机是有道理的。假如它被摧毁了的话，对你我来说，一切便都完了。”我接着说：“如果相反的，你们的战斗机出动了，也许就能使您的盟国获得新生命，并使法国能继续在地中海作战。这样一来，英国也许就能少受威胁，美国也就会更愿意参与欧洲和非洲的事情。”

丘吉尔先生和我都不偏不倚地从这一系列毁灭西方的事件中得出一个平凡的然而是最后的结论：到头来不列颠是一个岛国，法国是大陆的一角，而美国则是另一个世界。 yY4zUYofqE9Tz0d6IaBVHF+/ef3T0oJukBIwoaPubQa0hT2pI8J/UGsswSdpsZ4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