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生中一直对法国有一种想法。这是从感情和理智两方面产生的。感情的那一面使我把法国想得像童话中的公主或壁画上的圣母一样身负一项崇高而卓越的使命。

我一生中一直对法国有一种想法。这是从感情和理智两方面产生的。感情的那一面使我把法国想得像童话中的公主或壁画上的圣母一样身负一项崇高而卓越的使命。我本能地感到上天创造法国，不是让它完成圆满的功业，就是让它遭受惩戒性的灾难。假如这种情形出现，即它竟在行为和事业上表现为庸才，我就会认为那是一种可笑的变态，其过失在于法国人，而不在于这个国家的天赋。但我理智的一面又使我确信，除非它站在最前列，否则它就不能成为法国；唯有丰功伟业才能弥补法国人民天性中的涣散。我国与当前的其他国家相处，如果没有一个远大的目标和勇往直前的精神，就会遭到致命的危险。总之，法兰西如果不伟大，那就不成其为法兰西。

当我在出生地成长起来的时候，这种信念一直随着增长。我父亲是一个有见解、有学问和尊重传统的人，对于法国的尊严充满感情。他让我了解了法国的历史。我的母亲对于祖国有着坚定不移的热爱，这和她对宗教的虔诚不相上下。我的三个弟兄、一个妹妹和我自己对于祖国所感到的深刻的骄傲成了我们的第二天性。作为一个生长在里尔、以后居住在巴黎的青年，没有任何东西比我们光荣的标志更使我感动了：这儿有圣母院的夜景，有凡尔赛宫壮丽的黄昏景色，也有阳光照耀下的凯旋门；巴黎荣军院穹顶下面还有夺来的敌军军旗在瑟缩地颤抖着。同时，也没有任何东西比我国的功绩对我的影响更深，诸如群众在俄国沙皇经过时的热烈情绪 ，罗夏跑马场的检阅 ，巴黎陈列馆中令人惊羡的展品，航空探险家的第一次飞行等等。童年时，大人对事物的看法以及他们的谈话中把法绍达的投降 、德莱福斯案件 、社会冲突、宗教倾轧等等错误和软弱无能的事情暴露在我那纯真的眼光之前；没有任何东西比这些更使我悲痛了。我的父亲曾追述勒·布热和斯坦因的突击战，那次战斗丝毫没有得到结果，而他自己在出击中还受了伤；我的母亲追忆起她还是女孩子时曾看到她的父母流着泪说“巴赞投降 了”，并说她当时感到非常绝望。这类追述我国以往灾难的故事比任何东西都更激动我的心弦。

法国在我少年时期的命运，无论是作为历史的主题还是作为攸关公众生活的事情，都使我感到莫大的兴趣。因此，公众论坛上每天出现的事物都吸引我去关注，同时我也以极严格的批判态度对待这些。出场的人物如万马奔腾一般倾泻出他们的智慧、热情和雄辩，使我不禁为之神往。然而我一想到如此众多的才华横溢的人物竟浪费在政治纷争和国家分裂之中，心里又不禁为之黯然。从20世纪初期以来，战争的阴云就隐约可见，这种感觉也就愈益加深。我必须承认，当我在青年时代想起这一场不可知的冒险时，心中不但没有恐惧，反而还暗自赞美了一番。总之，当时我毫不怀疑法国将要经历一场严重的考验，我认为人生的意义就在于有朝一日为它立下丰功伟绩，而且相信我将来一定能获得这个机会。

当我参加陆军时，我国的军队是世界上最庞大的队伍之一。当时各方虽然有许多批评苛责之词，然而军队还是镇定若素，军人们甚至暗中充满希望地期待着军队起举足轻重作用的日子将会来临。从圣西尔军校毕业之后，我在驻阿拉斯城的陆军第33步兵团当见习军官。我所遇到的头一个团长是贝当上校，他教给我指挥的艺术并说明指挥的天才有怎样的意义。接着，战争就像疾风扫落叶一般使我经历了炮火的洗礼、战壕的郁闷、进攻、轰炸、受伤和被俘等等各种战争的震惊。在这一过程当中，我有幸看到法国虽然由于生育率太低而失去了一部分必要的国防力量，一般人又沉浸在空谈之中，而且当局也过于疏忽，但它仍然爆发出了令人难以置信的力量。它付出了无可估量的代价、弥补了自身的缺陷，胜利地经受住了这场考验。我有幸看到它在最危急的关头，首先在霞飞将军的麾下、后来又在“老虎总理” 的号召下，万众一心地团结起来。我有幸看到它后来虽然由于受到损失和破坏而元气大伤，社会结构和精神上的平衡也被打乱，然而却能爬起来，迈着踉踉跄跄的步伐继续奔赴自己的前程。这时当局却恢复了旧制，排斥了克里蒙梭，抛弃了伟大的事业，重新回到混乱中去了。

在往后的年代中，我的一生经历了好几个不同的阶段。在波兰执行过特种任务，也作过战；在圣西尔军校当过历史教员；当过元帅幕僚中的一名随员；在特来沃轻步兵第19营当过营长；在莱茵地区和东地中海地区的参谋总部任过职。到处我都看见新的胜利使法国的威信重新树立起来了，同时也看到人们由于当局的举棋不定而对前途产生了疑虑。尽管如此，我认为军营的生活仍使我心旷神怡。那时的军队虽然像一盘没有上满麦子的磨，但我却认为它仍是即将来临的伟大行动中的一个工具。

显然，战争的结局并没有带来和平。德国随着元气的恢复，又变得野心勃勃。当时苏联在革命中已经陷于孤立，美国又置身于欧洲事务之外，英国对柏林方面极为宽厚，以便使巴黎方面仰承它的鼻息，而新兴的国家则分崩离析、不堪一击。于是遏制德意志帝国这个任务就必须由法国独自承担了。实际上它也这样做了，尽管步骤有些紊乱。因此便出现了这样的情形：首先是在普恩加来 的领导下实行遏制政策，接着在白里安 的指导下又企图取得协调，最后便寻求国联的庇护。这样就使德国坐大而咄咄逼人，希特勒快夺得政权了。

在这一时期，我被派到国防部总秘书处去。这是总理指挥下的一个常设机构，目的是使国家和民族准备应付战争。1932年到1937年间，我曾在14个部里参与同国防有关的各种政治、技术和行政工作的策划。我尤其必须熟悉安德烈·塔迪厄和保罗-彭古在日内瓦分别提出的安全计划与限制军备计划。在杜末古内阁时期，当希特勒上台以后，我国准备改变路线，我也必须提供一些意见以资决策。我不得不永无休止地修订国家战时组织法案，我还必须研究动员民政、工业以及公共服务部门的措施。在我必须做的工作和参加过的讨论以及必须进行的接触中，我都看到了我国的国力是如何的雄厚，同样也看到了国家的弱点。

当局的举棋不定，在指挥方面也到处暴露出来。这绝不是执行任务者的无能或不忠。相反的，我看到领导各部工作的大多都是人格无比高尚、才华十分出众的人物。可惜政治把戏消磨了他们的时间，使他们变得麻木不仁了。对于政治事务我是一个不多开口而又充满热情的旁观者。我看到同样的情景不断地重现。总理刚一上台就遇到无数的苛求、批评和说情等等。他虽然竭尽全力也还是穷于应付，更谈不到掌握全局了。议会不支持他，对他只是暗中陷害和离弃。他的部长都是他的政敌。舆论、报纸和党派都把他当成一个当然的抱怨对象。人人都知道他只能在职很短的时间，他自己也事先就知道这一点。事实上，过不了几个月他就要让位给别人了，至于国防问题，这种情形便使当事者无法把接连的许多计划组成一个有机整体，拟出成熟的决定和措施，使之成为政策而贯彻实行。

因此，军队便只能从国家当局接到支离破碎和相互矛盾的指示，于是只好退而崇尚空洞的理论，陆军保守着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盛行的一套观念。同时，在职的将领又都年岁日高，他们顽固地死守着已有的光荣和错误。这更加重了上述的趋势。

因此，固定而连续的防线这一概念，便支配了未来作战的战略。一切组织、理论、训练和军备都是直接从这一概念中产生出来的。当时一般都认为，一旦战争爆发，法国就将动员后备役的兵员，尽可能建成许多师。这些都不是为了机动地调遣、进击和扩大战果，而是为了坚守各段战线，把这些部队都部署在法国和比利时（战时显然是我们的盟国）的边境据点上，在这里等着敌人进攻。

至于武器，坦克、飞机、流动炮与全射角炮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最后几次战役中显示出袭击和突破能力，往后威力又有了不断的提高；这些都只被打算用来加强防线和在必要时作局部反击，以恢复战线。武器的型式就是在心中预先有了这种概念之后确定的。重型坦克都装上了轻型的和短射程的武器，用途只是护送步兵，而不打算进行迅速和独立的行动。截击机的设计只是为了保卫领空。除此之外，空军就只能运用极少的几架轰炸机，至于俯冲式轰炸机则一架也没有。设计大炮只是为了从固定的地点向有限的水平区域射击，既不能适应各种地形，也不能向所有的角度发射炮弹。此外，前线也预先沿着马其诺防线延伸至比利时的要塞被划定了。因此，全国武装起来以后，就将守住这道屏障；人们盘算着在这后面等待用封锁来消耗敌人，然后用自由世界的压力使敌人屈服。

这种战争的概念很适合当局的胃口。由于政府的弱点和政党的纷争，当局寸步难移，因之便只好采取这种静守的体系了。同时，这种万应灵药式的定心丸也十分适合国情，任何人要是想当选、受到人们喝彩或是想在报纸上出风头，就不得不说上这么一两句。全国舆论都不愿意进攻，只幻想着用战争来反对战争就可以使好战者不敢发动战争。他们仅仅记住若干次毁灭性的攻击，而没有看到从那时以来内燃机在战斗力方面引起的革命。总之，一切都汇合起来使被动主义成为我们国防政策的原则。

在我看来，这种方向极端危险。我认为，从战略上来讲，这是把主动权全部拱手送给敌人。从政治上来说，我们公开宣布自己的意图是要把军队保持在国境线以内，就等于鼓励德国人大举向萨尔区、莱茵区、奥地利、捷克斯洛伐克、波罗的海沿岸诸国、波兰等薄弱地区任意进攻，因为这些国家或地区在那时早就被孤立起来了。这时苏联将不愿和我们结成同盟，而意大利也会确信，不论它做什么，我们都不会制止它的罪行。最后，从民心上来讲，这是使人民相信，战争一旦爆发，我国将尽量减少作战，这是十分可悲的事。

老实说，我心里长期以来就在考虑着行动的哲学、国家对于军队的鼓舞与运用、政府与最高统帅部的关系等等问题，并且在几本出版物（如《敌人内部的倾轧》、《剑刃》等）以及其他的一些评论中表达了我的看法。我曾在巴黎大学等地举行过公开讲演，讨论作战问题。但在1933年1月，希特勒当上了德国元首。从那时起，局势就没有回旋的余地了。假如没有人愿意提出任何主张来应付局势，我觉得我个人就有责任诉诸舆论，提出我的计划。由于这些事情都有可能发生，我必须预料到有一天公众的注意力将集中在我身上。经过25年军营生活以后，我也很难下决心去从事这样的工作。

在一本名为《建立职业军队》的书中，我提出了我的计划和看法。我提出：除了经过动员所产生的大规模部队以外，还应紧急地精选一批人员组成一支机械化、装甲化的机动突击部队。1933年我在《政治与议会评论》上发表了一篇论文，谈到了这个问题。1934年春天，我又出版了一本书，提出了必须组成机动部队的见解和理由。

我的理由是这样的：首先从法国的国防来讲，我国的地理形势决定了北方和东北方极易遭到侵袭，而德国人的民族性格又是野心勃勃的，极易被吸引向西进击，他们的路线通过比利时指向巴黎。法国则在任何冲突开始时都极易受到袭击。因此，我们必须有一部分军队经常保持警惕，随时准备出动。“我们不能依靠仓促就防、临阵拼凑的杂乱军队来抵御最初的打击，”我写道，“后备队和新兵是我国国防的主力，但不易召集，运用起来也不灵活。现在已经是时候了，我们必须另外再加上一支可以随时调遣的机动力量；也就是说，我们必须有一批常备的、团结的和能够熟练地使用各种武器的队伍。”

接着我又从技术进步方面说明了我的理由。由于机器的应用在军队中占有重要地位，所以和其他方面一样，战争中使用机器的 人的素质 就成了发挥装备效能的主要因素。由于基于机械动力的新武器如坦克、飞机和军舰等一日千里地得到改进并不断提高机动性，这句话就愈益正确了。我说：“今后在陆地、海上和空中，如果有精选的人员，能使威力特别强大、种类极其繁多的物资发挥最大效能，就将对一群乌合之众取得压倒性的优势。”我还引用保罗·瓦勒里的话说：“我们将看到战斗由精选的人员编成队伍来进行，在不可预测的时间和地点马上取得惊人的效果。”

00谈到政治给战略加上的条件时，我说，政治活动既然必须伸展到国境线以外，战略就不能完全局限于防守国土。“不论我们喜欢不喜欢，我们都是某种局势中的成员，其中各种因素都是互相依赖的。……比方说，中欧、东欧、比利时或萨尔区的情况便和我们休戚相关……在第二帝国时代，我们在萨多瓦 之战爆发时不进兵莱茵，这个错误曾使我们付出多少血泪的代价？……因此，我们必须准备好 随时到国外 去作战。如果我们不论做什么都要事先动员后备队，那么又如何能做到这一点呢？……”此外，我国与德国之间的兵力竞赛又开始了，我们在数目上绝不能落后于他人。从另一方面来说，“我们有的是创造的天才和适应的能力，而且充满自豪，在素质方面取得优势的问题就完全要看我们自己了”。最后，我在结束“理由”这一节时说：“我们要为自己准备的是 防范和压制敌人 的武器。”

至于办法，内燃机就提供了答案的基础：“内燃机可以将人们所需要的东西以任何速度、经过任何距离送到任何地点去。……内燃机带动的战车装甲化以后所具有的威力和打击力量，使得战争的步调随着它的行动而改变。”从这一论点出发，我提出：“六个第一线师、一个完全摩托化和部分装甲化的轻装备师就能组成决定胜负的兵力。”

组成这种兵力的方式也讲得很清楚。每一个第一线师应配备下列各种部队：一个装甲旅，由一个重型坦克团、一个中型坦克团和一个轻型坦克营组成；一个步兵旅，由两个步兵团和一个轻步兵营组成，全部用履带式车辆运输；一个炮兵旅，装备全射角炮，由一个长射程炮团和一个短射程炮团加一个高射炮队组成。为了配合这三个旅，全师还应当有一个搜索团、一个工兵营、一个通讯营、一个伪装营和辎重队。轻装备师的作用是侦察和预防袭击，所以应当装备机动化更强的设备。此外，军队本身还应当有自己的总预备队，包括坦克、重型炮、工兵、通讯兵和伪装兵等等。最后还应当有由侦察机、截击机和战斗机所组成的强大空军力量来配合这支庞大的队伍，每师配备空军一个联队，全体机械化部队配备空军一个大队。但空军部队配合地面机械化部队作战时则不应受分队的限制。

我们要让突击部队复杂而贵重的物资装备能发挥最大作用，让他们在任何情况下都能马上行动，而不必等待补充兵员或训练，所以他们必须由专业人员组成。全部现役人员应当在十万人左右。这些军队应由常备军组成。在精锐部队中服役6年后，他们就能掌握专门技术，养成进取精神和集体精神。往后他们就能充当新兵队或后备队的干部。

接着我还叙述了这一支战略上的攻击力量应如何击溃有充分准备的抵抗。如果所有的兵员都已摩托化，并能通过任何原野地段，再加上积极和消极的伪装，就能在一夜之间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攻占许多据点。我们可以用3000辆坦克组成若干个梯队，在50公里的正面上发动攻势，后面紧跟着用分散的大炮支援，在各连续目标上由步兵携带武器和地面组织的装备和它配合。全部武器和人员分成三个军团，由属于各师或全体的空军负责通讯联络并支援战斗。全线的进展一般每天可达50公里左右。假如敌人继续顽抗，就可以来一个全面的重新组合，以便从侧面扩大缺口、聚集力量向前挺进或巩固已夺得的阵地。

壁垒一旦突破之后，顿然展现出一个更广阔的前景。机械化部队可用扇形阵势进击，扩大战果。关于这方面我写道：“在一次胜利之后，我们往往要巩固既得成果，进入战果丰硕的地区。扩大战果原先只是一个梦，现在却成了现实……这时，取得伟大胜利的道路就打开了。这种胜利由于影响深远而又传播迅速，将引起敌人内部的总崩溃，好像击倒一个柱子就能使整个建筑坍塌一样。……我们将看到快速部队在敌人的后方扩展开来，攻击他们的要害，把他们的阵地打得稀巴烂……因此，在战略上扩大战术上的成果的问题又可以旧话重提，这曾经是战争艺术的最高的目标，也是战争艺术的桂冠……”在敌军和敌国的人民斗志消沉、防御力量被摧毁到一定的程度以后，他们的防线就会自行崩溃。

“由于这种奇袭和突破力量与今后起决定作用的空军力量密切配合起来”，上述的情况就更加可能发生，而且会更快地发生。我曾描述空军如何通过轰炸为地面机械化部队的战斗行动创造条件，并加以延伸。反过来，地面的机械化部队则突入被轰炸区，使空军的破坏行动立即发生战略上的作用。

作战艺术既然发生了这样深刻的变化，指挥艺术也必须随着来一个相应的变化。接着，我又描述了今后无线电通讯可以将军队的各部分联系起来，然后在结语中我说明了指挥新军队时应当用什么样的方法。今后将领们再也不能坐在地下室里，不署名地发号施令、指挥遥远的军队了。相反，在这机械化的战争中局势瞬息万变，而且充满不可预测的危险和转瞬即逝的时机，所以亲临前线视察、为士兵树立楷模等问题又和古代一样重要了。将领的素质比条文公式更为重要。我还问道：“假如形势的发展有利于某种人物大显身手，他们在危急存亡之秋，当暴风雨将一切成规惯例涤荡无遗的时候，还能屹然独存，因而为世人所信赖，难道这些不都是大有裨益的事吗？”

在结语中，我向全国呼吁：陆军和其他团体一样，不得外力帮助是无法自行改变的。特种兵团势将引起军队的组织方式和战争的政策与技术的深刻变化，所以建立特种兵团的任务就落在政府的双肩上了。诚然，我们又将需要罗伏瓦 和卡诺 这一类人。同时还要说明的是，这种改变仅是整体中的一部分，是整个国家的革新事业中的一个因素。“但国家的革新必须从军队开始，这是完全符合事物的自然秩序的。要使法国恢复青春，就必须进行艰苦卓绝的工作。在那种情形下，军队将成为它的支柱和鼓舞。因为宝剑就是世界的轴心，国家的伟大与此无法分割。”

在拟订这个全面计划的时候，我当然利用了内燃机推进的武器装备出现以后世界上所流行的各派思想。早在1917年，坦克部队的第一个倡导者、督察署长艾斯迪安将军就预料到，将来会有大量的坦克远远地在护送步兵的坦克车前面活动。在1918年末，60吨重的大机器就从工厂里开出来了。但停战协定停止了这种坦克的制造，使得坦克部队的理论被限制在配合作战中完成护送工作的范围。1917年，英国人在康布雷一次激烈的大规模战斗中使用了皇家坦克兵团，成了这方面的先导。往后他们一直保持着装甲分队独立作战的观点。富勒将军和利德尔·哈特却反对这一见解。1933年，法国的最高统帅部把许多零散的人员装备集中到苏易浦军营，对防止突袭和进行侦察活动的轻装备师进行了初步试验。

另外一些人则有更远大的看法。冯·西克特将军在他的《一个士兵的思想》一书（1929年出版）中，描述了素质极高的军队对付乌合之众的问题。所谓素质极高的军队就是长期服役的10万德国国防军，而他所谓的乌合之众则指法国军队。意大利将军杜黑计算出空袭轰炸对于工业中心和人口所能造成的损失后，预测空军可以单独获得决定性胜利。1932年，保罗-彭古将军在日内瓦提出一项“最大限度计划”，主张由国联控制一支专门队伍，以支配全欧洲的坦克与飞机，并负责维护集体安全。我的目的是将这些殊途同归的意见综合起来，为法国谋利。

这本书最初曾引起过人们注意，但没有给人们留下很深的印象。《建立职业军队》似乎只是推出了可供当局选择的某些观念，然而一般人却认为这里包含了一个独创的见解。谁也没有认为我们的军事组织将因此而产生改变。假如我当时认为可以不必着忙的话，就一定会把我的论文提供给专家们。当他们的看法发生了变化的时候，我的说法可就行得通了。但希特勒却不是一个等候别人的人。

1933年10月，希特勒和国联破裂了，在军备方面独自采取自由行动。1934年和1935年间，德国在制造业和招募兵员方面作了巨大的努力。国社党当局毫不隐讳地决定要夺取“生存空间”，从而破坏了《凡尔赛条约》。为了实现这一政策，就必须有一个进攻别人的军事体制。希特勒实际上已在准备总动员。他掌权以后不久就实行了兵役制，接着又实行了征兵制。此外，他还需要一个行动的工具，使他能在美因茨、维也纳、布拉格、华沙等地大刀阔斧地干，使得德国的枪矛在磨尖以后，一下子就能刺进法国的心脏。

诚然，消息灵通人士不是不知道德国元首将在德国的新陆军方面打下自己的烙印，也不是不知道他欣然听取了以往冯·西克特将军手下一些将领如凯特尔、隆德斯特德、古德里安等人的话，这些人都积极地主张机动、迅速和素质，因此便开始注意到机械化部队。他们还知道最后他采取了戈林的理论，即需要一支空军，其战斗行动可以直接和地面战斗相配合。不久之后我就听说他叫人把我的书读给他听，因为他的参谋人员很重视我的书。1934年11月间，人们知道德国在建立头三个装甲师。当时，德国国防军参谋总部的纳林上校出了一本书，说明他们的战斗组织，这实际上和我为我们未来的装甲师所提出的计划一模一样。1935年3月，戈林宣布德国将建设一支强大的空军，其中除许多截击机以外，还将有大量的轰炸机和一支强大的俯冲轰炸机机队。这些措施虽然在许多地方明目张胆地破坏了条约，但自由世界却只满足于由国联在口头上提出一个空洞的抗议。

我们绝对不能坐视未来的敌人装备制胜的武器，而法国则两手空空。但当时举国上下都陷入了一种令人难以置信的麻痹状态，当局竟然从不号召采取必要行动。我的声誉和地位虽然不能见重于当时，但那时的危险性极大，我已经无法保持缄默了。国防的责任应当由政府担负，我决定到那里去进行辩论。

开始，我和安德烈·皮龙诺联合起来。他原是《巴黎回声报》的新闻编辑，后来是《时代报》的编辑。他愿意使大家都知道机械部队的计划，并通过大型报纸来督促政府行动。他把这两件事都当成了自己的任务。他把自己的斗争和新闻结合起来，一共发表了40篇重要的评论，使人们普遍都了解了这个问题。每遇到有机会使公众的注意转向国防时，我那位友好的同伴就在他的报纸上宣传建立特种兵团的必要性。当时大家都知道德国人的主要军备力量放在进攻和追击上，皮龙诺对此发出了警告，但公众漠不关心的态度却顽固地把这些警告压下去了。他曾20多次证明德国的装甲部队加上空军可以使我们的防线一下子崩溃，并使我国人民产生一发不可收拾的惊慌。

当安德烈·皮龙诺从事这项有意义的工作时，其他的记者、批评家至少也提到这个问题了。如《时报》的雷米·鲁尔和巴拉蒂埃将军；《论争报》的让·玛丽·布尔热、居尼亚克将军、杜瓦尔；《秩序报》的埃米尔·布雷和夏尔·吉龙；《晨报》的安德烈·勒孔特；还有许多其他评论刊物的撰稿人，如埃米尔·梅耶上校、吕西安·纳香、让·奥比尔坦等等。但事物和观念的既成状态太顽固了，单单是报纸上的文章完全不能影响它们。国家的统治者必须认识到这个问题。

我认为保罗·雷诺先生特别适合做这项工作。他的智慧足以吸引舆论，他的才能足以促进事情的实现，他的勇敢足以使他战斗到底。此外，他虽然已经是一个举世瞩目的人物，但他的作为仍然使人认为他还有更远大的前程。我见了他，说服了他，并从此和他合作。

1935年3月15日，保罗·雷诺在下院的讲坛上发表了一次深得人心的讲演，说明我们的军事组织为什么必须用素质极高的机械化部队来补充。不久之后，政府要求议会投票表决两年兵役制，雷诺一方面赞成这一议案，同时又提出另一议案，主张“立即成立特种兵团，其中包括6个第一线师，一个轻装备师、总后备队和后勤部队等。这些都应当由正规军组成，至迟要在1940年4月15日以前实现”。在这3年内，雷诺先生在几次讲演中都申述了他的论点，使得议会深受震动。他还写了一本名为《论法国的军事问题》的书和许多言辞激烈的评论文章，并进行访问，最后还跟军政两界的要人面谈这个问题。因此，他便获得了革新和果断的政治家的美誉，并以个性宜于在严重关头执政见称。

那时，我认为这件事最好是多方面齐头并进，所以就尽量邀请其他的人参加。勘·古尔·格兰梅逊先生对于职业军队特别感兴趣，这也符合我国传统。他慷慨地同意做一个倡导者。三名左翼代表——菲利普·塞尔、马塞尔·戴亚和雷奥·拉格朗日——都才华出众，足以使新提案革命的一面凸显出来，他们也同意加入到我们的行列里来。三个人中的第一个人实际上这样做了，工作做得很出色，被公认为是一个伟大的演说家，不久之后就参加了政府工作。第二个人的才华我是非常佩服的，但在1936年竞选失败以后就被引诱到反对派方面去了。第三个人由于所属党派的阻挠，未能申述他的信念。不久，重要人物如下院的保罗-彭古和上院主席米勒兰都告诉我说，他们赞成我的改革计划。

但这时官方机关和官方的支持者，非但不承认明显的必要性并接受改革计划来修改他们的公式与应用方式，反而坚持已存在的制度。不幸的是，他们的态度竟那样强硬，所以便堵死了改进之门。他们为了抵制机械化部队的主张，不惜对它进行歪曲。他们悍然不顾技术的进步，并且忙着否定这种事实。他们为了抹杀事实，竟假装没看见。我愿趁此机会说明一下，意见的冲突一旦牵涉到既成的错误和官方人士，就会产生一种不可调和的神学争论的色彩。

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光荣的陆军总司令德贝涅将军曾在1927年以参谋总长的资格拟定了有关军事组织的法律，这时他严正谴责这一计划。他在《两大世界评论报》中以权威的笔调解释道：“任何欧洲冲突中的关键都在我国东北方的国境线上，所以问题就在于坚守这一防线。”他看不出法律和实践中有任何东西值得修改，而仅仅坚持由此而产生的制度。魏刚将军也在《两大世界评论报》中提出了意见。他认为我的看法，顾名思义，会使陆军分为两部分，他抗议道：“两个陆军——说什么也不行！”至于我对于特种兵团功能的叙述，他并不否认是有意义的，但却认为可以由现成的部队来实现。他解释道：“我们已经有了机械化、摩托化和骑兵化的后备队。没有什么可建立的，一切都已应有尽有了。”1939年7月4日，魏刚将军在里尔的一次公众集会上讲演时，又一次声称我们根本不缺什么。

贝当元帅认为应当加入论战。他为索维诺将军一本名为《侵略是可能的吗？》的书写了一篇序，他就这样加入了论战。这位元帅在序言里声称坦克、飞机并不能改变战争的基本因素，决定法国安全的主要因素还是要塞加固的连绵防线。《费加罗报》上有一个署名为让·黎维叶的人发表了一系列鼓舞和安慰人心的文章，如《坦克并非不可战胜的》、《坦克的弱点》、《当政治家误入歧途的时候》等等。有一位法国将军用三颗星来代替他的真姓名，在《法国水星报》上发表文章，甚至连摩托化的原则都否定了。他声称：“德国人是天生的侵略民族，自然就必须有装甲师。但法国人是和平与防卫的民族，所以就需要反对摩托化。”

另有一些批评家甚至带着讽刺的口吻。某大文学评论杂志的批评家写道：“对这种近乎狂语的概念，我们评述时很难保持应有的礼貌。简单地说，戴高乐先生的话在几年前就被尤伯老头先声夺人地说过了。那位先生也是一个具有现代观念的战术家。他常说：‘当我们从波兰回国以后，就可以想象，借着物理科学的帮助，用一个风力机运送全部军队。’”

如果说保守分子由于守旧，从根本上就抱着敌对态度，那么进步党人的态度也不见得比他们好。1934年11月和12月间，《人民报》一位名叫莱昂·勃鲁姆的文章作者，以极不调和的态度说这个计划在他心中引起了反感和不安。在他发表的几篇文章中，如《职业士兵与职业军队》、《争取职业军队？》、《打倒职业军队！》，都表明了他的反对建立特种兵团的立场。他所持的理由不是国防，而是他所谓的民主与共和的观念，这种观念从传统上就认为任何有关军事的东西对国家都是一种威胁。因此，勃鲁姆对职业军队大兴问罪之师。按照他的说法，这批人的组织、精神和武器必将自发地危害共和国。

官方机关在左右双方的支持下，反对一切改革。雷诺先生的计划被下院的陆军委员会否定了。关于这一问题的报告由陆军参谋总部共同拟定，由塞纳克先生提出，对于提出改革计划的结论是：“无用，不受欢迎，违反逻辑与历史。”国防部长莫林在国民议会的讲坛上对赞成机动兵团的讲演者答辩道：“我们已经花费了这么大的力量筑成了一个这样坚固的防线，如果我们竟疯狂到越过这个防线作莫名其妙的冒险，那难道是可以想象的事吗？”接着他又说道：“我刚才告诉诸位的话是政府的意见。至少在我个人来说，是完全熟悉战争计划的。”这几句话决定了特种兵团的命运，同时也让欧洲长着耳朵会听话的人预先知道，不管发生什么事情，法国除了派人防守马其诺防线以外，就不会做其他的事了。

果然不出所料，部里的谴责压到我个人身上来了。但这是一阵阵发作的，没有正式提出谴责。那时我在国防部当秘书，在总统府开会完毕时，莫林将军当场就严厉地对我说：“算了吧！戴高乐！有我在的地方，就没有你的地方！”在他的办公室里如果有客人提到我的名字，他就大叫道：“他找到了一个听话的作家皮让诺，一个留声机保罗·雷诺。我要把他送到科西嘉去！” 莫林将军虽然这样声如雷鸣，却能尊严自处，没有爆发为雷霆之怒。不久之后，法布利先生代替他在圣多明尼克街就职，甘末林将军又接替魏刚将军做了参谋总长兼陆军参谋长。他们对于这个计划仍然承继前人的否定政策，对我也表现出同样的不高兴和激怒的态度。

官方人士虽然维持着现状，但心中却不能不暗暗地为我的说法所感动。其实他们对当时的情况十分清楚，对自己的反对意见绝不可能完全相信。他们一边说我宣传的关于机械化部队的性能的概念是夸大其词，一边看到德国人建立机械化部队还是感到不安。他们声称要用7个防御性的普通大规模部队来代替7个突击师，所有兵员都用载重汽车运送，也就可以称之为“摩托化”了，然而他们比谁都清楚，这不过是玩弄一下字眼而已。他们说，如果采用特种兵团，陆军就会分裂成两部分，其实在我的书出版以后，就投票通过了两年兵役制，必要时可以在精锐部队中加入一部分新兵；而且那时已经有了海军、空军、殖民地部队、非洲军、警察部队和流动卫队等，这些都是特种部队，但全军的团结却没有因此受到损害，这些他们都装作没有看见。最后，国家部队的统一并不在于装备相同、来源相同，而在于他们同为一个国家服务，同处于一种法律和一面旗帜之下。

这些卓越的人物由于在对谁忠诚的问题上已铸成大错，因此不能成为名副其实的领导人，而只能成为安慰人心的喇叭筒，这一点使我感到非常遗憾。然而目前的局势在他们面前展开以后，我可以从他们那信心的背后看到他们沉闷不安的心理。这只是许多事件中的第一件，在这些事件中一部分法国的杰出人物对于我所追求的全部目标都加以谴责；然而在他们内心深处，对于自己的低效能仍然感到悲伤，因此便在苛责之外，由于悔恨而对我产生了一种难以解释的尊崇。

命运注定了。希特勒那时已经懂得怎样估计我们这边所能做出的事情，因此就开始了一系列的武装侵占。1935年，在萨尔的公民投票问题上，他就制造了紧张空气，说什么法国政府还没有上场，就打起退堂鼓来了。萨尔的人民一部分是为引诱，一部分是为德国的怒火所震慑，于是便集体投票赞成德意志第三帝国，墨索里尼则由于赖伐尔政府的支持和博杜安内阁的纵容，悍然不顾日内瓦方面的制裁，向埃塞俄比亚进军。1936年3月7日，德国军队突然跨过了莱茵河。

《凡尔赛条约》禁止德国军队进入莱茵河左岸，《罗加诺公约》又使这一地区中立化。根据严格的法律观点来说，德国一旦破坏了它签字承认的公约，我们就可以马上重新占领莱茵。如果有特种兵团存在（甚至只要有一部分），装备着快速的机械，而且人员也随时可以出发的话，那时事实的自然趋势就会马上使它进军莱茵。我们的盟国波兰、捷克斯洛伐克、比利时都随时可以支持我们，而英国则事先已有承诺，这样，希特勒就一定会撤回去。那时他刚开始重新武装，无力应付一个全面的冲突。如果法国那个时候在那个地点出面阻遏，对于希特勒和他的国家都将带来毁灭性的后果。在这样一场赌博中，他将一下子全部输光。

可是他赢得了一切。我们的行政当局原来就已经极不愿意兴师动众，而我们的组织、资源的性质和国防的精神又迫使他们动弹不得，因此便使我们无法进兵。由于我们只打算守住国境线，而且给自己加上了一条克己的戒条，在任何情形下不得越过此线，因此德国便可以预计不会遭到法国的还击。希特勒对这一点很有把握。全世界都开始注意这件事情。德国非但没有发现自己必须把派出去的军队撤回，反而在与法、比接壤的莱茵地区，不受任何打击就站稳了脚跟。在这一事件以后，外交部长弗兰旦先生诚然可以带着怨恨的心情到伦敦去了解英国人的意图，总理萨劳也可以声明巴黎政府“不能容忍斯特拉斯堡处在德国的大炮射程之内”，法国的外交可以使国联在口头上对希特勒加以谴责，但在既成事实的面前，这些都只是一种空喊和装腔作势而已。

在我看来，这个事件所激起的情绪是有益的。当局可趁这个机会利用这件事来填补一些无法弥补的空缺。法国的人民虽然被选举和由选举带来的社会危机吸引住了，但每一个人都同意必须加强国防。假如我们集中精力来建立我们所缺少的军队，那么安危所系的事情还是可以得到挽救的，但这种事情并未出现。1936年的大量军事拨款都是用来加强现存制度，而不是用来改进它。

那时我仍然抱着某些希望。当时的骚动使得全国都惶惶不安，在政治上这种情绪导向一种在选举活动和议会活动两方面合作的联合阵线，叫做“人民阵线”。在这种情况之下，我看到一种可以摆脱消极状态的心理因素。很显然，柏林的国家社会主义胜利了，法西斯主义统治了罗马，长枪党在马德里取得了进展，法兰西共和国必然愿意在这个时候改进它的社会组织和军事力量。10月间，总理莱昂·勃鲁姆邀我去见他。我们会谈的时间是下午。恰恰在那一天，比利时国王公开宣布终止与法国和英国的同盟。国王断言，如果他们的国家遭到德国人进攻，这种同盟也不会保护它。他声称：“实际上在现代机械化部队所能发挥的威力面前，我们在任何情况下都会孤立。”

莱昂·勃鲁姆热情地对我说，他对我的看法极感兴趣。我说：“不过，你一直反对这些看法啊！”他答道：“一个人做了政府的领导人以后，他的看法是会改变的。”当时可以预见希特勒将进兵维也纳、布拉格和华沙，我们首先谈的就是到那个时候将发生什么情况。“那还不简单吗？”我指出，“我们作一个局部动员或总动员，然后从我们要塞的城墙垛子缝里，看着欧洲被奴役就得啦。”“什么？”勃鲁姆大声说道，“难道你叫我们派一支远征军到奥地利、波希米亚和波兰去吗？”“不！”我说道，“如果德国国防军沿着多瑙河和易北河前进，我们为什么不能进兵莱茵呢？多瑙河既然流入维斯杜拉河，我们为什么不能进兵鲁尔区呢？同时，只要我们能还击，无疑就能制止侵略行为，但我国的现存体系使我们动弹不得。相反的，装甲兵团却能帮助我们这样做。一个政府的方针如果事先作了决定，难道不会因此得到一些安慰吗？”总理以极友好的态度同意了我的说法，但同时又说：“如果我们在中欧和东欧的朋友暂时被征服了，那自然是很可悲的。但最后说来，希特勒如果没有打垮我们，他还是毫无所得的。他能怎样摆布那些地方呢？相信你也同意，我们的体系虽不宜于进攻，但在防守方面却是呱呱叫的。”

我指出情形并非如此，提醒他注意利奥波德三世在当天早晨所发表的声明。我说这是由于我们没有精锐部队，在对德关系上处于劣势地位，所以才丧失了比利时的同盟。这位政府的首脑认为布鲁塞尔的态度不仅仅出于战略的动机，但也不多争论这一点。“在任何情况下，”他说，“我们的防线和要塞将保卫住我们的领土。”“那才不见得哩，”我答道，“早在1918年就没有所谓不可攻破的防线了。请你看看从那时以来坦克和飞机又有了多少发展！在明天的战争里，如果集中足够数量的机械，就能在任何选定的地段突破任何防御的壁垒。一旦打开一个缺口，德国人就可以用空军支援一支快速机械化部队，远远地插到我们的战线后方来。如果我们也有这样的部队，一切就可以挽救；要是没有的话，一切就都完了。”

总理告诉我说，政府在议会的支持下已经在平时预算之外拟订了一个庞大的国防开支计划，其中相当大的部分将用于坦克和空军。我提醒他说，一切预订的飞机设计都是截击用的，而不是攻击用的。至于坦克车，十之八九都是“雷诺”式的和1935年“哈乞开斯”式的。这些坦克虽然都是新式的，但却十分笨重而缓慢，炮也都是短射程的，只能和步兵配合作战，而不能以大规模的单位形成一个完整的独立作战体系。同时，我们根本就没有完整的独立作战体系这种观念。因此，我们的组织仍然会保持原来的状态。我说道：“我们会按照机械化部队所需要的数量制造出许多装备，花掉许多金钱，但我们还是得不到那种部队。”“拨归国防部的款项如何使用是达拉第先生和甘末林将军的事。”总理答道。“这没有问题，”我答道，“但是不揣冒昧，我认为国防是政府的责任。”

我们谈话的时候，电话铃足响了10来次，莱昂·勃鲁姆的注意力被分散到琐碎的议会和行政事务上去了。当我告别的时候，他又去接电话。他做了一个疲惫不堪的手势说：“瞧，一个当政府首脑的人，根本没有5分钟能停留在一个思路上，要坚持你所提出的计划，谈何容易！”

不久之后，我听说，总理对于那次会谈虽然深有所思，但并不打算采取大刀阔斧的步骤，老计划仍将照旧实行。从那时起，我就认为及时抵制德国新兴力量的时机已经大大地错过了。我坚信，希特勒的性格、他所崇奉的理论、他的年龄、他给予德国人民的推动力，实际上都不容许他等待。这时事态的发展太快了，法国的统治者即使愿意的话，也已经无法弥补法国所失去的时间了。

1937年5月1日，一个完整的装甲师在柏林游行，上空飞过几百架飞机。观众所产生的印象，尤其是我国大使弗朗索瓦·蓬塞和大使馆武官的印象是：这样一支军队，只有同类军队才能阻挡它。但他们的报告并没有使巴黎政府改变既定计划。1938年3月11日，希特勒实行了德奥合并，把一个装甲师开进了维也纳。这支部队一出现，马上就获得了大家的承认。希特勒自己也就随同这支部队在当晚胜利地进入奥地利首都。法国非但不从这次粗暴的示威中吸取教训，反而用嘲笑的口吻描述有几辆德国坦克在这次急行军中怎样抛了锚，想用这种方式来安定人心。原先在西班牙内战中，德国的俯冲式轰炸机和意大利的坦克虽少，但在每次战役中都起了重要作用。这种教训也没有使他们更好地认识现实。

9月间，希特勒利用伦敦和巴黎的复杂局势，进占了捷克斯洛伐克。在慕尼黑事件前三天，德国总理在柏林体育馆讲演时，曾在狂热的笑声与欢呼声中详细地阐明当时的局势。他大声喊道：“现在我可以公开宣布你们都已经知道的事实——我们已经拥有世界上从未有过的兵力。”1939年3月15日，他迫使总统哈加正式提出辞呈，并在同一天进入布拉格。以后，在9月1日又突然进攻波兰。在同一悲剧的连续几个场面中，法国始终扮演着等候宰割的羔羊的角色。

我个人看到这些事件时一点也不觉得奇怪，但不能不感到痛心。1937年，我参加了高级军事训练中心的工作，并受命在梅斯指挥第507坦克团。当了团长以后，由于远离巴黎，根本没有机会而且也不能和各方接触，所以就无法参加辩论。1938年春天，保罗·雷诺先生参加了达拉第内阁，起初是当司法部长，后来当财政部长。他不但机关事务缠身，而且恢复经济与通货平衡的任务也十分紧迫，把部长任内的时间全都占去了。当时德国的强大武装力量已经雄视整个欧洲，我们的当局却顽固地建立着一种静止的军事体系；德国已经张牙舞爪地要扑到我们身上来了，当局还在盲目地玩着荒唐的把戏；还有许多傻瓜甚至为慕尼黑投降事件喝彩。这一切完全是病入膏肓的民族自暴自弃所造成的后果。对于这一切，我是束手无策的。然而在1938年当我看到暴风雨快要来临的时候，我还是出版了《法兰西和她的军队》一书。在这本书中，我说明若干世纪以来，国家的灵魂和命运何以一直都反映在军队这一面镜子里面。这便是我在那卑微的地位上，当大难临头的前夕，为我国提出的最后一次警告。

1939年9月间，法国政府追随着英国内阁，同意介入在波兰发生的冲突。这时我毫不怀疑，我们虽然在那种战争状态中采取这一步骤，但我们仍抱有不会打到底的幻想。当时我在阿尔萨斯任第5军的坦克部队司令。波兰在两个星期之内就被德国的装甲师和空军大队击溃了，而我们动员的军队都在阿尔萨斯停了下来。我对这种情况一点不感到奇怪。诚然，苏联的插手加速了波兰的崩溃。但人人都看得清楚，斯大林决定和希特勒合作是因为他确信法国将按兵不动，于是德国就可以腾出一只手来。苏联与其说成为牺牲品，倒不如说和希特勒共享一个牺牲品。当敌人倾巢来犯，把部队开往维斯杜拉河时，我们所做的只不过是几个象征性的动作，进军到莱茵。我们也没有阻止意大利，因而使得他们在法国进军和恪守中立两条道路之间可以任意选择。最后，我们也没有进军列日和亚尔伯运河以立即和比利时联合起来。

这时，占统治地位的党派，又企图把这种观望政策说成是一种卓有成效的战略。政府人员，首先是总理本人，在无线电广播里大肆吹嘘静守政策的好处，报纸上有许多要人也随声附和。他们说：由于这个政策，我们才能不折一兵一卒而保住了国土的完整。《费加罗报》的编辑布里逊先生到凡根堡来访问我，问我的意见如何。当他听见我抱怨我们的军队处于被动时，他大喊道：“难道你没有看见我们已经在马恩省内不战而胜了吗？”1940年1月间我到巴黎访问，在瑞华利街雷诺先生的公寓里吃饭，席间遇见了莱昂·勃鲁姆。“高见如何？”他问我。“问题在于春天的时候，德国人到底是西进而取巴黎，还是东进而取莫斯科。”我答道。“你是这样的看法吗？”勃鲁姆先生吃惊地问道，“德国人东进？他们为什么要把自己深深地陷在苏联的领土里呢？他们西进？马其诺防线怎么对付呢？”总统勒伯伦来视察第5军时，我请他检阅我的坦克部队。“你的看法我很清楚，”他和颜悦色地对我说，“不过敌人要利用你的看法已经太晚了。”

其实是我们太晚了。1月26日，我还作了最后一次努力。我向政府80位要人各送了一份备忘录，其中包括最高统帅部和政界方面的人物。为的是要使他们相信敌人将从空中和陆地两方面以极强大的机械化部队大举进攻，我们的防线随时可以被突破。如果我们没有同样的部队进行还击，我们就很有被消灭的危险。建立必要部队的问题，必须立即作出决定。除了制造必要的武器以外，还必须赶快把各单位现有的和正在形成的机械化部队组成一个机械化总后备队，正在训练的机械化部队，必要时也可以构成部队的一部分。

在结语中我说：“法国人民无论如何也不能幻想目前军事方面的静止状态和现代战争的性质是协调的。其实正好与此相反。内燃机使现代的破坏工具具有极大的威力、速度和射程。现代的冲突早晚会显示出来，它的运动、奇袭、突破、追歼等等的规模和速度都将远远超过以往最迅速的战役……我们绝不可看错这一点！已经开始的冲突很可能成为曾破坏过世界的冲突中规模最大、性质最复杂和程度最深的一次。由此冲突所产生的政治、经济、社会与道德的危机是极其深刻而普遍的，最后必然会在人民的生活状况和社会的组织中引起一次彻底的剧变。隐隐欲现的客观规律给这样一次革命准备了一个同它的巨大规模成正比发展的军事工具——机械化部队。现在已经是法国作出决策的时候了。”

我的备忘录并没有引起震动，但这里面所提出的看法和证据还是产生了一些效果。1939年末已经成立了两个轻装备机械化师，第三个也在形成中。然而这些只是进行侦察活动的单位，在引导大型装甲部队的活动方面大有用处。没有后一种部队时，它的作用就非常小了。1938年12月2日，由于比洛特将军的坚持，最高国防委员会决定建立两个装甲师。其中一个在1940年初建成，另一个应在3月建立。这些师将以30吨B型坦克装备。这种坦克最早在15年以前就出现了，这300辆（终于！）制成了。但不论每一辆坦克的机器质量如何，都和我提出的威力相差很远。每师的坦克是120辆，而我所希望的却是500辆。用载重车运送的步兵是一个营，我却认为必须有7个营用履带车辆运送。炮兵是两队，而我认为必须有7队装备着全射角炮的炮兵。搜索队根本没有，而我认为必须有一个。最后，我主张机械化单位只能组成独立部队的形式，组织和指挥都必须和这种形式配合。但当时所计划的恰恰与此相反，装甲师将附属于各种旧式的军团。换句话说，要把它们混合到普通的编制中去。

在军事部门出现的微小而缺乏目的性的变革愿望在政治部门也开始出现了。办公室里的人们起初用“假战”维持的一种安乐生活，这时也渐渐消失了。他们动员了几百万人，将工业用于军火制造，并负担庞大的开支，这一切都使得国家处于剧变中，其效果对心神不安的政治家来说日渐显著。此外，人们原先希望敌人会由于被封锁而日趋衰弱，但没有出现这种征象。当时不能很响亮地提出另一种战争政策，因为根本没有条件。在这种情况下，人们还是把自己的不安和苦难都归咎于已经实行的战争政策上。正和往常一样，政府在无法采取措施来挽救当前局势的时候，就设法自欺并欺骗公众舆论了，于是出现了一次内阁危机。1940年3月21日，议会推翻了达拉第内阁。23日由保罗·雷诺组织政府。

新总理召我到巴黎去见他，叫我写一份简单明了的说明。他一字不改地拿着这份说明到议会里去宣读。那时议会走廊中已经笼罩着阴谋，我到波旁王宫的一个旁听席去看宣读情况。

当时的情景是很令人害怕的。当政府的首脑把政府的政策宣读给疑虑不定、冷淡无情的议员听时，几乎听不见有人讨论它；只有自认为受到新组成的政府伤害的人或团体的代言人说话。人们谈到国家的危境、举国上下必须作出努力以及自由世界的合作这些话时，只是为了粉饰一下他们自己的要求和抱怨。莱昂·勃鲁姆虽然没有地位，却以伟大的精神发了言。多亏他，保罗·雷诺的议案才在极窘迫的情形下通过了。政府得到的信任票只是一票的多数。议会主席赫里欧先生后来告诉我说：“我不大相信政府得到了那一票。”

在我回到凡根堡的指挥部去以前，我和总理在一起住了几天。当时他住在凯道赛街。那几天使我充分看到政府败坏到了什么程度！在各党派、各报纸、各行政机构、各企业和各工会内，都有有势力的团体公开支持停止战争的意见。消息灵通的人士认为，这是贝当元帅的意见。他是我国驻马德里的大使，据说他从西班牙方面得知德国人亟愿作出调停。到处都有人说：“如果雷诺倒台，赖伐尔将由贝当抬出来执政。这位元帅实际上可以使最高统帅部接受停战条约。”有一种传单成千上万份地传开了，共有三页，上面完全是描绘贝当的。第一页把他描写成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胜利的领导者，标题是“昨天是一位伟大的军人！”，接着又描写他做大使的情况，标题是“今天是一位伟大的外交家！”，最后把他描绘成一个伟大而模糊的形象，标题是“明天呢？”。

必须指出，某些人认为与其说希特勒是敌人，不如说斯大林是敌人。他们更加关心的是如何打击苏联，是通过援助芬兰的办法呢，还是轰炸巴库，或者是从伊斯坦布尔登陆。至于如何对付德国则很少关心。有许多人露骨地表示他们赞赏墨索里尼。有些人，甚至政府中的人士，主张把吉布提和乍得让给希特勒，并让他分享突尼斯地区的共治权，以便向魔鬼讨好。至于共产党人，当柏林和莫斯科作对的时候，就大事张扬地支持民族事业，当莫洛托夫和里宾特洛甫达成协议的时候又开始斥责资本家的“战争”。于是人民大众感到迷惑，感到领导国家的人和机构都不能解决问题，因此十分犹疑不定。显然，一股严重的逆流就会使全国受到一阵惊扰，这样就能把一切东西涤荡无遗。

保罗·雷诺企图在这种毒化了的空气中树立他的权威，更加使他为难的是他不断和达拉第发生冲突。他接任了达拉第的总理职位，但达拉第还在政府中任国防部长和陆军部长。这种奇妙的局势是无法改变的，因为如果得不到激进社会党的支持，政府就会垮台，而他们又坚持自己的领袖必须留在政府中，以便待机恢复领导地位。保罗·雷诺因为急于要扩大他那微弱的多数，所以便力图消除温和派对他的成见。那种局势是很微妙的，一大部分右翼分子情愿与希特勒讲和，与墨索里尼取得谅解。总理发现必须把保罗·博杜安先生请到身边来当国务部次长，并任命他当刚成立的战争委员会的秘书，此人在右翼的圈子里是很活跃的。

实际上保罗·雷诺先生本来预定把这个工作托付给我。战争委员会管的是作战问题，因之便将各主要部长、海陆空军总司令汇聚在一起。它将起决定性作用。秘书的任务在于安排讨论，出席会议，传达决议，监督执行。许多事情都要看这方面的工作来决定。雷诺先生虽然希望我来做这件事，达拉第先生却不同意。总理派人到圣多明尼克路把这个打算告诉他，他径直回答道：“如果戴高乐到这里来，那么我就离开这个办公室，跑下楼去打电话告诉雷诺先生，请他让戴高乐来代替我。”

达拉第先生对我个人并没有反感。不久以前，在他当部长的时候就曾证明过这一点。他主动要把我的名字列在提升名单上，而那一批职员则企图把我去掉。但他负责国防几年之后，就决心坚持这套旧体系。他看到事实早晚会水落石出，就事先承担了他们那种判断的后果。他说，无论如何，要变动组织是太晚了。于是他便比以往更加坚决地死抱着他的论点。如果不顾国防部的反对，叫我来担任战争委员会的秘书，显然是不可能的。因此我又离开巴黎到前线去了。

在这以前，甘末林将军曾邀我到温散尼堡总部去见他。那儿的环境很像一个修道院。他由几个军官陪伴着，有的在工作，有的在沉思，根本不忙碌于日常事务。他把东北线交给乔治将军去指挥，如果没有事情发生，这种安排固然可以行得通，一旦参战就办不到了。乔治将军带一部分参谋人员驻在弗尔代-苏-茹雅工作，其余军官由参谋长杜门斯将军领导在蒙特利工作。实际上，最高指挥部被切成了三段。我的印象是，甘末林将军坐在那个象牙塔里，很像一个大科学家在一个实验室里试验他那战略的化学反应。

甘末林将军首先告诉我，他准备把装甲师由两个加到4个，并说他决定叫我指挥第4师，这一师将在5月15日以后成立。不管我对我国在机械化部队问题上那种不可救药的迟缓有什么印象，作为一个团长而竟被任命指挥一个师，的确使我感到很骄傲。我把这一点告诉了甘末林将军。他简单地答道：“我很能理解你的满意心情。至于你的忧虑，我倒不相信有什么根据。”

这位将军接着把他对局势的看法告诉我。他把地图打开，指出敌我双方的阵地，并说他估计德国人在不久的将来会发动进攻。根据他的看法，矛头主要会指向荷兰与比利时，目标是加来海峡，想把我们和英国的联系切断。有许多迹象让他相信，敌人将首先声东击西地向斯堪的纳维亚各国进攻。他似乎不但对自己的安排和部队的素质满意，而且急于要一试身手。由于他带领着一批军队，而且我认为他花了自己的心血，于是我便迷信了他。同时，他曾追随过霞飞将军，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初也曾见过一些世面。这时他便自拟于霞飞将军，认为在他那样的级别上，主要的事情就是一劳永逸地把自己的目标固定在一个周密的计划上，纵使遇到天仙下凡也不放弃它。这个人的智慧、精密和自制都达到了很高的程度，他对自己在未来的战争中将获得最后胜利这一点是坚信不疑的。

这位伟大的将领坐在“修道院”里做好了突然担负起一个莫大的责任的准备，他孤注一掷于一个行动，但在我看来，那个行动却是错误的。因此，当我向他告别的时候，心中有些不安。

5个星期以后，暴风雨袭来了。5月10日那天，敌人在先攫取了丹麦，接着又几乎全部占领了挪威之后，就大举进攻。这次进攻自然始终是用机械化部队和空军，兵团跟在后面，几乎用不着怎么交锋。全军分为两个兵团，一个兵团由贺特指挥，另一个兵团由克莱斯特指挥，共有10个装甲师和6个摩托化师，大举西进。10个装甲师中有7个在3天之内就跨过亚尔丁，到了默兹河。5月14日那天，他们跨过默兹河到了迪南特、基维、芒特梅和色当。进军时由4个大型摩托化部队支持和掩护。俯冲式轰炸机不断地配合他们，并且轰炸我们前线后方的铁路和铁路交叉点，我们的运输瘫痪了。5月18日，这7个装甲师越过马其诺防线，摧毁了我们的阵地，消灭了我们一个军之后，在圣康坦重新集结起来，准备一举攻下巴黎或敦刻尔克。这个时候，另外3个装甲师由两个摩托化师配合着在荷兰布拉班等地作战。那里的盟军有一个荷兰军、一个比利时军、一个英国军和两个法国军。但他们一下子就把这80万兵员打得混乱不堪，一蹶不振。也可以说，我们的命运在一个礼拜之内就决定了。我们犯下的致命性错误早就使我们的军队和国家处在一个危险的陡坡上，现在整个法国便一发不可收拾地滚下去了。

然而，法国还有3000辆现代化坦克和800架装着轻机关枪的坦克。德国人的这类武器并不比我们多。但我们的武器已按计划分配在整个前线的各个段落上了。其中绝大部分的建制和装备并不是为了构成机动兵团，甚至连投入战斗的几个较大的机械化部队也是分散使用的。三个轻装备师开往列日和布列达进行侦察活动，也很快就被迫撤回，分散开来守住一条战线。第1装甲师调到一个军团中去以后，5月16日那一天在那慕尔西边单独发动了一次反击，结果被包围并被歼灭了。同一天，第2装甲师由火车运往希尔逊。但下车后，各部队就由于一阵混乱而一个个地被吃掉了。前一天，刚成立的第3装甲师一开到色当以南，马上就被分配到一个步兵师的各营中去。在一次徒劳无功的反击中，也是一个个地被吃掉了。假如它们事先集结起来的话，再不行也能给予侵略者以沉重的打击。但兵力分散，在德国装甲兵团出动还不到六天的光景，就被打得落花流水了。至于我个人，当我从零星的消息中打听出真相时，发现凡是我所不愿设想的事，没有一件不是真的。

那次战争虽然是毁灭性的，但却使军人拿出军人气概来了。这种事情也轮到我头上来过。5月11日，我接到命令指挥第4装甲师。这个师其实还没有成立，但它所属各部队将从遥远的地方聚拢来由我逐步处理。我首先把指挥所设在维新涅，5月15日我从那里被召到总部去面授机宜。

这些指示都是参谋长通知我的，包括的范围极为广泛。杜门斯将军对我说：“最高统帅部要在埃纳河与埃莱特设立一道防线来阻塞通向巴黎的道路。第6军也将开到那里去。这一军由杜孔将军指挥，是由法国东部聚集的各部队组成的。你的师预先在拉昂区单独作战一个时期，要争取一段时间，好让这道防线建立起来。东北线总司令乔治将军让你自己决定需要哪些条件。实际上你将单独直接向他负责。由司令官科美尔将军担任联络。”

乔治将军接待我的时候，态度宁静而客气，但显然很紧张。他一再指示我所应做的事，并且补充说：“戴高乐，你来了！你长期以来所持的见解，敌人已经实现，现在正是你大显身手的时候了。”行政部门这时想一切办法促使我所统率的部队尽快到拉昂去。我看到参谋人员正在忙于处理那些因在恐怖日子里到处都遇到袭击和混乱而发生的许多调运和交通问题，他们尽量把这桩事情办好。其实人们早就看到已经没有希望了，力量的泉源已被破坏了。

我急忙赶到拉昂，把我的指挥所设在城东南的布鲁耶雷，并巡视了一下周围的地方。那个地区的法国军队只有第3骑兵师的几支零散部队和防守拉昂城堡的很少的几个人。还有第4独立炮兵队，他们曾受命在必要时使用化学武器，但由于偶然的机会被遗忘在那里了。他们的人员虽然十分精干，但只装备着马枪。我把这一队人归并过来，派到西松运河沿岸去防止袭击。当天晚上，他们就和敌人的巡逻部队发生了接触。

16日那一天，我那草创的参谋部也到这里来和我会合了。我进行了侦察，并搜集了一些情报。我得到的印象是大量德军从亚尔当倾泻出来，通过罗科罗亚和梅西耶尔，不是向南进而是向西进，去夺取圣康坦。右边由侧翼警戒部队掩护向塞纳河的南边挺进。狼狈不堪的难民一群又一群地把北方的通路都堵塞了。我也看见许多士兵把武器丢了。他们都是前一天被德国装甲部队击溃的部队的士兵。他们逃跑时，被敌人的机械化分遣队追上了，叫他们放下武器赶快往南逃，免得挡路。敌人告诉他们说：“我们没有时间来俘虏你们！”

我看到许多慌乱的人民、溃败的士兵，又听到敌人那样轻蔑地侮辱我们，心中不禁燃起了无名怒火。“唉，真是笨！头一仗真是再坏也没有了。但是必须继续打下去。说打仗，世界宽广得很。只要我还活着，我就要战斗。不论叫我打到哪里，不论叫我打多久，不打垮敌人，洗雪国耻，决不罢休！”往后我的一切努力，都在那一天决定了。

首先，我要用我所掌握的部队在第二天早晨发动攻势。我决定向东北推进20公里，攻取塞纳河上的蒙特康内，这是通往圣康坦、拉昂和兰斯路线的交叉点。我将切断第一条路线，使敌人在西进时无法利用它，而且还要堵住另外两条路线，否则敌人就将通过这些路线进攻第6军防守薄弱的阵地。5月17日拂晓时分，拨来了三个营的坦克车。一营是B型的（第46营），由第6半旅的一连D-2型坦克加强，另外两营（第2营和第24营）都是雷诺35型的，组成第8半旅。黎明时我指挥他们前进。敌人有许多部队已经侵入到那个乡间，他们一路扫荡这些部队，到达了蒙特康内。到傍晚，他们在那里的郊区和城内战斗，消灭了许多狙击兵，包围了企图突围的护送部队。但塞纳河上的敌人却守住了。显然，我们的坦克如果没有后援是无法渡河的。

白天又拨来了轻步兵第4营。他们一到，就被我派去消灭希维尔附近的敌军前卫部队。这些部队先把我们的坦克放过去，然后才出现。这一任务马上就完成了。但塞纳河北面德国的大炮在向我们轰击，而我们的大炮还远没有来得及进入阵地。那天下午，德国的“斯图卡”俯冲轰炸机片刻不停地在天空中冲过来又冲过去，攻击我们的坦克与载重汽车。我们却没有手段去还击。最后，德国人的机械化分遣队越来越多，越来越活跃，开始骚扰到我们的后方来了。我们像一个迷路的孤儿，离埃纳河还有30公里远。至少我们必须结束这种危险状况。

天黑时，我把刚来到的搜索团、第10装甲队派去和敌人战斗，并把坦克和轻步兵撤回希维尔。德军死了几百人，田野里堆满了被烧毁的载重汽车。我们抓到了130个俘虏，而自己损失的人则在200以下。后方路上的难民已经停止逃跑了。有些甚至又往回走。因为消息在他们那个悲惨的行列里传开了，说法军已经向前推进。

这时必须作战的地点已经不是拉昂的东北面而是北面。因为敌军的重要兵力由马尔往西推进，紧紧沿着塞纳河开到了拉斐尔。同时，德军的侧翼警戒部队又向南方展开，向爱莱特逼近。第4装甲师利用5月18日和19日两个夜晚进入了拉昂北面的阵地。这时我又获得了增援部队，其中包括第3装甲兵大队和两中队萨摩亚式坦克，还有322炮兵团，加上两队75毫米炮。同时指挥第3轻骑兵师的柏蒂将军答应在紧靠拉昂的阵地上用大炮来支援我。

说实在的，那时我指挥下的150辆坦克中，只有30辆是装有75毫米炮的B型坦克，有40辆是D-2型或装着47毫米炮的萨摩亚坦克，其余都是雷诺35型坦克，装着37毫米的短射程炮，有效射程最多只有600米。萨摩亚式坦克的战车长从来没有开过炮，驾驶员也只开过4小时车。实际上这一师只有一营步兵，用普通大汽车运送，行动时很容易被敌人击中。炮兵是由许多不同地点派来的分遣队组成的，许多军官还是第一次在战场上和士兵见面。我们没有无线电通讯网，命令只能由摩托传令兵送到各下属梯队，而且主要还是亲自去看。各单位非常缺乏一般应有的运输、补给和食物。然而，在这临时凑成的军队中，已经普遍地出现了士气昂扬的景象。没关系，泉源还没有枯竭！

19日拂晓进攻！师里的坦克通过了一系列的目标以后，就向克勒西、莫尔蒂耶和彭利进击。他们要进到桥边，截断敌人通向拉斐尔的路。炮兵随着他们前进。右翼有轻步兵营和搜索团沿着巴伦顿河给他们做掩护，并向马尔方面挺进。早晨一切都很顺利。我们把渗入塞纳河区的各种敌军部队打退以后，到达塞纳河。但河北面敌人已经设了防。他们用火力控制了各渡口，我军企图夺取渡口的坦克都被击毁了。他们的重炮发挥了作用。实际上我们是和涌向圣康坦的敌军大部队发生了接触。要渡河使坦克推进就必须有步兵和更强大的炮兵，但我们没有步兵。在这种艰难的时刻，我不禁想起我很久以来所梦想的机械化部队在这时能发挥多大作用。那天要是有机械化部队，就可以立即挺进到基斯那个方向，敌军的装甲师就会寸步难移，并且在他们的后方引起严重的混乱。这时在北方的我军就可以再度和中部以及东部的部队取得联系。

但拉昂北面的兵力很弱，所以德国人渡过了塞纳河。前一天，他们在我们从蒙特康内撤出以后就从那里渡了河。中午以后，他们又从马尔渡河。他们拥有大量的装甲车，还有自动推进炮、汽车载运的迫击炮、摩托化的步兵，沿着巴伦顿河向我右翼进击，并且向堪布利我军的后方进攻。这时斯图卡俯冲轰炸机也来了！一直轰炸到天黑，我们的车辆无法离开道路，大炮都扔在野地上，他们的轰炸很可怕。午后不久，乔治将军下令叫我停止前进，因为第6军已经开到，我的师必须担任其他任务。我决定晚间在伏尔热附近集结队伍，再拖住敌人一天。如果他们打算从拉昂进向兰斯或苏瓦松，我们就进攻他们的侧翼，第二天再渡过埃纳河撤退。

敌人虽然企图到处阻挠我们，但我们一切都进行得很顺利。当我们从驻扎地撤出时，小战斗通宵未息。5月20日，第4装甲师开向费斯姆和布雷纳。那时我们实际上是在德国人中间行军。他们一到那里，马上遍地都是人，他们占据了许多据点，用大量装甲车向我们的队伍进攻。由于有坦克开路并逼近敌方工事，所以我们行军到达埃纳河的时候并没有遇到重大的困难。即使如此，第10装甲队与一营坦克组成的后卫部队搜索团在费斯蒂伊还是克服了极大的困难才撤出来的。在克劳恩高地上，师辎重队受到猛烈攻击，不得不把几辆载重汽车放火烧掉扔在后面。

第4师在拉昂区作战时，北面的战争由于装甲师的推进而发展得很快。德军司令部决定在没有消灭中部和东部的部队以前先肃清北部的盟军，于是便把机械化部队开向敦刻尔克。这些机械化部队接着就开始进攻，他们从圣康坦出发分两路挺进：一路通过堪布莱和杜亚直取目标，另一路通过爱塔普尔和布伦沿着海岸穿过去。这时有两个装甲师已夺取了亚眠和阿布维尔，并在索姆运河南面建立了日后将发生作用的桥头堡。在盟军方面，5月20日荷兰军被消灭了，比利时军往西撤，英国军队以及法军第1军和法国本土断绝了联系。

法军司令部当然希望和这两部分部队恢复联系，办法是使北方的部队从阿拉斯进向亚眠，并使中央部队的左翼从亚眠进向阿拉斯。这是甘末林将军在19日下的命令。5月20日魏刚将军接任甘末林将军的职务，第二天将访比利时，他接受了这个计划。从理论上讲，这个计划是合乎逻辑的，但要执行起来，最高统帅部必须具有胜利的希望与信心。我们的将领原来所坚持的一套理论与组织体系被打垮了，使得他们丧失了主动性。一种精神上的抑制力突然使他们对一切都怀疑，尤其是对自己失去了信心。从那时起，离心力很快就表现出来了。比利时国王急于考虑投降，戈特勋爵忙着要登船撤退，而魏刚将军则想谈判停战。

当统帅部突然崩溃的时候，第4装甲师却在向西挺进。这时第一个问题就是如何渡过索姆运河，在未来的北进中占先。不久这个念头便被放弃了。接着又提出要用这个师配合其他部队击退从亚眠渡过索姆运河的德军。虽然第4师有一营坦克被调去做这项工作，但协同行动的办法还是被放弃了。那时指挥第10军的罗伯特·阿尔特梅耶将军正把仓促调到索姆运河下游的部队聚集起来。在5月26日夜至27日，第4装甲师的指挥官 接到阿尔特梅耶将军的命令：火速开往阿布维尔进攻敌军，不得迟延。这里的敌军已经在城南建立了坚固的桥头堡。

那时我这一师正驻扎在格兰德威利叶附近。从5月22日出发，通过费斯姆、索亚松、维耶-科特勒、贡比涅、蒙狄迪耶和鲍维等地，5天之内走了180公里。平心而论，这支部队从在蒙特康内战场上建立以来，就一直没有停止过战斗和进军。坦克车的情况就能说明这一点。大约有30辆扔在路上了。另外，当我们进军的时候，也得到了极有价值的增援，如第47坦克营（B型坦克）、第19坦克营（D-2型20吨重坦克）、摩托化龙骑兵第7团、装备着105毫米炮的炮兵队、高射炮队、装有47毫米反坦克炮的炮兵5队。不幸的是，两个坦克营在亚眠前面被迫分散了。除D-2型坦克营以外，其余都是临时凑成的单位。他们刚一来到就遇到师里的紧张气氛。最后，由于交给我的战斗任务，第22殖民地步兵团和第2骑兵师的炮兵也由我指挥。全部兵力共有可用的坦克140辆、步兵6个营，加上6个炮兵队支援，就用这些来攻击桥头堡的南端。

我决定当晚就开始进攻。因为敌人的飞机一直在监视着我们这一师，唯一取得袭击效果的机会就是在预定时刻以前行动。德军实际上已经准备好迎击了。一星期以来，他们在南线占领了偏西的雨比村和索姆运河上偏东的布雷—马留村以及东西两村之间的利摩与巴耶尔两个森林。在这前线的后方，他们把比安菲、维勒斯、胡金涅维尔和马留等村组织起来。最后，同在索姆运河这边的高伯山可以俯瞰阿布维尔城和河上的桥，它构成了他们防卫计划中的多角堡。这三道接连不断的防线就是我给全师划定的一连三个目标。

下午6时战斗开始了。第6联队重坦克加上第4轻步兵营进攻雨比村；第8联队轻坦克加第22殖民地营进攻利摩和巴耶尔森林；第3装甲队中型坦克和摩托兵第7团进攻布雷；中路主要由炮兵支援。天黑以后，第一个目标攻下来了，雨比村留守的德军一营残余部队向我投降；在利摩附近我军虏获甚众，其中包括许多反坦克炮兵队，并且看到了英军机械化旅前几天被德军破坏的许多车辆的残骸。

第二天黄昏时分，我们又出发了。左翼将攻取莫亚涅维尔和比安菲，中路攻取胡金涅维尔和维勒斯，右翼攻取马留。进攻的关键在于B型坦克的行动，他们的任务在于从西面斜插到东面，紧紧地卡住敌人的后方。但各路的最后目标都是高伯山。那一天的战斗特别艰苦。敌人得到增援，坚守不退。他们的重炮架在索姆运河右岸，向我们猛烈轰击。高伯山上的其他炮兵队也向我们还击。到傍晚时，目标被攻下来了，但是高伯山还在死守。敌我双方死伤都很多。我们的坦克受到了严重的考验，只有100辆左右还能开动。但胜利的气氛还是弥漫了整个战场。每一个人都是斗志昂扬，伤兵也在微笑，炮打得非常漂亮。在我们面前的战斗中，德军撤退了。

德军守卫桥头堡的部队是布留姆师。几星期以后，格林少校写了一本书叫《阿布维尔》（介绍该师的历史），其中不得不承认：

“5月28日到底发生了什么情况呢？敌军以强大的装甲部队向我进攻。我们的反坦克部队英勇抗击，但他们的攻击效果在很大程度内被对方的装甲力量抵消了。因此，敌人便用坦克在雨比和高蒙之间突破了阵线。我们的反坦克防线被击溃了，步兵也撤退了……

“……当不利的消息大量倾入师指挥部时，法军炮火不断射来，前线各营完全失去了联系，指挥这一师的将军只得亲临前线……他把路上遇到的溃散队伍重新组织起来，指挥他们在第一道防线之后几公里的地方准备好另一道防线……

“但我们的士兵已经被坦克的恐怖吓破了胆……损失十分惨重……实际上没有一个人没失去亲爱的战友。……”

但是德军得到了增援。27日夜至28日，他们把防线上所有的部队都替换下去了。死尸和俘虏就向我们说明了这一点。28日夜至29日又来了新的增援部队。所以在第二天和第三天，我们所面临的便全都是新部队。我方并没有得到任何增援。然而我们哪怕能得到一点增援就可以取得胜利。没有关系！5月29日我们便以当时的兵力再次进攻。

那一天，我们进攻高伯山的时候，主要的力量插过西坡。我们所剩的B型坦克将从莫亚涅维尔和比安菲出发，萨摩亚坦克则从右翼调到左翼。轻步兵营已经损失了一半以上，搜索团已经损失了三分之二，这些兵力再加上一个摩托兵营将跟着坦克上去。剩下的雷诺式坦克和第22殖民地营都将从维勒斯出发。为了支援我们，阿尔特梅耶将军命令第5轻骑兵师的右翼进击堪布萨。这一师原来沿着索姆运河从桥头堡一直往下伸展，但它实际上无法前进。阿尔特梅耶曾请求用轰炸机轰炸阿布维尔城郊来支援我们，但飞机已被调到别处去了。下午5时是我们约定行动的时间。山坡是夺下了，但山峰还由敌军守着。天黑时，德军在强大炮火的掩护下向莫亚涅维尔和比安菲村反扑，但没有能夺回。

苏格兰第51师在福庆将军指挥下抵达法国之后不久，就在5月30日以生气勃勃的力量来接替第4装甲师。第4师在布伐附近集结起来。坦克营的苏德、西蒙宁和弗朗斯瓦，搜索团的汉姆，摩托兵的柏特兰，炮兵的考德梭和安瑟伦，参谋部的科米尔等上校和我一起估计战果。当时阿布维尔桥头堡还没有被肃清，但已缩小了三分之二。如果不夺回阵地，敌人就无法以武力突围。我们的损失是很重的，但比敌方少。除了在蒙特康内抓到的俘虏以外，我们俘虏的敌军数目又增加了500名，此外还虏获了大量的武器和物资。

法国的战争真是令人悲叹！除了这纵深14公里的狭长地带以外，其他战场的情形怎样呢？他们是如何赢得胜利的呢？除了我军阵地所打下的飞机以外，又有多少德军被俘了呢？如果我们不是这样一个薄弱、残缺、没有补给、孤军深入的可怜的师，而是一支精锐的机械化部队，那么在这5月的最后几天，又有什么胜利不能赢得呢？组成这种部队的各种人员装备虽然是残缺的，而且是分散的，但实际上是存在的。如果国家起了作用，如果在时间允许的时候，国家的军事体系导向不是被动而是主动，如果我们的将领因此掌握着人们一再向政治家与最高统帅部提出的那种打击力量与机动力量，那么我们的军队就可以有获胜的机会，法国也就可以东山再起了。

5月30日那一天，战争实际上已经输了。两天以前，比利时国王和军队已经宣布投降，英军也在敦刻尔克开始撤退。留在北部的法军也只有照样撤退，这必然是一次灾难性的撤退。不久之后，德军一定会在南线发动第二次攻势，他的对手则损失了三分之一的兵力，而且比往常任何时候都更无法抵抗德国的机械化部队。

当我驻在毕加底的时候，心中是不抱任何幻想的，但我决心不放弃希望。如果最后在国内不能恢复局势，那么就到别的地方。法兰西帝国还在，可以作为避难所。军舰还在，可以保护我们的力量。人民还在，万一遭到侵略，还可以在共和国的号召下起来抵抗。那是一个危如累卵、需要团结的时候。全世界还在，可以重新供给我们武器，还可以给我们有力的支援。决定一切的只是一个问题：政府是不是有这个打算，不论在什么情况下，都不能让国家遭到损害，以保持自己的独立和保卫自己的前途？还是在丧魂落魄的崩溃中彻底投降？

我很容易看出，这一问题大半要看最高统帅部的态度如何。如果最高统帅部按照军纪，“在天职和荣誉所规定的一切方法没有用尽以前”绝不降下自己的旗帜，换句话说，如果决定最后走到非洲，那么它就能为这只遇难的海船——法国提供一根救生的浮木。相反的，如果它不忠于职守，加速摇摇欲坠的政府投降，那么它对法国的屈辱又有什么话可说呢！

6月1日魏刚将军召我去见他时，这个想法始终萦绕在我心头。这位总司令在蒙特利堡接见我。他的爽朗朴素的性格，这时还和往常一样溢于言表。一开头他就表扬我在阿布维尔的战斗，不久之前他已经给过我一次嘉奖了。接着他便说我们还掌握着大约1200辆新式坦克，问我应当如何运用。

我对这位将军说，这些坦克应当立即集结起来组成两个兵团，主力兵团摆在巴黎北面，另一兵团摆在兰斯南面。余下的装甲部队应当组成核心。我提议让德勒斯特兰将军指挥第一兵团，这个人原是坦克部队的总监。这两个兵团一个应当配备三个步兵师，另一个配备两个步兵师，运输问题应当安排好，炮的数量应当增加一倍。当德军突破我们的前线挺进的时候，他们在正面的宽度上就不能配合，而纵深就会太大，这时我们就能拥有足以挽回颓局的力量来打击德军的侧翼。魏刚将军注意了这个提议。后来他又和我谈起战争问题。

“6月6日，我将在索姆运河与埃纳河同时受到攻击。德军的人数将两倍于我们。也就是说，前途并不乐观。如果事情不致发展得太快，如果我能及时地聚集敦刻尔克方面退下的法军，如果我有武器供给他们，如果英军在重新装备之后能重新参加战斗，如果皇家空军答应全力参加大陆方面的战争，那么我们就还有办法。”接着，这位将军又摇摇头补上一句说：“不然的话……”

那时我已经明白了，因此当我离开魏刚将军时，心情非常沉重。

一下子要把一个千斤重担压在他的肩上，他这个人是不能胜任的。5月20日那天，他接过了最高指挥权。无疑，这对于赢得法国的战争来说，已经太晚了。看来，发觉了这个问题使他吃了一惊。他从没有考虑过机械化部队的真正性能，敌人的兵力所产生的庞大和迅雷不及掩耳的效果使他目瞪口呆。为了有效地应付这个危局，他还要安定一下心神。每一天他都得放弃陈旧的观念、陈旧的行动速度和成套的方法等等。他必须在法国本土这一块狭窄的版图上拟定自己的战略，他要把敌人使用的毁灭性武器转过来对着敌人本身，他要把远方的土地、盟国和海洋包括进来，以便掌握住广大的地区、丰富的资源和极高的速度等等王牌。他不是做这种事情的人。他的年龄、他的思想，尤其是他的性格，都不适宜于做这种事情。

实际上依照魏刚的本性，他只能当一个出色的助手。他为福煦将军当助手时就令人羡慕不已。1920年他帮助毕苏斯基采取一个计划挽救了波兰。作为参谋总长，他曾明智而果敢地向好几个部长提供过事关全军的意见。如果参谋人员和指挥人员的才能并不矛盾的话，至少这两者也不能混为一谈。一个主将要有一种严厉而独揽一切的性格，他要能承担起行动的责任，能只凭自己的智慧而无须人家帮助，并能单独撑持局面。魏刚既不愿这样，也不打算这样。不知道是由于他的性格，还是由于环境的巧合，他在一生中从没有担任过指挥的职务。任何团、旅、师或军团，任何军队都没有见过他当首长。那时选任他承担的是我国军事史上前所未有的一次危机。这不是因为人们知道他足以胜任，而是因为“他是一面旗帜”。这就是我国政治生活中惯常发生的错误——“采取抵抗力最小的路线”的后果。

无论如何，一旦认识到不适于这项工作以后，他就应当自动引退，或者请求派人接替，或者是由政府作出合理的决定，但这种事情并没有出现。从这时起，这个总司令便被潮流卷着走了，他不设法掌控局势，而只能在自己办得到的范围内找门路——投降。他本人无意承担这个责任，所以他的行动就在于指使政府去这样做。在这方面，他找到了贝当元帅做他的同盟者。贝当由于种种原因，也要求采取同一个解决办法。政府既无生气，又无信心，所以就决定接受最糟糕的投降条件。因此，法国所付出的代价便不单是一个灾难性的军事停战，而是整个国家被奴役。显然，面对着这样大的危机，唯有伟大的精神才能挽狂澜于既倒。

6月15日，我听说敌人又开始进攻了。那一天我到弗莱尔将军那里去请示。他在指挥第7军，我的师就在他的辖区内。当噩耗从四面八方传来时，在他那军人本色的镇静外表中，显然可以看出疑惧和沉寂的神情。这位杰出的军人告诉我说：“我们简直要憋死了！谣传你将去当部长。现在要来挽救也来不及了。唉！至少让我们挽救自己的荣誉吧！” fV22VH+UbcK1TgMD8R3tWwqTbEeish26gtHR9FqsBCMzyp1l4EhBt3l0kVeWB6H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