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古代”、“近代”和“现代”的概念划分，既不是单纯的“时间概念”，也不是纯粹的“属性概念”（如所谓“现代性”），它们是以“传统”为核心的概念，历史演变无非是从旧传统到新传统的过程。“理论与实践”概念史、问题史和观念史从古代演变到近代，实质是古代传统被近代所改造，并形成相对于现代而言的新的“近代传统”。

“理论与实践”近代思想传统的基本特征是从“相对统一”逐渐转向“对立割裂”。

近现代时期，“理论”逐渐获得了罗素（Bertrand Arthur William Russell）所说的“近代意义” 。作为理性主义者的笛卡儿（René Descartes）“变异”了古希腊理论中的“理性标准”，将探索事物知识和内在结果的抽象的最高本质作为理论的终极目的，致使古希腊时期指向合乎善的原则的“反思理性”逐渐被隐匿、替代与销蚀，转变为指向对行为结果做纯粹理智分析的“工具理性”。此外，理论逐渐被注入实用主义式的内涵，人们以对“新工具”的追求为批判工具，对古希腊哲学中理论的“实践无用性”进行了批判与改造，“结果”与“效用”成为衡量理论内涵的新标准，彻底改变了古希腊对“理论”内涵的界定理路。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理论知识只是因为某些‘有用的’结果才去追求，那么理论的范围势必大大缩小，日趋狭窄……近代实践与理论的思想正是沿着这个思路走的” 。

作为经验主义者的培根（Francis Bacon）在《新工具》中，将“实践”视作独立于主体、与主体无关，且不以主体意志为转移的客观事件；笛卡儿则通过将世界划分为主体与客体、精神与物质，进而将“实践”概念的内涵演变为主体对客体的克服与占有，实践成为一种对理论进行运用的“生产劳动”。培根与笛卡儿对“实践”概念的界定，其背后隐含的是一种以“客观思维”为基本尺度的“新标准”，“实践”在作为理论功用或运用结果的意义上被重新厘定，且这种新标准颠覆了古希腊时期对“实践”概念的界定传统，即“原先以自身为目的的理论与实践，转而开始追求作为外在之物的结果” 。

可见，两条路径和两个代表人物导致了从“相对统一”到“对立割裂”这一转向的发生，这两个代表人物分别是经验主义者培根和理性主义者笛卡儿。

培根在《新工具》中表露出的思想，是西方理论与实践思想在近代发生重要变化的标志。他不仅将“实践”视为自然探索奥秘的科学实验，而且把实践看作与主体无关的客观事件，与“自然”共同作为“归纳法”研究逻辑的客观事实基础，是独立于主体的客体存在，即不以主体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经由这种“客观思维”，他为科学知识确立了新的“标准”：

“在所有迹象中没有比成果的迹象更确定和崇高的了。因为成果和作品就好像是哲学家真理的担保人和保证人。”

这是衡量知识是否得以“确定”和“崇高”的新标准：“成果”或“结果”。所谓“成果”，其特征无非是可以目睹、触摸，因而是可用之物。这种观念对古希腊传统的颠覆性改变在于：原先以自身为目的的理论与实践，转而开始追求作为外在之物的结果 。

“人类的知识与权力是一致的，因为不知原因剥夺了人的作用。必须让有待掌握的自然服从，在沉思中是原因的东西在行动上就是规则……”

一旦这种实用主义式的内涵进入“理论与实践”关系，实践在作为理论功用或运用结果的意义上就被重新厘定。理论知识的目的不再是对神性存在和自然之物的“沉思”，不再有趋向善的追求，而是对自然的“掌握”，这实际上宣布了人与自然的关系不再是平等的关系，而是一种掌握与被掌握、控制与被控制、服从与被服从的权力关系。这种权力关系之于“理论与实践”同样适用，只不过转化为“运用与被运用”“计算与成果”的关系。上述两段话暗含了对已有科学知识，包括对古希腊理论与实践关系传统的讽刺和批评：“理论”既没有产生对“实践”有用的结果，也无法掌控自然，这样的“理论”是徒劳无益的。人类需要“新工具”，需要新的科学方法来做出改变。

以“结果”作为理论知识的主要追求的观念，扭转了古希腊哲学的理论与实践的传统思路：

“……如果科学要用它的实践有用性来证明，那么科学很容易被等同于技术，而‘实践’如果只是指产生一定看得见，摸得着的有用结果的活动，即科学应用于‘造东西’，那么实践也很容易等同于技术。如果理论知识只是因为有某些‘有用的’结果才去追求，那么理论的范围势必大大缩小，日趋狭窄，而古代认为是正宗理论的东西有可能完全被排除。近代实践与理论的思想正是沿着这个思路走的。”

“善”“理性”从此被“权力”“运用”“成果”等替代。“善”本身没有改变，也没有消失，只是何以为“善”的标准改变了，能否征服与控制自然，控制外在对象，能否获得最大限度的“成果”，即为“善”的标准。近代的“实践”依然具有伦理行为性质，但这是近代伦理，而不再是古希腊的伦理。因为，有鲜明近代标志的“善”的新标准诞生了。

这种思路的特征，可归纳为“工具”“技术”“应用”等关键词。

所谓“工具”，就是“用之即取，用完即弃”之物，它始终外在于人的存在。实践可以变成理论验证自身和发展自身的工具，这是一些理论家强调深入实践的重要理由，理论同样也可以成为服务于特定实践结果的工具，这是许多实践者对理论家的吁求，例如“用教育理论提升教学的有效性”或“提高教学成绩”。

在理论与实践均被对方工具化，共同追求可触摸，也就是可计量可控制的“结果”之后，“技术”作为必需品而凸显出来。但此时的技术与古希腊实践哲学中的技术的不同在于：前者以外显的“结果”为目标，后者则朝向内在的善。近代以来技术的勃兴，在逐渐意识形态化的同时 ，也消解或抹平了亚里士多德对“实践”与“制作”“生产”的区分，实践的外延扩大为“一切人类行为活动”，导致其内涵不再“纯粹”，与此同时，实践的“功能”却越来越狭窄，窄化为“对理论的应用” ，理论与实践的关系被简化为“目的”与“手段”的关系，理论与实践中的人性与人味日渐黯淡，甚至消失。无论是这一问题本身，还是对这一问题的研究，都与古希腊理想的生活方式，与人的生成与完善渐行渐远。

尽管培根开创的“近代传统”对“古希腊传统”有诸多颠覆，但二者有一点却一脉相承：都承认理论之于实践的优势或优先地位。对于以亚里士多德为代表的古希腊传统而言，“理论”、“实践”和“制作”的类型划分本身就体现了等级划分。而“理论是最高的实践”的判断，也昭示作为纯粹沉思生活方式的理论相对于“实践”的先天优越性。作为反叛者、革命者的培根，所作出的判断并没有脱离古希腊形成的理论哲学与实践哲学的划分传统。在这一传统里，理论活动能够超越生活实践达到自足独立的实在与真理，实践要么是对理论的延伸或模仿，要么只是理论的影子与投射。到了培根那里，表面上理论的价值要通过实践结果来衡量，似乎实践的地位有了提升，但它仍旧是依附于理论的，“应用”是这种“依附”的主要形式，也是实践最重要的存在价值。换言之，实践本身并无真正独立存在的价值，它寄生于理论之中。而理论却可以独立存在，在培根的知识体系中，“理论科学”依然高高在上。可见，培根视野中的“实践”的客观性还不是彻底的客观性，“理论与实践”之间的不平等依旧存在，并因这种不平等，在强化二者区别的同时，也导致了二者的对立。

然而，造成“理论与实践”对立的“关键先生”，不是经验主义者培根，而是理性主义者笛卡儿 。这位被公认为近代西方哲学的开创者，他通过提出“我思故我在”，突出了人的理性和主体性在世界中的作用。但他眼中的理性相比古希腊的理性已经发生了“变异”：古希腊的“理性”，是一种“反思理性”，目的指向合乎善的原则，笛卡儿意义上的“理性”则是“工具理性”，目的在于对行为结果的纯粹理智分析 。世界被划分为两种截然不同的实体，即物质和精神，并由此产生了“实体哲学” 。沿着这一路径发展下去，理性和主体性在世界中的作用继续得到强化，意识或主体被看成“实体”，取代“物质”成为一切对象的始基与根据。客体要么成为被主体意识（即“我思”）建构的对象，要么是根本无法认识的自在之物。实践的内涵演变为主体对客体的克服或占有，这种演变必然会带来三种结果：

一是帮助主体完成“占有”客体，成为理论的目的，实践变成理论的工具。同理，在这一思维模式下，理论也会变成实践的工具。

二是将生产劳动等同于实践。对客体的克服或占有的最主要形式是“生产劳动”，实践哲学的内容因此被简化为有关生产劳动的哲学。如前所述，这抹平了原初亚里士多德意义上的制作生产与实践的区分：

“近代西方思想从一开始就倾向于抹平实践与其他人类行动的区别，似乎一切行动都可以叫做‘实践’，结果是行动（action），行为（behavior），甚至‘经验’成了实践的代名词。充斥着各种各样的行动理论或行为理论，却少见实践理论。形形色色的社会科学更是成了‘行为科学’。另一方面，‘实践’被理解为理论的反题，或理论的应用。这种对实践的理解显然来自近代科学与技术的关系模式，实际上是把实践理解为亚里士多德意义的‘生产’” 。

这种“泛实践化”或“泛实践论”倾向，在人类日常生活中时有所见 。它同时也使近代实践哲学成为基于“生产劳动模式”的哲学，其影响至今根深蒂固。

三是强化了“主体与客体”、“物质与精神”，以及“理论与实践”的割裂对立。它们之间成为“占有”和“被占有”的关系。这一来源于笛卡儿所属的“实体哲学”的要义，是对象化，如客体是主体沉思的对象、克服的对象、占有的对象等。在以主客体分立为前提预设的对象化思维的影响下，理论成为实践应用的对象，实践则是理论指导的对象，古希腊意义上那种“表面区分，实质浑然一体”的统一关系逐渐演变为“表面一致，实质割裂”的对立关系。双方都不再把自身作为目的，而是把外在的对方作为目的和手段。

可见，到了近代，培根对“理论与实践”的关系赋予了“工具理性”的内涵，即实践成为理论验证、发展自身的工具，而理论则成为服务于特定实践结果的工具。笛卡儿则以“对象化思维”为认知方式，通过对“理论”概念进行“工具理性化”，对“实践”概念进行“生产劳动化”，进一步强化了“理论与实践”的对立割裂关系，实践客体成为理论主体沉思的对象、克服的对象与占有的对象。理论由此成为实践的应用对象，而实践则成为理论指导的对象，“理论与实践”的关系被简化为一种“目的”与“手段”、“占有”与“被占有”的关系，而“理论与实践”内含的两种“工具性诉求”也成为理论者与实践者相互吁求的外在驱动力。

随着理论概念的抽象化与实践概念的工具化，理论与实践背后的人性与人味也日渐黯淡，而古希腊时期理论与实践之间以“人的完善与发展”为中心的“转化枢纽”也随之被遗忘殆尽。这种“遗忘”的实质是对“人”的遗忘。“理论与实践”概念内涵与外延的删减与异化，使得二者的关系也演变为“目的与手段”的关系，至此，“理论与实践”的转化问题也就成了“以手段实现目的”的技术运用问题。

这些改变使理论与实践关系的古希腊传统意蕴逐渐隐没不闻。最根本的改变，是把理论与实践从“以自身为目的”变为“对外在目的的追寻” ，最终把理论与实践从“基于区别的统一关系”转为“基于对立的割裂关系”，把“不同生活方式之间的关系”转为“应用与被应用的关系”，进而积淀为近代人的思维传统而流传至今。这种“近代传统”与“古希腊传统”相比，此“理论”已非彼理论，此“实践”已非彼“实践” ，此“关系”已非彼“关系”，此传统已非彼传统了。

明确“近代传统”与“古希腊传统”的对比，不仅是出于梳理理论与实践关系史的需要，而且是为了避免今人常见的“误用”、“套用”和“替代”，即用“近代”理论与实践关系的模式套裁“古希腊”的理论与实践思想，从而造成对后者的替代。这提醒我们，当我们试图回到古希腊传统中去的时候，在明了其与近代传统的区分的同时，更要避免以近代传统的眼光来衡量古希腊传统：

“不仅古希腊没有近代意义上那种实践和理论概念及这两者的对立，而且甚至我们试图把近代意义上的实践与理论概念及其相互关系用于古希腊人的思想也是不合适的。” ASBg2PlWru4oOZaAfN9xdx9/XDqHPmmEl4dgFRbp97weKkFpybBM7P4YNRsbPIx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