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下对“理论与实践”的“识见”，普遍表现为如下“常识”：理论是抽象思维及其成果，实践是人的行为活动，实践是对理论成果的实际运用，或是对抽象理论的具体操作。它的典型言说方式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结合”的方式就是“运用”。这一“识见”不仅“简陋”，而且并非“原意”，因为它是“近代哲学思维”的产物，已经背离了其思想源头，即古希腊哲学的认识传统。

古希腊哲学对“理论与实践关系”的认知，经历了从模糊抽象到清晰具体，从“混沌中的统一”到“区分后的统一”的变迁。

古希腊时期，“理论”（theory）一词的前身是拉丁文中的“theoria”，意为在宗教神学中对神圣（祭祀庆祝）活动的观察，意为观看、沉思与思辨，但是，这种观察“不只是不介入地确认某种中立的事态或静观某种壮丽的表现，正相反，理论乃是真正参与一个事件，真正地出席现场” 。而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中，亚里士多德则将人的活动（包含学科本身）划分为理论、实践与制作三种不同的形式，其中，“理论沉思是对不变的、必然的事物或事物的本性的思考的活动”，且“凡不变的、必然的（依某种规律而变化的）事物都属于理论的研究的题材” 。亚里士多德将“理论”从“神学”拉回到了“人间”，“理论”分别指涉数学、物理学和神学（形而上学），使得“理论”这一概念具有神学和知识论的双重意义。

显然，在古希腊时期，作为具有“凝视”、“观察”与“沉思”特性的理论，即“对世界的观察” ，具有“动词属性”，是以“不变事物”为对象，指向对事物本质、根据和原因的掌握，具有最纯粹的“以自身为目的”的目的，为“知”而“知”，而不关涉“人的因素”及其“应用”，追求的是“思辨的、静观的生活方式”。

同样，在古希腊时期，实践（practice）一词的前身是拉丁文中的“actus”，是指与人的意志选择有关的活动，具有“行动”的意味 。在亚里士多德之前，“实践”泛在地指代包括“上帝、众神、宇宙、星星、植物、动物和人”等在内的一切具有生命的东西的活动方式，并不专指人的行为。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中，亚里士多德框定了“实践”概念的特定边界，即对“人类行为”的特指，他认为“人是确定行为的起源和原则，在一切有生命的东西中，只有他，而没有其他东西可以说在行为” ，且“实践表达着逻各斯（理性），表达着人作为一个整体的性质（品质）” 。在亚里士多德看来，作为希腊人在“理想城邦”中的一种政治生活方式，“实践”既不同于“理论”纯粹的“沉思”与“凝视”，也不同于“制作”的纯粹“劳动”与“生产”，而是一种关涉“德性”、“伦理”与“智慧”的合乎理性的向善活动。由于“实践虽然也常常以某种外在善——如财富、荣誉、取胜等等——为目的，但实践活动本身也是目的，这种属于活动自身的善就是德性……实践不是屈从于一个外在的善的活动，它自身的善也是目的……实践的研究一方面投射出理论理性的光，一方面又把这光直接投射到人类事务上面” ，因此，在亚里士多德的眼中，“‘实践’意味着全部实际的事物，以及一切人类的行为和人在世界中的自我设定” ，成为不同人实现合乎自己德性状况的具体现实活动，成为合乎最高的善的活动。

可见，在古希腊时期，亚里士多德将“实践”从“泛指”转向了“特指”，即作为具有“政治”、“行为”与“伦理”特性的实践，成为一个反思人类行为的独特概念，它以“可变事物”为对象，指向人的行为的目的性和选择性，尤其指向以“人与人的关系”为目的的政治生活，这是对后世产生决定性影响的界定方式。值得注意的是，在亚里士多德看来，“实践”概念虽然专指人的实践行为，但并不是专指人的具体行事，而是一种不同于理论知识与制作（技术）知识的实践知识层面，是关于人类实际活动与生活的反思行为 。因此，古希腊时期的“实践”概念指代人的存在行为的理性思考，蕴含着一种伦理之知，并且“这种伦理之知不是某种固定不变的知识，它是人们在复杂多变的各种人际交往行为的实践情境中表现出来的对行为之‘正确性’，即‘善’的理解和运用” 。

而就“理论与实践”的关系而言，古希腊时期，在亚里士多德之前，人们在“理论与实践”之间并没有做出明确的区分，柏拉图（Plato）的《理想国》作为展现理论与实践“互补统一”关系的思想典范，具有建立“理想城邦国家”的政治抱负，呈现出苏格拉底（Socrates）对理论与实践、知识与行动之间统一关系的认知，而“建立理论与实践的对立统一并肯定这种统一是柏拉图思想的本质特征” 。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中，亚里士多德将人的活动划分为“理论”、“实践”与“制作”三种。在亚里士多德的眼中，相对于“实践”（以自身为目的）与“制作”（以外在之物为目的）而言，“理论与实践”分别作为人的生活方式的两个不同方面，是一种“统一关系”，并且“这种统一的根据，就在它们实际上都以人的存在，人的现实生活为前提” 。也就是说，在古希腊时期，“理论”与“实践”的“区分”并不意味着“对立”，而是一种基于“以人自身为目的”的善的统一关系。

因此，在柏拉图那里，“理论与实践”是“互补统一”的关系，而不是截然对立的关系。在他的对话体著作中，“理论”不是空洞之物，而是“实践”的真实存在，而任何将理论与实践对立起来的人，都是真正的理论家苏格拉底的敌人。《理想国》是理论与实践统一的典范：苏格拉底用“思想”建立了理想的“城邦国家”。柏拉图哲学的独特性在于理论与实践或知识和行动的相互缠绕。如同库恩（H.Kuhn）所言：“建立理论与实践的对立统一并肯定这种统一是柏拉图思想的本质特征。”

统一的媒介是柏拉图甚为看重的“技艺”，这一同时兼具“思”、“知”和“能”内涵的概念不仅起了沟通理论与实践的作用，在哲学理论深处显现实践的起源，而且还是它们对立统一的范型 。

柏拉图由此成为“理论与实践”统一论的鼻祖。尽管在倡导二者统一之前，柏拉图已对“理论”与“实践”做了区分，但他对何谓“理论”，又何谓“实践”，没有给出清晰明确的回答，导致两个概念的边界模糊不清。因此，他的“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是混沌抽象的统一。

与柏拉图相比，亚里士多德对后世认识理论与实践关系的影响更大，他的推进和转折在于通过对“实践”概念的具体化、清晰化，明确了理论与实践各自的边界，创造了理论与实践关系的“经典传统”：“理论与实践的关系问题在他的实践哲学中得到了经典的，对后来传统有决定影响的形式” 。

亚里士多德最先将“实践”转化为特定边界的概念，这是对后世产生决定性影响的关键方式。

已有的关于“实践”概念史传统形成的共识之一，是认定：希腊语中的“实践”（Praxis）一词虽然早已在希腊文献中出现，但还不是一个特定的哲学概念。只是经由亚里士多德，实践才成为一个反思人类行为的概念 ，并因此提升了这一概念的重要性。

经由亚里士多德，实践从原来泛在地指代包括“上帝、众神、宇宙、星星、植物、动物和人”等在内的一切具有生命之物的活动方式转为对“人类行为”的特指：“人是确定行为的起源和原则，在一切有生命的东西中，只有他，而没有其它东西可以说在行为。” 换言之，“动物没有实践”。从此，实践成为“人的专利”，其他存在均被排除在实践领域之外。

与起源于“观察”行为的理论相比，实践的“行为”特性更为明显。尼古拉斯·布宁和余纪元编著的《西方哲学英汉对照辞典》 在“亚里士多德”词条下，将“实践”（Praxis）释为“行为的希腊语”，并直接导向“行为”（action）。德语世界中的“Praxis” ，名词的意义上兼有“行动”（Handeln）、“做事”（Tun）、“职业”（Beruf）、“工作”（Tatigkeit）、“事物性的”（Angelegenheit）等意思，动词意味着“实现”。与其相应的是“Tekhne”则与“艺术”“手工艺”等有关。这些含义都是后来者对古希腊语境中“实践”一词的阐发。若回归古希腊，则“实践”最初是指最广义的一般的有生命的东西的“行为方式”，而且是指人们习惯性（customary）的“行为”和“行为准则”（Code）。在古希腊人看来，作为“行为”的实践不是自然而然生成的，而是通过习惯而获得的，而要成为习惯，“经常”出现在“生活”中是必不可少的条件 。这种因“经常”而成为“习惯”的生活行为，以“伦理行为”和“政治行为”为代表。所以，古希腊语中的“伦理”一词，同“实践”几乎是同义词。也正因为如此，“政治哲学”自始至终都是西方语境中的“实践哲学”的核心构成，“政治”与“伦理”一样都是人类日常的行为。

把“实践”确定为人类的专属日常行为，只是亚里士多德的贡献和影响之一，他更大的影响则是借助对“实践”的界定，将人类活动做了三重区分，为“理论”与“实践”形成相对意义上的关联奠定了基础，开创了人类知识的亚里士多德式分类体系。

众所周知，亚里士多德将整个人类生活分为三类活动，即理论、实践和制作（poiein，Poieesis） ，由此形成以目的为依据的三类知识：理论知识、实践知识、制作知识。与这三类知识的划分相对应，亚里士多德认为人类追求知识的活动也有三类：追求理论知识的活动，即思辨活动；追求实践知识的活动，即实践活动；求技艺或创制知识的活动，即制作（或“做”“生产”等）活动。亚里士多德对人类活动进行了如上区分之后，导致“理论”与“实践”形成了某种“相对”，成为后人在实践哲学领域讨论的基本问题，虽然其表现形式各异，如“对立式”“割裂式”或“一致式”“合一式”等。无论是何种关系形式和理解方式，都出自亚里士多德开创的三重“区分”传统，这种差异表现为“目的”、“对象”、“体现的关系”、“追求的知识类型”、“导向的生活类型”和“等级”等不同层面，见表1-1。

与上述对人类活动的划分相应，形成了亚里士多德意义上的三类科学：理论科学、生产科学、实践科学。相比而言，与“产品”有关的生产科学，与“行为”有关的实践科学，都兼容了“知”“行”“能”，因而都具有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性。实践科学中的实践之知，内含了目的性和选择性，是行为的本质部分，体现了知与行的统一。至于理论科学，在亚里士多德那里，这一概念其实是指哲学和科学的本质，因为它以最终的原因和根据为对象，作为一种凝视、观察的“理论”，就是为了掌握本质、根据和原因。理论科学与其他科学的最大区别在于，它具有最纯粹的“自我目的”，纯粹为知识而知识，不考虑应用或是否对人有用。但是，理论科学并非实践世界的对立面，而是以实践世界为基础，最终成为它的一部分。所以如此的关键点之一在于，作为“沉思”的“理论”，与作为政治的“实践”一样，都是人的一种生存方式，虽然政治活动比沉思低一等级，前者超越了野蛮人和动物而体现了“人性”，后者则具有神性，实现了所谓“理性的美德”，但是政治家应该而且完全可以把“沉思生活”作为自己的追求：政治家是真正的人，但人不能把自己局限于人，而“应该尽可能获得不朽和做一切他可做的，以按照他最高的东西来生活” 。在此意义上，理论科学中蕴含了理论与实践的统一，因为理论也成了实践，而且是最高的实践。

从亚里士多德开始，“理论”与“实践”的区分和由此带来的差异不断得到深化和强化，在学科意义上催生了西方哲学的两大传统：理论哲学与实践哲学。这是两种迥异的思维理路：

“凡认为理论可超越生活，在生活之外找到自己的‘阿基米德点’的思维便是理论哲学；而与之相反，认为理论思维只是实践的一个部分，并不能在生活之外寻找自己的立足点的，便是实践哲学。”

两者的关系在于：

“现代实践哲学是在对近代理论哲学的批判和超越的过程中产生的，因此只有通过与理论哲学的比较和区分才能得到真正理解。”

虽然关于理论哲学与实践哲学的差异，上述理解并非定论，还有更加深入讨论的空间，但两大哲学思维理路的比较和区分，来源于“理论”与“实践”的差异，却是不争的事实。

王南湜认为：“如果我们把全部哲学划分为理论哲学与实践哲学两种哲学理路的话，那么，一般说来，在理论哲学中理论与实践的关系问题会被忽视或被无视。这是因为，按照理论哲学的自我理解，理论与实践的关系是不会成为一个问题的：既然理论哲学认为理论活动能够超越于生活实践，能够在理论理性自身中找到把握实在的立足点，能够独立于生活实践将世界在理论中建构起来，那么，从逻辑上说，理论对实践而言便具有绝对的优越性；而既然理论活动能独立达到实在与真理，那么，实践活动唯一可能的任务便是去实行，去按照真理性认识而行动。这样一来，实践活动事实上便不具有独立性，它依附于理论，只是理论的延伸，或只是理论的影子或投射，于是，理论与实践的关系便是一个极为简单的问题，至多也只是一个需要考虑到实践境况的技术性问题，根本不值得当作一个重大的根本性问题而给予太多关注。”

我认为，“理论与实践关系”的被忽视，根本原因不是来自两种哲学理路的分野，而是来自理论试图超越实践，及其背后的“等级假设”，即理论先天性地高于实践。这在贬低实践地位，否认其价值的同时，也取消了其独立存在的可能性。即便如此，“是否被忽视”与“是否存在”是两码事。前者更多的是应然层面的存在，后者则是一种“实然存在”：无论“理论与实践”是不是被忽视，以及是否应当成为重大根本性问题，这种关系本身依然存在，因为理论与实践的差异始终存在，不会因为争论而消失。在相当程度上，这种差异不仅构成西方哲学发展的内在线索，也成为其发展动力 。在源远流长的争论中，先后产生了康德道德论实践哲学、马克思唯物论实践哲学、海德格尔存在论实践哲学、伽达默尔解释论实践哲学等不同学派，它们在不同程度上，都是对亚里士多德的“理论与关系”传统的学派式回应、承接与发展。

实践和理论的界定带来的“区分”并不意味着“截然对立”。 在“区分”过程中，亚里士多德坚持了柏拉图缔造的“理论与实践统一”的传统，他们都把对“理论与实践”的认识与人的存在、人的生活方式联系在一起，这是两者统一的“古希腊依据”。

亚里士多德划分知识类型的依据既是“对象”或“目的”，也是“本质”。在本质上，“理论”与“实践”都是人的生活方式，只不过是人生的不同方面而已。在古希腊语中，“理论”一词来源于对某种崇奉神明的祭祀庆祝活动的参与，这是一种具有“超验”的“神性”的活动，它使参与者得以置身其中进行“观察”。因此，古希腊语境中的“理论”由“神”和“观看”构成，可以理解为“神的观看”和“对神的观看”。从起源上看，观察者既是“神”，也是“人”，但首要是“神”，而不是“人”。在随后的演变中，“人”从“对神的观看”延伸到“对万事万物的观看”，逐渐替代神，成为世界的主要观察者。在这个意义上，哈贝马斯（Juergen Habermas）称“理论”为“对世界的观察” 。只不过这种观察兼具“神性”和“人性”。“理论”即由“观察”或“观看”而来，其本身是一种“行为”。这点在德语对“理论”的解释中得以体现。“Theorie”意味着原初的观察和思考（ursprunglich betrachtung）。在德语世界中，“betrachtung”是“Betrachten”的动词形式，它至少有两个层面的含义：一是注视、观察、仔细看；二是沉思、思考和研究。这两个层面的含义的交汇点在于“看”或“凝视”过程中的“沉思”。这样，古希腊语境中的“理论”不是今人理解的名词性的“抽象的思想和知识” ，而是动词性的“沉思”，它是一种行为方式或生活方式，为人类打开并显现出一种如何生活、如何存在、如何行动的方式。这是一种自由的生活，因为它不含应用或实用目的，与功利性的外在人生急需无关，全部精力都投身于通过观察和凝视来获知不变事物的最终原因和根据——这是古希腊人所推崇并践行的理想生活方式传统：不需为当下的生计操心奔忙并因而失却自我灵魂，转而专注于思考神、宇宙秩序及其永恒性等问题，这其实就是哲学家的生活方式。

亚里士多德眼中的“实践”与“灵魂”“德性”有关，是人的灵魂朝向德性实现的合乎理性的活动。它不是生活经验的总结和积累，而是朝向善的行为，这种行为蕴含了必须通过人的理性才能把握的实践智慧。具有德性、理性和智慧特性的实践，应当成为哲学的研究对象，形成实践哲学，但实践哲学本身不是根本目的，它的存在价值是为人的生活提供意义和基础。这种“实践”与“理论”一样，都是以自身为目的的生活方式，只不过“对象”和“表现方式”有差异而已。实践的表现方式不是纯粹的“观看”和“沉思”，也不是生产劳动，而是伦理道德行为和政治行为。实践作为一种生活方式，就是希腊人在城邦中的政治生活。长年研读亚里士多德的伽达默尔评论道：

“他把人的实践提到了一种独立的科学领域。‘实践’意味着全部实际的事物，以及一切人类的行为和人在世界中的自我设定；此外，属于实践的还有政治以及包括在政治中的立法。”

从外延上讲：“实践是最广泛意义上的生活。” 从内涵上说：“它是一种生活方式，一种被某种方式所引导的生活。”

在此，“理论”与“实践”的区别，是两种不同生活方式的区别，或者说人的生存两个不同方面的区别，是“基于差异的区别”，不是“基于对立的区别”：

“实践与理论在古希腊思想家那里不仅不是对立的，而且是最终统一的，而这种统一的根据，就在于它们实际上都以人的存在，人的现实生活为前提。”

“统一”的载体就是“生活方式”。“理论”的生活方式与“实践”的生活方式是共通的，它们都把自身作为目的。亚里士多德把日常生活称为“政治生活”而不是“实践生活”。后者指向哲学专门的理论生活方式。只有Eupragia（正确的行为）才是人的最终目标，而“幸福”作为所有人实践的目标本身就是实践，它是与生产相区别的伦理道德行为和政治行为。虽然哲学家和政治家的活动目的、对象有差异，但生活方式上却可以统一：哲学家完全可以成为政治家，拥有“实践智慧”，政治家也可以把享受哲学家的“沉思生活”作为目的来追求。

但无论是哪种生活方式，理论都是个人生活的必要构成。“所有的人天生追求知。” 人类求知的天性表明，理论的对象和目的已经内在于一切人的生活实践的“知”中，体现在一切技艺及其智慧之中。即使如作为生产者的工匠，其制作之知也包含了理论，他需要知道要处理的东西的本质。何况以追求善为目的的实践，即政治行为与伦理行为？其更与“知”无法分离，它们共享并仰望一种本质，即理论所追求的永恒不变的、神性的东西。所以，“理论关涉存在” 。

一方面，理论追寻并展示的“知识”“真理”，及其中的“求知本能”与“求真意志”，早已渗透在人的实践行为之中。亚里士多德的理论科学从来不是实践世界的对立面，而是以后者为基础，最终化为其中一部分 ；因此，这种“实践”与古希腊意义上的“理论” 是相通的：

“亚里士多德的一段精彩论述可以使这一问题更加清晰。它的大意是：在最高的意义上，只有那种活动于思想领域，并且仅仅为这种活动所决定的人，才可以被称为行动者。在这里，理论本身就是一种实践。”

另一方面，实践之于理论的价值，不是近代意义上的“应用”，而是试图在此活动中培养有助于实现理论目的的人，以此促成人的完善与发展。这种在人的生成与发展意义上的理论与实践的关系，为教育学进入实践哲学的世界（参见第四章），为“生命·实践”教育学形成自己的主张提供了基础性条件。

这就是古希腊的“理论与实践”的“传统”，在这一世界里，理论与实践是浑然一体的，其区分和差异只是一个圆球的不同侧面，它们从不同方向和路径汇聚统一于对美好幸福的人生的追求。

这种追求充满诗意激情，但又有冷静理性打底，洋溢着美好的理想主义精神，这是古希腊思想传统最吸引人的原因之一，充满了理性理想的光辉，尽管它从未在现实中真正实现过，且在把理论变为众生实践的重重困境阻力中，不断被中断和改造。 khTVFKoC8dujRuMMJWLRYyhBNI/XNGeGCJrFQB3r5zNNnOMWogDpdJq+wWKAV+U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