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实践哲学中的“理论与实践”

对于实践哲学来说：

“理论与实践的关系是实践哲学的根本性问题，对这一关系问题关注到什么程度，表明着人们对于实践哲学理解的程度。”

当人们探讨实践哲学意义上的马克思哲学时，它被赋予了“奠基性问题”和“根本性问题”的地位 。这种性质定位对于整个实践哲学体系而言，同样适用。原因有三：

其一，从实践哲学的始点和开端处看，横亘着“理论与实践”的关系问题。如果把全部哲学划分为理论哲学和实践哲学两种理路，那么理论哲学相对会忽视“理论与实践”关系在其理论体系中的地位，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与它无任何关联。尽管理论哲学自认为理论可以超拔于日常生活而把握实在和建构自身体系，但理论哲学对理论持有的全部优越感，依旧是相对于“实践”而言的，无论在它眼里，实践是否有独立性，是否只配充当其执行者的角色，也无论它是否竭力撇清与实践的关系以证明理论的纯粹性等，它都终究无法脱离理论与实践的“关系”，没有这种“关系”，理论哲学就失去了存在依凭。即使在亚里士多德那里，其也将实践视为“以可变事物为对象”，理论的对象则是“出于必然而无条件存在的东西”，即“永恒的东西”，因此理论并不具有可实践性，从而理论与实践之间便不具有内在关系，只有等级差异关系：朝向“永恒事物”的理论高贵于面向“可变事物”的实践。这一切并不能否认理论与实践依然具有某种关系，等级差异关系也是一种关系的表现形态，当亚里士多德认为二者不存在内在关系的时候，已经表达了对理论与实践关系的思考，只是亚里士多德不予承认和深究罢了。

在实践哲学中，关于理论与实践的关系问题之所以为“基本”和“根本”的问题，王南湜做了较充分的说明：

“首先，在逻辑上，自身亦作为一种理论的实践哲学，既然强调异于自身的实践活动为最根本性的活动，因而它便必须说明自身所属的理论活动与实践活动之间的关系，说明实践活动如何比之理论活动是更为根本的活动，说明理论活动如何根源于实践活动，否则，这种理论就是自我否定的。而与之相对照，自身作为一种理论的理论哲学之肯定理论活动的根本性地位，既然已肯定理论活动的根本性地位，便无须从比自身低等的实践活动关系中获得证明。

“其次，从哲学史上看，现代实践哲学是对于两千年来占据统治地位的理论哲学的反叛，它既然认为哲学史上长期以来对理论活动的推崇和对实践活动的贬抑是一种虚假的观念，并要将这种关系颠倒过来，那它便不可避免地要对这二者的真实关系给予说明。

“再次，更为重要的是，实践哲学从根本上否定理论哲学所预设的主客分立和理性为人的本质的有效性，而是认为这种分立为历史中逐渐形成的，从而是有限的，且人的理性亦是历史的、有限的，而这便意味着生活实践并非能够全然理论化。由于实践哲学一方面肯定理论根源于实践，为生活实践之构成部分，另一方面又肯定生活实践的不可全然理论化，故在实践哲学中理论与实践之间便具有一种差异性张力，从而其关系问题便不可避免地要成为一个根本性的重要问题。”

上述论证体现了历史与逻辑的统一：在实践哲学世界中，无论是逻辑事实，还是历史事实，都把“理论与实践”的关系问题作为其基源性问题，所有相关学说可以也必须回到这一初始源头加以考量。

其二，从实践哲学的基本概念和基本范畴来看，其生成于“理论与实践”关系。其学理与前者类似，无论是“理论”，还是“实践”，其内涵都必然是以对方为参照系或相对物界定的，是在“理论”与“实践”的“相对关系”中生成的。没有这种“关系”的存在，实践哲学的任何概念都将失去界定的基石。“理论与实践”既是实践哲学中的基本概念，任何置身其中的研究者都必须将自身对何谓“理论”、何为“实践”的回答作为起点，同时也是实践哲学的主导问题（Leitfrage）、基本问题（Grundfrage），是某种起始性的事情（Anfängliche），“只有起始的东西才为历史奠定基础” ，因此，“理论与实践”是实践哲学中的基源性问题。

其三，从实践哲学的主要流派和代表人物来看，“理论与实践”关系在其思想体系中是根基性、原发性的存在。以马克思实践哲学为例，“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 解释 世界，问题在于 改变 世界” 这一典型实践哲学话语的内核，是“理论与实践关系”，它可以被视为马克思一生的学术追求，如果说马克斯·韦伯（Max Weber）表明了“以学术为业”的人生志向，那么，马克思的志向则是“以理论改变实践为业”。他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以更加具体清晰的方式将其明确为哲学的任务：

“ 理论 的对立本身的解决， 只有 通过 实践 方式，只有借助于人的实践力量，才是可能的；因此，这种对立的解决决不只是认识的任务，而是一个 现实 生活的任务，而 哲学 未能解决这个任务，正因为哲学把这 仅仅 看作理论的任务。”

马克思为亚里士多德以来的实践哲学传统带来了根本扭转：不再把理论哲学与实践哲学的对象和任务分割对立起来，转而让哲学回到现实，以“改变现实的实践”打通理论与实践关系，这种打通后的“理论与实践的现实关系”成为哲学安身立命的根基所在。

马克思对理论与实践关系的重视，没有停留在前述广为人知的话语之中，而是在不同时期的著述中，以不同方式反复出现。

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批判青年黑格尔派：

“没有想到 迄今为止的哲学 本身就属于这个世界，而且是这个世界的 补充 ，虽然只是观念的 补充 。”

“这些哲学家没有一个想到要提出关于德国哲学和德国现实之间的联系问题，关于他们所作的批判和他们自身的物质环境之间的联系问题。”

马克思眼中的世界不是单纯的哲学世界、观念世界，也包括现实的世界，是哲学理论与现实生活的“关系世界”。他实际上是提醒：不要把哲学观念的世界等同于全部世界，更不能替代现实生活，哲学（理论）与现实（实践）的联系问题，是哲学家不能不考虑的根本问题。

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主张：

“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gegenständliche］的真理性，这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 实践的 问题。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自己思维的此岸性。”

“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 实践的 。凡是把理论引向神秘主义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

这是马克思式的“实践意识”与“实践眼光”：把原属于“理论的问题”的问题，尽可能变成“实践的问题”，把遥远的理论彼岸变成现实的实践此岸。在“理论对实践的力量”的传统认知之外，他确信了“实践对理论的力量”，它能够化解在理论领域“神秘”而困惑的问题。这代表了哲学本身的力量，但该力量只有在将哲学变成基于理论与实践关系的实践哲学之时，只有在将理论问题转化为实践问题，把理论关系转换为实践关系的过程中，才可能展现。

马克思的“实践立场”相对于以往的“理论立场”而来，不是割裂对立意义上的相对，而是“转化中的改变”意义上的相对。这是马克思与以往实践哲学的最大不同，体现了强烈的“关系意识”和“改变意识”，他致力于在哲学领域内实现“理论对实践的改变”，这种对实践的改变最终也改变了理论本身。 9wuDWQ0wdoDl7A5fkkezPuij7c6B2yJeNmPguaajgIexfHEJwveXUnnQubrwPeE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