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作为问题的“理论与实践”预先确定在可能的领域中，不是为了通过确定疆界而获得知识权力的利益分配，而是为了判定其“性质”和“意义”，这有利于问题本身的深入和新知的产生。

从性质的意义来讲，“理论与实践”问题属性的要义，在于“普通”“原理”“基本”。

当三个具有内在关联的词语，聚合于“理论与实践”之下时，就共同昭示了此问题的重要性：这是一个“作为普遍原理的基本问题”，均有“原发”、“贯穿”与“根底”的特性，是谁也无法回避且难以绕过的重大问题。

所谓“普通”，在此为“普遍贯通”之意，即使不是“普遍适用”，至少也是“普遍存在”。在这样一个推崇“特殊”“个性”“地方”“区域”的后现代文化时代，“一与多”“普遍与特殊”的关系，持续制约着人类的思想与实践，人类反复在两极之间摇摆不定，摇出的是不同时代的理论风景，但无法摇动两者的恒久关系，它们之间内在的张力恰恰成为历史发展的动力源泉。

所谓“原理”，首先体现了“原”和“理”之间的相互厘定：一方面，以“原”定“理”。“其为‘原’理，‘原’既有‘本原’之意，也有‘原点’之意。两层意义实质上是相通的：原初之点，就是本原。” 世界存有各种之理，但必有“本原”“原点”之理，作为各“理”的起点。另一方面，“理”可定“原”。“理”的价值在于试图将“本原”和“原点”进行系统化的提升，为“本”寻找“体”的支撑，由“点”的照亮扩及为“面”的辐射。它因此具有动态行为与过程之意：“理”出“原初”“原本”“原点”之微言大义，变成得以外显，可以凝视、思考和揣摩之物，此即理论形成与创造的过程。

其次，原理即“‘常理’，‘常道’，不会轻易随时尚的变迁而变迁。它具有‘经典’的地位。历史总在不断变迁，充满了变数，但总是需要不断地回到‘经典’，经典具有恒常的意义” 。

构成“经典”的对象，不限于学术作品，“问题”亦可成为“经典”。在此意义上，理论与实践问题，有资格称为“经典”问题。对它的解读会因时代、学科、人而异，但问题本身不会变动不居，它如巨石般屹立于所归属的领域之中，招致各种风潮的吹拂，自身却岿然不动。

所谓“基本”，“基础”“根基”为“基”，“本原”为“本”。它们相通于“原理”，具有基础性、根基性的本原之“理”，才配得上“原理”的称谓。具有“基本”和“原理”性质的问题，就是劳思光所说的“基源性问题”：

“一切个人或学派的思想理论，根本上必是对某一问题的答复或解答。我们如果找到了这个问题，我们即可以掌握这一部分理论的总脉络，反过来说，这个理论的一切内容实际上皆是以这个问题为根源。理论上进一步的工作，不过是对那个问题提供解答的过程。这样，我们就称这个问题为基源性问题” 。

每一家理论学说皆有其基源问题，这类问题的获得，以逻辑意义上的理论还原为始点，各种理论学说、学派都可以还原到作为始点的“基源性问题”之上。它并不复杂，而是朴素简单的问题，但对于任何理论而言却是重大问题，如同布莱希特（Bertolt Brecht）所言，“重要的是学会如何朴素地思考，朴素地思考就是对重大事物的思考”，涉及“重大事物思考”的这种基源性问题，其意义如同“魂魄”，无此魂的理论学说和学派观念，难以成型，即使形成也势必如同泡沫般速朽。

由此观照“理论与实践”问题在本书中所寄托的三大领域，它们以各自的方式显露出“普通”、“基本”、“原理”或“基源”等性质。 JYVx/uVdWAdAybGoiJiKaFBTWMKAVySVL7g0RPZNNsxC8sCPkedEilrptvcH+iE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