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与实践”不是某一领域的专属问题，它具有：

——“人类性”，内在于人类的生存方式或生活方式；

——“世界性”，理论世界与实践世界的互动关系构成了世界的基本图景，更是学术领域的世界性话题；

——“历史性”，人类发展史，就是理论与实践的关系史，同样，对于自然科学、哲学科学、人文社会科学和教育科学等科学样式而言，一部科学史，就是理论与实践的关系史。

因而，这是“普遍性”的纵横交织的“大问题”。

但若如此理解理论与实践，则难免大而无当，无从下手。任何思想，必有其开端，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在一次有关“什么是思想”的演讲中，开场即言：

“当我们亲自思想时，我们才通达那召唤思想之物。所谓思想，无非意味着，要让这样一种尝试获得成功，我们必须先做好准备：学习思想。”

作为思想准备的学习，总是先从学会寻找并确定边界开始，对思想的召唤始于对边界的召唤。有边界的思想才适宜“深耕细作”。

构成“边界”之物，与前述“相对”之物有关。可以是学科、学派和人物，或是某一学科、学派、某一人物思想世界中的具体构成。归属于某一边界之内，意味着带来某种界限和随之而来的限制，更意味着引出仅属于此边界的某种眼光、视角和尺度。当不同边界汇聚于同一版图时，基于差异的对话才可能发生，这样的对话才可能带来边界的游动变迁与重新划定。

所有边界的划定都与“主体性”有关：这是“谁”的领地？如果某问题被归属于某领地，那么它意味着什么？又将被这一独特领地具体带出什么？

就理论与实践的关系而言，其归属之地，可以是某一学科、学派或课题 ，还可以是某一人物。

作为“学科”的实践哲学，理所当然被划归于哲学，它最初是亚里士多德对人类认知活动分类后的产物。后经德国哲学家沃尔夫、康德，英国哲学家培根，法国哲学家笛卡儿等 ，通过不同的方式类型化后逐渐趋向成熟。各人的分类标准尽管有异，但大体上经由亚里士多德发端，综合形成了“理论哲学”和“实践哲学”西方哲学史上的两大传统 。由于哲学的学科特性，其对后世从其分离出的各学科（如“教育学”）构成了理论基座性的渗透弥漫，使其他学科也在各自领域不同层面具体参与了实践哲学的探讨，但这些探讨总体仍被归结为实践哲学的一部分，实践哲学被视为其他学科赖以从出的“母体”，这一地位至今尚未从根本上撼动，原因在于：其他学科基本上是用实践哲学的概念、范畴、思考方式等来探讨本领域的具体问题，因而“成为”或“沦为”对实践哲学的“应用”。目前为止，我们尚未清晰辨明两种立场和视角的差异：

一是不同学科视野下，如“人类学”、“社会学”和“教育学”等非实践哲学传统领域内诸种学科 的实践哲学，与哲学传统中的实践哲学的差异。如果只是对实践哲学传统的演绎式具体运用，前者形象的模糊不清则属必然。

二是同样介入实践哲学的探讨，不同学科之间的差异 。除了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的区别之外，这些学科大都满足于共享实践哲学的传统，却忽视了如何以自身的方式为一传统增添新物，即再造“新传统”。这正是本书试图确立的任务之一：在对实践哲学单声调的齐唱中，唱出属于“教育学”的实践哲学之声。

若更多学科有类似的自我意识，则目前似乎已经停滞不前的实践哲学将迎来新的发展机遇：在单声调的齐唱变成多声部的合唱的过程中，新旋律可能由此而生。

作为“学派”的实践哲学，依据价值取向、目的、前提假设和研究方法等形成各自对“理论与实践”关系的理解。典型如马克思，其因主张哲学的目的在于“改变世界”，而不只是“解释世界”，并实现实践的本体化等，从而自成一派 。与之相承接，20 世纪以来西方马克思主义把“实践问题”重新提升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主题，并为实践哲学展现出各种新的形式 。如葛兰西（Antonio Gramsci）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直接等同于“实践哲学”；卢卡奇（Georg Lukács）把“实践总体性”视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最本质特征；伽达默尔以解释学为前提和方式，回归并再造亚里士多德的传统，形成了对理论与实践的解释学理解方式；哈贝马斯建立了以“社会交往”为实践内涵的实践哲学学派，其弟子霍耐特（Axel Honneth）则从黑格尔那里借用了“承认”理论，经过转化放大后崛起为新的实践哲学学派；等等。

作为“课题”的实践哲学，其实是把“实践哲学”作为一个公共领地，任何学科与学派（不只是实践哲学意义上的学派）都可以进入其中打造地基、造房盖屋，之所以如此的原因来自实践概念歧义中的普遍性——“指向人类行为”：

“无论多么繁复，实践哲学始终围绕着实践-行为概念，始终把人的实践-行为问题作为其基本问题是毫无疑问的。我们正是从这点出发界定实践哲学的基本内容。”

这可能带来实践哲学的“泛化”，因为“人的行为”所涉及和牵连的问题无比繁复，且无所不在，择取任何方面进行研究，研究者们似乎都有权称自己的研究为“实践哲学”。即便如此，由于进入同一领地的方式、所盖“房屋”的样式，以及从“窗户”向外瞭望的视角不同，作为“课题”的实践哲学，其实汇聚了各家各派的学说，形成了错综复杂、纷纷攘攘的“理论市场”。

“学科”、“学派”与“课题”构成了相互缠绕的关系。在本书中，作为核心问题的“理论与实践”兼有上述三方面的含义，但出于欲达成的研究目的，我更倾向于“基于学科立场，形成学派”的交互生成思路，以对“理论与实践”的“问题属性”所从属的“学科属性”的厘定为起点，进而贯穿其中。

问题远非如此简单。各学科领地的“区域性”也会构成复杂的“混战格局”。即使把“理论与实践关系”定位于“哲学领域”，但哲学无论是内涵还是外延都异常宽广，其内在构成的划分依据也多种多样，由此而来的理解与认识也会形成内在边界和内部差异。基于传统哲学发展脉络变迁中呈现出的不同领域，存在诸如作为本体论或存在论（哲学）的理论与实践、作为认识论（哲学）的理论与实践和作为语言论（哲学）的理论与实践等，其视野、提问方式和具体观点，或者所谓“进路” 都有所不同。

作为“本体论”或“存在论”的“理论与实践” ，肇始于古希腊哲学。它关注的是与本原、始基（arche）相关之物。其代表性的提问方式为“是什么（如宇宙、世界、人及人性是什么）”与“从何而来（人从哪里来）”，且可归结为“何为世界的本体性存在”。从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这一思想的“师生链”来看，虽然他们有关理论与实践的理解，无论是关注的具体对象、视角、方法以及某些观点，先后均有较明显的差异 ，但其演进中的基本倾向与路径却表明了三者的共同旨向：以实践哲学的方式探索人本身。

在苏格拉底那里，以提出“美德即知识”“认识你自己”的方式，开启了西塞罗所言的“把哲学从天上扯了回来，引入城邦甚至家庭之中，使之考虑生活和道德、善和恶的问题” 。

这被称为将“哲学从天上扯回人间”的方向性改变，为古希腊哲学从“自然哲学”（以“爱利亚学派”为代表）转而进入“实践哲学”打开了大门。

柏拉图终身追寻的“善”“美德”“正义”等，既是对人的“理论认识”，也是对“实践理想”的具体表达，它与柏拉图对人本身（包括人的心灵结构、人的德行等）的认识相关。他提出的不仅是人的理想标准和相关要素，还涉及达到人性理想的具体实践途径，尤其是教育途径。卢梭将《理想国》称为“最好的教育论文”，而不是一般人所断定的“政治学”和“哲学”之作，这并不为过 。在我看来，柏拉图是第一个将对人的生命或人性的认知与教育实践做出系统对接的哲学家，前者是理论，后者是实践，具体表现为出于塑造“哲学王”的目的，他将苏格拉底的问答法转化为自己的理智助产法，将它运用于教学实践，并以这种方式进入“理论与实践”关系问题，因而成为对苏格拉底思想的一种延伸：从“认识你到自己”到“如何成为你自己”，这是从“人的理论”到“成为人的实践”，从“理想的人”到“现实的人”的演进。在此“理论与实践”意义上的柏拉图式延伸和发展，却被后来的大多数哲学思想史所忽略 。

在实践哲学领域，最被人重视的当属亚里士多德无疑，被誉为西方实践哲学滥觞和源头的亚里士多德，与柏拉图的相同之处在于，都建构了自身的“人论”，且一开始就内含了“理论与实践”的关系 。不同之处在于，亚里士多德明确凸显了“实践”概念，将实践纳入哲学体系，作为其研究对象，通过开拓性且系统化的诠释，使其成为一个特殊的人类学范畴，从而以“实践”的方式推进了对人性的理解。在此过程中，亚里士多德提出了一套被后世频繁提及的分析框架，这一构架既是对哲学科学本身的分类（即“理论科学”、“实践科学”和“艺术”），也是对人类认知活动的类型化（“理论”、“实践”和“制作”等）。这一分类使“理论与实践’”正式形成了一种相对关系，这种相对性区分的出现，使人类对理论和实践及其关系的认识前进了一大步。由于该分类与人类认知活动有内在联系，亚里士多德借此为将理论与实践的相关认识从“本体论”转向“认识论”开辟了通道。

本体论和存在论进路下的“理论与实践”研究，倾向于将实践预设为“世界本体”，虽然这是一种“活动”意义上的本体性存在，而不是如同“物质与精神”“思维与存在”“主体与客体”那样的“实体”意义上的本体，但这并不妨碍该进路将“实践”置于相对于“理论”而言的逻辑优先地位。本体化的实践及其优先性的确立所产生的后果，具有革命性意义：

“实践是人的实践，把实践作为本体意味着世界的人化，从而意味着世界成了社会的世界。实践是一种不断生成着的活动，把实践作为本体意味着人自身及整个世界不具有任何永恒不变的本质，一切都将随实践而变化。无论社会性还是历史性，又都意味着具体性，从而使一切脱离特定社会历史境况的关于人和世界的理解不再具有合理性。应当说，这样的实践哲学对于笛卡儿二元论所衍生的两大哲学传统，包括抽象的客体主义传统和抽象的主体主义传统，都具有革命性意义” 。

这种意义之根本，在于实践既成为人类世界变化发展的力量，也成为哲学本身发展的力量——哲学也将随着社会性、历史性和具体性的实践之变迁而“起舞”。这自然意味着，“实践”成为“理论”的本体。

作为认识论的理论与实践，其提问方式以“如何认识”“认识的前提、本质、基础、过程、规律及标准何在”等为代表。这是对本体论或存在论提问方式的转换：从“认识‘理论与实践’是什么”到“如何认识‘理论与实践’”。当“理论”与“实践”并列在一起时，已经蕴含了两种认识论的思考路径：以理论的方式把握认识实践；或者，实践成为理论认识的“前提条件”、“基础构成”或者“衡量标准”。这两种路径看似一致，实则存有内在矛盾。这种矛盾性曾经被王南湜所揭示。他认为在当代中国流行多年的诸多著述（以哲学教科书为代表），习惯于把理论与实践归结于认识论领域的问题，形成了两种有代表性的观念：“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和“真理是对客观物质世界的正确反映”。在他看来：

“在西方哲学传统中，这两个方面是不能相统一的。正是传统的真理符合论不能提供如何确定思想与其对象符合的手段，才有了实用主义的真理即效用论。而所谓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无非也是说我们无法直接确定一种认识是否符合于其对象，而只能求助于实践的检验，只能以实践中的是否成功作为该项实践指导理论是否为真理性认识的唯一标准。但是，现在人们却在这两种不能相统一的真理理论之间强行建立了一种统一关系，即宣称实践中获得成功的理论即为正确反映了客观事物的真理。于是，实践中的成功便等同于对客观事物的正确反映，反过来说也一样。”

这构成了“实践成功”与“正确反映”等同性的内在难题。如此认识理论与实践的方式，结果是导向“理论与实践的高度合一”：

“在现实生活中还可能导致抹煞理论与实践各自的特性，将二者混淆起来，或者将理论直接导入实践，用抽象、一般的理论强行框架各各特殊的、活生生的实践，造成生活中种种不良甚至灾难性后果；或者以实践的方式从事理论活动，把实践中所必需的折中、含混、模糊带进对其避之唯恐不及的理论之中，使理论失去其确定性。”

这种矛盾是否有其合理性，在此暂存不论。至少说明，“理论与实践”在认识论意义上的考察有其独特价值，诸多观念都可以从认识论上找到其根源。我进一步关心的则是本体论和认识论的理解方式，能否实现理论意义上的和谐一致，在交融转化中推进对问题理解的深化。现在看来，虽然异常艰难，但并非不可能。

对于语言论意义上的理论与实践，“‘什么是’以及‘如何用’恰当的语言来表达”是其理解方式的紧要之处。所谓“恰当”，可以理解为“科学”“合理”，也可以理解为“匹配”，即“理论”与“实践”分别匹配于“理论语言”和“日常语言”。这似乎表明：“理论语言”无法表达实践，因为它是匹配于理论的语言方式。日常语言也难以展现理论的“风姿”，因为它来自生活实践，下里巴人的乡村俚语如何上得了阳春白雪的理论高台？但问题的实质却在于理论语言和实践语言在语义和语用上的差异：

“理论语言是一义的，而日常语言则是多义的；理论语言是普适的，而日常语言则是情景性的。在日常生活中，一个事物往往有多种性能、用途，而一旦进入理论之中，则立即被单一化。理论的开端是下定义，此即是使理论语言从日常语言中超拔出来，剥离出来，单义化。”

而这种单义性：

“可以说是从某一特定视角对一个具体事物的透视，是一种‘观点’的产物。这也就是说，理论活动必定是单一观点的，一贯立场的。而与之相对，日常语言则是多观点的，非一贯立场的。”

自20世纪以来语言分析哲学大行其道，至今依然是英美哲学的主流。但语言论意义上的理论与实践的探讨，并未深入，尚有较大的拓展空间，如两种语言方式能否以及如何实现双向“转化”，并使这种“语言意义上的转化”构成理论与实践关系的核心部分。这恰恰构成了本书试图进入的“林中空地”，它们之间的差异与转化，影响到了理论人与实践人之间双向转化过程中的沟通对话。

上述分析只是对理论与实践在哲学不同领域内的差异的初步认识，无非是借此显示问题所属的领地不同对问题的性质及解答的不同意义。

在本书中，作为问题的“理论与实践”，被进一步缩小并定位归属于三个领域：实践哲学 、教育学和“生命·实践”教育学 。这并非表明，其他领域与“理论与实践”无关，这纯粹是由本书的任务和使命而来的确定思考边界的产物。

之所以将如上三者作为讨论的边界，也是因为它们的历史和现实始终没有脱离“理论与实践”的问题，其发展源泉、发展动力和全部历程都与此有关，因而对该问题的特殊性质与意义有较充分的诠释。此外，还与笔者的学科身份有关。既然为以教育学为业，且尝试在“生命·实践”教育学路途中行走之人，虽然一直是实践哲学的爱好者和推崇者，但最终总需回到自己的家园，教育学才是属于“我”的“理论与实践”的“关系实践”之地。我更想以自身方式回答如下问题：“理论与实践”作为一个公共问题，之于教育学和“生命·实践”教育学，究竟有何理论意蕴？ q4iUo9S/7WQ7kyQTxVXPmFHeJxL42O26aTnshsRt8d5vMaFpyodPL9tQyoLGpz6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