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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传统的回归，是思想发展的必经途径。回归的方式多样：可以无条件尊奉；可以有选择承接并转化再造；也可以批判，把批判传统变成发展动力。马克思之后的实践哲学的发展，主要推动者是伽达默尔
，他的“理论与实践”之思，是在对以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为代表的古希腊传统的承接、对近代传统的批判中逐渐生成的，并为这一“老问题”的再思提供了“新解”、“新质”和“新传统”，这一新传统的核心将“解释学”、“现象学”与“实践哲学”加以融合和贯通，以方法论更新的方式，为“理论与实践”贡献了“解释学新传统”。
伽达默尔为何要回归？起因在于发现了“近代传统”的谬误与科学技术理性引发的社会危机。
“近代传统”是伽达默尔欲开创的“解释学传统”的相对之物，他以对这一传统的批判为起点，开启了新传统的再造之旅。
“近代传统”中对理论与实践关系的审视，基于理论哲学的思维方式，实质是：
“以抽象的认识为起点和中心，而原本丰富的实践被对象化，处于边缘的地位，成为理论乃至技术的应用环节。所以，在理论哲学中会有理论与实践的对立和对峙。”
这一思维方式引出的理论与实践关系，是前文所言的“应用与被应用”的关系，即将实践作为科学理论与技术技艺的应用。这种近代以来的理论哲学实践观，在使实践失去其本真丰富含义的同时，也使理论因脱离实践进而与实践对立，其内涵和地位随之发生变异：“理论这个概念，在我们时代也已变成某种完全不同的东西，失去了它的崇高的地位。”
造成这一状况的思想根源，与把探讨事物知识和内在结果的抽象的最高本质作为终极目的的笛卡儿哲学有关。伽达默尔认为，由此而产生的近代思维特征危害性地影响了直至现代哲学的思维方式，即海德格尔所言的：
“近代思想的基本过程是把世界征服为图画，因此‘世界观’就意味表述构筑的产物。在这种产物中人力争另一种地位，使得他能够成为提出所有在者标准并为它们提出主导原则的那种存在”
。
这种近代思维传统导致了“人类中心主义”，把人的科学技术理性与科学方法论置于世界之上，使之成为被膜拜的对象，反而压制了人类自身行为的自主选择性，失去了康德倡导的自主运用理性的热情和能力，转而交给科学理性和代表科学理性的权威、专家来处理，人不再承担起自己生活的责任，社会变成了过度依赖科学而人却失去了自己的社会。在伽达默尔看来，这便是存在于现代文明和人类实践生活中的最大问题，产生这一最大问题或导致这种混乱的“最后根据是实践概念的衰亡”
，这是他转向解释学和实践哲学，并使之融通的目的之一：消解科学与社会之间的紧张关系，并将实践哲学的理想内含于这种消解过程当中
，换言之，回归且重塑实践哲学的传统理想，是疗治近代思维之病症的药方。
伽达默尔的“理论与实践”之思，是一种回归之思，是一种对传统的回溯、追忆和再思。他念兹在兹的是回到苏格拉底、回到柏拉图
、回到亚里士多德，回到古希腊的实践哲学。
首先，回归“实践”的本义。
伽达默尔的“实践观”，源于他对近代以来理论与实践关系认知的反思。近现代人所谈论的实践，其意义仅仅是由理论和科学的应用决定的。当下急迫之处，是从这种“理论和科学”“理论与实践”相对立的思维框架中解脱，转归亚里士多德原本的实践概念。后者是伽达默尔实践观的源泉。他评价亚里士多德道：
“他把人的实践提到了一种独立的科学领域。‘实践’意味着全部实际的事物，以及一切人类的行为和人在世界中的自我设定；此外，属于实践的还有政治以及包括在政治中的立法。”
与亚里士多德一脉相承
，伽达默尔所主张的“实践”，不是一种基于专门能力的生产行为，而是一种伦理-政治行为或生存行为，它们需要根据实践理性的反思在具体生活实践中自我设定、自由选择。从外延上看，实践指向“最广泛意义上的生活”
，它包含了人类的全部实践生活领域，而不是某一特殊、具体对象。基于这种出于自我责任心的实践理性的哲学，才是真正的实践哲学，现代人类生活失去的恰恰就是“存在于理智的自我责任心”。从内涵上看，实践就“是一种生活方式，一种被某种方式所引导的生活”
。这是伽达默尔眼中的“实践”之本义，也是其最心仪的古希腊实践哲学传统。当然，他给予了解释学意义的诠释
。
伽达默尔把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以来的理论与实践原本共同具有的“生活方式”，重新确立为思考基点，一切都需回到“实际地被知觉到的、被经验到和可被经验到的世界”
，即生活世界，它是理论和实践得以发生的世界，是“直接给予的东西”，是一个“无限开放的、永远存在未知物的世界”，“我们整个实践生活是在这个世界上发生的”
。
回到生活世界，对于具有深厚现象学背景的伽达默尔而言，就是“回到实事本身”：
“追求一种不受任何前定的理论所限定的客观中性描述，追求一种原初经验直接被给予的前述自明性，是胡塞尔早期现象学还原、呼吁‘面对实事本身’和晚期返回生活世界理论的共同旨趣。”
其次，回归“善的目的”。
这是“实践”“实践哲学”何以需要存在的“意义问题”，也是与实践意蕴相联结的“内涵问题”。人类的生活方式多种多样，哪一种才是理想的生活方式？在古希腊实践哲学传统中，以自身为目的的“沉思”的生活方式是理想生活方式的代表，此为“善”，因此古希腊的实践哲学传统是一个尊崇善并以善为目的的传统。伽达默尔承接了这一传统，主张：
“亚里士多德对柏拉图‘一般理念’的批判，尤其是他证明了善与在行动时所需要的对善的认识具有相似的结构。”
他进而将“以善本身为目的的反思”作为实践哲学和自身解释学理论的主题。虽然实践哲学的运思对象和形式各异，但是无论哪一种形式都应以“自由”作为最高的原则，“自由的”就是“善的”。这种自由的原则就是亚里士多德传统中的“善的原则”。
最后，回归人的“存在”。
作为海德格尔的学生，伽达默尔实践哲学中的“海氏痕迹”显而易见
。其典型标记是把“存在”融入“理解”和“解释”之中，并将其置于人的存在形式和存在意义的背景之下
。
伽达默尔认为，人的存在与理解不可分割，存在意义在理解中敞开和显现，人的存在过程与理解过程是同一的。被视为人的基本存在经验的理解，本身就是“实践”，这种理解的实践不断生成，永远处于开放之中，它是人的具体存在活动的基本形式，构成了人的存在的基本经验，因此它具有了本体性意义。伽达默尔通过挖掘这种之前从未彰显的本体意义，并与“回到实事本身”和“生活世界”联系起来，在将解释学提升为哲学的同时，也使其成为一种实践哲学
。被纳入实践哲学领域的“理解”与“解释”显示出现象学式的追求：回到被概念、理论规定前的人的现实存在状态上来。与人当下的生活和具体的存在活动结合，与人的现实生存经验沟通，哲学解释学理论因此得以与人的生存实践联系起来。经由这样的联系，伽达默尔回到了“理论与实践”这一实践哲学的基源性问题：
“当从人的生存经验出发，将理解作为一种本体存在时，哲学解释学就包含了这样一种必然的逻辑：作为理论的理解与作为实践活动的理解是统一的，理论并不远离现实，更不排斥现实。”
“理论”与“实践”的各自存在，实际上都是以人的存在、人的现实生活为前提的，两者之本源是接近和统一的，“理论必须在实践的法庭上为自己辩护”
，理论也必须在实践中实现自身。
通过上述回归，伽达默尔确认了自身对亚里士多德理论与实践关系研究传统的承接与认同，这一传统的基本要义是理论与实践的融通，即“理论本身就是一种实践”
。
伽达默尔的回归，不是对亚里士多德的机械重复，不是鹦鹉学舌式的照搬套用，而是在回归中有所创造。创造的基本途径和方式，就是由他创制的“解释学”及其方法论，在方法论的意义上，将解释学的方法确立为研究理论与实践关系问题的基本方法，为该问题的思考植入了理解与实践的“新质”，引出了“解释学传统”。
与以往的“解释学”相比，伽达默尔的解释学有三个特性：
其一，把原先具有技术、技艺色彩的“解释学”提升为“哲学解释学”，并将其与实践哲学融通起来，以解释学的方式实现了实践哲学的复兴。
其二，为解释学赋予本体论性质。伽达默尔将意义的理解与解释视为人的一种广泛普遍的存在和生活方式——“正是事情本身的性质使理解运动成为广泛的和普遍的”
。
作为人的存在和生活方式，理解和解释问题自然而然也是人的行为意义和实践价值问题。因此，伽达默尔实现了解释学的本体论存在论转变，这一转变在坚持理解与人的具体存在活动的必然联系中，确立了解释学与实践哲学的紧密关系，为在理解解释学上建立起实践哲学奠定了基础。
其三，确认解释学理论存在与发展的目的的“实践性”，即指向对现代生活问题的反思透析。这与伽达默尔的个性风格有关。
“伽达默尔绝不是游离现实的‘书斋学者’，他始终根据自己敏锐的时代感觉和现实的（actual）问题意识，力图批判地诊断‘现代’，克服‘现代的危机’。他再次切入‘人是什么’这一根本问题，肯定人是‘历史的存在’，并企图通过彻底自觉这一问题展示新的人类形象。”
所谓“现代的危机”，来源于伽达默尔所看到的现代技术对现代生活的全面统治，实践与实践智慧的丧失已经从可能变为现实，伽达默尔就是要通过解释学在理解基础上重新建立起实践哲学，以此为人类的实践行为和生活奠定价值目标与理论基础
。
对伽达默尔而言，“关于实践的理论虽然是理论，而不是实践，但是关于实践的理论也不是一门‘技术’或一种使社会实践科学化的工作：这就是真理，面对现代的科学概念，捍卫这些真理乃是哲学解释学的一项最重要的任务”
。
伽达默尔对哲学解释学任务的定位，是从理论与实践关系的意义上展开的。除了在解释学的意义上重构古希腊哲学中追求理论与实践“相对统一”的传统之外，他还借助“理解”“解释”等解释学基本概念，在新的层面上赋予“应用”新的内涵
。
从“本文”的意义理解出发：
首先，“应用”是“理解”本身的一个要素。“理解总是包含对被理解的意义的应用”
。“理解的解释的问题与应用的问题密不可分地联系在一起”
。
其次，“应用”对“理解”具有特殊价值，它通过给“理解”赋予“目的”的方式使其具有合法性和普遍性。任何对“本文”意义的理解，目的无非是服务于人的真正存在与生活，没有“应用”，理解的合法性就失去了保障，其普遍性与意义也根本无法真正实现：
“应用就不仅仅是某种对‘理解’的‘应用’，它恰恰是理解本身的真正核心。”
“应用，正如理解和解释一样，同样是解释学过程的一个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与培根等近代传统中的“应用”不同，“应用”并非将“普遍”应用于“特殊”之中：
“应用绝不是把我们自身首先理解的某种所与的普遍东西事后应用于某个具体情况，而是那种对我们来说就是所与本文的普遍东西自身的实际理解。”
这是与“本文意义”和“人的存在意义”相联结的哲学解释学意义上的“应用”。这一应用内涵，既与近代传统有所切割，避免了理论与实践关系因为“应用”而变得庸俗化和狭隘化，同时，又与实践哲学的伟大传统有所接续，使解释学“从一个特殊的、狭窄的应用领域扩展到广阔的哲学研究领域”
。
这促使一直被局限且压制于近代传统中的“应用”得以解放，在回归亚里士多德实践哲学的过程中，又被置于解释学的世界中重新建构，这种创造性转换经由伽达默尔的解释学得以发生，成为“理论与实践”研究领域中的“新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