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的内容是自成系统的,但它所论述的问题与我最近在一本名为《图腾制度》(巴黎,法国大学出版社,1962)的书中比较仓促地概述的那些问题有着密切联系。我虽无意要求读者同时去参照那本书,但如能注意到这两本书之间的联系是适宜的,其实前一本书可以看成是后一本书的一种历史的、批评的导论。因此我认为在本书中没有必要再去回顾那些已经充分论述过的理论、定义和事实了。
然而读者在阅读本书时应当了解,我们料想他们已接受了前一本书中得出的有关图腾制度的否定性的结论;因为,在说明了为什么我们认为早先的人类学家们受到一种错误观念的蒙蔽之后,我们就该来探讨图腾制度的肯定性方面了。
我把M.梅罗—庞蒂的名字写于本书首页,而在本书最后一章中讨论萨特的一部著作,谁都不要因此就认为我有意要把他们两人对立起来。近年来,某些接近梅罗—庞蒂和我本人的人不难了解,我将本书奉献给他原是很自然的事,这本书是根据我在法兰西学院的一些讲稿随意扩充而成的。如果他还在世,这本书无论如何也会是我们两人之间继续讨论的成果,我们两人之间的相互讨论开始于1930年,当时西蒙·德·波瓦和我们俩在一起参加教学实习工作,那正是我们取得最后学位的前夕。死亡突然把他从我们身边夺去了,但这本书至少仍然可以奉献给长存于我们记忆中的他,以此来表示我的信赖、感激和友情。
如果说我感到有必要把我与萨特在有关人类学的哲学基础方面观点上的分歧论述一下,那只是在我反复阅读了萨特的那部著作后才决定这样做的。1960年至1961年期间我和我的高等研究院的学生们曾多次开会专门研究讨论了这部书。我希望,萨特首先会看到,尽管有不可避免的分歧,这些表现出我们深切关注之意的讨论仍然间接地表示了我们大家对他本人的尊重和崇敬。
我要对我的同事,高等研究院的研究主任雅克·贝尔丁先生表示诚挚的谢意,他曾在研究室里热心地为我绘制了几幅图表;
I.舍瓦和J.普伊翁的课堂笔记使我想起了早就遗忘了的一些即席发挥的内容;
E.H.雷玛夫人为我打录了手稿;
M.N.贝尔蒙帮助我收集文献并制作了参考书目和索引;
我的妻子帮助我重读了原稿并校改了清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