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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凡是合理的就是实在的,凡是实在的就是合理的”

黑格尔所谓“凡是合理的就是实在的,凡是实在的就是合理的”(“实在的”又可译作“现实的”)著名原理,是他的唯心主义的思维与存在同一说的一个重要内容,这里专门提出来谈一谈。

这个原理最初见于《法哲学原理》的《序言》,黑格尔提出这个原理原来是为当时的德国国家制度作辩护的。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中明白说道:国家“自身是一种理性的东西” 。又说:“国家应是一种合理性的表现,国家是精神为自己所创造的世界,因此,国家具有特定的、自在自为地存在的进程。……人们必须崇敬国家,把它看做地上的神物。” 显然,黑格尔在讲国家理论时提出“凡是合理的就是实在的,凡是实在的就是合理的”这一原理,其目的就是要从哲学上论证:现存的普鲁士王国的存在是必然的、实在的和合理的。恩格斯指出:“这显然是把现存的一切神圣化,是在哲学上替专制制度、替警察国家、替王室司法、替书报检查制度祝福。”

黑格尔在《小逻辑》再版时,曾补引了这个原理,他在《小逻辑》第6节和第142节中曾对这个原理的思想内容作了比较具体的解释和发挥。他强调指出,这个原理中所谓“实在”并不是指任何存在着的东西。“实在”不同于“飘忽即逝没有意义的现象” 或“偶然的存在” ,它是真实的东西,是必然的存在,是本质与现象、内与外的统一。 黑格尔说:“就存在的总体而论,一部分是现象,仅有一部分是实在。在日常生活中,任何幻想、错误、罪恶以及一切坏东西,与夫一切腐败幻灭的存在,虽常有人随便叫做实在,但是,即使在平常的感觉里,也会觉得一个偶然的存在,不配享受实在的美名。因为所谓偶然的存在,只是一个没有什么价值的、可能的存在,亦即是可有可无的东西。”

一般人之所以把实在和思想、概念对立起来,是因为他们把思想了解为单纯主观的,把实在了解为偶然的存在,或者用黑格尔自己的话来说,是因为他们“一方面认为思想与主观观念、计划、意向等同义,另一方面又认为实在与外在的感官存在同义”

黑格尔认为,只因为“实在”是指真实的东西,而不是指偶然的存在或飘忽即逝的现象,所以才能说,凡是实在的就一定是合理的。黑格尔说:“就实在之有别于仅仅的现象而言,并就其本来为内外的统一而言,实在并不居于与理性对立的地位,而乃是彻头彻尾地合理的。任何不合理的事物,即因其不合理,便不得认作实在。” 例如我们平常说某人是一个真正的、实在的诗人,那就是因为他符合诗人的概念,“合乎”诗人之“理”。反之,对于一个不符合诗人的概念的人,我们便不能承认他是真正的、实在的诗人。 这个例子很清楚地说明了为什么“凡是实在的就是合理的”。

关于“凡是合理的就是实在的”,黑格尔也有自己的解释。黑格尔认为“概念”并不仅仅是主观的东西,它是客观事物的本质。一个仅仅存在于人的头脑中的主观观念,的确难以在实际中实现出来,但是,一个作为客观事物之本质的概念,则“不会薄弱无力到永远只是应当如此,而不是真实如此的程度” ,不会“薄弱无力以致它自身的实现和不实现,均须得依赖人的意愿” 。反之,它是“绝对能动并且绝对真实的”

黑格尔的这个原理尽管是唯心主义的,但也包含着合理的思想成分。因为按照这个原理,既然不是任何存在着的东西都是实在的,而只有真实的、必然的东西才是实在的,那么,当一件事物、一种政治制度失去了自己存在的必然性时,它也就不再是实在的,因而也就不再是合理的了。这样看来,黑格尔的这一原理本身就具有革命的辩证的因素。恩格斯指出:“根据黑格尔的意见,现实性决不是某种社会制度或政治制度在一切环境和一切时代所固有的属性。恰恰相反,罗马共和国是现实的,但是把它排斥掉的罗马帝国也是现实的。法国的君主制在1789年已经变得如此不现实,即如此丧失了任何必然性,如此不合理,以致必须由大革命(黑格尔谈论这次革命时总是兴高采烈的)来把它消灭掉。所以,在这里,君主制是不现实的,革命是现实的。同样,在发展的进程中,以前的一切现实的东西都会成为不现实的,都会丧失自己的必然性、自己存在的权利、自己的合理性;一种新的、富有生命力的现实的东西就会起来代替正在衰亡的现实的东西——如果旧的东西足够理智,不加抵抗即行死亡,那就和平地代替;如果旧的东西抵抗这种必然性,那就通过暴力来代替。这样一来,黑格尔的这个命题,由于黑格尔的辩证法本身,就转化为自己的反面:凡在人类历史领域中是现实的,随着时间的推移,都会成为不合理的,因而按其本性来说已经是不合理的,一开始就包含着不合理性;凡在人们头脑中是合理的,都注定要成为现实的,不管它和现存的、表面的现实多么矛盾。按照黑格尔的思维方法的一切规则,凡是现实的都是合理的这个命题,就变为另一个命题:凡是现存的,都是应当灭亡的。” “历史上依次更替的一切社会制度都只是人类社会由低级到高级的无穷发展进程中的一些暂时阶段。……这种辩证哲学推翻了一切关于最终的绝对真理和与之相应的人类绝对状态的想法。在它面前,不存在任何最终的、绝对的、神圣的东西;它指出所有一切事物的暂时性;在它面前,除了发生和消灭、无止境地由低级上升到高级的不断的过程,什么都不存在。”

19世纪初德国资产阶级激进民主派、杰出的诗人和政论家海涅,在1833年至1834年所写的《论德国宗教和哲学的历史》一书中,已经看到了康德、黑格尔等人的迂腐晦涩的言辞后面,隐藏着革命的思想。 关于这里所说的黑格尔的命题,海涅在1844年所写的《论述德国的书信》中,有这样一段话:“我有一天对于‘凡是现实的都是合理的’这句话感到不高兴时,他(指黑格尔——引者)怪笑了一笑,然后对我说:‘也可以这么说:凡是合理的必然都是现实的。’他连忙转过身来看看,马上也就放心了,因为只有亨利希·贝尔(黑格尔的朋友——引者)听到了这句话。只是在稍后我才懂得他这套话的意思。” 从海涅的这段话里,可以看到,黑格尔本人已经多少意识到这个哲学命题本身所包含的革命意义。但是,无论如何,黑格尔的原理中所包含的辩证思想毕竟是隐蔽的。“黑格尔并没有这样清楚地作出如上的阐述。这是他的方法必然要得出的结论,但是他本人从来没有这样明确地作出这个结论。原因很简单,因为他不得不去建立一个体系,而按照传统的要求,哲学体系是一定要以某种绝对真理来完成的。” L4Y1Q9CkCcsiJ7SkUY/iR3ep2UCuz2B0B43gMudaqAH8WRtcPQ3UtC9aquvImr8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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